《石城安顺》系《戴明贤集》第一卷，也是本套书的开启，主要是描述戴明贤孩童时期的所见所闻，以一个孩子的眼睛描绘出安顺这个小城中普通市民的动荡生活与世俗百态。本书并未大而化之地去写这个城市或者他的童年，而是具体到一个个的小人物小事件，将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具体而微地呈现着这座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

这种描写，让这座小城与人，散发出一种特有的韵味，凸显出它那种在充满动乱与战争的时代中异常坚韧的生命力量。而且，作者的这种庄严中带着诙谐，书卷气中带着俗语方言的笔调，让人物更加充满生气，他随手拈来的古语和家乡土话“磕头买来作揖卖”“一个和尚疯，一庙疯和尚”“一种生、百种死”在令人竟然这种民间智慧之余，更加具有一种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意义。

戴明贤，男，1935年生于贵州安顺。从事过编辑、记者、教师、编剧等职业。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作品有小说《九疑烟云》《花溅泪》，散文集《残荷》《戴明贤散文小说选》等。影视戏剧作品有《家祭》《夜郎新传》《捉鬼》《燕楼惊豹》等。同时从事书法篆刻，有《戴明贤书法篆刻集》《对山集•戴明贤卷》等出版。

石城浮世绘

马帮过街

街头练摊

小戏台，大戏台

影院风景

五官屯看地戏

金钟山“开堂”

父亲园子母亲“屋”

妇道人家

缙绅们

生意人

宗教徒

手艺人

郑家馆

独行厨

店员们

唬人的虎皮

女先生们

名师“龙虎豹”

下江人（上）

下江人（下）

歌声里的抗战

姐姐们唱的歌

华严洞躲警报

来了美国兵

岁时乡俗

方言土话

山民口味

手制玩具

流血故事

惊悚传闻

市井怪杰

七癖之凤

杂忆杂写

后记

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

钱理群

这本书写的“安顺”，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明贤先生更是“神交已久”而“一见如故”的朋友。但是，我要说，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认识明贤先生和他的家庭，真正走进这“城”与“人”的“心灵”深处，却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这也是我为之动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或许涉及更大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和明贤先生一起编选《贵州读本》时即已提出过：“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一个人的安顺》让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思考。我发现自己的一生竟是在不断的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极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本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作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又为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擀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时的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

真的，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当然是经过戴明贤先生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介绍），我们这些事后的研究者，就不会知道，更无法感受到，在这个边城的“孤独内向、整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小孩”的感觉里，（“惶惶然的战争恐怖”是与小城的永恒记忆—— “肃杀的寒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的，于是，留下的战争记忆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夭亡”。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更惊喜地发现了战争中五四新文化在这个边地小城的传播与影响，而我尤感兴趣的是这种传播的途径、方式，以及其精神内涵。

作者告诉我们，正是抗战时期大批涌入贵州的“难民”（因江南人数量多，热情活泼，容易造成鲜明的印象，当地人将他们统称为“下江人”）成了传播“新文化”的“使者”，就同明代的屯军带来中原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一样。作者因此说：“这是继明初屯军以后，安顺文化进程的第二个划时代转捩点，意义非常深远。”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影响首先是“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小城的传统生活方式”。“奇装异服、特殊口味之类犹在其次，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于是）路人就要公然作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呼哨。但下江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也就见惯不惊了。还形成了一个词叫‘吊膀子’。……此词大约也来自重庆人。”——此话不确：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杂文里就提到了上海滩上的“吊膀子”。“上海时髦”：现在深入到中国内地小城，当地青少年纷纷模仿，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也许是最根本的。

作者说安顺人与下江人因“国难”而结缘，这话说到了要害。下江人最让人同情与感动的，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凄楚”和“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之情。作者说：“实际‘下江人’就是‘异乡人’，就是‘流亡者’，有着浓烈的沦落、苍凉、同仇敌忾的涵义。”或许“我”这个从未走出石城一步的小孩，第一次从下江人，还有因马帮运货与修建滇缅公路而路过的云南人这里，获得“国”的概念与远要扩大的“家”的概念。“我这个生活在白日梦里的小孩”，还“用想象恣意描绘它们的模样，想象自己在其中徜徉”，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延伸到了江南、云南：“江南带给我那么多凄婉怅惘、低回不尽的思乡歌曲”，“云南乃成了我童年幻想的源头之一”。全新的“大地域”即“国家意识”就这样充满诗意地萌生在中国边地小城年轻一代的心中。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下江人还带来了许多“新玩意”：“师范教育、职业大学、话剧、音乐会、画展”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影、戏剧和唱歌。作者甚至说：“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是与歌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一回事。”这乍一看，有些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却是事有必然：抗战要求着也必然带来新教育的普及与新文艺的普及。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教科书（包括我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都会提到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文人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以及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戏剧宣传队，走向全国穷乡僻壤，宣传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那时，由作曲家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后来还有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就来到了安顺；几乎同时，著名的中学教育专家曹刍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将江苏镇江师范内迁，在安顺创办了黔江中学。于是，安顺就有了“新文化”（新教育、新文艺）的中心。正是这中心传出的“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脚步连着脚步，臂膀抗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的歌声，震撼着山城，打破了古老的平静，封闭沉寂的心灵也被唤醒。《雷雨》《日出》《家》《风雪夜归人》这些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中国现代音乐的杰作，就这样走进了中国边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了这一代人的神圣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这一切在明贤先生的笔下，并不是教科书式抽象的概括，全是鲜活而传神的细节。你看这街头小景：“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会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看那“影院风景”：“都是大城市过时已久的破旧拷贝，断头多，动不动就中断情景，改变画面。正在室里对坐，一眨眼到了海边打斗。有时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了，几秒钟后开始变形解体，见多识广的看客就大喊：片子烧了！片子烧了！交代情节传达对话的……字幕一出，观众们就出声朗读，场内一片嗡嗡声浪……”读着这样的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依稀进入历史现场，这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战争就是这样极大地开拓了夜郎之国古朴之民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想象。于是“小城出现美国大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意儿：吉普车、短夹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洋人来了，西餐馆也应运而生；单是那“招牌”：“国际饭店”就足以让喜欢品头评足的民间评论家琢磨半天。而那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穿街而过的“壮观”，更引发了民间笑话的创造：“说是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还了得！”的确，“美国大兵（只）是安顺历史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但马克思所说的最边远的地区也要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实实在在地开始了，而且不可逆转。

当然，“西方世界”打入中国内地的努力早就在悄悄进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这都不是不经意的“闲笔”。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作者特意刻画的小城里的“缙绅”、“生意人”和“名师”，这都是小城的上层人物，既是小城的“门面”，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决定着小城的命运。在明贤先生的描述中，他们无论当官、经商，还是教学，无一不是半新不旧，用作者的话说，他们“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同时也就承担着历史过渡的重任。像作者的“太老师”吴晓耕先生就是“学政法出身”，“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那么，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遂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其发源地——北京少数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传播、扩散。看似很慢——从五四到抗战，已有二三十年；意义却非同小可。我曾经说过：“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本书所描述的抗战时期来自安顺这样的中国内地和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本书所传递的这一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应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书，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石城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最后，我仍然忍不住要谈谈本书的文字。过去读明贤先生的文章，总要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所吸引。而现在他的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元气”，但仍不追求淋漓状态，而几近于“不放不收，亦放亦收，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境界。而经常引得我这个曾被安顺雨水浸泡过的外乡人莞尔一笑的，还有作者对安顺方言俗语不露痕迹的随意插入，如“玩嘴巴劲”“锅儿真是铁铸的”“看‘神仙过路’”“崽哟”之类，而有时随手拈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实话，如“大地方的人心不实”，也都十分传神，能写出一种民风民气。这实在是因为明贤先生把自己家乡的那方水土人情看熟了，琢磨透了，就达到了自如状态。读如此境界、状态中写出的文字，真是莫大的享受。而作者自觉的文体追求——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因此才有特意安排的《述异》篇）与渗透着文化人类学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一体，相信自会引起读书界与评论界的朋友的注意，就不多说了。

2004年4月6日凌晨写毕

1. 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书，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石城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钱理群

2. 他的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元气”，但仍不追求淋漓状态，而几近于“不放不收，亦放亦收，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境界。

读如此境界、状态中写出的文字，真是莫大的享受。而作者自觉的文体追求——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因此才有特意安排的《述异》篇）与渗透着文化人类学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一体，相信自会引起读书界与评论界的朋友的注意，就不多说了。

——钱理群

3. 我已久离了我的故乡，我看它，俨然和昨朝一样……

——屠格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