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人物》 “大时代一介书生的一笔记录”
《山水•人物》“是一个抗战后期在后方教书的人的作品，多少表达了一些当时这类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中有些是值得批评的，因为很可能是不健全的，但是我相信是诚实的，因之也值得作为将来有人想研究那一个时期这一类人的心理材料。”
历史延伸，运动频繁，板荡不已。这稿本压在费先生书架底下，一睡近四十年。其间，改造、院系调整、“三反”、“五反”、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反右”、“四清”、“社教”、“文革”……因系沉睡，毫发未伤。即便“文革”初期费先生家中群书、文稿被洗劫一空，《山水•人物》却在其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躲过风暴。
1978年，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那是怎样的情景？他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他为书作序，抚今追昔，借该文篇名发出一声沉重叹息：“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
★《花篮瑶社会组织》 “该书之成，有血与命的代价”
一场变故，费先生又要面对怎样惨痛的现实？无从面对，故致殉节。殉节不果，痛上添痛。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费先生回顾一己殇恸，表达远大寄托。
“本来，任何事业不能不以勇敢者的生命来作基础的，传说烧一座磁窑，也得抛一个小孩在里面。我妻的死，在我私人的立场之外来看，并不能作为一件太悲惨的事。人孰无死，尼采所谓，只怕死不以其时。同惠可以无愧此一生，我只是羡慕她。”“我在此也得附带声明，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在一生文章的破题之初，费先生已把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和王同惠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要寻求的，他把两次学术生命叠加起来去研究的，归根结底，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
★《乡土中国》 “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我们看到《乡土中国》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长卷，中国笔法，散点透视，工笔兼写意。作者驾轻就熟，顺手拈来百姓生活场景乃至细节，让深入的理论和学术思考接通读者的日常经验和感受——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加入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先生时常引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事实，同他更为熟悉的中国乡土社会两相对比，力求更清晰地衬托出中国社会的乡土特质。他还不时把话题引向很多不识字却也熟知的文化传统，在孔子的遗训、孟子的主张、老子的理想和乡土社会之间，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关系。
★《乡土重建》“天！这本初版于近七十年前的书，居然在讨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那时内战正凶，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大陆读者的趣味和关怀。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种“替易”，既能带来进步，也须付出代价。他在1948年初版的《乡土重建》一书，有相当篇幅讨论了当时初现的社会代价。
★《初访美国》 “东西的日夜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
“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的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位置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美国人的性格》 “学以致用”，“用”在何处？曰：为他人提供标本。
1947年夏天里的费先生，笔下书写着美国人的性格，心里想着中国的战事。他把问题写入《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后记”——“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紧要关头把我们的船触礁在混乱的水里”？费先生认为，本有可能避免的内战，终于没有避免，其中原因足以令人深思。不能说是中国人命运不好，或是偶然被一辈群魔所害，而是“我们积累下的文化和这个现代国际局面发生了冲突”。由此出发，费先生提出了一个到今天都一点也不过时的课题——“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一次。”这段话写于1947年7月11日，迄今七十年，“全盘清理”似仍待时日。
★《我这一年》“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起伏动荡，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其早年心志一以贯之，直达生命终点；其文风却在中年时期发生明显变化，标志性著述是《我这一年》。《我这一年》一文中，“知识分子”一词先后出现十四次，其中十二次属于贬意或否定性表述，两次勉强属于中性概念。费先生自知属于这个群体。1949新政之后，对这个群体要做强力改造。对改造，费先生表示认同，“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