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的态度”
——关于诗歌、娱乐及其他
一
1933年10月，湘人沈从文写下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这真是一篇奇文，沈从文说：“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如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分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得注意。”一个“文雅庄严的题目”，沈从文却选择了“身边的俗例”来示范，何以如此呢？沈从文要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也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这样的人被目为“怪人”，沈从文却并不这么看，“这个大司务明白他分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
不以俗人老景为怪，沈从文倒是认为一些“现存的文学家”“太古怪”——“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分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因历史相沿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诚，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需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辉”——那些想“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想“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的文学者，应该“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而成绩的基础“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呆气的性格上”。
重提沈从文这样一篇并没有多少深言奥义的文章，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对于一位文学者而言，葆有一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呆气的性格”始终是一种美德。将它置于今日盛行的“诗歌与娱乐”这一话题之下，也是别有一番意义。
二
将“诗歌”与“娱乐”统摄到一个话题之下，是就当下游戏、废话与娱乐情绪在诗歌中不断蔓延这一情形而言的，这种情绪包括日常化、口语化、戏谑化等等。同时，此一话题也可说是针对现时代一般读者基于一些热闹一时的“××体”而产生的对于诗歌的诸多看法而言的。
在现时代，“诗歌与娱乐”一类话题首先可说是一个陷阱，“诗歌”与“娱乐”早已分处世界的两极：一极是寂寥的，虽然不时也会有论争，看起来不过是门内的热闹；一极却着实是热闹，一幅非“娱乐至死”不可的架势。谈论“人民到底需不需要诗歌”或者诗歌到底会不会被娱乐所湮没，该不该具有娱乐的功能——哪怕仅仅是几个娱乐的因子，这多半会遭遇鬼打墙——最终不过是又一次沦为一场诗歌界内部人士的纷争。
不过，但凡纷争，总会有或显或微的价值。历史学家早就说过了：伪材料也有真价值。套用一下：伪争论与伪问题也会有真的价值。所以，尽管纷繁芜杂，我仍愿意将近年来关于诗歌娱乐化的热闹纷争局面视为一个积极的事件。
诗歌娱乐化首先意味着一种释放——说得庄严一点，是心灵的释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太多非诗的因素——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因素——黏附于汉语诗歌躯体之上，汉语诗歌的面孔变得严肃，甚至可憎——诗歌成为了心灵的重负。这一面孔倒也并非为当代汉语诗歌所独享，而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中国文学的一帧侧影。
1980年代中段以来，“日常主义”、“口语化”、“废话体”等写作态势开始成为诗歌界的一股潮流。这一态势显然和某种积极的诗学冲动有关，包含了某种改变诗歌写作局面的抱负，但之后的发展情势表明，其生长空间虽然在逐渐廓大，但始终受到主流批评的挤压。世纪之交，在为《于坚的诗》所写的《后记》之中，已有20余年写作历史的于坚仍在感慨自己的写作“一直被‘高雅的诗歌美学’视为非诗”，不过他又以一种决绝的语气说：“我一意孤行，从未对我的写作立场稍事修正。我以为，应该是时代向诗人脱帽致敬，而不是相反。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尊重和崇拜诗歌的原因，在任何方面，我都可能是一个容易媚俗或妥协的人，惟有诗歌，令我的舌头成为我生命中唯一不妥协的部分。”
循着这样的线索来看，近年来娱乐或游戏情绪在诗歌写作中的蔓延其实可谓一个合理的发展结果，而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风潮。诗歌被戴上了一张极其轻松的、戏谑的面具，部分写作者对于现存诗歌秩序的不满，以及对于轻松的心理诉求被成倍地放大——由于这一诉求顺应了当下社会愈演愈烈的娱乐化潮流，同时又借助网络这一巨大核能的推波助澜，它最终演化成了一出又一出狂欢的闹剧。
三
但是，略加辩驳即可发现，近年来兴起的“××体”诗歌之中娱乐情绪的蔓延虽然暗合了1980年代中段以来汉语诗歌发展的某种内在线索，其发生发展却是夹杂了太多非诗的因素。比如“羊羔体”事件之中，非常纠结的话题应该是政治权力与文学评奖机制之间的暧昧关联，此一事件之中有两个节点：一是，倘若它的作者没有获得鲁迅文学奖、且身份不是某市纪委书记，社会反响显然不会如此之剧烈。二是，在所有的或者就是同期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几位诗人作品之中，这位作者的诗歌未必就是最糟糕的，但一般读者显然不会去追究了。
而从写作者的角度看，这也往往并非一种“诚实的态度”使然——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诗学意识。据说，“梨花体”事件之中，那些几乎完全口语化的、轻松的诗歌不过是在偶然之间写下的，当初并不打算面世，算是随手写写玩的涂鸦之作，但几年之后，终究还是被好事者弄了出来。偶然性虽然并非作品好坏的判断准则，但随后当事人的辩解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写作行为的随意性，更是透现了当事人对于所谓“轻松”或“娱乐”的害怕与抵触心理：急于维护自己既有的“名诗人”形象，害怕读者的误解——至于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当事人正常生活、工作与情绪所发生的大波动，更是将当事人的恐惧心理显露无遗。整个事态由此充满了滑稽色彩——尽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事件即凭借网络的巨大核能而呈燎原之势，但受制于舆论的当事人对于自我写作显然缺乏一种必要的担当精神——由于无法承负压力的当事人已抽身而去，归根结底，无论声讨与辩护，还是一般性的喧哗与观望，其行为多少都带有假想的色彩——群起而攻之的更像是一个假想敌。
所谓“假想敌”，粗略地说，包括诗歌的语言方式，诗歌与日常生活、与大众的关系，诗歌的性质与功能等等因素。这些宏大话题由来已久，其中的主要部分其实也可说是对于1930-40年代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问题回应；即便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所谓“梨花体”诗歌也并非新现象，20余年来，无论是口语化方式、戏谑化程度还是废话体呈现方式，超过“梨花体”的汉语诗歌比比皆是，最近一个例子则是“乌青体”——相比之下，被称之为“先锋诗人”的乌青似乎受各种势力的裹挟相对较小。被称之为“乌青体”的《对白云的礼赞》其实10余年前早已刊登在《芙蓉》一类大型文学刊物之上——我现在依稀记得，大概在这个作品刊出一两年之后，我曾在一次小型沙龙上，听《芙蓉》的一位编辑以一种兴奋的语气谈及这个作品，当时自然也没有料到会有今日之局势。不过，《对白云的礼赞》怎么说都不是一首好诗，它呈现了一种观念，充其量如“梨花教主”所称，蕴涵了对于宏大叙事、过度修辞的颠覆但其效果，与当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尚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但一类惯常的诗歌写作行为引发了纷争的局势，并将较长一段时间之内相关的诗歌问题成倍地放大，还是可见“假想敌”的强大——可见当下诗歌语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也使得整个事件最终超越了个人写作行为而获得了严肃的诗学意义——不仅成为了当下诗歌写作的某种风向牌，而且，往一个更深层面来说，它也表明当下诗歌的发展其实有着某种自我更新或者自我反省的机制：诗歌作品那么多，何以一般读者偏偏会对这些诗歌感兴趣？一般读者观念中的诗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与之相应的，长期以来，新诗写作、新诗研究所塑造的诗歌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诗歌教育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换言之，从胡适的《两个蝴蝶》以降，非诗（对于诗歌的指责）的势力一直就存在，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话语重心不同而已，在相当程度上，非诗势力早已构成了新诗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新诗发生以来非诗势力的梳理势必将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新诗经验——这种宏大叙事自然并非本文所能涵括的，但从此一视域来看，近年来所出现的“××体”诗歌闹剧固然加深了一般读者对于当下诗歌的误解，却也是暴露了诗歌写作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尽管已有并不算短暂的发展历程，“新诗”之观念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的确立。
四
如上所述，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诗歌与娱乐一类话题本身目前虽然停留于一种非常浮浅的层面，诗人的身份与态度、诗歌的娱乐面目依然暧昧不清，但我还是乐于谈及这类现象——也乐于表达一种对于更为丰赡的诗歌局面的渴望：在多重诗歌格局之中——特别是在严肃、宏大为主导的诗歌局面之中，也有那么一种轻逸的诗歌，或如“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的卡尔维诺所称：
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表明许多人认定的时代活力——喧嚣、攻击、纠缠不休和大喊大叫——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恰如一个堆满锈迹斑斑破旧汽车的坟场。
口语、废话、日常化、娱乐，这与卡尔维诺所谓“轻逸”自然并非同一概念，但也大致可以构成对于沉重、严肃的写作的反拨，对于一种轻逸的诗歌风格的呈现。前面已经提到，《对白云的礼赞》从观念或者文化层面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还不妨积极地看待此事，但从当下盛行这类“××体”诗歌所暴露的诸种问题来看，诗歌如何以一种更为轻盈的方式来摹写生命，进而更为广泛地覆盖生活，而不仅仅是对于娱乐新闻、黄色段子、日常废话的拙劣模仿与简单挪用，乃是摆在当下的写作者面前的一个艰难的、无法回避的诗学命题。这种写作大抵如卡尔维诺所称，要的是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而不是“轻举妄动的那种轻”。
如何实现自然有待于写作实践的磨砺，写得多与少，写得快与慢自然都不是衡量准则，但在当下这样的写作风气之中，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少和慢（相比于过去几十年的写作者，这个时代的诗人们实际上已经写得够多、够快的了），还是愿意重提沈从文当年对于“文学者的态度”的强调：俗人有俗人的本分，完成分内的事，不受他人意志支配，这意味着对于自我责任的担当。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是一种本分，不受“历史相沿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不受“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勇敢地、执著地担当起自我写作乃是分内之事。附带说一点：沈从文将“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与“文雅庄严的题目”贯联起来，其实也内蕴了将写作这样“文雅庄严”的事业与生活（“身边”）等齐的视角，俗人的事业并不比写作者卑贱，写作也并不比生活更高尚。这既是沈从文的作品充满魅力的秘诀所在，对于当下的写作者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