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 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 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 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 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参见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323。 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上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锲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 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 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