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海关洋员传记丛书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

序言/前言/后记

总序：海关洋员的生活志与第二代海关史研究

滨下武志

海关洋员的生活志

《海关洋员传记丛书》将海外出版的关于海关洋员的书籍集中译介给中国读者，包括洋员自传，洋员妻子、后人撰写的亲人回忆录和学者撰写的传记。这套丛书的特色在于，第一，从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集中介绍海关洋员的个人历史，有别于以往的制度史、贸易史和经济史研究。第二，从近代人物史研究的角度看，除了海关洋员在中国的经历，还涉及洋员父母、家庭的历史背景和本人青年时代的历史，将海关洋员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跨国职业生涯和故乡的地方性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这些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关工作之前，大多有船员和海军等海洋性跨国职业经历，也有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背景，最终作为海关洋员，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第三，从史料价值来看，除了公开出版的海关资料，本丛书广泛使用了传记、自传、旅行记录、日记、信函、照片和口述访谈等私人历史资料。已经出版关于海关洋员个人的传记、日记、信函有：《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赫德爵士传》《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青龙过眼》《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等。

从个人的研究兴趣出发，我认为这套丛书的特色是揭示海关官员活动的地方性与日常性，从个人化的视角透视海关文化；进而透过海关文化，看清清末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文化潮流，更加深入地理解多样性的海关历史，包括全球性的时代变化。总的来说，本丛书涉及六个既往关注不多的领域：1)英国和英国以外的海关洋员的人物史；2)围绕海关的社会文化生态；3)海关洋员的家庭生活；4)作为汉学家的海关洋员；5)洋员在海关以外的文化与学术活动；6)人物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从1858年开始，中国海关(又称洋关，旧海关)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因为茶叶、生丝出口的增加，需要新的贸易管理机构。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贸管理的新机构——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海关在课税/纳税这个主要功能之外，还承担了新式教育、海事、邮政等职责，成为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在清朝覆灭之前的50多年里，海关的行政架构大致如下：

一、中央：总税务司署。

二、征税部门：各通商口岸海关。包括内班、外班、海班，以及医疗检疫人员。

三、教育部门：同文馆、税务专科学堂。

四、海事部门：营造处、理船处、灯塔处。

五、邮政部门：邮政总部、各地邮局。

20世纪初，海关各部门在职洋员人数约1500人，50年累计洋员人数近万人。职业涉及估税、统计、会计、文秘、翻译、绘图、印刷、验货、医学、检疫、教育、船只驾驶、水手、航道勘测、水文测量、工程建筑、设备营造、灯塔值事和邮件递送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欧美各国的专业、专职、技术性、实务性、有语言能力、有体力的人才。实际上，中国近代海关的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大事业。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整理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展示了海关的工作成就。

一直以来，海关洋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赫德等总税务司为主的最高级官员。可是，从人数来看，洋员绝大部分是地方海关每天在现场从事关务的中级和下级关员们，他们的特征是，不管外国关员或者中国关员，不少人有国际性的船员经验。例如回忆录《青龙过眼》(Through the Dragon’s Eyes)的作者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是苏格兰裔美国人，青年时代有长期的航海船员经历，1879年来到中国，先后加入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1886年加入海关，1906年又转到邮政部门，1929年退休后，仍在中国生活。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人戴乐尔(海关登记名戴理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他撰写了《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尔回忆录》(Pulling Strings in China)。戴理尔1889年参加海关内班工作，在上海的江海关担任巡工司，同时受雇于北洋水师，经历过甲午战争，直到1920年从海关退休。他的青年时代也有过全球性的船员经历。戴理尔的祖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留给他父亲相当可观的家产。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区牧师。戴理尔认为，“我在中国找到了自己——在事实上——那么中国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于是我向罗伯特•赫德爵士申请，在他那里寻求一个内班人员的职位。他回复我说，可以在他的一艘税务巡船上给予我一个职位”。

有时，父辈的海上经历也会影响洋员的任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洋员们的父辈已经保有对中国和东亚世界的关心，访问亚洲，从事传教、商贸和水手等工作。有时候，他们带孩子们一起来亚洲。父辈的经验和影响，使孩子们继承了对中国和亚洲的关心，在结束教育后到亚洲寻找适合的工作，从而进入中国海关。当然，进入海关，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海关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32—1898)的父亲李太郭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传教士，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以语言和翻译能力著称的海关洋员邓罗(C. H. Brewitt-Taylor，1857—1938，本丛书有他的传记)，父亲曾经是海岸护卫队的水手。

这些在海关现场天天工作的人们，往往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从社会文化活动的侧面看，他们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到中国之前的时间，一般看来他们都经历过全球性的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以船员和水手为职业，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不同海域寻找工作，或者加入海军，跨海训练。第二阶段是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时期，在海关工作以外，下班以后或者休假时期，仍保有个人的兴趣活动和社交生活。第三阶段是从海关职位退休之后，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关心，他们留在中国深化在职期间保留的学术和文化生活；或者，退休以后回到本国，继续关注中国动态，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

最近的海关史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取向，关注洋员跨文化的个人际遇，关注洋员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成就。像加州大学的佩里•安德森教授(Perry Anderson)和康奈尔大学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Benedict Anderson，2015年逝世)，他们是蒙自海关税务司安德森(J. C. Anderson)的儿子。他们出生的地点是蒙自，曾表示希望访问父亲工作过的云南蒙自海关。老安德森1914—1940年一直在海关工作。佩里•安德森教授撰写了关于他们的父亲和他们孩提时代在云南的生活的著作。本丛书收入的海关洋员庆丕(Paul King)的个人回忆录亦属此类。

本丛书正是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描写海关洋员的工作经验和人物历史。丰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内容，使这套丛书在研究性和资料性方面都有独特的价值。

海关洋员与中国文化研究

1.海关洋员与亚洲文会

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严格管理下，根据不断下发的总税务司通令，每个职位的人员都严格遵守自己的职务和职责。下班回家以后，他们则属于自己的家庭，融入口岸当地的文化社会。他们常常自己学习中文和中国古典文化，深化和扩大对中国本地的文化环境和古典文献的理解，甚至把中国古典文献翻译为英文、法文或德文，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如海关英籍税务司包腊(Edward Charles Bowra，本丛书有包腊父子的传记)，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回。前述英籍洋员邓罗，将整本《三国演义》译成英文出版。1874年加入海关的法国人帛黎(A. T. Piry)，后来担任邮政司(Postal Secretary，1904)和邮政总办(1910)。他把乾隆皇帝的《圣谕广训》翻译成法文。

海关洋员文化研究活动也令人瞩目。从1870年到1940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演讲者中，可以确认职业和职位者一共有1256人，具体人数是：牧师/教士318人，海关关员270人，领事等外交家234人，学者/出版/媒体等167人。虽然传教士人数最多，但是海关关员的人数处于第二位，而且演讲的内容一般不是与海关有关的题目，而是以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宗教、地理等社会文化内容为主。说明海关洋员里的知识分子的比率也比较高。

2.作为汉学家的海关洋员

海关洋员中有一些优秀甚至杰出的汉学家。德国人穆麟德就是其中之一(本丛书收入穆麟德夫人撰写的回忆录)。1877—1898年，他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四次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直隶的脊椎动物》(1877)，《中国的家法及与其他民族家法的比较》(1878)，《中国的方言》(1894—1895)，《比较语言学的缺点》(1898)。这些题目是博物学和社会/语言学有关的领域，与外交/海关等历史文化领域无关。

海关洋员成为汉学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德国人夏德(Frederic Hirth)，从1870年进入厦门海关开始，一直到1897年辞职。加入海关之前，夏德已经得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海关工作期间，他长期任职于总税务司署下面的造册处，1885年编辑出版了供新入职洋员学习中文的《新关文件录》。1909年，海关税务专科学堂的洋员校长邓罗将此书再次编辑出版。1902年，从海关辞职后的夏德应聘前往美国，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任中文讲座教授。夏德著述和编辑出版的汉学著作多达10余部，涉及音韵、字典、地形/地质、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以英文和德文出版。

在历史研究领域发挥力量的海关关员也不少。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70年代初同文馆教习、德国人方根拨(Johannes von Gumpach)，他研究出版了关于1868—1870年中国第一次访问西洋各国的外交使节团的著作：《蒲安臣使团》(The Burlinghame Mission；A political disclosure，supported by official documents mostly unpublished. 1872年在上海出版)。取得更为突出成就的是美国人马士(H. B. Morse)，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研究清朝对外关系的经典名著。研究中国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将马士视为精神上的父亲(年龄上可算祖父)，本丛书收入了费正清和司马富等人撰写的《马士传》，对马士的史学成就有详细的陈述。

海关文化研究的新资料

1.个人文件和图片

海关洋员的个人资料，包括书信、日记、回忆录、采访记录、剪报、夫人和亲戚的观察记录和照片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开始出版的海关洋员的孩子们的回忆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海关洋员在中国的活动，我们特别需要了解洋员以个人身份保留下的资料，这些资料有的仍保留在洋员后人手中，有的由洋员后人捐给欧美各国的大学或博物馆。寻找洋员后人，鼓励他们将家族收藏的资料捐献给大学研究机构，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正在推进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有些洋员后人已经利用这些私人材料出版了著作，本丛书收入的《赫德爵士传》(作者是赫德的侄女裴丽珠)、《金登干回忆录》(金登干长期担任海关伦敦办事处负责人，该办事处是海关全球化活动的代表机构，该回忆录由金登干之子撰写)和玛丽•蒂芬的《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

2.海关出版物中的“特种系列”和“杂项系列”

海关出版物中，有“特种系列”(II. Special series)和“杂项系列”(III. Miscellaneous series)两类，一共95(44＋51)种。其中有大量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报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值得更深入研究。下面出示几个例子，从标题即可看出其内容涉猎广泛。

①《海关医学报告》(Medical Report)，特种系列No.2，，1871—1911年，半年刊。

②《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特种系列No.6，1884年出版。

③ 《气象观察与东部海域风暴》(Instruction for making meteorological，observations，and law of storms in the eastern seas)，特种系列No.7，1887年出版。

④ 汉口和其他长江港口药材出口清单及药材估值税(List of Medicines exported from Hankow and Other Yangtze ports，and tariff of approximate values of Medicines，etc.)特种系列No. 8，1888和1909年两次出版。

⑤ 历次海关代表清政府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展品目录册。杂项系列，共11份。

本丛书与第二代海关史研究

近十几年以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海关史研究潮流，这些研究的特色是关注海关洋员的社会生活史。我们把新一代以海关洋员为主的研究称为第二代海关史研究。从学术资料的角度来看，日记、回忆录代表了私人文书的范畴。在海关史研究中，人物历史的研究一定有助于在更大层面上展开海关人事史的研究。海关洋员汉学家的中国古典研究，一定能开拓文化史和比较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海关出版物的特种系列和杂项系列，为这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对海关伦敦办事处各项职能的研究，有助于讨论海关的全球性活动与功能。从中国近代史角度来看，将全球史与地方史结合起来，是充分利用海关资料展开研究的新课题。

我相信，这套《海关洋员传记丛书》，涉及面非常广泛，不只历史，也涉及经济、外交、语言、文学、文化、汉学、日常生活研究等领域，它们可以把以前分开讨论的各个因素连在一起，构成一幅动态的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前言

王尔德(Oscar Wilde)1891年完成的剧作《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中有一句名言：“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现代读者也权当此话为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写照。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和女人分隔而居，按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里，就好像两个性别的人只存在于各自的世界，因此男女之间怎么可能产生友谊？而且整个社会都在睁大眼睛，寻找着两性之间出轨行为的蛛丝马迹，尤其盯紧女人的言行举止，即使是柏拉图式的情感也怎么能有存在的机会呢？毫无疑问，建立友谊等同于违背维多利亚时代繁杂正统的行为规范，女性当事人有可能因此身败名裂，而男人有时也难逃干系。这就是王尔德剧作的主题。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男女之间的亲密友情实则无伤大雅。

玛丽•蒂芬写作本书，利用了家族文件、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挖掘出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的精彩故事，以及她们与中国晚清重臣鹭宾•赫德的私人交情。我们也得以窥见其精彩纷呈、细致入微的外侨生活，看到那些行事大胆、心思缜密的女人，在远离家乡的异国追求梦想，挑战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观强加于她们的重重清规、条条羁绊。阅读本书的最大愉悦在于，它呈现给读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男女关系，有夫妻关系，也有情人关系，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朋友关系。本书的核心要旨是展现赫德与卡拉尔家族三代女性那种情深意切、割舍不断的深厚情谊。

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从经验中都明白其中代价。整个社会对男女之间的交情都要指指点点，不以为然。而他们却充满乐观，憧憬友谊的不断深化。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一生一世，地久天长。鹭宾•赫德是在中国有权有势的欧洲人，掌权长达40年之久。他的真知灼见带给他荣华富贵；对他的流言蜚语也使他饱受指责，蒙冤受辱。赫德与卡拉尔家女性的友情也使该家族时来运转。她们挺过飞短流长和道德中伤，赢得尊重，重拾体面人生。与此同时，卡拉尔家族女性对赫德也产生影响，只不过不那么显而易见而已。赫德坚信，中国强盛，以及中国与西方加强外交关系，对中国和西方都大有裨益。这些观念与当今世界许多政治家不谋而合，但在当时却褒贬不一。有人对他大肆攻讦，也有人真心赞誉。虽然他的事业自始至终紧张而忙碌，但他与女性知己的亲密友谊却给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受住中国政治风浪的冲击，顽强不懈，勇往直前。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一直支持出版本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当年，赫德在这所学校毕业时，其言其行并未显露出前途无量的征兆。但学校毅然决定推荐他入职驻华外交使团。这一决定使他摆脱错交的损友，告别放荡酗酒的生活，没有虚掷一年的研究生学习时光。不仅如此，赫德洗心革面，奋发向上，成为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他退休回乡之后，曾被任命为大学的名誉校长。希望本书能帮助那些不太了解赫德生平伟业的读者，给他们讲述这位北爱尔兰波塔当(Portadown)的儿子才华横溢，勇于奉献，且多愁善感，儿女情长的故事。本书带给读者的不是那些永载史册的丰功伟绩，而是赫德更加个性化的一面，尤其是他与女性挚友之间私人世界的点点滴滴。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亚洲历史学讲师

艾玛•赖兹(Emma Reisz)博士

精彩预览

我不再是一个中间人，在对垒双方之间躲来躲去。我现在可以立场鲜明，大胆明确，充满精力地工作了。

在这个“船将倾覆”的节骨眼儿上，我也不能弃“船”而逃，我们必须摆正船身，保住这条船的利益，也保住其他所有人的利益。

我就像一个演杂耍的艺人，站在五六张台子中间，每张台子上都有百十来只盘子，我要让这些盘子都旋转起来，不能倒下，不能碰到别的盘子，而且也不能让别人接手，因为我得控制局面，全盘负责。

我的权力更大了，可以在更大的领域里施展拳脚……似乎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点，整个国家十八个省份，尽人皆知，有目共睹，此乃天下至高荣耀，我的前程一片光明，无人可以企及……但是除了工作之外，我还有许多无法坦然面对的忧虑——这些幽灵会不时逡巡于我的生活之中。

——鹭宾•赫德

书摘：

主角与背景

“我们的船屋中了37发炮弹，其中一发六磅炮弹呼啸而过，只差两英寸就射中我妻子脑袋，离我小儿子也只差分毫。”查尔斯•巴克顿(Charles Buckton)这么写道。他是艾玛•斯普赖•爱德华兹的第二任丈夫。那么，一位来自德文郡的年轻女子怎么会在1854年12月29日出现在珠江边一条船屋里呢？他们当时正身处大清皇帝的炮艇与叛匪船只的激烈交战中。她后来又是如何与大清帝国海关总管赫德成为终生知己呢？

要想说清楚为什么艾玛会跑到一艘船屋上，经历敌对炮船那番枪林弹雨的交火，还需要介绍一点历史知识。自17世纪晚期，英国及其他国家商人便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贸易仅限于珠江上的广州这一个口岸。商人们都住在办事与居住合二为一的“商馆”里。他们被挡在城墙外面，不允许进城，只能通过专门的中国商人组织（“行”）进行贸易。就英国而言，最初的贸易全部由东印度公司独家垄断。他们也掌控着在印度的一大部分贸易。大型欧洲船只只能行驶到黄埔，距广州还有十英里水路。所有货物都在黄埔港进行转船，由小一些的船只迎来送往。

英国对从广州运来的茶叶需求量越来越大。到18世纪晚期，茶叶税已经占到英国全部税收的10%。但中国对英国货物的需求却极为有限。英国只能以黄金或白银来支付茶叶款。这时，在印度种植的鸦片在中国找到了销路。它最早是用来做医药药品的，但随着东印度公司将越来越多的鸦片运往中国以换取茶叶，鸦片渐渐成为消遣毒品。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贸易垄断地位，越来越多的商人投身到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行列中。中国政府是明令禁止鸦片进口的，但为各方利益，多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使鸦片贸易在沿海岛屿继续进行。中国政府最终出重拳，没收并销毁大量鸦片。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lmerston)对这一“收缴”行动进行了军事报复，引发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战败的中国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领事及商人永久居留，并由英国领事法庭审理英国公民中的不法之徒。他们还割让了荒凉的香港岛给英国。此外，根据最惠国条款，今后凡给予其他国家的特权待遇也一律给予英国。随后，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在他们的条约里效仿此举，以求利益均沾。另外，这两个国家还获得允许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权利。于是这个权利也自然适用于英国传教士。

在中国内部，清王朝正不断衰落，而它对于大多数中国汉人来说亦属于异族政权。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没有温饱。他们住的都是泥土或竹子搭成的屋子。法律和秩序每况愈下，濒于崩溃。原本自我管理的城镇和乡村再也无法得到军队的有效保护，失去往日的太平安宁。珠江上海盗猖獗，无法无天。19世纪50年代，各种不满现状的势力纷纷联手，尤其是穷苦南方人。他们来自广东省（省会为广州）和北面的江西省。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5年，其领导者宣扬人人平等的中国特色基督教。随着起义军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清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少。拿不到粮饷的清军部队只能靠抢劫、镇压和敲诈勒索维持生计。成千上万人死于战乱或事后被处决。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艾玛的最初感受。她从美国海军中尉詹姆斯•D.约翰斯顿(James D. Johnston) 的描述中看到自己新家的大致模样，他描述的是1860年从香港到广州的旅程。当她的船绕过好望角，历经三个月的风浪颠簸，进入珠江口时，满眼荒凉的石头山岗想必也令她满心欢喜。紧接着，她一定也看到了地势平坦的乡间，展现出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小小村庄坐落其间，不时还会见到矗立的玲珑宝塔。宽阔的河面上挤满大大小小的船只，这也许会让她想起家乡金斯布里奇的河口。但见多识广的巴克顿也许提醒过她，那些船舷上架着小炮的帆船上可能藏有一窝海盗。

约翰斯顿是这样描写黄埔的：

在船只停泊地附近有四处显眼的外国人居住区……紧挨着我们停船的地方有一片木屋，由插入齐膝深水中的木桩支撑。[他说这片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房屋构成“竹镇”。]数不清的舢板上都覆盖着竹席顶棚，船都拴在支撑木屋的柱子上。这是很多人赖以栖身的家。穿过这些丑陋无比，易传染疾病的住户区，有一小片砖瓦房，酷似破旧鸟笼，完全不像人类居所。它们一座挨一座，拥挤不堪，坐落在河岸旁，留下一条狭窄的小道。沿河一直走到头，可以看到几处建好的修船码头。这片位于长洲岛(Dane’s Island)上的地盘，我想就是黄埔港了。有两处石头砌成的码头，还算有点摸样，可以停泊最大吨位的船只。[巴克顿的船屋应该就在这里]。码头对面，黄埔另一处地势较低的岛上，还有一个居住区，被称为“新镇”(New town)，镇里有一些中国人商铺、水手客栈，以及外国货物市场。在此码头的后面，约3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修着围墙的小镇，如今叫做“黄埔古镇”[他后来又去探访过，惊异地发现那里修建的都是两层砖瓦房，还有两座古庙，街市景象繁华热闹，然而]我们看到不少女童在街上蹒跚而行，她们走路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痛。

艾玛是进入广州的第一批白人女性。

早年的赫德：

那时，整个爱尔兰都属于英国，所以赫德称自己为爱尔兰人、英国人，有时也叫英格兰人。1845—1849年，由于土豆歉收，爱尔兰爆发了可怕的大饥荒，形势极为严峻。然而当时一位旅行作家，亨利•D.英格里斯(Henry D. Inglis)却惊异地发现爱尔兰南北部已是迥然不同。北部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而且，他们许多人与苏格兰关系密切，这就使多劳多得、量入为出成为那里的主流道德观。赫德到晚年还在为曾经一度沉迷于小说，浪费时光而自责。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经济相比，北部的经济更具多样性，有许多小产业，麻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贝尔法斯特快速繁荣起来，城市里到处是工厂，几十座高耸的烟囱拔地而起。这里需要劳动力，工人薪水也比南部高得多。没人指望靠收房租和利息发大财，大多数人是靠辛勤劳动而丰衣足食的。英格里斯将南北部商人进行了一番对照。南方商人将挣到的利润挥霍于享受，而北部生意人“精心打理自己的生意，逐步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机勃勃的产业中。” 赫德的家乡渐渐富裕起来，全靠铁路、蒸汽机及工厂的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赫德后来将这一切视为中国摆脱贫穷与饥饿的必由之路。

他的母亲是个农家女儿，去最近的镇子利斯本往返步行16英里，对她只是家常便饭而已。从他在广州和上海写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不时提一两句关于傍晚散步或骑马的经历。晴朗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带给他巨大喜悦。

具有这种背景的人实在不像能够进入外交部门的人选。那时，这些职业都是专门留给上流社会子弟的，因为与上层人物或特殊利益有关系你才可能有机会升迁。不过，虽说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勤勉努力，还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赫德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1863年12月24日，也就是在他刚刚坐上中国大清帝国海关头把交椅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到：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有凭借任何提携，任何利益，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上学时我的目标就是做班级第一名；在大学时，我的目标也是争取第一；在中国，亦是如此……我的目标一直是不断学习，不管命运把我放在哪个部门，我都要让自己胜任一把手的工作。

女王学院的课程是按照苏格兰大学模式设置的，与牛津、剑桥相比，它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通识教育。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逻辑学及形而上学——即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等传统课程外，学院还开设现代文学、语言学、科学、自然地理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统计学）等课程。赫德得了两门课的金奖：一门是文学，另外一门是逻辑学及形而上学。其他科目也屡次获奖。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这让赫德对自由贸易及专业化的优势深信不疑。他对科学发展推动技术进步饶有兴趣。在贝尔法斯特为化学教授做助理的短暂时间里，他与詹姆斯•白莱喜(James Brazier)结为好友。赫德离开家乡，远赴中国后，他们还保持书信联系。白莱喜的三个儿子后来也加入了中国海关。

赫德于1853年春毕业，得到一等荣誉学位，并获得高级奖学金，进入为期一年的现代语言学及现代历史学的硕士课程学习。当时他尚未决定将来从事哪种职业。但1854年3月，外交部决定选派更多的见习通译去中国，以适应英国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并开出了200英镑的诱人年薪。他们责承爱尔兰四所女王学院各推荐一名有语言能力，但又要有超越语言能力的人选。贝尔法斯特学院从众多申请者中选择了赫德。1854年4月13日，他接受了正式聘任。他在途经开罗的航线上行驶七周，于7月到达香港。

在香港，赫德开始记日记。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他道出了此次仓促成行的原委：

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意义重大……坐在原始卫理公会小教堂，我想自己是多么渺小……听着厄威克博士(Dr. Urwick)关于中国的讲座……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亲身领略那个异域国度……不过，我交了损友……而且之所以接受这个聘任，第一个原因就是想逃离那个让我做出不端行为的地方，第二个原因是避免在法律和福音之间做出无奈选择。我就这样来到了中国！也许是我1853年5月的祈祷灵验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的造化。上帝将会保佑我！感谢上帝恩宠！阿门。

这一年，我对世界有了多方面的认识。年初时，我被引入歧途，陷入了我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与罪孽。与放荡女子交往，我变成了一个浪荡青年。习以为常的读书和申请工作都变得索然无味，难以忍受，令人厌恶。我深深沉醉在充满堕落快感的酒杯中。

他是被与他同住一套房子的斯旺顿(Swanton)兄弟俩拉上这条寻花问柳、放浪形骸之路的。哥哥叫威廉，“23岁，是个踏实稳重的人”。弟弟是赫德在都柏林上学时结识的朋友，现在可不是“等闲之辈了……我陪他去过一两次剧院，然后去台球馆。我无所不为，体验一切新奇事物，为的是扼杀良知，放纵自我，追求色欲”。

不出三个月，他就把金奖送进了当铺，以支付这种新奇生活。“但是，上帝决定惩罚我了……纵情声色的报应终于到来，我病倒了，卧床数周……就在这时，我得到消息，校务理事会一致推举了我。”

他的病基本痊愈，到伦敦接受了聘任。但从接受聘任到启程赴中国的四周时间里，他仍身体虚弱，感觉必须离开爱尔兰才行，“……也许一去不再回头……根本没来得及与一半的朋友和相识告别。”

星期日，他参加了多教派的主日礼拜，由新教传教士共同主持，不同教派共享，随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那位领事馆的牧师朋友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我跟他在一起轻松自在，不必担心受到他的指责。他包养了一个中国妻子（他这么称呼她，我们称她为他的情妇）。我也可以这样做呀，这太有诱惑力了。”随后他进行了大段反思，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凭我的薪水，我是娶不起英国妻子的：英国妻子到这里来也是个大“麻烦”——娇弱，多病，需要时刻关照，还得有医疗服务，雇各种婢仆，等等……而此地就有一些中国女孩，长相标致：花50—100元就能买下来，完全归你所有，每月花2—3元就可以养活了[他雇个厨师还得付4元呢]……我的处境难道不是很考验人吗？充满各种诱惑——而且还是最令人蠢蠢欲动、心猿意马的诱惑。……但如果我坚信那样做是错误的，而且，如果我对此有畏惧之心，就应该摒弃那种欲念，避免犯下罪孽而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折磨。

这种做法在当时司空见惯，要想摒弃并非易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欲望与良知的搏斗，充满对上帝的求助，还不时出现心灵获得一阵宁静的满足，那是因为他又想到上帝是爱他的。恐惧心理同样让他对这种唾手可得的草率性行为退避三舍，他心里明白，这会招来惩罚报应的。直到12月2日，他才又开始写日记：

过去两三天，发生了一件对我极其重要的事情！从去年1月底我得了那个病起，就一直盼望快快痊愈，现在看来，好像很快可以解放了。希望再过一周我会更健康：但愿到圣诞节时，我可以好好享用一大杯果子酒了……

在这个小小社区里，有两位传教士医生。他们可能建议他勿沾酒精，以加快康复疗程。我猜测，他得的很可能是性病。12月18日，密妥士举办了一个全部由男士参加的热闹晚宴。赫德第二天早上醒来，“头疼欲裂”。之前，他在日记里写好歌词，准备和着《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的曲子歌唱，现在却深感羞愧。

密妥士本人就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完全视自己的中国伴侣为妻子。他请这个年轻人做自己遗嘱执行人，准备将自己所有财产留给她。赫德对密妥士夫人始终彬彬有礼。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在密妥士举办的晚宴上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传教士们的生活则让赫德看到，一个妻子，不仅可以扮演迷人主妇的角色，还可以在丈夫的事业上助其一臂之力。赫德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被介绍给戴尔(Dyer)姐妹俩中的姐姐。她在一所为中国女童开办的教会学校里帮忙。她的妹妹玛利亚(Maria)则让赫德暗自心动，想入非非好几个月。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这样的：

我想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居然对戴尔小姐说，中国语言是一门很无聊的学问。她问我‘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我倒是觉得很有趣哦——至少，宁波方言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女士们都是聪明的好学生，能把方言讲得这么好。

传教士的妻子们不是充当教师，就是帮助做传教工作。在英国，赫德从没见过女士听课、做学生，也没见过已婚妇女走出家门，在外面从事专业工作。

深感孤独意味着赫德有可能开始琢磨婚姻大事。1854年12月8日，星期五，他回忆发生过的事情：

上星期二，我与高德(Goddard)夫人一起喝茶。她的大女儿是个妙龄少女，十四五岁的样子……在我与她道别时，感觉出她捏了捏我的手……这一捏差不多让我下了决心向高德夫人提两件事：[是现在娶她，还是以后娶她]……我太孤独了！我多么渴望去疼爱什么人，去呵护什么人……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爱我的伴侣呀。

在几次晚宴上，他费尽心机地坐在玛利亚•戴尔小姐身旁，但都没有成功，因为男主人们都明白，他娶不起妻子。有一次，他终于抓住机会，与她单独散步，却又紧张慌乱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

不过，他学会了与那些不能随便冒犯的已婚女士交朋友。12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坚决遏制了自己对倪维思夫人的非分之想：“假如——但是，不行！”1855年1月2日，他接受邀请，与这位迷人女士共进晚餐，谈天说地，心中无比坦荡。

1856年整个中国兵荒马乱，宁波一带也受到局势的影响。广州海盗向他们的鸦片贸易对手葡萄牙人展开报复行动，杀死多人。刚好到达这里的法国兵舰将海盗赶走，使得海盗的攻击没有殃及到其他外国人。那年，赫德也遭受了一场情感变故。

……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简直如同当头一棒——3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我也很快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某种意义上说。但马上又过量服用拜伦诗药，叹命运对我之严苛……终又沉沦放荡生活，每每想起此事，我就会自我鄙视……不过，我总算从那种泥潭中爬出来……

这是他结婚前几天写给未婚妻赫丝特•布雷登(Hester Bredon)的信。他并未告诉她自己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接下来幸存的赫德日记头几页就撕掉了。第一篇是1858年3月3日在广州记的。他于1858年初调去广州做二等通译。那时广州城刚被英法联军攻占，总督叶名琛也已被撤职。4月，赫德成为实际控制广州城的联军委员会的秘书兼翻译，年薪涨到1500英镑。他为三人委员会中最积极活跃的巴夏礼工作。

从新日记里，我们看到他改头换面，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是宁波那个赫德了。他仍定期去教堂礼拜，但也开始享受这里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驻广州的联军经常举办赛马、戏剧、玩纸牌等活动，而且常常有晚宴和郊游等安排。局势安定下来以后，他还跃马扬鞭在乡间奔驰。现在他有钱买马，雇马夫了。内心良知与欲念的搏斗也看不见了。

凯瑟琳•布鲁纳(Katherine Bruner)及同事认为，这种变化缘于帕特里奇船长的帮办为他找了一位广州姑娘。这个姑娘“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1857—1865几年间，她使他“浪漫逍遥，心醉神迷”，使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他的事业。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转变开始得还要早一些，始于他步步高升的时候。自从1855年4月1日温切斯特到来，他开始承担越来越重的职责。赫德这种人最重视有意义、有成就感的工作，最在意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别人认可。从1855年4月到7月，他的日记比早些时候更加简短，间隔更大了。1857年，他在宁波买下阿瑶，可能是因为担心“放荡生活”的种种危险，这时已经是他搬到帕特里奇大房子后至少一年半之后了。后来的资料显示，当年阿瑶大概16岁。她跟他到了广州。但是笔端流露出来的自信与快乐是从宁波日记中看到的，所以，很可能来源于升官晋级，而不是阿瑶的陪伴。况且，1858年时，他已经准备放弃这段私情了。

赫德事业起步

1859年，负责整个海关征税的户部大员忧心忡忡，他能够为北京的主子收到的税钞日益减少，从鸦片贸易上也很难挤出多少税银。（1858年鸦片贸易已经合法化，应缴关税为8%，而其他货物贸易则征收5%关税。）原先在上海任领事的阿礼国建议赫德效仿上海江海关的解决思路——雇用洋人监管海关。中国当局对此十分赞许，要求赫德在广东粤海关建立此套机制。李泰国此时正效力于中国政府，任海关总税务司，常驻上海。他也赞同这个提议。1859年6月，赫德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受聘于清政府，先是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后升为粤海关税务司。英国政府应允此事是因为它相信，这种新型海关运作机制可以带来有序贸易，符合英国人的利益。英国人此时认为，在保证公平、规范秩序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对各方都有益处。而中国贸易当时既不公平，也无良好秩序。一些不法商人，走私货物，进进出出；还有一些商人营私舞弊，贿赂关员，偷逃关税。加之海盗伺机偷袭，也造成巨大损失。建立高效、廉洁的海关就意味着可以向各方征收相同关税，一视同仁。所得税收可以用来维护海上和陆上贸易秩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支持下，新型海关运作机制被推广到各个通商口岸。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场混乱的大背景下。当时太平军起义正如火如荼，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最终导致清政府接受1860年《北京条约》。同时，1861年8月，清朝皇帝驾崩后，宫廷内部就谁来辅佐懿贵妃慈禧的幼子发生激烈争斗。最后慈禧成功夺权，被奉为皇太后，垂帘听政，从此执掌大清政权40多年。她保守固执，不喜变革，却也维系了大清朝的统治。恭（Gong，赫德日记里称“Kung”）亲王被任命为北京的总理衙门负责人，而总理衙门是中央政府首次设置的，直接掌管海关及对外关系事务的部门。以往这些权力均下放给驻广州的督抚，由督抚一手经办。此后多年里，赫德就是与这个部门打交道，与恭亲王合作。而在军事方面，李鸿章（赫德日记里称“Li Hung Chang”）已经认识到推动现代工业，以及加强训练提高军力的必要性。赫德与时任天津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都与李鸿章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总理衙门批准了早些时候任命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之事，但李泰国随即请了病假，而且，在尚未得到批复的情况下，于1861年3月径直扬帆远航，回英国老家去了。这正是李泰国目中无人、不懂礼数的典型作风，赫德在宁波时就发现他有这个毛病。其间，李泰国责承上海江海关的费士来(George H. Fitzroy)和广州粤海关的赫德共同代管整个海关事务。由于费士来不懂汉语，便由年纪较轻的赫德挑起重担。他北上京城，直接接受恭亲王指令。总理衙门大员一致认为赫德行事圆通，温良恭谦，解释贸易及税收运作机制时讲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比他那个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上司李泰国强多了。1861年6月，他在总理衙门停留，然后去天津，以及其他北方新开埠的口岸，推行实施新型海关制度。9月，他又回到北京。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卜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Bruce)，即额尔金爵士的弟弟，是这样向外交部报告的：

假如没有赫德先生出面，没有他对中国财政制度的充分了解……我想我在北京是无法制定出《北京条约》详细条款的，现在，我必须依靠他，以及他手下的欧洲职员，才能战胜那些无知且顽固的中国各省官吏。

12月23日，由于觉得荒废了光阴，以及其他诸事，赫德感到十分沮丧。但当他记录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心情便云开雾散。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事业有成，要归功于他年轻时塑造的勤奋敬业品格（前文已有引述）。然后他列出了作为总税务司要达到的工作目标。首要目标就是打造一支外籍海关队伍，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各关税务司及各项办公人员，并确保这些洋员各司其职，尽职尽责，不给商人们抱怨告状的理由。同时，通过增加贸易量来扩充大清政府的税收。赫德的第二、三、四、五目标均涉及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友善之情，寻找可以造福中国的西方文明产物，探索有益于中国变革的方式。目标七是资助传播福音这一高尚事业。目标六是：“我必须为我的下属在行为举止上树立良好榜样”。虽未明确所指，但在他心里，这一条意味着要设法摆脱情人，并戒除所有非法性关系，（但对年轻下属的此类行为，只要是在私下进行，他都保持宽容态度）。.

应对危机的第一个事例发生在1864年1—2月间。李鸿章任命戈登将军去统领一支由洋人军官指挥的、号称“常胜军”的雇佣兵部队。李鸿章希望借着这支队伍的支持，一举剿灭迁延已久的太平军叛乱。赫德在冰冷刺骨的沼泽地里苦苦找寻了三周，才找到戈登的藏身之地，并力劝他回心转意，重出江湖，继续率领“常胜军”作战。这时的戈登正憋着一肚子气，因为李鸿章明知戈登已经许诺了几个叛军首领只要投降就饶命，但还是杀害了这几名降将。赫德出面劝和自然有他的道理，他最终帮助李鸿章和戈登重归于好。剿灭太平军给中国国内带来一段太平时期。如果没有这种天下太平的局面，就不会有生意兴隆、贸易繁荣的景象。不过，他在4月的日记中也透露出他的烦恼。他纠结于是否应该支持这个清帝国政府，但最终还是认为，太平军的行为同样残暴，比清帝国政府好不了多少，他们只是不如自己的清朝主子更具组织能力罢了。他可能希望自己的建言献策会对清政府产生一些影响（他的第五个目标）。不过，这一事件让他更加明白，为什么李泰国和阿斯本那么不愿意把舰队指挥权拱手让给清政府。

赫德的感情生活

1864年7月23日，他庆幸自己对女性的遐想已经变得越发短暂，且不再那么痴迷了。但是很糟糕，8月6日，他又写到，“找个情人的诱惑太强了……除了迷恋女色，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更让我伤脑筋。不过，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碰过任何女人了”。

“一年多”说明他在1863年夏天与李泰国一起前往北京之前是与阿瑶在一起的，而身在北京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决定正式结束这段男女私情，打扫门户，为将来明媒正娶做好准备。大多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付一笔不大的费用，让孩子回到其母亲的大家庭中。显然，赫德认为，如果将孩子们留在中国，势必会给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带来尴尬。他承担了对自己这些“被监护人”的经济责任，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由于他们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他们不能算是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他的陪伴和亲情。他希望这些孩子在英国长大，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熟悉广东习俗的中间人，而这个人又不能是海关里的职员。整件事秘密完成，滴水不漏，甚至在日记中也只字未提此事。我认为，他当时想到了桑普森。赫德一直与他、他的妻子艾玛，以及可爱的女儿保持密切联系。1864年6月21日，他在北京的日记里提到过“可爱的小姑娘”寄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而他也于6月24日回复了她一封短信。

11月4日，赫德回到上海（之前成功抵御住邻家中国姑娘的诱惑），并且惊讶地发现外滩和外国人俱乐部用上了新煤气灯，灯光璀璨。12月9日，他启程前往香港。在途中，他写到坐蒸汽船只需69小时可抵达目的地。接着，他直奔广州。他提到曾数次访问广州，说明在1859—1861年那段未记日记的时间中，他与那里的外侨知识分子相当熟络。他们正努力了解中国文明。

1864年12月20日在广州期间，他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提到一位布雷登小姐(Miss Breadon)（原文如此），并且提到5000英镑的事（可能是他希望她能带来的财产数额）……对炉边厮守、共度快活时光的渴望不断增长，而对婚姻的期盼却在下降。”他对婚姻的期盼可能是在见到阿瑶后下降的，但很快又重新燃烧起来。1月10日，他已经在计划前往香港，准备在离开南方前将杂七杂八的事情做一个了结。下一篇日记记于1865年1月15日，显示他并未如愿以偿地与罗存德博士(Dr. Wilhelm Lobscheid)见面，“所以我只能在尚未了结最急于了结的事之前离开了”。桑普森与罗存德这位非同寻常的德国传教士非常熟悉，很可能建议赫德托他将孩子们带去英国。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赫德本打算借着1864年12月这次造访与阿瑶协商分手事宜，做最后告别，但他陷入了与当年詹•卡•威2号相同的境地，即他又让她怀上了孩子。他只好推迟了将孩子马上送走的计划。如前所述，赫德于1866年8月写给赫丝特•布雷登的信中说，“至少在过去两年里，我的生活是清清白白的，无可非议”。但这种说法很可能隐瞒了他与阿瑶的最后一次相见。

他也需要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往往可以理解他那些无法向男人们吐露的情感。在那个年月，男人都该“坚忍不拔，情感内敛”。按他的希望，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她应该能够理解和分享他对事业的投入，以及对中国的忠诚。与赫丝特的婚姻最初是幸福的。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写道：“没有人的妻子胜过我的爱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睦相处。同时，婚姻也确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工作。”虽然两人一开始还在努力寻求共同爱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不幸的端倪。1868年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6月21日，赫丝今天21岁了，刚刚看完《埃涅阿斯纪》(Aeneid)第一卷。”1870年11月16日，当时正在学习小提琴的赫德要求金登干找一些钢琴和小提琴的曲谱，以便夫妇两人可以共同演奏。毫无疑问，他很疼爱她，也钦佩她的勇气：1867年，她在生第一个孩子时，难产四天后才生下他们的儿子，但小生命随即夭折。这件事肯定让惊恐万状的丈夫想起宁波高夫夫人难产时的恐怖结果。1869年12月31日，他们的女儿艾薇(Evey)安全降临人世。接着，1873年7月，他的儿子布鲁斯(Bruce)也来到人间。不过，1874年7月19日的日记里有如下思考：“工作……是我的首要考虑，我不允许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的工作；我会不惜放弃一切。”

对一个以工作为首要职责的男人来说，只有当妻子视他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时，他们的婚姻才可能长长久久。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相知相伴、夫唱妇随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不过，他个人的忠诚天性，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决定了他视婚姻为一种“至死不渝”的承诺。

赫丝特确实令我们同情。除了看不惯赫德爱慕吉夫人和艾玛，北京的闭塞小圈子使她厌倦不堪，同丈夫交往的人与她在社交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障碍，也令她不胜其烦。另外，北京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必要设施（这里出行要坐大车，没有弹性十足的减震装置），让她受够了。可怜的她在生孩子时还经受了难产的折磨，她可能感受到，为人之母可谓付出巨大，得不偿失。这一切赫德大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871年9月1日，他对金登干说：

威妥玛夫人刚刚为我们的国王代表生下第三个儿子……而她嫁给他才三年三个月。在我看来，这样虐待一个女人很不公平……这意味着让一个弱女子经受太多痛苦，承担太多苦役和繁重家务，人应该——当然说起来很微妙——但我还是适可而止！

即使是在婚姻生活中，他显然也在尽力约束自己，不给妻子增加太多负担。

赫德刚刚年过四十，如同这个年龄的很多男人一样，已经开始回顾人生，检视自己是否实现了人生目标。不仅如此，7月2日的信显示，他不久前刚刚经历了双亲亡故的打击。年纪轻轻就有能力赡养父母让他无比自豪。如今他已经成为赫德家族的一家之长。父母在世时，阿尔斯特是父母的家，对他意义重大。而随着他们相继离去，这里就不再具有特殊意义。1866年他探亲休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而1878—1879年休假时，他只在那里短暂停留。他不仅失去了父母至亲，也失去了对那个“家”的眷恋之情。现在，中国成了他真正的家。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段历史也来敲门了。一封不期而至的信让他再次想起那个百般柔顺的中国伴侣阿瑶，以及与她生下的三个子女。“6月3日星期四。收到邮件……戴太太说她的受监护人都已经长大，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安置他们？”

3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赫丝、艾薇、布鲁斯，还有弗里达和多萝西亚(Dorthea)……一刻钟之前上路了。布鲁斯因为出门而兴高采烈，艾薇哭着找我，哭得几乎人都缩小了。赫丝也动情洒泪……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亲人都已离去。我们何时再相见？在中国？在家乡？此生还是来世？只有上帝才知道。一切皆为命中注定。如果此生无缘与爱过的人相聚……那么就与他们在天堂见面吧……

赫德的两难心境

赫德的郁郁寡欢不仅是由于家人不在身边，以及想到现实中妻子与心目中理想女性反差巨大，还因为他不确定，为中国效力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是否值得，这让他烦恼：

6月4日星期日。……我感觉多么懒散！我多么厌倦北京的生活——这种可怕的隔离生活！

总理衙门已经很久未派人来与我商讨威妥玛之事：是出于慎重，还是怀有戒心？……有时，我几乎要去对他们说“你们是想要我辞职吗？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后来我又想：不，如果等待的结果是去总理衙门进行毫无意义的谈话，那我高兴不起来，我忍耐到今天为的是有目的而去。我正在渐渐地——不，迅速地接近我的目标。难道我不能再多等一两年，直到胜利到来吗？噢，生命！噢，生命！噢，生命！你的价值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已经开始质疑我自己的价值。这种自我反省是一个好习惯吗？它带来沮丧、怀疑和恐惧：它让我们惶恐地盯着堕入深渊的危险——让我们关闭心灵，看不到仁慈的上帝早已在船底与海底之间留出未知的空间，让深沉的海水保护我们安渡险关！事实上，人人都会跟着传道者所云，“虚空的虚空，万事皆为虚空”。让我们把传道者的整句话听完吧：“让我们敬畏上帝，遵守他的戒律——因为这是人的全部天职！”是啊，我们也许会怀疑，我们也许会迷茫——我们也许会选择罪孽——如果我们变得绝望了——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结局。背离基督，我们将得不到真正安宁，因为只有基督徒才能获得永恒的、确定无疑的快乐。让我们的目光只投向一处——让我们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帝——让怀疑和恐惧消失，让魔鬼堕入深渊，无地自容。就我而言，我感到自己充满罪孽，头脑中尽是亵渎之念。与抵抗外在的罪恶相比，摒弃心中邪恶念头更加艰难！“上帝怜悯我这个有罪之人吧！”

赫德深知，中国统治层十分脆弱，不堪一击。1874年，慈禧太后的儿子，年轻的同治帝驾崩，慈禧正紧锣密鼓张罗另一位受她监管的皇帝登基。威妥玛咄咄逼人，态度强硬，恶化了双方的紧张关系，这使赫德更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在这种局面中，身为中国朝廷命官，他理应挺身而出，捍卫朝廷利益。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英国公民，一位英国前外交官，而眼下的局势有可能再次导致一场中英战争。赫德认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有利于中国，正像他在为总理衙门撰写的促进商贸发展报告中所说的，而且，他还希望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建立国家造币厂，建立全国邮政服务体系。（海关的内部邮件通过自己的信使传递，而且，通商口岸也设有寄送外国邮件的外国邮局。中国官府内部倒是有很好的快马驿递系统，但是普通老百姓只能到就近的镇子上，找民信局寄信）。赫德认为，（虽然一名派去调查的英国外交官已查明，云南（昆明）巡抚直接卷入了马嘉理谋杀案），但威妥玛要求把他押到北京受审未免太过分了。1876年6月27日，他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说：

再没有什么比他这个要求更让中国政府深恶痛绝的了……因为他的要求等于逼迫中国政府……对全中国百姓说……外国人士是值得尊敬的人……作为一个英国人，我会认为没有比这个要求更好的……但是，作为帝国海关总税务司，我知道中国无论如何不会如此就范。朝廷宁肯走向衰落，也不会束手就擒，乖乖屈服，除非开战……李鸿章[赫德认为他是中国方面最希望天下太平的人]是个主战派，瓦维瑟尔(Vavasseur)和克虏伯(Krupp)的好朋友，连他本人都知道，开战将会惨遭失败……’【而且，一旦失败，他就会名利不保】。

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埋头工作，心无旁骛。此时，他已经解决了忠义两难的内心矛盾，是效忠老上司威妥玛代表的英国，还是忠心于他效力的中国。1876年8月24日，他告诉金登干：

……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如此紧张焦灼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轻松安逸过。李大人按照我的建议，“握着极大的权限”来到这里面对威妥玛。我们[即赫德本人与李]做了所有能做到的事，就此了断了所有纠纷。[他列举了一些争论焦点的详细情况。]威妥玛的态度几乎引发一场战争……而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想要的是和平，所以……我们首先争取让他接受条件——从个人角度上讲，我希望他接受解决方案……遗憾的是，在许多事情上，威妥玛与我的关系早已今非昔比：他认为受到了冒犯，我们现在也只是见面点点头的交情了：我感到很遗憾……但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我不再是一个中间人，在对垒双方之间躲来躲去。我现在可以立场鲜明，大胆明确，充满精力地工作了。

杜德维是美籍税务司，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他。他写道：“我认为，历史将为赫德书写一笔。1876年，在马嘉理被谋杀后，中英对抗无法避免，他在最后关头帮助阻止了双方爆发战争。”令赫德乐于看到的是，两国的协议使得长江沿岸及南方地区又设立了新口岸，贸易得以扩展。但中国却不肯让步，拒绝建立国家造币厂和邮政体系，这又令他感到失望。他一直希望这两件事可以成为他苦心谋划的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邮政体系一直拖延到19世纪90年代才建立起来，而货币改革则拖延得更久。

1885年，赫德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巴夏礼突然病故。在3月30日巴夏礼的葬礼上，赫德被提议担任英国驻华公使。这个职位是所有加入领事行业的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且这一职位也将给他带来从男爵身份，并在英国享有崇高社会地位。赫德举棋不定，给妻子发了电报。妻子希望他接受这个提议。但他最终还是在夏天拒绝了这个提议。接下来几个月，他一直在反复琢磨，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

与此同时，他还在总理衙门的许可下，谋求解决与法国的争端。金登干被派往巴黎，亲自拜见茹费理，商讨一桩无足轻重的海关问题。其间，他把握机会，促成了中法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受到茹费理下台的牵连（随后中国军队在东京一场地面战斗中打败法军），也没有受到中国总理衙门迟疑不决的影响。1885年4月4日，两国在巴黎签订了议定书，这使法国派遣了一位新的公使到中国安排具体事宜。最终协议是在《李—福协定》的基础上确立的，于6月9日在天津由李鸿章和巴德诺(Jules Patenōtre)签订。

中国方面很快做出报答。1885年7月5日，赫德告诉金登干，皇上授予自己双龙二等第一宝星，相当于大使级的荣誉；金登干也获得二等第三宝星，贾雅格则获得三等第一宝星，相当于领事和上校级别荣誉。当时的勋章是按照欧洲模式，严格根据等级和职业授予的。一等勋章授予君王。在凯特姨妈参考的海关名录里，她发现贾雅格授勋日期与晋升副税务司的日期均为1885年9月3日。这说明，赫德晋升贾雅格的用意之一是让他具备被授予三等第一宝星勋章的资格。另一位英国人邓罗获得了三等二级勋章，相当于副领事头衔。他是由福州船政局大臣推荐的，因为他作为一位航海专业教授，在船政学堂辛勤耕耘五年，值得嘉奖。不过，同贾雅格、赫德和金登干一样，邓罗(Charles Brewitt-Taylor)在1884年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同样被中国人牢记心中。

结交女性朋友

赫德放弃了家庭生活，从而解决了家庭生活与工作的矛盾。他很高兴自己在工作上的付出得到英国的认可，这次，英国授予他一个爵位。（《烟台条约》签订之后他只获得大英帝国勋章(CMG)的头衔，一直让他感到委屈不平。）随着放弃家庭生活，他也放弃了性生活——他很明白，再找一个中国小妾，或建立中国家庭会带来诸多麻烦——所以，他的名字从未与绯闻沾边。他通过书信来往与赫丝特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而且一直想念着艾薇。

在这个阶段，赫德的主要需求是结交女性朋友——不分年少年长，只要她们理解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国的迷恋。在本书后半部分中，他与卡拉尔家几位女性关系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对年轻女性，他给与她们叔辈的关爱情感。按照我们这个性迷恋时代的标准，他的行为与众不同，但也绝非独一无二。女记者玛丽•西加特(Mary Sieghart)认为，老一辈的比尔•狄迪思(Bill Deedes) 也有相似癖好，总是将年轻女记者置于他的卵翼之下，而他的妻子则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不闻不问。她写道：“我崇拜他，但完全是以纯洁的方式。”我相信，我的姑祖母艾玛•卡拉尔，还有凯特姨妈，在与赫德的关系上也会说出如出一辙的话。

你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再也没法坐在我的肩膀上在花园里溜达了，而且，我得坐在一把高脚椅上，才能让你爬到我的膝盖上，或亲我一下——难道非要我蹬着梯子才能够到你的嘴唇吗？[像凯瑟琳的父亲一样，赫德的个子也不高。]时光真是一个暴君——我心中所有做教父的美梦都被这个暴君和你的成长打碎了！不过，说到那绺头发，是的，我真的想要：所以，请一定寄来，请把头发编成漂亮的小辫儿，系上你最喜欢的“蓝色”丝带！

你喜欢植物学和天文学很好：两门课都非常有趣！我也非常喜欢天文。到春天时，我会送你一本天文图册。下面是一首优美的诗，是我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见到的：署名是“Ab Astris”——拉丁语，意为“来自星星”——诗是这样的：

仰望星星扫过永恒的太空

无边无际的星球、太阳和星系，

瀚海无垠中地球如原子一粒

每个人的轨道和归宿已注定

我迷失于自己的渺小与虚无。

但我自问难道你不知上帝

引导星球漫游太空也引导着你？

你不再自我贬低、自感卑贱，

在浩瀚、和谐、完美的宇宙，

在无休无止无极无限的太空，

人类不朽灵魂自有它的归宿，

你的归宿与历史如日月长存。

巨大的队伍排列成行，

在神的引导下奇妙前行！

多么美妙呀？几乎每天晚上，当我一个人在花园中一圈一圈“养生”散步时，我都会朗诵这首诗。四周寂静无人，只有头顶那些数不清的美丽星星陪伴我。我通常从7点走到8点。在这一小时里，天色完全黑下来，连天堂里都要点起明灯，让树下的我偷得些许星光。我想知道，你妈妈还记得1882年冬天跟我一起散步的事吗？……我希望你能参加进来，跟我“出去走走”——有时我会感到非常孤独。房子里只有我，没有别人：赫德夫人和孩子们在你出生前一年多的时候就回国了。中间只有艾薇在1892年和布鲁斯在1895年两次短暂探望我，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我的小女儿诺丽两岁时回国——现在已经18岁了，但自她那次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如果说是命运让我扮演这样的父亲角色，那么，我没能早点“觉醒”，早点尽教父之责就不会让你感到惊讶了吧？

好吧——带艾米丽和茉莉尔一起来，尽量吧：我这里有很多房间——六个空着的卧室——我会很高兴你们都来的！

如果你想写信，就经常给我写信吧：我觉得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一直喜欢看到你那些工工整整的信封。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想写些什么就随便写，就好像我们是老相识老朋友一样——事实上我们就是！……

爱你们所有人，并亲吻拥抱你，

爱你的

鹭宾•赫德

赫德的信显示了他失去家庭的巨大代价。艾薇在英国长大，身体可能会更健康一些，但她和布鲁斯在19世纪90年代再次来看望他时，却令他深感失望。在这封信里，赫德将他们探望他的时间说得很短暂。

经历义和团运动

贾雅格估计，烟台的中国人口从1891年到1901年之间增加了一倍，达到57,000人。他写到，这里的居民在不断变化：每年有几千人离开烟台去旅顺、海参崴和满洲里，他们要么在铁路上干活，要么在海边捞海带。华工贸易依然盛行。来自山东农村的苦力们有的因为黄河泛滥而流离失所，有的因为气候大旱而背井离乡。这里还是传教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有三座罗马天主教主教辖区，还有几个新教礼拜堂。由于贫穷，也由于许多中国人认为传教活动破坏了他们的文化而仇视传教士，19世纪90年代后期，这里成了义和团运动迅速滋生的沃土。

赫德爵士带她们参观他的大宅，还“进到他堆满文件的‘书斋’里”。11点，她们去公使馆的礼拜堂，他没有陪她们去。凯特发现做礼拜的会众人数很少。跟赫德爵士一起用过午餐后，裴式楷先生陪慕德、凯特和汉萨德夫人一起到城墙上散步。站在城墙上，远处紫禁城的宫殿庑顶和庙宇楼阁尽收眼底。凯特注意到，北京城城墙虽有50英尺宽，但上面荆棘密布，而且有好几处已经残破坍塌的地方。几周后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时，这里残破的城墙刚好为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有传闻说6月20日将对芝罘的洋人发动袭击。于是几位女士和学校寄宿生把要紧的物品都装箱打包，准备随时逃命。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场与中国的“战争”打得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这个特点第二天再次显现出来。有几艘中国军舰被掠走，另外几艘被保住。6月21日，凯特写道：

这里的中国士兵增加了一倍。俄国人希望干掉港口里的三艘中国兵舰，但他们受到警告，溜回威海卫。这里是英国人的地盘，所以他们也就安然无恙。有天津打仗的消息传来，但却完全没有北京的消息，大家都为这两个地方牵肠挂肚，惴惴不安。

今天我们照常进行‘家庭聚会’。家里来了很多人。[夏天，他们每个星期四都在家里打网球。]其中有三个日本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美国人。皇家海军“奥兰多号”(Orlando)停泊在港口。港口里还有23艘轮船，挤满了逃难者，一间客舱里要挤14个人，不许上岸，因为英国领事觉得负不起更大的责任了！

凯特大概问过父亲，是否会发生一场战争，因为，第二天她写到，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称他们只是对义和团开战。“尽管如此，很多中国人因为惧怕洋人而离开家园，逃往南方。我们的厨子已经走了。阿嬷也想回广州！”（阿嬷后来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贾雅格7月5日写的半官方报告给我们讲述了不太一样的经过：

30日下午4点左右，打工者中突然爆发了一阵慌乱，这些人为数众多，准备登上由安兹公司代理的“近江丸”轮船(Seiko Maru)前往海参崴。随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暴民，他们砸碎了士美洋行(L. H. Smith) 办公楼的窗户。事件起因是一些被招募到煤矿的打工者听说要把他们送到海参崴去当壮丁，还要剪掉他们的辫子。人群中还有人说有些出国苦力的辫子已经被“近江丸”上的日本人剪掉了，还说这些人跟其他500多名出国打工者被关在士美洋行仓库里。当时我在场[在凯特后来的回忆录中，她说父亲是在参加婚礼过程中闻听骚乱消息的——正因如此，他才带着礼帽，穿着礼服赶过去]，立刻派人去找史密斯先生，并得到他的允许搜查公司。接着，我让街道副治安官和队长到那些扬言有中国人被关押的人群里去，挑选三个人出来……跟我一起去搜查。他们照我的吩咐做了，但仔细搜查一番之后，并未发现所谓的500人，也没有发现少了辫子的中国人。那里只有洋行雇员。事情结果是，为了向道台呈报准确的调查结果，街道副治安官请那三位代表一起去道台衙门府。在那里，他们三个和另外一个据说是挑头闹事的人一起做了口供，并签字画押。做完这些工作，道台也赶到了。我向他汇报了所有经过，以及结果……于是他下令将众人驱散。随后，我在轮船代理公司襄理和街道副治安官的陪同下，登上“近江丸”，去清点船上的苦力人数，却发现他们都已经下船走了。回到岸上后，这位治安官向仍然滞留在那里的少数人群澄清事实，说船上空无一人。民众这才纷纷离去。晚上大约7:30，码头重新恢复宁静。一场险些酿成大乱的事件终告结束。

芝罘的中国商人坚信贾雅格当机立断，妥善应对，是他拯救了芝罘，使芝罘免遭天津老城的悲惨命运（凯特7月6日报告说，“老城的大部分地区都毁于大火”）。假如当时街上暴民动手袭击了外国人，那么停在港口里的外国军舰势必开炮进行报复，还会派兵登岸，那么就会重演在天津发生的疯狂劫掠一幕。7月4日，凯特写道：

这里的华商自发地组织起由当地人组成的卫队，维持治安，保护外国人财产。当“纳什维尔号”鸣笛致意时，有些中国人吓坏了，以为是冲他们发难，于是带着果品和美味点心去送礼，请求他们手下留情！！

7月10日凯特报告说：

大沽口的情况有所好转。日本佬表现不错。1600名美国人在前往大沽口途中抵达上海。法国军人“胆小怯阵”，奥地利人“喜欢隐蔽”，日本佬“勇敢无畏——简直是一群心狠手辣的矮子杀人狂”。他们和俄国人一样，见到中国人就大开杀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干掉。“劫掠，劫掠，劫掠，这就是当天在天津发生的一幕。”

除了组织卫队，中国商人还决定以重礼相赠，感谢这位保住了他们城市的人。此事他们筹划了很久，直到1901年1月1日，贾雅格才在给裴式楷的报告中说到这事：

关于接受锦书之事

12月31日，我设年夜晚宴，招待这里的外国商人。今天，我请这里的重要中国商人共进午餐。芝罘同业公会已经于12月31日在我家向我赠送几幅锦书，以及一块牌匾，上面刻着我的名字以及感谢词，他们对我在去年6月30日骚乱中所采取的行动表达谢意，以此作为纪念。我接受了锦书和牌匾，因为我事先了解到，如不接受，道台大人会觉得很没面子。

今天中午，我接到了袁世凯总督祝我新年快乐的贺电。

赫德爵士笔下的围困，信件往来源源不断

赫德爵士11月12日回复了她们的来信。他的信皱皱巴巴的，显然这些信被反复传递，反复阅读过，以至于信上的笔迹模糊不清，读起来比看平常信件难度更大。

最亲爱的凯瑟琳

当初我没有劝你们几个姑娘再多住一个月，是多么万幸呀！在那八周时间里，我怎么能用马肉宴请你们，怎么能用隆隆作响的枪炮音乐招待你们呢？我经历磨难，大难不死，至今安然无恙！“救援部队”一到达，我就开始工作，一直试图收拾残局，重整旗鼓，但还没有成功：不过，我们怎么也得把矮胖子(Humpty Dumpty)扶起来。当然，应该敲打敲打中国，整一整那些亲王和大臣，是他们酿成这些暴行，他们原来还有更恶劣的打算。至于联军是否趁机报复，趁火打劫的问题，则是小事一桩——我们要筹划的是未来，所以，目前，我正在静观其变，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当然，我应该休假，但我感觉还挺“结实”的，而且在这个“船将倾覆”的节骨眼儿上，我也不能弃“船”而逃，我们必须摆正船身，保住这条船的利益，也保住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我租到几间房子，就在祁罗弗洋行(Kierulff) 后面，好像他们刚刚给我收拾停当，可以入住了。[他很不走运，因大雾降临，工期延误，一直拖到春天。]

我这里一点都不舒服，但比起其他大多数人，还算凑合了。我没想到自己这么抗冻。我选的另一个地方是一座寺庙，就在哈德门高景庙(Ha-ta-mu-kao-tsing-miao)旁边。1861年的时候，他们就让我看过那个地方，如果英国公使馆没有地方给我住的话，我可能当时就住在那里了！跟我在一起的有帛黎(Piry)、甘斯腊(Granzella)、斯泰老、科洛约夫(Kurhowyoff)、费克森以及印卡马诺(Encarmano)。其他人都随副总税务司去了上海，或者休假去了。可怜的华格纳先生被打死了。德柯西(de Courcy)先生后来也死了。我们的很多人都很……（原字模糊）。你可以看到贝特勒和桑德克那些年轻人是多么勇敢：俾斯麦（Bismarch）和威利•杜普雷(Willie Dupré)……（原字模糊）几乎每天夜里持枪站岗——他们干掉了不少义和团拳匪！前两天，我收到艾尔莎•杜的信，说她渴望回到天津。但是自从5月以来，我就没有听到艾菲的消息。回想你们来看望我的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喜悦。但那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从那时到现在，我经历的是一种永恒过程，因为我总觉得公使馆被围困的几周永远都没有结束。

那天我去看了老地方，回来时，双手捧着满满一把玫瑰，眼里是酸楚的泪水，心中之痛无以复加！你们是看不到那种废墟残垣的惨状！我所有东西都化为灰烬，大火夺去的东西永远无法找回。8月4日，我总算给伦敦发出了一份电报，请他们寄一些衣服过来，因为，我只剩下夏天的单衣，我的部下立即照办。邮轮于8月23日出发，装着我要的好东西，本月19日到达，我立刻就拆包了，此时，我还一直穿着夏天的单衣呢。20日，天上就飘起了雪花，气温大约下降了20度，我有暖和的冬装穿了，多么幸运呀！法国公使馆损毁得十分严重，我简直无法想象那里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认为，他们、日本人，还有柴五郎中佐(Shiba)在围困中表现可嘉。可怜的施特劳斯上校，在围困接近尾声时战死，令人痛惜。他那时四处奔忙，夜以继日，嘴里永远叼着一只烟斗，所有事情亲力亲为，深藏不露。我们经历了最可怕的半个小时，当时就在我们的墙外，战斗激烈，枪炮声响成一片，十分骇人。好在他们没能翻墙进来。海关的人都聚集在[公使馆见习通译食堂里]，就在小教堂对面。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有四十来人，每次八个人同时进餐，在共用餐桌上吃。米尔斯(Mears)太太负责备餐，还有劳偲夫人和德贞小姐做她的帮手，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说实话，如果没有米尔斯太太，我简直不知道我们会是怎么过——她真是一个万里挑一的能人！我的两个男仆也陪我一起经历了这场劫难：阿峰(Afong)从1859年起就一直跟着我，文志(Wen Chi)也跟了我12年左右，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现在你再也找不到我们的胡同了——胡同里所有房子都成了废墟！那儿的人也都走光了！令我痛心的是我的乐队也落了难——但也许乐队的座右铭应是“东山再起”！如果我还能坚持一年——我正努力争取，而且有像你们这些朝气蓬勃，青春年少的孩子们加入进来——我一定会重头再来：但那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家了！

爱你们所有人，特别亲吻你——如果你不把脸扭到一边的话！

爱你的

鹭宾•赫德

晚年的赫德与女性挚友

赫德听出她的沮丧情绪，所以很快回了信。

1905年4月4日

最亲爱的凯瑟琳

我简直要被我的工作压垮了！我就像一个演杂耍的艺人，站在五、六张台子中间，每张台子上都有百十来只盘子，我要让这些盘子都旋转起来，不能倒下，不能碰到别的盘子，而且也不能让别人接手，因为我得控制局面，全盘负责。我提心吊胆，生怕有丁点闪失或片刻疏忽，那会带来灾难。盘子数量还在不断加码，尺寸大小，各有不一，且贵贱不等，有的是镍的，有的是瓷的，还有一碰就破的玻璃盘！告诉你吧，要掌控这么多盘子非常困难，我已经在这里耍了很久，一刻未歇息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出现闪失，是超级发挥，简直是奇迹——但这的确是事实！这也让我骑虎难下。我已经71岁了，一直保持乐观，比以往更加忙碌，看来，不被“手持长柄大镰刀的老农夫”抽打使唤够的话，是不会卸掉脖子上的笼套的！

你2月20日写的那封快乐的信，今天到了我手里，你在那天还惦记着我，我非常高兴。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关心我，来自四面八方的恭维赞美，以及美好祝愿让我深受感动。[这其中包括前言中引用过的，他的下属给他的祝寿词。在中国文化中，七十大寿具有重大意义。]

现在，凯特很快就要成为有资质的教师，要真正走上社会了。英国中学里已经有大量获得学位的女教师，竞争激烈。这种局面意味着非本地毕业生的起薪已经降到70—80英镑，而上培训班拿到资格的教师，就像凯特这样的，起薪更是降到40—60英镑（相比之下，还不如回家帮母亲做家务，舅舅说过会给她60英镑津贴）。虽然义务教育阶段到13岁结束，但1900年以后，一些高级小学也提供10到15岁孩子的教育，这种学校由地方教育局和教育监督监管。凯特并不想在这种学校里教书。1906年12月2日，她写信给赫德，讲述的原因大概会让今天的教师深感同情：

……我在6月通过了资格考试，现在准备参加最后一年的教师培训，1907年6月就可以拿到证书——在那之后，我就终于要开始“真正辛勤耕耘，自食其力了”——但我并不想在英国教书，这里只有单调乏味的工作和紧张激烈的竞争，教师人满为患。我有个不成形的梦想，那就是到加拿大去，在由圆木搭成的校舍里做一名“女教师”，“远离一群群逼得人发疯的”教育监督和一套套教育局的规章制度，因为我已经明白，我只打算教孩子们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生活，其他的一律不教——也许校监不会同意我的观点。

再过两周我又要回家了，有四周的假期。我一直在想，这也许是全家最后一次在一起过圣诞节——谁知道呢——茉莉尔明年要结婚嫁人了！艾瑞克也要毕业了——而我可能要在加拿大开始我的教书生涯！

她是怎么会想到去加拿大的呢？她认识的唯一与那里沾边儿的人正是慕德将要嫁给的那个男人，出生在加拿大的朱利安•雷特欧。可能她跟他有书信来往。赫德回了信，这是所能看到的最后一封给凯特的信。他表达了对凯特的同情，但建议她应该找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份使命。女性固然应该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但她们往往要面对生理角色带给她们的不利条件。他没有提到1906年与妻子有过短暂团聚，而正是这一团聚占去了他写信的时间，不过，看到她的伤心语气，他还是迅速回了一封信。

1907年1月13日

最亲爱的凯瑟琳

你12月2日的信今天到了——今天是星期日。你是在埋怨我没有写信对吧，还有些怪我忘掉情义吧！其实，你经常出现在我脑子里，也常常挂在我心里，但是，工作这个暴君死死扼住我：我就像吃了鸦片一样——放不下工作，而我也喜欢工作，但工作占去了我每一天，而且我的工作还在不断加码，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事关重大，好在这些工作都很有意思，结果就是让我变得越来越深居简出——很少出门，完全埋头于案头工作，而忽略最多的就是个人私事。

我很高兴了解到你所有的情况。我在想，当你羽翼丰满可以高飞，思想成熟可以决定你的方向时，你会飞向何方。爱心好男人的臂膀会是你栖息的鸟巢！我非常认同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条件和平等的机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性别，你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女性要“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无法改变。我们这里就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具有奉献精神的诊所医生——莉莉•萨维尔(Lily Saville) ，她学会了这里的语言，开办了一家女子医院，承担了传教团的女性医疗工作，还开办了一间护士学校，可以说成绩斐然，名声大噪——由于她做的非常出色，另外一名年轻女医生——诺拉•林伍德(Norah Linwood)被派来协助她工作。这位女医生到中国后学中文学了一年多，但后来有人向她求婚，并赢得了她的芳心，于是她就跑掉了！在此期间，萨维尔医生由于过度操劳和焦虑，身体垮了，不得不离开岗位。就这样，她所有的心血都付诸东流，而且，让传教团男医生行医治病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所有新教传教会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延续性，而保持延续性最好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如果是一位女性——除非她立下志愿，终身不嫁而做修女——那么她根本无法在男人的工作世界里有立足之地，她的一时成功会更加反衬出日后的失败。所以，你应该找个丈夫，而不是去寻找一份使命！

希望你们的圣诞节过得像你们期待的那样开心美好。我的节日孤苦伶仃：这一两个月来，我没有接受任何邀请，也没有招待过任何宾客。岁数不饶人呀，身上的铠甲破出了一两个洞，所以呆在家里和办公室对我再好不过了，我可以在这里修身养性，自得其乐。

凯特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找了一个丈夫，但这是后来的事。一段简短的日记显示，在离开温切斯特中学后，她曾在博斯科姆(Boscombe)教过书，但于1909年7月23日跟学校“分了手”，显然是觉得那里没有达到她的预期标准，令她失望。8月3日，“去潘罗斯(Penrose)小姐那里面试”，这样，那年秋天她在佛罗伦萨找到了一份在女子精修学校教书的工作。除了教课，她还陪女生们去听音乐会，去歌剧院，参观美术馆等等。她热爱艺术、音乐和散步——“沿着阿诺河(the Arno)漫步，月圆夜色如同梦幻般”。她在罗马度过短暂的圣诞假期，并在那里巧遇杜德维一家，于是又开始疯狂参观景点。5月24日，她从“电影放映机”上观看了爱德华国王的葬礼。她还第一次看到了飞机。后来，1910年7月，她又在巴黎一所类似的学校呆了一个月，参观了所有景点。假期过后，她继续在巴黎教了一个学期的书。但是，1911年1月，她回到英国，在慕德与朱利安•雷特欧的婚礼上做伴娘。即便是对凯特这样的姑娘，家庭也永远重于事业。

赫德开始与我姨妈凯特通信时，正处于位高权重的鼎盛时期，这一点他非常清楚。1893年，他终于得到女王册封，圆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爵士梦。他的祖国给予他的崇高荣誉可以世袭，将会传给他的儿子。此时他正在遥远的中国。1896年8月9日他大概是这样对金登干说的：

我的权力更大了，可以在更大的领域里施展拳脚……似乎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点，整个国家十八个省份，尽人皆知，有目共睹，此乃天下至高荣耀，我的前程一片光明，无人可以企及……但是除了工作之外，我还有许多无法坦然面对的忧虑——这些幽灵会不时逡巡于我的生活之中。最糟糕的是，我完全是在孤军奋战，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一阵阵的孤独感会向我袭来，令我苦不堪言。

对赫德来说，友情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1866年时，他曾有过短暂的、忙碌的休假。他将这些时间都花在朋友身上。他与昔日老友保持联系，尽量聘用他们的儿子，白莱喜一家就是一个例子。结交新朋友并非易事，但他是一位善于交际的人，他举办的晚宴、舞会、音乐会，热闹异常，广受欢迎。正是通过这些社交活动，许多见习通译慢慢与他熟识起来，建立信任，保持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他还做东，邀请下属和同僚的妻子、女儿们到家做客，结为好友。不过，她们在北京的访问都是短暂的，随后他与她们都得靠书信往来保持联系。他真的能坚持不懈地做到这一点，而且他对女性朋友还给予金钱上的资助和情感上的支持。这些都可以从他与卡拉尔家的姑娘们和她们的母亲之间所保持的关系上看到。至于他与上海的吉罗福夫人那种颇为私密的话语，仅凭一封信并不能说明问题。

那些让他无法坦然面对的忧虑肯定是让他牵肠挂肚的子女之事，包括合法子女和非婚生子女。这些事他无法与北京的同事谈论，他可以写信与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商讨，却不能放心大胆地向弗朗西丝或其他在中国的海关职员的妻子们吐露。他的儿子布鲁斯（中文名赫承）曾通过在上海总署的裴式楷发过一封电报，关于诺丽的事，从而暴露了赫德的隐私。这些秘密不胫而走，直到整个中国沿海尽人皆知。

在1901—1902年之间，家庭风波接踵而来，亲朋好友也接连离世（白莱喜夫人、贾雅格以及赫德的弟弟赫政），而赫德一直忙于义和团运动后的赔款谈判。他的首要目标是保全中国，使其免遭列强瓜分而造成四分五裂，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李鸿章工作。（1901年9月，在谈判结束后两个月，李鸿章去世。赫德在1905年4月写给凯特的信里讲了他最后一次参加的祭拜仪式。）谈判结果给了列强方方面面的特权和“势力范围”，不过，巨额赔款又使得列强们一致同意维护中央政府，以确保中国可以支付赔款。各战胜国索要赔款导致海关职能增加，以开辟必要的税收来源。在布鲁斯与赫政患病期间，他对金登干说，他必须把个人痛苦抛到脑后，集中精力处理手头工作。赫德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旨在让英国人和欧洲人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立场以及中国人的一般价值观，这样可以打消一些由义和团暴乱引发的恐慌。这些文章收集在他的书《这些从秦国来》(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此时，他的身边没有几位职员，因为他把大部分行政事务都下放给上海的副手裴式楷，自己只负责政策性事务。他希望这样做能让裴式楷顺利成为他的接班人。他知道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一些人都反对裴式楷接班，但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提携他一把。政策性事务数量繁多，新开埠的港口成了日俄争夺特权的肥肉，法国人也要求在邮政方面拥有特权，同时，由于海关接管了常关，会经常与地方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直到1904年12月，北京的海关总署才建好足够的房舍和办公楼，将主要办事人员迁回北京。在没有下属职员，没有见习通译的情况下，他的社交生活大打折扣，而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1883年和1900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他不时感到阵阵寂寞，那么在那之后，他更是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这种感觉我们可以从他写给凯特的信中看到。

慈禧太后终于在1902年初回到北京。朝廷中的维新派掌控了更大权力。太后本人也开始邀请外国女士和儿童入宫游玩。更重要的是，国家开始改革并扩大教育，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贸易，鼓励修建铁路和兴办实业。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上教会学校，接触日本，在香港和其他外国租界生活，由此更加了解世界，了解西方科学。他们开始越来越有影响力，一心谋求维新，改变政治体制。1906年5月9日，赫德从英国公使馆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听到一个消息，皇上颁布了一道圣旨，饬令成立税务处，作为赫德与重新改组的外务部之间的中间机构，赫德必须向这个税务处汇报工作。这是变革维新的一部分。赫德十分惊讶，但他也只能自我调整，以适应新局面。

赫德去世了，在他那个时代，英国和中国都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但奇怪的是，如今，除了研究中英历史的专家以外，所有人都把他淡忘了。《泰晤士报》当年发表了一条颇有深度的长篇讣告，称他为与戈登将军和罗德斯(Rhodes)等其他海外英国伟人齐名的传奇人物。但戈登和罗德斯都有几部传记，而市面上竟没有一部完全公平公正讲述赫德其人的传记。也许这是因为《泰晤士报》撰稿人所说的，他具有复杂个性，这种个性使他接受了与自己早期教育不相符的生活，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又牵扯到他作为阿尔斯特长老会教徒的早期背景。正如讣告所说，他是一位具有广泛同情心的人，集渊博的学识和诗人般的想象力于一身。这些都表现在他写给凯特的一些信里。他与各种朋友，各路相识关系亲热。他的慷慨大度也从他写给卡拉尔家人的信中，以及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明显体现出来。

至此，我们都看到了赫德亲自创立的帝国海关为中国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它使中国历经洗礼，屹立不倒。它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经历了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德国籍关员因此而被剥夺了职位；经历了海关聘用更多华员担任高级职务的过渡期，这时期还能保持住廉洁高效的声誉；最后经历了多年内战的考验，直到新生的共和国艰难地建立起来。即便是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以及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海关都保持了赫德了如指掌的运作方式。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直到1950年才（在台湾）辞去职务。

赫德自己是不会将海关幸免于难的功绩据为己有的，但他的确做到励精图治，未雨绸缪，确保海关是在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统治者服务，并以此确保了他的职员前途无虞。他非常清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也明白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虽然他与总理衙门保持着良好关系，但这个机构在派系林立、利益对抗的朝廷内影响非常有限。1898年，受到败于日本的刺激，羸弱的光绪皇帝开始推动变革维新。1898年夏天，在皇上颁布了大量改革政令的百日维新期间，赫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戴河休假。9月，保守的慈禧太后重新掌握大权。直到1902年，赫德才第一次有机会带着自己邀请的年轻女宾一同觐见慈禧。

赫德对职员及家属的真切关怀前文已经清楚地予以展现，但是，他的职业道德总是与感情需求发生冲突，无法调和。遇到这种矛盾冲突时，工作总是占上风，而且都是出色完成任务，但代价却很高。他与妻子之间，与合法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产生了鸿沟，给他带来巨大内心痛苦。

他一方面与非婚生子女保持距离，一方面对待这些子女和阿瑶，按照当年外侨的标准看，应该说相当慷慨大度，而且还承担了财政上的责任。这一点同艾玛第一任丈夫的父亲詹卡威2号帮助养育孙子的做法相同。他从未视阿瑶为妻子。与密妥士不同，他把她隐藏起来。但当他不得已揭开秘密时，他给予她赞美之词。当看到他们的照片，读到他们的来信时，会有一丝温情流露在他写给金登干的关于孩子情况的信件中。只有1879年8月24日那封信是个例外。他不太可能直接与他们通信，因为他觉得自己对法定妻子和孩子们负有首要的责任。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他的良知就告诉他，让一个女人生下孩子，却不能负起做父亲的全部职责是不对的，不管这样做是否出于习以为常的惯例。他对自己犯下的“错误”，从未埋怨过任何人。

他需要的妻子应该是工作上的“帮手”——他在给凯特的最后一封信里使用了这个词。1866年，他在匆匆忙忙中选择了一个妻子。鉴于当时时间有限，匆忙择偶情有可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长久存在，与他跟阿瑶非法关系的后果一样，挥之不去，绵延不绝。他对可爱的、能干的女性能够产生移情，这在他跟吉罗福夫人和卡拉尔家的女性关系中清晰可见，但对赫丝特则没有这样的感情。他与她初次认识时，她还是个不成熟的姑娘，但后来也一直没有陶冶出他所需要的挚友应具备的那些特性。这种夫妻不协调的关系也造成了他与自己儿女的分离，以至无法做一位好父亲、好丈夫。

未能尽到好父亲好丈夫之责是他一生的憾事，但是作为一个忠诚的朋友，他是完全合格的。事业上他也是功成名就。到19世纪80年代，赫德的主要需求是找到理解他的工作热情，理解他对中国痴迷的红颜知己。对年轻女性，他给予她们叔伯般的关爱。当凯特和慕德探望他时，他可能也会产生过被异性吸引的火花，他喜欢亲吻她们，但他知道如何将他们的关系保持在友谊层面。

在我们看来，他对年轻姑娘的友谊匪夷所思，但是，假如她们的父亲认为女儿的清白和名誉有可能受到玷污，是完全可以禁止她们去探望赫德的。年轻的若士得的父亲是驻天津的美国领事，他是可以断然拒绝邀请的，而不必担心在事业上受到影响。慕德和凯特可以笑谈他的亲吻，但她们的奶奶艾玛•桑普森可是结过三次婚，不是那么天真单纯的女人，而且早在1858年就与赫德相识了，她对赫德关爱自己的孙女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她一生最后的信件中，有一封1909年的信，其中附有她送给凯特的关于“那位善良高尚的人鹭宾•赫德爵士的零散剪报”，这样的描述说明她根本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什么勾引女性的嫌疑人。《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写了很多有关裴式楷夫人有个情人的传闻，但从未对赫德做出任何类似指控。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现在持有的心态，即我们对性爱泛滥，对当今媒体大肆报道堕落丑闻的态度，才让我们产生了种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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