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作者最近几年写成的有关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所谓“日本汉学”)方面的论文。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收集了关于日本阳明学的九篇文章。前六篇文章阐述日本阳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着重论述日本阳明学和中国的关系。中国现在有些学者一提到日本阳明学，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于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这一部分文章会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岛田虔次阳明学研究的三篇文章，介绍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先驱岛田虔次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兴起过程和意义。通过前后两组文章，笔者展示了自己对世俗的阳明学和学术研究阳明学的分界线的理解。

下篇的八篇文章，前两篇介绍日本九州的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和成果，后面几篇是笔者这些年写就的有关一本汉学的文章。其中关于董仲舒的两篇，对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中的一些糟粕进行了批判，其他几篇则阐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几个新问题。

邓红

重庆合川人，1958年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77级)。1987年留学日本九州大学，1990年获文学硕士、199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哲学史专业)。曾任教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西南师范大学、日本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等校，现任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汉大学兼职教授,衡水学院、内江师范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著有《董仲舒思想の研究》(日文，人と文化出版社，1995年)、《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王充新八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日本的王充〈论衡〉研究论著目录编年提要》(台北知书房，2005年)、《王充新八论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董仲舒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南询录校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南询录今译今注》(合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翻译岛田虔次著《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津田左右吉著《日本的神道》(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近年来兼及中国抗日战争史特别是武汉抗战史研究，共同主编《武汉会战时期日方资料汇编》（6册,武汉出版社2012—2013年）等著作。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数十篇。

代序（郭齐勇）

自序

上篇 日本阳明学研究

何谓“日本阳明学”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论

孙中山和“日本阳明学”

梁启超和“日本阳明学”

张君劢和“日本阳明学”

朱谦之和“日本阳明学”

岛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岛田虔次的阳明学研究心路和解释方法

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挫折论”

下篇 日本的中国研究

日本九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传统

日本著名诗经专家目加田诚其人其事

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

日本学术界关于“儒教国教化”的争论和教训

邓豁渠《南询录》的发现和回归故里

关于尊经阁藏崇祯本《梧州府志》

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松平康国

西乡四郎和《武汉观战通信》

后记

自序

我是1987年去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留学的。记得当时九州大学规定参加硕士考试必须要有一名教授推荐，我只好写信回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求救。武汉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吴于廑先生闻讯马上大笔一挥，手写了一封恳切的推荐信寄来，使我获得了考试资格。顺便说一句，九州大学是日本原七个帝国大学之一，我们四川老乡郭沫若先生的母校，他曾经上过课的九州大学医学部教学楼还依然巍立在医学部的校园里，《女神》就是在那里的教室写成的；他和安娜一家居住过的宿舍我们上学时还存在，离我租借的宿舍只有咫尺之遥。著名中国校友还有郭沫若的连襟陶晶荪(安娜妹夫)、夏衍等。

度过八年留学生活的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曾是日本阳明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涌现出了楠本正继、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福田殖等著名阳明学大师。在校时曾亲耳聆听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先生的教诲，耳濡目染九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传统，翻阅收集了九州大学拥有的大量阳明学方面的资料；福田殖先生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副指导教师。

我1990年获文学硕士、199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哲学史专业)，指导教师都是町田三郎先生。町田三郎先生1932年出生于群马县前桥市，是日本战后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日本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金谷治先生的大弟子。曾历任日本东北大学教养部副教授、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纯真女子短期大学校长等职，并担任过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会长。秦汉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秦汉思想史研究》(创文社，1983年)、《吕氏春秋译注》、《孙子译注》、《韩非子译注》等。

町田先生研究秦汉思想史，于是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王充的气论》，进入博士课程后开始研究日本学者很少涉猎的董仲舒，博士论文为《董仲舒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在我博士毕业时同步出版，当时是日本第一本董仲舒研究专著，二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第一本。其中原因可参见拙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和中文版《董仲舒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的序言。博士毕业后的十几年，也还是在董仲舒、王充研究领域里爬梳，直到2008年翻译了岛田虔次著《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书后，才开始转向关注阳明学，主要是日本阳明学的研究。

町田先生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转而研究幕末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汉学的发展史，写下了《日本幕末以来之汉学家及其著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明治の青春》（续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2009年）等著作。记得1990年代初期，町田先生为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开设了日本汉学的讲座，主要讲授日本汉学的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渠道和古日语的阅读法。毕业后，其中几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都成为台湾的日本汉学研究专家。我转向研究日本阳明学后，不懂的地方直接打电话或干脆驱车前往先生的住宅，直接受惠先生的耳提面命。

编写论文集写下如此回忆文字，不但是为了铭记感谢这些老师们的教诲和关怀，也想借此机会回顾自己在海外研究中国学的历程。

是为序。

邓红

2016年4月吉日于日本大分上篇

◆ 阳明学真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吗？

为什么说“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是臆造出来的神话？

孙中山、梁启超、张君劢等在日本接受了怎样的阳明学知识？又如何将其返销中国？

董仲舒《天人三策》并不存在，是班固的捏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董仲舒否定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 1893年以后，在日本兴起了一个阳明学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包括梁启超、张君劢、章太炎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再将之返销中国。一提到日本阳明学，人们眼前总是展现出明治时期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发源中国的阳明学居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骄傲不禁油然而生。而本书将告诉人们日本阳明学的真相，揭穿中日阳明学关系的虚构。

代序

邓红教授虽小我十一岁，却是我的学长。我们都是改革开放以后考进武大的，他是77级历史系的学生，我是78级哲学系的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两个年级各班的同学，彼此间年龄、经历差异很大，但相处都很融洽。当年邓红兄是我校足球队的球星，很活跃，与我们班的球星们交游，经常来哲学系的宿舍聊天。毕业后我们多年未见，后来知道他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负笈东洋，在日本求学，又在日本教书。他有时给业师萧萐父先生通信求教，寄赠论著，深得恩师萧先生的赏识与器重，我也是从萧公处才知道他是我们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同行。他定居日本后，曾回母校交流学术。2003年，应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中心吾妻重二教授的盛情邀请，我到位于大阪的该校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邓红兄知道我很想拜访冈田武彦先生，便特邀我与内人去九州一游。承蒙邓红兄的陪同与安排，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当代圣贤冈田先生，与他老人家亲切交谈，如坐春风。

邓红兄深受日本学界，特别是九州学派的影响，有朴学之风，做学问很扎实。他对汉代哲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对王充、董仲舒的研究特别深透，发人之所未发，启人良多。近八九年以降，他通过翻译岛田虔次的著作，转向对王阳明的研究，对日本阳明学有真知灼见，厘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习见。他对阳明后学邓豁渠《南询录》的整理与研究也有大的功劳，我在给博士生上课时，曾特别以此为例，强调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邓红兄曾受我之邀，多次回母校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使母校师生与会议学人特别受益。

从本书我们可以领略日本阳明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来龙去脉及重要成果。对我们有冲击力的，是对某些习见据史料而“拨乱反正”。例如，邓红教授认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乃是“日本阳明学”为了夸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臆造出来的神话。“日本阳明学”本身是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被人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近代学术名词的名字，还添加上了各种学术包装，所以“日本阳明学”有许多令人生疑之处。本书上篇的几篇文章，正确区分把握“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之间的界限，彰显曾在世界阳明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学界的阳明学研究成果。关于董仲舒研究也有一些迷雾，特别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说法。作者认为，这是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述的不科学的概念，应改为比较准确精密的诸如“董仲舒对策的历史意义”“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之类的思想史命题来表述。在这一研究中，作者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讨论，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本书对岛田虔次先生学术成就的评论深得我心。岛田先生与业师萧萐父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年萧先生曾请在华中师大讲学的岛田先生来敝校做了一场讲座，之后两人鸿雁传书，有深度的学术交流。岛田先生有三部著作的中译，都是萧公安排师兄妹们译的。学兄徐水生教授曾到京都大学做过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萧公托水生教授代他去看望岛田先生。在下也曾得到岛田先生的提携，给他提供了一些有关熊十力的材料，是托坂元弘子带给他的。岛田先生专门给晚生写来长信，讨论熊学。岛田先生的著作《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对在下最初的熊十力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肯定与褒奖，并引用了很多处。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先生是世界知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在明代思想史方面卓有建树。我与李教授也是多年老友，前年他曾邀我到该校讲演。李先生主持海外学者撰写《海外中国学丛书》，本书即是其中之一。邓红教授选择自己近期研究成果中的佳作汇集成本书，我认为是十分难得的佳构。我有幸拜读了电子版，成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从这部优秀著作中学到很多知识、见解、智慧与方法，深受启发。

是为序。

郭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