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遇上贵人：阴差阳错远赴中国
归国后的包腊已经变得成熟老练，这大大有利于他在随后两年中的发展。家人为他感到骄傲，老朋友埃德蒙·布莱和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刚刚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员的差事，正在攻读律师课程）也都对他的游历和冒险羡慕不已。然而，英国的海关部门却对他的英雄事迹不以为然——这其实也不足为奇，毕竟包腊的行为违背了勤勉学徒的行为规范，即寸步不离自己的岗位。他们的评价是：此人性情多变，不够稳重。就这样，这个四平八稳的政府部门拒绝接受他回海关工作。
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谈何容易。有一段时间，包腊甚至为186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服务。磕磕绊绊地摸索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机制终于走上正轨，并延用至今。他也曾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金斯诺顿（King’s Norton）谋得一个职位。最后，包腊还是借助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家族势力，才有机会参加驻中国领事馆进修生翻译考试。但他只考了第七名，以微弱差距落榜——当时只有6个名额。多年后，包腊的儿子称此次落榜实乃万幸。因为如果考中，这辈子包腊就注定穷困潦倒，惨淡一生了。
包腊在意大利结交的那帮上流社会的朋友也没帮上什么忙。当初，他性格热情开朗，人缘也好，很快就获得大家的喜爱，加上他为捍卫英国军团荣誉而决斗的仗义行为，得到这些人的一致赞许。现在，这些人回到自己无忧无虑、歌舞升平的世界，仍然希望与包腊保持情谊，并纷纷出面以“尽地主之宜”。然而，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上流社会、权贵阶层与头脑清醒、勤奋工作的普通阶层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整日与这些公子哥儿吃喝享乐，包腊很快就变得入不敷出。他在到上海后不久写道：“我必须付给哈里特公司（Hallett&Co.）200英镑，还得偿还尼科尔斯及科布公司（Nicholls&Cobb）50英镑的欠款。”在当时，对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笔大钱。
说到名门之后，当属那位西摩尔爵士。此时他尚未摆脱那不勒斯不轨行为的阴影，但不久后被封为“圣茅尔伯爵”（Earl St.Maur），继而进入英国上议院。他帮了包腊一个莫名其妙的忙，即把他引荐给“自己的裁缝以及其他商人”。据包婀娜说，“他让包腊代替他，到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参加决斗”。这又是一个真假难辨的家族传说。当时，西摩尔爵士根本不愿意出场为荣誉而战——这是对手攻击他的众多把柄之一。[1]
在与这些上流社会人士打交道的日子里，包腊根本性的严肃人生观没有改变，但找工作屡屡受挫对他打击颇大。1862年春，他写了一首水平马马虎虎的长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诗的题目是“播种与收获”。第一节与最后一节如下：
十一月天空阴沉晦暗，
冷雨凄凄令人惆怅，
寒风呼啸犹如悲叹，
种子播撒进土地，
麦垄起伏犹如坟茔，
只等待冬日逝去。
寒冬中播下种子，
暖日里萌芽破土，
而你要精心呵护，
收获时节尚需等待，
辛勤付出不辞劳苦，
精诚所至胜利终至。
这首预言般的诗歌居然应验了，好运后来果真降临。10月中旬，包腊接到在意大利服役的退伍证明，上面还附了一封言辞友善的信笺：
亲爱的包腊：
非常高兴随信寄去您的证明。
虽然您在与敌人的交战中无过人之处，但可以肯定地说，您在炮火下冷静勇敢的表现，还是令我刮目相看。
衷心希望您事业有成，前途光明。
您真诚的埃芬汉·劳伦斯（E.Effingham Lawrence）
青年军官俱乐部
决定命运的晚宴
这封信如同雪中送炭，令心情沮丧的包腊精神大振。不久，包家世交威廉·维尔纳爵士（Sir William Verner）任命包腊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他的侄子曾经在卡塞塔决斗中充当过包腊的助手。威廉爵士现在是阿马区（Armagh）议员，趁着议会开会的契机，在位于伊顿广场（Eaton Square）的家中大宴宾客，出席晚宴的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包腊有意躲开社交寒暄，却碰上一位身材不高但结实健壮的年轻人。此人长着鹰钩鼻，眉眼粗犷，脸庞四周完全被浓密的黑色胡须覆盖。相比之下，即使是加里波第座下的好汉也略逊一筹。他嘴巴边缘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但两鬓蓄着络腮胡，胡须犹如鬃毛般直立着并向两侧伸出，足有两英寸长，愈发衬托出他那倔强好斗的宽下颏。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跟别的宾客相比，显得十分孤傲。见包腊过来搭讪，他便打开了话匣子，之后简直变成了他的个人演讲，内容全是当下中国的政局、财政、贸易。就连男管家隆重地宣布“晚宴开始，请女士们就座”也没打断他侃侃而谈的兴致。他坐在女主人左边，美酒佳肴一道接一道端上来，似乎无穷尽。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晚宴以冗长费时著称。席间，他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最后他的听众们开始难掩烦躁之情。
但包腊却听得津津有味，心驰神往。在他脑海里，对中国的印象不过是黄皮肤、拖在脑后的长辫子以及几首依稀记得的童谣而已。别人口中的总督、户部[1]、买办、各省造反、圣谕等名词，包腊完全不知所云。但他听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讲话者此次英国之行的任务是为中国海关招募欧洲雇员。包腊脑海里若隐若现地浮现一些英国海关的工作程序，这一星半点儿的知识就是他唯一拥有的资历了。
女士们离开了宴会厅。亚瑟爵士端着波尔图葡萄酒来到桌子另一端，坐在这位颇为健谈的客人身边。一番推杯换盏之后，亚瑟说起自己年轻的私人秘书，简单介绍了他那并不简单的事迹。客人边继续高谈阔论，一边从燕尾服口袋里摸出一个破烂小本子，记下了包腊的名字。一周后，包腊接到一封极为简短的面试邀请函：
包腊先生：
李泰国先生（Horatio Nelson Lay）责我告知您，他很乐意于下周一上午11点与您见面。
您忠实的仆人金登干（J.D.Campbell）秘书
小乔治街6号中国政府代理处
1863年2月7日
整个面试过程只进行了不到5分钟，但包腊第二天就收到了一封信。是正式聘任他为中国海关职员的信函。
信函落款时间是2月3日，也就是那次决定命运的晚宴之后一两天写成的，比头一封信早了整整4天。显然，包腊碰到了一位与他一样容易头脑发热、办事冲动的人。信的最后一段指示他“搭乘跨大陆邮轮前往中国，开船时间为3月20日，地点是南安普顿港”。
于是，在那天晚上6点，英国海岸渐渐消失在包腊视线中时，他又开始记新的日记了。
远赴中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太平岁月里，假如有人搭乘大英轮船公司（P.&O.）的轮船前往中国，那他肯定可以每晚都安睡在同一张床上，直至在上海登陆为止。但在包腊那个年代，他会惊讶地发现，到达上海之前要换四次船。首先，他要乘“埃洛拉”号（Ellora）轮船，经直布罗陀、马耳他到达亚历山大港。然后换乘火车，经开罗到达苏伊士。在那里，会有更多的有钱人登上轮船加入航行，他们都来自于欧洲大陆甚至是马赛那么远的地方。人们乘“西姆拉”号（Simla）轮船，一路经过亚丁、加勒（去往印度的部分旅客告别其他旅客，在此下船）、槟城，到达新加坡。接着，换乘“渥太华”号（Ottawa）轮船继续沿着中国海岸行驶，到达香港。最后一程是乘坐“北京”号轮船抵达上海。这段旅程一共有长达7周的闲暇时光。
在整个行程中，包腊每日不断地记着日记。本打算大量引用他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但又发现，他在意大利时表现出的文字天赋此时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的日记时而警句连篇，字字隽永（思念家乡）；时而调侃打趣，满纸荒唐（海上晕船）。但多数时候，他的文笔平庸，有时展现出来的自我优越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其早期的文采在日记中似乎只能偶然得见。例如：
就我的判断而言，乘客们都是彬彬有礼的绅士。今晚晚餐，未见到女士（除了一位年长的富婆，她执意与我共饮，但我猜她是想自己喝个大醉，找我不过是个幌子罢了）。不过，我在大厅的一个舱门口瞥见一双小巧精致的皮靴，想必主人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他写道，“吃饭是船上的主要任务”，并列出如下接连不断的可怕的餐饮清单：
9～10点早餐
13～14点午餐，有啤酒和红酒
16～18点正餐
19～20点茶
21～22点晚餐，有朗姆酒或威士忌酒兑水制成的格罗格酒
亚历山大港的欧式景象令他惊讶——到处是“双轮双座马车、四轮轻便邮车、英式路灯柱”。后来到了充满东方气息的开罗，他才松了口气。他爬上巨大的金字塔，领略了那里的风光，但又以“浪费人力、挥霍资源的纪念碑建筑”一笔带过。只有狮身人面像让他印象深刻，可以排在臭虫之后，名列第二——床上的臭虫让他夜晚备受煎熬。
窗帘可以阻挡嗜血蚊子的进攻，却无法挡住“诺福克·霍华兹（Norfolk Howards）”的偷袭。这些臭虫爬满衣物，企图劫持你的躯体。你可以大把大把地拍死它们，犹如大力士参孙（Samson）击杀非利士人（Philistines）一样，易如反掌。你可以把它们的尸体从床罩上抖落。但它们还是会一个营一个营、一个旅一个旅地朝你扑来，前赴后继，源源不断，带着更坚定的意志，更强的嗜血欲望——你的大开杀戒毫无效果。束手就擒办不到，撤退也不现实。到最后，你只能无条件投降，并祈求“昏昏欲睡的上帝”帮忙。第二天早上一睁眼，你看到成堆的尸体，都是你诛杀的生灵呀，不由得目瞪口呆。但当你看到自己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时，你会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口中也不再念叨“我主慈悲，天降甘露”。你只能抓起脸盆、刷子，一边大声咒骂，一边仓皇逃离。你会对自己的脸深感厌恶，对自己的失败满腔愤怒。
邮轮向南，行驶在红海里。旅客们开始互相搭讪，慢慢熟悉起来。女士们纷纷在甲板上亮相，那双“小巧精致皮靴”的主人也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的确是“一位容貌端庄、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的年轻女士，只是脑子里空空如也，也许根本没打算往里面装东西”。
包腊的旅伴之一正是金登干，就是在伦敦通知他前去面试的那位。他比包腊年长10岁，但和包腊一样，都是第一次去中国。他于前一年12月辞去财政部的职位，通过比较正规的渠道进入海关。在那个年代，志愿者运动方兴未艾，他同样对业余军旅生活充满热情。
所以，他很快发现包腊这个年轻人很有激情，也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之前他已经与热情奔放、喜欢高谈阔论的李泰国交往了三个月，也开始谙熟远东近代史。此时，与包腊漫步于甲板之上，他又把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全盘告知包腊。
欧洲雇员把持的中国海关
从1517年9月第一任葡萄牙使节登陆广州那天起，中国与来华的欧洲人一直是龃龉不断。双方都觉得自己天生高贵，对对方不屑一顾。几百年过去，荷兰商人、英国商人相继步葡萄牙人后尘，纷纷踏上中国土地。俄国人则将地盘从西伯利亚推进到阿穆尔河畔（即黑龙江），在那里安营扎寨。局势不断恶化，直到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结果是中国被迫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并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清政府深感屈辱，负责议和的钦差大臣被撤职查办。1858年，中英两国再次交战。英国人又一次占领广州，英法联军更是攻克大沽口要塞，进入北京城。中英修好似乎遥遥无望了。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海关建立。一方面，它基本上是清政府的一个部门，法律意义上应属中国机构，但同时，海关的高级职位全部由欧洲雇员担任，其中英国人占绝对优势。
故事要从1853年太平军占领上海讲起。事件导致当地的海关机构瘫痪，对外商贸基本断绝。应中国地方政府请求，由英、美、法三国共同监督的临时海关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当初的设想只是让它临时运作，直到紧急状态结束、秩序恢复正常，但该临时海关运转良好，富有成效。于是，1858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条约规定，将此机制扩大到所有其他通商口岸，并由外国人管辖。
1846年，李泰国的父亲去世。李泰国14岁时被带到中国，师从著名德国传教士及语言学家郭士立（Karl Gutzlaff）。三年之后，他得到第一份翻译差事，官职从低级领事一路飙升。1855年，他已成为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并且显然会接替原英籍税务监督威妥玛的职位，后者如今已是海关总税务司。
身居高位的李泰国，显示出过人的精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对中国官员的影响力。他对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条约关系了如指掌。他陪同额尔金勋爵（Lord James B.Elgin）北上，交涉并修订《天津条约》。在一系列后续谈判中，李泰国都扮演了主要角色。谈判结果包括欧洲使节得以入驻北京；建立总理衙门（即中国的外交机构）等。还不到30岁，李泰国的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前途一片光明。
嚣张跋扈的李泰国
李泰国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对此有不少评说，有人出于善意，有人心怀叵测，但人们都提到他性格中的致命缺陷，即生性粗鲁、态度蛮横、恃强要挟、咄咄逼人，这倒无甚大碍。可他长期与人争斗，势如水火，而且又总是缘于零星琐事，以至双方之利益常常互相抵消。真正让人担忧的是他发自内心的仇外、恐外情绪。那是一种对所有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不信任和蔑视，而且这种蔑视丝毫不加掩饰。所以，他的行为遭到诸多诟病。即使是跟随额尔金勋爵谈判期间，他也让深感头痛的欧洲谈判同僚不满，让中国人深恶痛绝。他公开羞辱了德高望重的钦差大臣耆英，在大庭广众之下引用了这位老臣“佯示友好，安抚夷人”的奏疏。至于对自己在龙廷里的职位，他写道：
我是一个受雇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人，为他们从事某种工作，但并不隶属于他们。我完全没想过，一名绅士会在一个亚洲野蛮人手下行事。那是愚蠢的想法。
人们对于他这种引火烧身的性格的形成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道是遗传？（毕竟温和的纳尔逊曾教诲年轻军官“要像恨恶魔一样恨法国人”）。但更可能是因为，这名少年初到中国时没少听到人们对其生父的苛责。少年李泰国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因此养成高傲、敏感的性格。无论是什么原因，其结果都是自取灭亡。
年轻的包腊很快就惊愕地目睹了这个大人物的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