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全国大中城市开书店，曾是20世纪90年代三联人的梦想之一。这梦想来自民国时期三联书店曾在七十多个城市开书店的繁华往事。正如《读书》来自1934年创刊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三联生活周刊》来自1926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一样，开办三联书店分销店也是继承和复活老三联精神之举。我与白峰相识，就是在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他是书店经理，妻子刘莹是他的帮手，还有几个趣味相投的员工。
三联在全国办了十几家分销店，品味纯正，每家店都成为当地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三联主管发行并兼任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总经理的杨进，堪称分销店的总头。每当举办全国书市，这些分销店经理总要借机聚会。我与杨进要好，常常厕身其间。白峰在这些经理中是比较特殊的，瘦而高，长相年少，但性格内敛，不苟言笑，事事认真，说话一板一眼，有点夫子味道，看不出一点商气。他最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蟋蟀迷，非常投入。家里专修了地下室，数十（也许上百？）个蛐蛐罐摆放有序。有段时间，书店业务不景气，大家戏说他玩物丧志。我是见过他的蛐蛐罐阵容的，但懵懵懂懂，没太深印象。未想他锲而不舍，居然几十年过去，仍在孜孜矻矻此事。这体现了他的个性。他是一位个性很强、恒心十足、内方外圆的人。大家都喜欢他。
过去时代的男孩子，几乎没有不玩蛐蛐的。我小时在青岛，常去逮蛐蛐的“宝地”——万国公墓。都是外国人的坟墓，“文革”兴起，被挖掘了，石碑东倒西歪，缝隙里有蛐蛐。逮蛐蛐须在夜晚，到墓地终有些怕，但不知怎的，那乐趣似乎恰恰由于这个“怕”而加深了。当然，最大的乐趣在第二天一早，小伙伴们带新得的蛐蛐相斗。若自家有个个儿大的，厉害的，得胜后回家，宝贝得不得了，挑最好的罐，喂最好的食（大米、辣椒、饼干面包渣），一天不知要看多少遍……后来我写了一篇作文《蟋蟀的故事》，就是纪念我养过的一只“大黄牙”。养到冬天，它的腿都朽落了，我把它连罐一起埋在院子里梨树下。
2000年秋，白峰约我到柏良先生家。是济南蛩家聚会。从小至今，我唯一一次见到什么是真正的斗蟋。印象中，那些参斗的蛐蛐，绝不乱奔乱跳，反而神态自若，打斗时不吭气儿，得胜也不死追猛打，叫声矜持，似有君子风度，与我小时所玩绝不类同。柏良先生客气，题赠我一本他的著作《秋战韬略——鲁虫的相选、调养、训斗》。翻阅得知，小小蟋蟀、民间玩事，学问大了。我儿时所玩、所养，与专业斗蟋真乃天壤之别！我与白峰同有读闲书嗜好，多年来搜求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蟋蟀的书，存有四种，除了柏良先生所赠，还有孟昭连辑注的《蟋蟀秘谱》，边文华、杨平主编的《蟋蟀图谱》，以及王世襄先生纂辑的《蟋蟀谱集成》。可是都未好好研读。
2002年我调到三联书店工作，与白峰有了“同事”关系。王世襄先生是范用先生的好友、三联作者中的“自家人”，我曾几次拜访。听袁荃猷先生绘声绘色讲王先生如何逛獾，如何打鹰，如何养虫，听得心里直痒痒。后来策划“中学图书馆文库”，我就想着把王先生写的这方面的文章编成一本，最适合中学生。2009年得以如愿，选文二十二篇，起名《京华忆往》。遗憾的是，书刚付印，王先生离世（袁先生早在2003年秋去世），于是换封面，改为纪念版发行。其中《秋虫篇》原名《秋虫六忆》，曾作为附录收入《蟋蟀谱集成》，内容是王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北京玩蛐蛐的一些情况。
关于本书的撰写因缘，白峰在跋里说，始于二十年前与王世襄先生相识。最近几年，他先是与柏良先生合编《中华蛩家斗蟋精要》，又遵王先生生前所嘱，完成《蟋蟀古谱评注》，再著《解读蟋蟀》，直至这部《斗蟋小史》——稍思可见，他是由古至今，由史料辑注到要义深研，再到梳理成史，其治学逻辑是谨严的，其写作方法是持恒连贯的。中国斗蟋起码已越千年，但迄今未见一部斗蟋史著作。说不巧也巧，这个因缘就落到白峰头上了。因缘就是因缘。以我寡闻，很难再找到像白峰这样合适的作者：既多读书，人文素养深厚；又擅文字，勤于动笔；更是位秋战高手，所养蟋蟀的出将率令“老玩家”刮目相看，而且曾与王世襄先生多有交往。我打心里欢喜老友白峰完成春秋之作，相信蟋蟀研究会更上层楼，也欣慰王世襄先生玩出的文化、玩出的学问后继有人，后继有书……
汪家明
2017年6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