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大约十年前，内拉（Nella）在莫斯科，和一些俄国的老朋友们待在一起。有一天她路过一家旧货商店。也许，它的自我定位是古董商店。那时，莫斯科的居民正在变卖家里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因为工资和退休金制度已经崩溃。你可以在街角买到这些家当。对于内拉来说，世上任何一个城市的二手商店都像词典一样无法抗拒。她走进去打开页面。这次她找到了一幅画。布面油画。一件小幅静物，画的是一些红色菊花。
她买下了。画的落款是：克勒贝尔（Kleber），1922。价格比一首歌还要便宜。便宜得多。
回到巴黎，她不知道应该把画挂在哪儿。似乎什么地方都不合适。画上处处都有剥落的盐粒大小的颜料碎片，可以见到底下的白色画布。内拉有个习惯，摇摆不定的时候，她就等待困惑自行消失。通常确实有效。于是，她用一个黑塑料袋把画包好，搬到车库，放在那些被人遗忘的包裹中间，这些包裹装着衣物、书籍和其他无法归类的东西。收拾之前，她曾把画指给我看，当时我想：19世纪室内花卉，没有一丝变化，一定是俄国的。菊花倒在狭窄的隔板上。后面立着一个空的玻璃花瓶。待会就要插进花瓶？还是刚刚取出，准备丢掉（就是太早了点）？不管怎样，还是留在车库里吧。
光阴荏苒。某年车库被淹。内拉把画从袋子取出，摆在客厅的不同角落。颜料剥落得更厉害了，露出了更多白色画布。现在，画的破损已经变得比画面本身更加引人注目。
我没法把它扔掉，上周内拉对我说。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会试着修复这画。可它根本没法复原，破损太多，我又不会修画。我只能把白点涂上颜色。
于是我着手进行。我在白色浅盘上调色。但是，我有好多年没用过油画颜料了。画素描时，我用墨水或丙烯。油画颜料的调色方式非常特殊。你在浅盘上一笔一笔地寻找某种音色，但是，只有等你涂到画布上，才会发现颜色是否符合你在寻找的“声音”。
等待修补的剥落白点数以百计。阴影中的花卉呈现黑绯红色。吉他棕色是壁架下面木头抽屉的颜色。贝壳灰色是架子所在角落的墙壁。光线下的花瓣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品红。所有这些都暗示着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但很可能，在1922年，有许多人住在里面。
我一心修补这些白点，一个接着一个，完全忘了时间。时间感的丧失，带来个体意识的松弛。一笔接着一笔，一色接着一色，我正趋近一个系统的景象，而这景象却是属于一双此时仍非为我所有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其他地方。
我在观察1922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间沐浴在午后光线中的小屋，扔在角落搁板上的鲜花。内战已经结束。可是饥荒仍然四处蔓延。现在，几乎所有白点都补好了。
夜间，我好几次起身去看这幅油画。或者，不如说是去看画中的小屋角落。我不能就这样把它们丢在那儿。不管是架上的鲜花还是油画本身。你仍然能够看到原来曾是白点的那些地方。麻子疤痕。我必须把它们恢复到更好的状态，回到那个9月下旬的午后，可怕的寒冬来临之前。
我应该更加无拘无束地画。可是我在画的时候，又不能把它当做我自己的作品；它是克勒贝尔的。这一事实是如此严峻，是我先前料想不到的。可是如果我不能自由作画，我就无法恢复那些光线。
次日清晨，我继续画。我坐在那儿，油画搁在我的膝盖上，旁边桌上放着调色盘。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以哀悼为主题的诗，其中有几行描写了一朵掉在人行道上被鞋踩碎的菊花。这几行诗写于二十年之后。静物中的绯红菊花此时仍然毫不知情。
我想知道画上都有什么，这一渴望鼓动着我，使我可以大胆尝试。我发现，光线洒在小屋角落两堵墙壁和半打丢下的花朵上，就像来自某个不可思议的遥远未来的某种承诺。
大功告成。它就在那，克勒贝尔作于1922年的一幅油画。
某个时刻暂时得以保存。这一时刻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所以，承诺有可能是面向过去的吗？
一个人无论为任何事物的意象所激动，即使那物并不存在，他也会认为它即在眼前，并且只有当那物的形象与过去或将来的时间的意象联结在一起时，他才会想象那物是在过去或将来。所以单就一物的意象的本身而论，不论和过去、将来或现在的时间相联系，它总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不论这意象是属于过去、将来或现在的事物，它所引起的情绪或身体的情况是一样的。故不论这意象是属于过去、将来或现在的事物，它所引起的快乐或痛苦的情绪是一样的。
《伦理学》，贺麟译，第三部分，命题十八，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