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受到他的教导，后来又在他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在这所中国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教与学、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
徐悲鸿的学生众多，第一、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目前我师长辈的人，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四代的学生。如我等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一切就晚了，何况近些年来心中对老院长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
本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到了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蒋碧微写的《我与徐悲鸿》，曾在台湾出版，1985年开始在《中国美术报》上连载。这对青年学生来说，好像找到了一个认识徐悲鸿很新鲜的层面似的。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青年一代头脑中产生了波动。就拿教学秩序一向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新的一套尚未建立，疑云四起，教与学之间出现了彷徨，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直至80年代中期，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简单说，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
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20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
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
在此期间，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同时写出了专著《徐悲鸿一生》并出版。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太有心了，可佩。”
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他回国后与母亲一起，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默默地、艰难地工作着。
记得1993年在北京，一个晚上，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忽然来我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用她的话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
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
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下来，几年来居住海外。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必然讲到徐悲鸿本人和他的艺术，并且着墨颇多。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像一道门槛，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影响深远。
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你不做比较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处处的，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比较思考后，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的诸现代流派，必须成为世界定律，要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去遵守吗？这不禁令人怀疑。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有共性，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是可歌颂、值得肯定的，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可以各走各的路，何必去规整划一呢？
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我统一你的悲剧，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因而更显出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以及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
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才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世界才得以更加绚丽多彩。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
虽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情之所至只好跃跃欲试了。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徐悲鸿一生的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可释可解。
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
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是时代的赋予。徐悲鸿是文艺界在近现代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
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缘起和动机。
杨先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