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墓志，起自东晋十六国，止于唐末。全书分“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墓砖”“唐西州时期墓砖”“附属资料”三部分，每部分按照墓志纪年先后为序排列。墓志先列录文，后附考释与参考文献的出处，并著录人名、墓志纪年、砖质、书写形式、尺寸、出土年代、出土地及收藏地。其中“附属资料”特别收录与高昌或唐西州有关而非吐鲁番出土之墓志十余件。另附“索引”，有铭文内容的人名、地名、官名官号、墓葬编号等项索引，极便检索。

张铭心，1964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学学院教授。曾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后留学日本，获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吐鲁番学、出土文献学（以石刻学为主）、书画篆刻史。

编写说明 /1

凡例 /6

引用文献及省称 /9

研究论著及省称 /20

一 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墓砖 /37

二 唐西州时期墓砖 /186

三 附属资料 /315

索引 /347

麴氏高昌国年表 /393

后记 /395

序

我從1981年冬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就一直非常關注同一時期吐魯番出土的高昌至唐西州的墓塼。當初主要考慮，《文書》按墓葬編排，墓塼多有紀年，是《文書》斷代的重要依據。不久發現，墓塼還有很多關於官制和朔閏的重要資料。侯燦先生利用墓塼官制資料對麴氏高昌官制進行了研究，我利用墓塼朔閏資料對麴氏高昌曆法進行了探討。我以爲，墓塼的價值大概已被發掘净盡。然而，張銘心君的出現，使我完全改變了看法。

張銘心君1991年發表的《高昌磚書法淺析》文章和1993年出版的《高昌磚書法》圖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裏簡單介紹两點：

（一）最早證實黄文弼先生掘獲高昌墓塼藏於故宫博物院。我們知道：黄文弼1930年春在吐魯番考古發掘所獲一百二十四方高昌墓塼，究竟藏於何處，一直存在藏於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和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二説。1991年至1993年，銘心君尚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前揭文章和圖書所刊數十方高昌墓塼，均爲黄文弼当年掘獲品。這無疑清楚告訴我們：黄文弼掘獲高昌墓塼，實際藏於故宫博物院，從而破解了這一陳年舊案。

（二）最早肯定高昌墓塼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應具重要地位。我們知道：最早注意高昌墓塼書法的是沙孟海先生。但他1932年首次見到黄文弼掘獲《畫承及妻張氏墓表》，在與友人吴公阜信中，討論的僅是書圓刻方等碑石製作問題，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書法問題。後來，馬雍先生在肯定高昌郡文書具有較高書法價值的同時，表示對高昌國文書書法很不滿意，認爲水平大爲下降，有的甚至拙劣不堪。這種指責，導致學界對主要屬於高昌國的墓塼書法也不太重視。而銘心君前揭文章和圖書的發表與出版，徹底改變了這種認識。

當然，高昌墓塼的價值還遠不止此。銘心君1994年辭去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東渡日本求學，繼續從事高昌墓塼的研究。他的碩士論文《高昌墓磚の史的研究》，博士論文《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高昌墓磚の源流とその成立》，都是研究高昌墓塼很有分量的成果。而本書的雛形，原本是他碩博士論文附録的《資料編》。可見銘心君研究高昌墓塼，對於資料的收集是何等的專注和細緻！

本書在十幾年前就已初具規模。當時銘心君製作成電子本，廣贈學界同道，我也獲得了一份。看過之後，感覺很有價值，便問銘心君：“是否可以考慮出版？”銘心君答：“再等等！”我知道：他是想精益求精，將本書做得更好更完善。此後，他便繼續收集各類資料。現在，呈現到我們面前的這部書，雖然算不上洋洋巨著，但作爲高昌墓塼的“資料集”，至少有三點值得稱道：

（一）材料完備

這裏説的材料，指的是高昌墓塼本身。我們知道，由於高昌墓塼具有特殊價值，對於該材料的整理，已有很長歷史，包括我在内，不少學人都做過類似工作。相關情况，本書《編寫説明》已有介紹，這裏無須贅述。在本書之前，收録墓塼最多的，一是侯燦先生的《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一是石見清裕先生的《吐魯番出土墓表?墓誌の統計的分析》，都達到三百二十八方。而本書收録的墓塼，多達三百七十一方，比前者增加四十三方，數量穩居第一。有人或許會認爲，後來居上，很正常，不足爲奇。但如果知道其中還有從未公布的新材料，也許就不會這麽認爲了。譬如《和氏墓表》，存八行、八十餘字，時間爲義和三年（616）五月卅日，是吐魯番文物局2008年徵集品，《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未收，本書首次將图版與録文一并公布。可見本書收集材料之完備。

（二）信息完備

這裏説的信息，指的是關於高昌墓塼本身的信息。主要有質地、書寫形式、尺寸大小、出土时间、出土地點、收藏地點等。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描述用語，都來自考古發掘的簡報和準報告，未作絲毫改動，具有原始檔案的真實性。譬如質地，并非全是塼質，还有石質、木質、土質等，故關於質地的描述用語，塼質外，還有灰塼、紅塼、泥質灰塼；石質外，還有砂岩石質；木質外，還有木牌、木質板；土質外，還有土坯、生土質、生土模製、黄泥模製土坯等。又譬如書寫形式，描述用語有墨書、朱書、墨格墨書、墨格朱書、墨地朱書、墨地刻字、朱書朱格、刻字填朱、墨地白粉書、墨地朱書朱格、墨格刻字填朱、刻字刻格填朱、白字白格墨地、前五行朱書末行墨書，等等。此外，録文雖然没有標行數，却是按行釋録，也是爲了儘可能保存原貌和原始信息。

（三）學術史完備

這裏説的學術史，指的是關於高昌墓塼的著録和研究的成果。本書徵引著録成果七十八種，始於1914年羅振玉的《西陲石刻録》，終於2010年戴良佐編著《西域碑銘録》；研究成果一百一十種，始於1959年小笠原宣秀的《龍谷大学所蔵大谷探検隊将来吐魯番出土古文書素描》，終於2014年米婷婷的《高昌墓塼對女性的記述》。可謂洋洋大觀！然而，本書學術史之完備并不僅此。同一方墓塼，録文出入較大者，爲了不偏不倚，本書往往將兩份録文并列，讓讀者自己判斷取捨。譬如：闞氏高昌國時期（460—488）《張祖墓表》有兩份録文，一份是《新獲吐鲁番出土文獻》的，一份是本人《關於吐魯番新出闞氏王國張祖墓表的幾個問題》的；章和八年（538）三月十五日《宋阿虎墓塼》有兩份録文，一份是《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疆卷》的，一份是《吐魯番采坎古墓群清理簡報》的。此外，對於不同的觀點，本書也是儘量斟酌采用。當然，其中也有不少是銘心君自己的觀點。本書《編寫説明》謙稱僅是自己整理資料時“隨手的分析和記録”。但我認爲很多都是非常有價值的。關於這一點，我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就不用我在這裏舉例説明了。

最後，還想提及的是，銘心君的碩導伊藤敏雄先生，是研究樓蘭與長沙吴簡的大家；博導荒川正晴先生，是研究吐魯番學與中西交通史的權威。這兩位先生都是我的畏友，他們學術視野開闊，文獻功底深厚，耳提面命，潛移默化，對銘心君學風的形成頗有影響。近些年來，銘心君的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擴展，由高昌墓塼、吐魯番學、西域史地向中原逐漸回歸，對東晉十六國碑形墓誌源流和北魏司馬金龍碑形墓誌源流進行考析，引起學界廣泛的注意。希望銘心君能够再接再厲，立足高昌，放眼中原，做出更大的成績！

是爲序。

王素

2017年1月25日

1.所收录材料完备。高昌墓砖具有特殊价值，对于该材料的整理已有很长历史。在本书之前，收录墓砖最多者一为侯灿《吐鲁番出土墓志集注》，一为石见清裕《吐鲁番出土墓表、墓志的统计分析》，达328方，而本书收录的墓砖多达371方。其中还有从未公布的新材料，如《和氏墓表》，存8行，80余字，本书首次将图版与录文一并公布。

2.保留原始档案的真实性。本书著录人名、墓志纪年、砖质、书写形式、尺寸、出土年代、出土地及收藏地，可谓信息完备；而其中描述用语，均来自考古发掘简报与准报告，未作丝毫改动，尽可能保存了墓表的原貌与原始信息。

3.考据严密，学术史完备。本书征引文献，于注释仅注明书名或论文篇名之省称、征引页码。另于书前作全书之征引文献目录，详其出版资料。所引始于1914年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终于2014年米婷婷的《高昌墓砖对女性的记述》，总计188种；同一方墓砖，录文出入较大者，为不偏不倚，则两份录文并列。

編寫説明

如題所言，本書主要是一部關於吐魯番出土墓誌——高昌墓塼的銘文輯録和論著索引以及筆者的相關考釋的資料集。

高昌墓塼最初的發現，始於清末宣統二年（1910）巡檢張清在三堡（阿斯塔那）的發掘。據説當時出土的墓塼爲長壽三年（694）張懷寂墓誌和貞觀元年（627）以及大中二年（848）太原王氏墓塼。此後規模較大的發掘是1912年第三次大谷光瑞探險隊、1915年第三次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探險隊以及1930年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三次發掘，而規模最大的還是1959年開始的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主持的發掘。時至今日，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雅爾和卓、洋海、木納爾、巴達木等古墳群的考古發掘斷斷續續，時而還有古墓盗掘現象發生，出土高昌墓塼的數量仍然在不斷增長。

至今所見高昌墓塼，多是以考古報告、目録索引、博物館藏品圖録等形式發表的。其中，收録數量較多的是王素編纂的《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以下簡稱《高昌文獻編年》，參見下文《引用文獻及省稱》，以下同），侯燦、孟憲實撰寫的《吐魯番出土墓塼題録》（《墓塼題録》），關尾史郎編纂的《吐魯番出土漢文墓誌索引稿》（《索引稿》）以及穆順英和王炳華主編的《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疆卷》（《新疆墓誌》）。其中《高昌文獻編年》只收録了高昌郡到高昌國時代的墓塼，唐西州時代的墓塼没有收録。而且，此書雖然記録了墓塼的人名、年代、塼質、書寫形式、出土地、收藏地、文獻出處等信息，但是塼銘、墓塼尺寸等信息并没有記録。《新疆墓誌》雖然收録有高昌國時代和唐西州時代的高昌墓塼，但其收録墓塼僅一百九十九件，與實際出土高昌墓塼的總數還有較大差距，且缺少墓塼各方面的相關信息。同時，此書收録墓塼的圖版雖爲當時最多的，但是没有標明文獻出處。同樣，《索引稿》著録了人名、年代、文獻出處等内容，而且收録高昌墓塼達三百二十六件，但是這一數字還是與實際出土數量有一定差距。此後，侯燦、吴美琳所編《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磚誌集注》）共收録包括高昌國以前的四件、高昌國時代的二百零六件、唐西州時代的一百一十六件，共三百二十六件吐魯番出土墓誌。此前侯燦還從書法的角度，編纂過《吐魯番墓磚書法》（《墓磚書法》）一書，此書收録彩色圖版十一張、墨書黑白圖版七十九張、刻寫黑白圖版二十一張，共一百一十一幅清晰度較高的高昌墓塼圖版。隨着近年來墓塼的不斷出土，歷史學界對這批高昌墓塼的關注度也没有减弱。關尾史郎與清水はるか共同編纂的《トゥルファン出土漢文墓志集成(稿)—高昌郡·高昌国篇》（《墓誌集成》）收録了從北凉到麴氏高昌國時期墓塼共二百二十八件，這一數字超過了以往出版的各種著録的高昌郡至高昌國時期墓塼的總數。與此同時，石見清裕撰寫的《吐魯番出土墓表?墓誌の統計的分析》（《統計分析》）一文，以表格的形式對高昌墓塼進行了統計，其中收録麴氏高昌國及以前的墓塼二百一十件、唐西州時期的一百一十八件，共三百二十八件，這一數字與《磚誌集注》同，并没有把最新出土墓塼收録在内。有關吐魯番出土墓表、墓誌方面的論著，近年還有戴良佐編著的《西域碑銘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該書“主要收録生於或到過西域、新疆的名人名碑和墓誌銘”（序言第3頁），并“專録墓碑、碣、神道碑、墓誌銘與石刻，不收墓表”（序言第3頁）。據此，該書共收録了吐魯番出土高昌國時期墓誌四件、唐西州時期墓誌十件。

本書在前人的基礎上，網羅各類資料，將搜集的墓塼提高到了三百七十一件。這其中包括高昌郡至高昌國時期的二百二十八件和唐西州時期的一百四十三件。這一數字超過了此前同類研究總數四十三件。此外，本書本着盡量全面搜集相關資料的初衷，還將十餘件與高昌國或唐西州有關而非吐魯番出土（且渠封戴墓表例外）的墓誌資料進行了整理，并作爲附屬資料列於最後。

本書最初的編寫，是筆者在大阪教育大學攻讀修士（碩士）學位時，爲了撰寫學位論文（1997年4月—1999年3月）而準備的基礎資料。當時只完成了高昌郡及高昌國時代的部分資料。1999年4月進入大阪大學攻讀博士課程後，筆者繼續完成了唐西州時期的資料整理。此資料集作爲筆者的博士學位申請論文附編《資料編》（以下簡稱“原稿”），於2003年初提交給了日本大阪大學。

2013年，以筆者爲代表組成的“吐魯番出土高昌墓塼整理與考釋”項目組在原稿的基礎上，繼續擴充資料，并加大研究論著的檢索範圍，進一步豐富了原稿的内容。當初整理此資料集，目的是方便修士、博士學位申請論文寫作資料的檢索，并没有出版的設想，因此在編排格式上更注重實用性。例如在研究論著索引方面，引用的基本是與筆者論文寫作有關的論著。又如，爲了支持活字檢索，把一些電腦字庫中没有出現過的字都置换成了可檢索的活字，這樣的處理雖然便於電腦檢索，但與銘文原來的字體有了差别。

本書一直追求的是録文的完整性，因此即使後來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原稿的整理工作也没有停止。特别是近年來，又新收録了近十餘年間發表的高昌墓塼近二十件，還在吐魯番文物局發現了一件從未發表過的墓塼。可以説，本書是至今爲止收録吐魯番出土墓誌數量最多的一部資料集。但必須説明的是，本書研究論著索引中收録的研究論著主要是十餘年前的研究成果，雖然近期的論著也有補入，但與學界實際研究成果的發表數量還是有一定差距。另外，録文中不可識之字或模糊不清的字較多，這給銘文的斷句帶來了困難。本書爲了統一體例，也爲了不給使用者過多編者的主觀意見，就把斷句工作留給本書的使用者了。

還需要説明的是，本書墓塼資料注釋中的一些内容，多是原稿整理資料時筆者隨手的分析和記録，其中的内容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參見每件墓塼資料最後的文獻索引），也有筆者的隨筆記録，或可啓發研究，但缺乏嚴謹性，而且當時僅是研究的參考，所以大都寫出想法，没有論證。另外，爲便於吐魯番學界同仁利用高昌墓塼資料進行研究，筆者在十餘年前就已將原稿電子版廣泛複製給了學界同仁。此後，其使用者的研究中雖見有引用原稿者，但給出注釋者甚少。因此本書中的一些觀點與近十幾年來一些研究者的觀點有相同處，望學界明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