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华北渗透
20世纪初期，一名来自日本的旅行者曾这样评价他眼中的北京城：“支那的都市必以城墙绕之，城市宛如城郭，北京的城郭是城郭中之大者。……可谓壮观无比，然试攀城墙，崇文门西百步之遥有德国炮台，正阳门东150步处有美国炮台，此乃义和团事件之变时筑造者，宫城完全朝向帝国的炮门，其命运系于其上。由此可知，谈支那之独立为期尚远。”显然，尽管日本国民曾经对中华帝国那些辉煌的都市有过羡慕与崇敬，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是另一番景象了。当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日益盛行，侵略者正虎视眈眈地随时准备发动武力进攻时，即便是面对举世闻名的古都北京，也早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了。
在大肆鼓吹侵占“满蒙”的同时，日本还很早就将目光瞄向华北，并且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处心积虑地对该地区进行渗透。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一部，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自民国初年以来，日本利用其在中国的影响，频频在华北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谋略，试图将该地区变成仅次于“满蒙”的在华权益之地。
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山东的野心上。远在清朝末年，当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在山东获取巨大利益后，羽翼渐丰的日本就对一海之隔的这片土地极度垂涎，并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加紧向青岛等地渗透。据统计，到1913年时，日本在青岛港的贸易总额已仅次于德国。鉴于山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国内的政客、军人和外交官等也纷纷频频来这里“游历”和“考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了趁机攫取利益，竟以对德宣战为由，于同年8月大举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及胶济铁路。1915年，日本政府又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山东完全变为其势力范围。而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又不顾国际法和中国的抗议，操纵巴黎和会，强行“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在列强的干涉下，日本才被迫交出山东主权。尽管如此，日本对于山东的野心始终没有消除。1928年，当国民革命军进行二次北伐，向奉系军阀张宗昌发起进攻时，日本军队竟以保护侨民为由公然挑起武装冲突，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或许正是出于及时了解“济南惨案”后山东各地的情况，1929年，当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刚刚结束后，岛崎役治就不惜冒着危险亲身前往山东拍摄，其间他还撰写了《寻访古齐遗迹》《泰安概要》等多篇摄影报道。
《寻访古齐遗迹》
从青州出发，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淄店站。
在到达第一站的时，我们遇到一位日语特别流利的巡警。我们向他询问管仲之墓的所在地，巡警踮起脚尖，告诉我们，他的墓在南方有寺庙坐落的牛山山麓上。我雇了一个脚夫，想请他当向导。然而不论谁听了之后都以匪患兴盛为由拒绝了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一个愿意的人，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向着驿站的西南，走过四五条铁路，就来到了一个村落。从这里到牛山山麓，仅仅只有十条铁路左右的距离了。那里有一个枯草遮蔽的小山，就是目的地管仲之墓的所在地了。那里有两块石碑，其中一块已经倒塌了。这样子看起来，确实是有些年月了。墓丘的右边有一颗柏树，无精打采，落寞而立。
……
如今面对荒废无人的墓丘，我不禁深深感叹中国世相变迁之快。为此地拍照之后，我们开始攀登之前的牛山。这里仅仅生长着几颗柏树，砖石所造的寺庙没有一座不遭到破坏的，如今已是不能住人的荒地了。从山顶眺望，美丽的淄博平原尽收眼底，这座山真是可惜了。
……
我们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进入了一片柳树和杨树的林子，从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县城的城门了。城门有些与众不同，城楼很高，上面并列着数不清的枪口。进入城内之后，巡警向我索要入城的相关证件，并坚持如若没有证件则不能让我进城。没办法，我最终只得把自己的名片交给巡警，并说明自己是知县的好朋友，希望他放我进城。于是他拿着名片进城去了，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最终放我进城。
……
1929年二月九日晚上九点半，我到达了博山站。因为是末班车，所以乘客很少，日本人则只有我一个。
因为行李太多，只得付二十文钱，请列车的侍者帮忙。他按照我的要求帮我将行李拿到了指定的地方，之后我又雇了一个中国脚夫帮忙。
我背着行李，前往出站口。刀枪沐浴在黯淡的灯光下，我国的警卫兵正站在这里。
向士兵询问了旅馆的所在之处后，我便前往寻找旅馆。到了之后一看，这地方已经关门，里面隐约透出电灯的光。踌躇之间，我还是敲了敲门，里面的中国人出来开了门。
他将我引进屋里，一边说着“我还以为没有客人了……”之类的客套话，屋里冷极了，就让他把炉子点了。不久，他就来告诉我洗澡水已经烧好了。我急忙跳进了热水中，一洗白日的疲惫。洗完后，又吃了晚饭。吃完时夜已深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就起床了，想雇一个脚夫，然而此时中国正是正月，也没有脚夫可雇。不得已，只得请旅馆的中国人带我去领事馆了。
领事馆的分馆主任佐佐木先生爽快地迎接了我的到来，并就我这次的摄影工作与我进行了交谈。我拜托他为我找一个向导，然而时值正月，各个方面都打去了电话询问，还是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最后全靠佐佐木先生的好意，终于勉强要求了一位在领事馆工作的正要回家的中国人，作为我的陪同向导。
出了领事馆，便来到了城内的西园子街。果然是时值正月，街上的店铺无一不大门紧锁，回归沉静。但余喜庆的红纸和漂亮的春联。走过一个人也没有的街道，穿过南门，便是沙沟河。这里是劳工苦力们的游乐场，今日也是一副寂寥光景。
我们穿过了六道门，才到了南关。孝妇河左岸有一条石板路，其左侧便是美丽的河水在流淌，而城墙则延伸至高高的山顶。从这里继续向前走，有一些颇为风雅的建筑。墙上有白字写着“博爱医院”。一座石桥从这里架设至对岸，构造极其巧妙。前方被柏树包裹着的寺院也有一种引人驻足的雅致。继续向南走，再稍向右拐一点，便是灵泉庙了。
我们走进壮丽的楼门，由石头雕刻而成的玉垣所围绕的灵泉池里满溢着青绿色的池水，北边的水口则涌出滚滚的清水。这便是孝妇河的源流所在。……
清晨，离开旅馆。沿着孝妇河前行。走了约一里半的之后，便来到了陶器的产地山留。正好，当天是博山警备队进行村庄袭击实地演习的一天。进得村里，所到之处都是烧制陶器的窑。沿着小路左拐右拐地前进，不久就穿过村子来到了采炭场。从这里开始又走过了的好些村庄。在轻型铁路的左侧，有一座装饰有石人石兽的墓地。如今，仅有石人的头还留在地上了。究竟是不是明代王让之墓呢，着实无法判断。即便如此，也是珍贵罕有之物，于是我便为其拍摄了照片。继续前行，不久就到了八徒子矿坑。这里有轻铁停车场。之后便来到了八徒子街，沿着河，直通城里。从这里之后便是一条直路，然后又继续走坡路。此地在博山三里开外，因陶瓷器工场与炭矿而发达兴盛。
参观完此地之后，博山的摄影之行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泰安概要
泰安城，从地理上来看，不过是泰山的一个附属物而已。因其地处泰山的山麓，故得名泰安。自古以来，蒙泰山之余泽，存在，发展，繁荣。现如今，泰安已经获得了无法压倒的城市地位了。
泰安的地理位置，接近山东省的中央部位。其东北部，有泰山神圣的山峰。西则有洋河流经，是名副其实的山水明媚之境。在一大片煞风景的大陆景观之中，这里算是相当出色的风景名胜之地。
县城位于津浦铁路泰安站东南不到二英里处，是附近仅有的物资集散地。这座城镇依靠泰山朝圣者们的香火钱维持生活。去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北上，再加上突然发生的“济南事件”，导致山东政府向泰安迁移。此事已轰动世界。政府的迁移也给予了此地足够的活力，泰安作为泰安政府的所在地，像故事里一样获得了急速的发展。一时间，人口达到了二十五万，再加上集散物资的迅速增加，泰安遂成为两倍于以往的大都市。
随着“济南事件”的圆满解决，省政府又再次迁至济南。就今日看来，泰安的声名与具体情况都已不胜往日。今后，泰安的位置虽然无法凌驾于济南之上，然而泰安正如其名，其位置也将安泰稳固。因为其后永远矗立着神圣的泰山。
只要泰山存在，中国民众对于这座圣山的信仰就会生生不息以致无限。因此，背靠泰山的泰安，也将获得无限的存续。
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渗透只是其对整个华北野心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随着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为了抵制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的统一，日本私下里进行了一系列谋略活动。例如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大肆活动，积极拉拢阎锡山以及段祺瑞、吴佩孚等势力，企图制造华北政治混乱。中原大战结束后，日本又展开了所谓的“石友三工作”，试图利用石友三、韩复榘、阎锡山等反对张学良。这类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但均大多数均以失败而告终。到1935年，在完全占领了东北之后，日本又将侵略的矛头直指华北，遂策动了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造成华北局势骤然紧张，中华民族面临最危机的关头，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在政治军事上步步紧逼之际，日本还通过非法移民、经济调查等手段向华北地区渗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将视线投向了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消费市场的华北地区，于是在实施向“满蒙”移民计划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华北的移民力度。特别是1935年汉奸殷汝耕在日军唆使成立伪“冀东政权”后，仅仅1年的时间内，日本在华北的移民就增加了1倍多，达到21362人。以至于当时愤怒的国人讽刺道，在由天津至北平的火车上，日本人“通常占了大半，宽袍大袖，顾盼自雄，履声答答，刺入耳鼓。膳车中备有‘东洋素烧’，报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闻，不时还有穿黄制服红帽边的宪警巡查，过丰台车站还可看到高悬的太阳旗”！与此同时，日本形形色色的情报人员还四处活动，积极刺探和搜集社会经济情报。
这一时期，除了“满铁”等官方机构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外，许多日本移民也以游历为名，前往华北各地调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为本国对华北的侵略提供情报。据统计，仅 1937 年 1 月至 4 月间，就至少有 33 批日本人分别以商人、实业家、会社员、学生等身份由天津赴河北等地“游历”。日本人的情报活动，当时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惕。例如1934 年 5 月，国民政府就密令北平市公安局，称“日本近于天津设立国际秘密服务部……以考察测量华北西北地理，包含黄河内蒙新疆等处，令其切实查察”。1934 年 8 月，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现：“日关东军在津日租界秋山街宏济里内，设特务机关，派山木为机关长后，其初步计划，派浪人协同汉奸，携带照相机、测量器等，以游历为名，对于重要地区，如城市飞机场要塞等，作秘密精详之测度”。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奉行妥协的对日外交，因此对于这类间谍行径很难采取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