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聆听鲁迅”“表达的技艺”“表达的语境”“政制与国性”“江湖：一种理解中国的方法”，借助竹内好的眼光谈自己读鲁迅的心得，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下谈张艺谋的电影，从语境意识出发强调在思考中国时的内在立场。

王人博，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中国法学家少有的深具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主要著作有：

《法治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

《权利论》

《孤独的敏感者》

《法的中国性》（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制日报》2014年度十大法治图书）

Ⅰ  聆听鲁迅

一个绕不开的身影

平淡的机缘

他在孤独处存在

做文者

纠葛于悖论中的战士

醒与梦，人与鬼

“为别人”，还是“自己玩玩 ”

自我与他者

竹内好的鲁迅

像鲁迅一样“怒其不争 ”

竹内与沟口的异同

Ⅱ  表达的技艺

我们都是表达者

从张艺谋的电影谈起

歌声唤起的乡愁

听那过去的故事

表达的分寸——面向私己和公众

话语即权力

中国的“东方主义”表达

学术的想象力

Ⅲ 表达的语境

并非“托词”

“语境”是什么

语境的对撞

文明冲突论

“语境意识”下的“内在立场”

Ⅳ 政制与国性

直面全球化的现代国家法律

现代性与社会主义

以“转身”的姿态做一个问题中人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搅乱一个帝国的毒品

从“天下体系”中走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二元结构范式的乏力——以“启蒙-救亡“为例

Ⅴ 江湖：一种理解中国的方法

人在江湖

谁有资格谈江湖

彼江湖与此江湖

割不开的庙堂与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法学研究的江湖视角

两种视角的重合

中国性与本土资源

无关好恶的江湖立场

“法治中国”遭遇“江湖中国”

后记

序

屈指一算，迄今已在法学的讲台上站了33年。学生一茬茬

走，又一茬茬来，来去之间，我自己也老了。

除了授课，我也喜欢胡乱的阅读和思考，倒不单纯为了备

课、做研究，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读书思考是抵抗因长期上课

而形成的习惯性倦怠的最好方法。而且，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

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由于阅读思考的范围总是

大于讲授的课程，所以也就把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不自觉地塞进

了课堂。这种授课方式从负面讲，是超出课程的离题，从正面

说，也可叫拓宽视野；关键是分寸。

事实上，走出校门多年的学生能记住的，未必是某个老师

讲的那门课的内容，而往往是课外的话。前几天与几个年轻的

朋友聚会，其中的一位我并不认识。他现在是博士生，专程而

来示谢，为我的一句话曾给他大学四年学习带来的启悟。那本

是我书中无关专业的一句平常话：“我不厌恶敌人的‘常胜将

军’，却憎恨一个只知杀戮的士兵。”这只能说，话语的影响

力因人而异，同样一句话，有的听后无动于衷，有的则念念不

忘。

课堂上，我也会穿插给学生推荐电影和音乐，以及与课程

关系不大的著作，读到一本好书总想与他们分享。这也反映出

专业规范与散逸性阅读的冲突。学科的厚墙有时安放不了思维

的自由，而任何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书写都是业余。专家与业

余者的区别，除了高下，还在于进入问题的方式：前者重视技

术规范和理性，后者投放的是身心和感情。业余者缺少的是学

科规训，而拥有的是真诚。这个答问录就是一个业余者呈现的

一种真诚的知识样态。

现代性带来了学科之间的严格分野，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

然结果。这一结果一方面使每一门学问都成了科学，另一方面

也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筑起一堵堵厚墙，各自都自觉把智慧的触

角龟缩在墙内，对墙外的任何事物都克制好奇心，并保持着一

种专业的冷漠。而现代的国家也越来越依赖这类智库型（think

tank）专家为其服务，越来越不需要一般性的“学者”或“知

识分子”的智性实践。爱德华· 萨义德（Edward Said，或译

成赛义德，1935—2003）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

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里的“相对独立”也

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并不依赖专业而存在，他∕她首先是

个以“智”为业的人，“求智”便是其人生目标。以智为业，

就无须选择专业立场，有一个“智性”的视角就够了。“业

余者”在严格分工的语境里并不是个好词，带有“门外汉”

（layman）的贬义，但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却是个

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

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

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除此之外，“旁观者清”这句俗语或许还是有效的，不同

的知识背景和视角都蕴含了自身的智性和眼界，“取长补短”

这个老词或许仍有价值。

王人博 　

2017年5月30日于寓所

本书以问答录的形式，呈现了王人博教授近年来在从事学术和教学之余的阅读和思考。所谓的业余者，既表明了作者的自谦，也是作者志趣的体现：业余并非专业的缺乏，而是专业之外的另一种抵达知识的可能，甚至是对专业的超越。

竹内好属于顿悟的思想者类型，“片面的深刻”是其特征；而沟口雄三则是其反面，显现的是学术的、理性的，一种纯粹学者类型。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竹内好的方法是通过把鲁迅连带中国都纳入他自己的一种主体性框架内来展开对日本的思考，其呈现的鲁迅和“中国像”不是准确如否的问题，而是始终以他自己的“思想”形态存在的。而沟口雄三偶尔也提及鲁迅，但他并未把鲁迅作为一种思想的参照来把握中国并以此达到把握日本的目的。相反，沟口雄三是以“中国思想史”这样一种样态出现在自己相对主义的价值世界里的。要把握二者的“中国方法”之不同，只要记住沟口雄三自己说的话即可：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

我们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这种连同日本一起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

如果给上述这些话加个注脚，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沟口雄三是以世界多元主义存在作为自己立论的前提，而他本人也是个价值多元主义者。在这个前提下，他通过“思想史”来展开他的中国研究和思考。“基体”是他的中国研究的核心概念。他的“中国思想史论”本质上就是“基体论”。欧洲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是因为它自身的基体不同。中国的近代之所以异于日本，也是由中国“前近代”的基体决定的。他通过中国“前近代”的“公私”概念与“大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梳理，着重研究了孙中山的共和主义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和日本；中国近代“民权”思想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也主要是与中国“前近代”的基体有关。这也可以解释，他的中国思想史为什么特别注重那些为中国同行所忽略的对保守人物的研究。

欧洲、日本与中国是毗邻的差异世界，或者说都因自己的个性而构成了这个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这句话的意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