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哈德良身处一个风云激荡、惊心动魄的时代。公元2世纪，他成为罗马帝国主宰，堪称最成功的罗马统治者。身为久经沙场的士兵和才干非凡的管理者，他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君临天下。
哈德良提出了两个能让罗马帝国长盛不衰的绝妙主张。第一，不再继续扩张帝国版图。彼时，罗马帝国疆域西起西班牙，东至土耳其，北起黑海，南至马格里布（Maghreb），已令他不遑统治，决定停止攻城略地。保守的他下令，凡无山川作为自然屏障，帝国边疆均修筑长墙。墙内是文明与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墙外则是蛮荒之地，乃至与罗马无关的一切。在德国，昔日的城墙为木制栅栏，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但在英国北部，由于树木稀少，城墙以石建造，且依然保存至今，成为最能再现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之一。
哈德良的第二个主张，源于他对希腊的挚爱。罗马帝国东部讲希腊语，其文化可追溯至荷马。西部则是地处地中海盆地的超级大国，拥有战无不胜的军队。经过哈德良的努力，帝国变得兼容并包，文化与军事、艺术与政权在其中平分秋色。他允许希腊人参政，还大兴土木，把雅典打造为帝国的思想之都。
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写到的（或许有点言过其实），哈德良开创了“太平盛世”。其继任者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与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延续了哈德良的政策。可以说，三人力求“不战不侵而扬帝国之威。通过一次次体面的变通，他们赢得了蛮族的友谊，并努力使之相信，罗马政权并无征服之心，唯以秩序与正义之爱行事”。
本书是我的第三部罗马传记，连同另外两部作品，组成了三部曲。《西塞罗传》（Cicero）记录了老朽的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奥古斯都传》（Augustus）讲述了权倾天下之人的故事，本书则描绘了一位平息侵略骚乱、建立盛世的帝王，展示了君主专制下也可实现善治。前两本书的部分人物久已作古，但本书中仍会提及，尤其是哈德良深为钦佩并大力效法的奥古斯都。
本书不光写人，亦写时——一个政权频繁更迭的动荡时代，如何重归宁静。对许多读者而言，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已是耳熟能详，而从尼禄（Nero）末年到哈德良掌权的时期，恐怕知之者甚少。他们可能会发现，新鲜的人物和情节，令这个时代刀光剑影，跌宕起伏，更加刺激。
哈德良绝非第一个对希腊心驰神往的皇帝。几百年来，大多数统治精英兼通拉丁语与希腊语。以诗自恋的尼禄皇帝，有着同哈德良一样的统一之心，却无统一之能。
哈德良幼年时发生了两件刻骨铭心的事。其一，巨大的“屠人场”罗马大斗兽场（Colosseum）落成，向公众开放；其二，庞贝的毁灭似乎预示了世界将如何终结。
待年近弱冠，哈德良又目睹了皇帝图密善（Domitian）对统治阶层的“大清洗”。后来，图密善遇弑，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内乱。哈德良远亲，一度的监护人，后名声远扬的将军图拉真（Trajan），适时掌控大权。图拉真曾在多瑙河畔，与某凶猛的蛮族王国两次血战，年轻的哈德良受其熏陶，掌握了用兵之术。罗马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便记录了这些纷繁事件。它们仿佛雕刻的新闻短片，其诉说穿越时间，堪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图拉真获胜，可灾难亦随之而来。在一场引发当时强烈共鸣的战役中，图拉真入侵了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大概位于今伊拉克）。告捷之迅速，是因为帕提亚人几乎甚至根本就没有抵抗。可随后，暴动在这个东方帝国此起彼伏。身心俱疲的皇帝将指挥权交给自己以前的被监护人，并很快就在返回罗马途中驾崩。
军团拥立哈德良为新皇帝。他终于度过了漫长艰辛、险象环生的修行期，在四十岁上，成为已知世界的新主宰。现在，他渴望名垂青史，决心已定，无人可挡。他不知疲倦地巡幸，一路马不停蹄。他视察一切，改革一切——稳固边疆，操练军队，编纂法典，改善民生，振兴经济。
然而，这些泽被国家的功绩中，有一个可怕的污点。哈德良的政治生涯有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犹太民族拒绝接受帝政。他们发动反抗罗马的大规模起义。结果，起义者遭遇了灭顶之灾；据估计，数千名犹太人遭处决，不计其数的百姓被迫背井离乡。为彻底从记忆中抹去这个棘手倔强的民族，哈德良给耶路撒冷重新命名，并另造新词“巴勒斯坦”取代犹地亚。所有犹太人不得进入自己的都城。直至两千年后，他们才重返家乡，恢复独立。
哈德良是古罗马最神秘的皇帝。
为何跟他有关的史料寥寥可数？为何他功勋卓著，却鲜有庆祝？虽然他吸引了学者的关注，但适合大众读者的英文完整传记，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这种长久沉默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性格复杂多变。哈德良是出色的管理者，他有勇有谋，能敏锐把握当时的主要政治问题。不过，他脾气暴躁，妄自尊大：一如很多才华横溢的外行，他喜欢跟内行较劲，并乐此不疲。有时，他会撩拨友人，然后毫无愧疚地将其赶走。19世纪古典史学家西奥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就认为他“惹人生厌”，“心术不正”。
危及哈德良身后名声的，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哈德良与俊俏的比提尼亚少年安提诺乌斯（Antinous）的爱情悲剧，后者在尼罗河神秘溺亡。维多利亚时代以及20世纪早期的评论家，对这段难以启齿的同性恋情，多避而不谈。有人甚至幻想，安提诺乌斯是皇帝的非法子嗣。有私生子固然可耻，但比起这种难呼其名的爱情，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最大问题还是古代文献资源匮乏，流传下来的也都残缺不全。我们听说过哈德良的自传和很多当时的史料，但只限其名而已。大部分书籍都在黑暗时代被虚荣的教会付之一炬。
因此，为哈德良立传必定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要写书，到底有没有足够材料？历史学家不得已为历史小说家让路。二战结束不久，法国作家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出版了好评如潮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该书采用书信体，叙述者是弥留之际的皇帝，对象则是其唯一但尚未掌权的继任者——年轻的马尔库斯?奥勒留。这本诗意而忧郁的著作，不但填补了我们的知识空白，而且以娓娓道来的口吻，塑造了一个看破红尘的独裁者和生活的鉴赏家。不夸张地讲，尤瑟纳尔一度令学界难以望其项背。读者普遍认为，她的哈德良最真实。
《哈德良回忆录》发表至今已五十年有余。该书无疑是大师之作，但（正如那些假古董，刚面市时人们都笃信不疑，时日一久，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它其实体现了20世纪中期法国文学界对2世纪罗马的态度。尤瑟纳尔的哈德良是具有异国品味的浪漫的理性主义者，是古典时代的纪德（André Gide）。
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也取得进展。哈德良不断在帝国巡幸，每到一处，必敕建剧场、庙宇、高架渠、拱门。建筑上的铭文记录了皇帝的敕令、谕旨和各类公函，有的内容相当详细。这些素材可谓用大理石写就的第二自传。另外，考古学家也破解了大量新素材，这为文学史料增添了许多洞见。
我们不得不认为，哈德良一生的重要事件已经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即便流传至今，也难以为后人理解（例如他继位之初爆发的不列颠尼亚起义）。不过，根据现有知识，我们足以为人立传，讲述世事。而我们的传主生平何等不同凡响！那个时代又何等精彩纷呈！我们对哈德良的幼年及青年时代所知甚少，所幸对当时的公共事件所知甚详。因而，我们至少可以说说幼年哈德良的所见所闻。同时，我也勾勒了罗马帝国的运作模式，还原了哈德良成年后即将步入的政治世界。
前人脑海中那个讨厌的性变态者，其实魅力十足。他的身上充满矛盾——暴躁亦可亲，冷酷亦好善，刻苦亦图乐，能实干亦懂审美，虽时而残忍，但总体而言，其形象丰盈有度。他是诗人，是画家，热衷与希腊有关的一切。他是善良的尼禄。
接下来举几个实例。我们很难确定古罗马的货币价值。当时货币的基本单位是塞斯特斯（sesterce，一种小银币），四塞斯特斯可兑换一第纳尔（denarius，另一种银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也与如今不同，都有各种相对价值。以经验而论，一塞斯特斯可兑换二到四美元。这里不妨举几个收入与支出的实例，帮助大家了解。公元前1世纪，当时众人眼中的罗马首富是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据说拥有资产两亿塞斯特斯。哈德良时代的一位普通富豪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凯基利乌斯?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即常说的小普林尼），拥有资产两千万塞斯特斯。军团士兵年收入一千二百塞斯特斯。一个罗马公民若有两万塞斯特斯的年收入，可以过得很滋润；资产达四十万塞斯特斯，才称得上富裕（这是骑士阶层［eques］的基本标准）。根据庞贝古城的涂鸦，在公元1世纪中期，一斗小麦（远不止十四磅）售价为三塞斯特斯，一块一磅多点的面包售价不到一阿斯（as），或四分之一塞斯特斯。一阿斯可以买一杯酒、一个盘子或一盏灯，亦可支付公共浴堂的门票。最低工资（不论现金，还是现金加生活费）几乎不会低于每天四塞斯特斯。
在提到人名和地名时，我通常使用它们的拉丁拼法，除了一些广为人知的英语化名称（故我会用“Rome”而非“Roma”，“普林尼”而非“普林尼乌斯”）。有时，我会用“蛮族”（barbarian）一词，指希腊人与罗马人眼中生活在帝国以外的民族。我深知，如此消极的内涵，恐怕会以偏概全，忽略某些优异而成功的聚落。这样用，纯粹为方便起见。在此前的几部著作中，我采用了当代纪年法（即以预设的耶稣基督出生年份为基准开始纪年），而非按照罗马纪年（即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开始纪年）。公元后年份往往只提数字。
罗马人名具有复杂的意义。名字的第一部分是日常交流时使用的前名（praenomen）。前名大多从常用名中选择，如盖乌斯（Gaius）、马尔库斯（Marcus）、卢基乌斯（Lucius）、普布利乌斯（Publius）、塞克斯图斯（Sextus）。长子的前名一般与父亲的一样。第二部分是族名（nomen gentilicium）。随后是别名（cognomen，或复数形式cognomina，因为有些人的别名不止一个），起初可能用以指明人物身份或特征，譬如阿格里科拉（Agricola，意为农民）、塔西佗（Tacitus，意为安静的）；别名往往表示氏族中的某个家族，家族中的某个分支，或嫁入的另一家族。以哈德良为例。其前名为普布利乌斯，族名埃利乌斯（Aelius）之后有两个别名，一个是暗示其意大利故乡哈德里亚（Hadria）的哈德良（Hadrianus），另一个是表示“阿非利加”的拉丁词阿非尔（Afer）。其中，阿非尔可能暗指他的家族分支跟罗马行省阿非利加（Africa）有关，也可能承认，他身上流淌着迦太基的血（可能性极大）。获胜的将军很可能获赐别名，比如图拉真皇帝攻占达契亚王国（Dacian kingdom）后，就赢得尊号“达契库斯”（Dacicus），意为“达契亚的征服者”。
一般来说，女性的名字是其族名的阴性形式，这一规定在哈德良时代比较宽松。因此，哈德良姊不叫埃利娅（Aelia），而叫图密提娅?保琳娜（Domitia Paulina），也就是其母的名字。
时至今日，人们对古罗马的了解，大多通过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的刀光剑影。它们看着的确有趣，但很难让我们称心如意。这是因为，它们对古典的态度，掺杂了不合时宜的当代观点。例如，在我们今天看来，竞技场是对大规模施虐的莫名展示。然而，纵使观众通过欣赏获得了残忍的愉悦，但角斗士比赛的一个目的，却是让观众见证勇气，变得更加坚强或受此激励。罗马是军事化社会，果敢刚毅乃人所共求的品质（virtus）。
如果此书能让读者不但了解哈德良，而且了解他的世界，那么也就取得了成功。这就意味着化陌生为熟悉，因为若读者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没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意为之也好，临时起境也好），那他对随后的历史事件及其参与者，也就不会有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