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儿童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
一年多前，在一次谈文艺批评的会上，我曾听北京某名校一位名教授说：“评论家的工作就是揭露作品中的问题，作家和出版社要把书卖出去，就把作品说得怎么怎么好，评论家就要说话，要让读者看到真相。”我在下面悄悄说：“这哪是评论家啊？这不是‘城管’吗？”
其实，评论者、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们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揭露和阻挠，而是推进——并不是自己推进，主要是作家们在推进，评论家应是作家们前进时的助力（不是阻力）。
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是创造。推进文学的发展，主要是靠创造者来完成的，那是审美经验、审美方式、审美境界的突破。这种突破只能以新的作品来完成，不可能以理性的研究和分析来取代。研究者自以为高人一等，像钱锺书先生说的那样忙于“教训作者，开导读者”，那只是不自量力而已。
但评论和研究又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并不是什么难题，结论其实是清清楚楚的。不是因为中国缺乏经验、实践、审美、发现和创造，而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中国的那么多偏于感性经验的创造和发现，缺少科学理性的论证，没有理性为它们“立法”，这样，创造和发现来了又去，产生了又流失了，没有通过大量的自觉的实验和总结，上升为科学。这就证明了理性的重要。在文学上，理论和批评同样是不可少的。
所以，儿童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写文学概论，不是搞史料收集，不是概念上的没完没了的论争，更不是解释政策……这一切可能都重要；前面提到的揭露“假冒伪劣”，批评低质量的作品，这也重要；但它们都不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文学活起来，发展起来，让儿童文学有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这样，理论、史料、教学、论争……这一切才会被“激活”，理论才不会成为死的理论，材料也不至于成为死的材料，学科也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所以，在儿童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注当下的创作，寻找创作前进的动因，发现创作中不断出现的“新质”。
在 2016年 4月 28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版关于老作家宗璞的报道。在社科院外文所，宗璞说：“研究外国文学也要时时关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创作。”当年外文所的所长冯至同意这一观点，还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既然连外国文学研究都要关注当下新作，儿童文学研究又怎能不对当前蓬蓬勃勃的创作投以最热切的目光呢？
关注当下的创作也有助于理论本身的发展。离开了创作界的理论就是无源之水，封闭的逻辑推论是推不出“新质”来的，所以理论的发展光靠理论界自身是不能完成的。别林斯基的理论是和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最新创作同时完成的，勃兰兑斯的理论是和整个 19世纪欧洲文学一起建立的，巴赫金的理论离不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那一代苏俄作家的研究，美国批评家埃德蒙 • 威尔逊的理论也与包括普鲁斯特在内的大量现代派作家的涌现有关。而现在，西方理论界怪论迭出，这与他们脱离创作界，长期关在校园里作茧自缚有关。为什么怪论往往出自文艺理论家之口？为什么有的文艺理论家有时会像“民科”（缺乏专业基础的“民间科学家”）那么自大而可笑？就因为他们成了无源之水——文艺理论的基础既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现成的理论教条，而是活生生的当下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成为一种借鉴、一种教训。
下面简单汇报一下我这几年在观察和评论儿童文学新作时的收获——
前几年，在研究青年作家汤汤的童话时，我发现，她的童话常有三个层次。一是表层，即生动的、充满童趣的、每每与众不同的叙述层；二是与现实对应的层面，即故事中的许多意象非常巧妙地让人感觉到自己也是熟悉这一切的，自己也与这奇异故事有关，这是她的童话让人觉得沉甸甸的关键之处；三是人生意味与生命价值的层面，即常能生发出一些与永恒价值相通的东西。而第二层的存在，使她作品充满现实感，但与张天翼、孙幼军等又很不同。那些前辈往往把现实生活事件直接搬进童话，但汤汤只给你一种相应的审美感受，也就是以审美的、童话的境界来对应现实，这种艺术效果更好。强烈的现实感是中国童话的一大特色，而汤汤的实践无疑是中国童话创作的重大突破。在研究李秋沅、谢倩霓等人的新作时，我又发现了“质感”的重要。我提出：“文学中的质感，其实是由那些‘编不出来’的部分组成的。一部作品，从头读到尾，如全都是别人也能编出来的内容，那就是没有质感。能支撑起质感的，应是再聪明的脑袋也无法编造的，那只能是生活赐予的，是你生命中所偶遇的，是长期积累的独到发现和体验。纯文学的‘真生命’，就是由大量充满质感的文学体验聚合而成的。”
在研究青年作家顾抒的短篇幻想小说时，我发现，幻想类作品往往单薄，即使村上春树（他无疑是当世最优秀的幻想小说家）的成功之作，也让人觉得“有一种空空的感觉”。因为幻想再巧妙，终究是虚设的，不可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以真实密集的细节堆出人生的厚度。但幻想小说是现实和幻想的结合，要想不单薄，只有在现实这部分加重加厚；同时，在幻想中注入更多现实的底蕴。这正是顾抒最近一批新作成功的奥妙所在。
在研究动物小说的时候，我又发现，真正第一流的动物文学必须有一定的“纪实性”。尽管它也可以虚构，但不能用人的思维来虚构，必须展现真实的“动物生活”。有个别青年作家以动物发展史的理论知识为依据，虚构从未见过的动物，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从概念出发”，这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的。由此，我对像黑鹤那样从“动物生活”出发的动物文学作家寄予极大的希望。
类似的理论发现还有很多，我在阅读和评论儿童文学新作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创作活力，我有一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我愿意和无数儿童文学作家共同成长，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投入到这创作与批评、创造与发现的实践中去！
刘绪源
应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之邀所作发言
草于201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