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发现了民间艺术广阔而多彩多姿的天地，也由于当时办民间美术系的教学压力，我决心亲往黄河沿岸考察，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前后历时四年，其中的曲折甘苦，唯有同行的伙伴能体会。但总地来说，黄河之行收获是大的，内心无比安慰。我对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探索，从望洋兴叹、不知所措，经过了这些感性的实地考察，又经过了理性的反复思考，渐渐对它的发生、发展、类别、表现特点，以及与中华民族的“本源艺术”、非民间艺术的关系等，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
黄土文化与本源艺术的创造——
尽管考古界最近的发现和研究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其源头并不只是黄河流域，东北的松辽流域，乃至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系统。但黄河沿岸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从夏、商、周起至今，都是文化荟萃之地，所以这一片黄土地便与中华文化的创造发生有极密切的关系。
中国很早就有女娲取黄土和水捏人形造人的传说，这正是以艺术想象的方式说明了中国人及其艺术的起源是与泥土相关的。在辽阔的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以农耕为生，因而所创造的一切，都离不开黄土。用黄土捏造、用火烧制，陶瓷艺术出现了；在黄土上栽桑植树，养蚕吐丝，纺纱织布，派生了染、印、绣、挑、缝的艺术；在黄土上种五谷棉麻，以麻纤维为材料的造纸术发明了，纸扎、剪纸的艺术也诞生了；镂刻的艺术与纸结合，创出了印刷术，而版画艺术也发展起来了；黄土上广植林木，开创以土木结构为特色的建筑艺术；佛教的传入，丰富了泥塑艺术和土墙上的壁画艺术……
所有上述的艺术品种，都与黄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中华文化可以称为“黄土文化”。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易保存。这些黄土艺术，来自黄土，又重归黄土：精巧的面馍发挥了民俗的功能，被人们吃掉化为粪便后，又浇到土里灌溉庄稼；美丽的剪纸窗花，经过风吹雨打，仍然重投大地的怀抱；土捏的玩具、辟邪物，耍过了，用完了，扔到地里和黄土混在一起，又可以长谷子了；一件绣花的布制品，年深日久，也要化灰入土。中国很多艺术品，尤其是民间艺术品，由于材料的质地及实用的功能，相对来说都较易湮没，因而可说是一种“即逝艺术”。
但中国传统艺术的式样，是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意象符号，它的基本造型规律、美学与哲学的依据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因为任何民族都会通过其独有的储存方式，将本民族的文化式样收入民族文化的仓库中。中国艺术千变万化的式样，就是结合生活、民俗和习尚的实用需要，代代相传，不断再创造而储存起来的。为了便于传承，中国艺术的造型规律、表现方法，都渐渐形成程式。程式化是中国艺术的普遍倾向，也是整个民族艺术的共同特点。这有利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使民族文化可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创造，保留其风格，又不断加以发展，却万变不离其宗。
中华文化的储存与积淀是从本源文化开始的，中国艺术也一样。从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代代相传、流传
至今的民间美术，与先民所创造的本源艺术，其哲学、美学的依据，其造型规律、形象所包含的意念，都极其相似。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些观念，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那正好与本源艺术同出一辙。譬如半坡出土的人面双鱼纹彩陶及陶盆边上的等距纹饰，是否就是以鱼形图案表现一阴一阳
相合的太极图的雏形呢，是否与相传是伏羲所制的八卦符号有联系呢？又如甘肃秦安寺嘴出土的人头形器口葫芦瓶，甘谷县西坪出土的人首龙身纹葫芦瓶，武山出土的人首龙身纹葫芦瓶，及马厂型女裸葫芦瓶等，即是“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这一古代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伏羲、女娲在民间艺术中是以葫芦中的一对人首蛇身、阴阳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与本源艺术的葫芦瓶造型惊人地暗合。由此可见，民间艺术的哲学思想明显地传承自本源艺术。
民间艺术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意念造型，本源艺术就目前出土的文物看来亦是如此。令人诧异的是，本源艺术由意念造型手法所创造出来的一系列意象，竟也大量出现于民间艺术之中，其内涵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如马家窑文化十五人彩陶盆的三组五人拉手造像，组织得极有规律，不可能是单纯的审美需要，应该与巫术或祭祀有关。而民间剪纸中的五道娃娃及抓鸡娃娃也是五人一组的结构，所体现的巫术观念与马家窑陶盆不谋而合。还有本源艺术中的鱼、蛙、蛇、鸟、日、月、山、石祖、陶祖和众多的图案纹样，或体现阴阳哲学，或作为保护神，或象征生殖崇拜，以后都是在民间艺术中广泛且经常出现的意念符号。
上面举出民间艺术与本源艺术的种种相似与暗合的例子，无非想说明：那并不是偶然现象。民间艺术从各方面来说，都可能是由本源艺术衍生的，彼此有着极密切的血缘关系。意念化的造型规律，程式化的倾向，加强了这种传承的稳定性，因而更能见出其共同点。从多次沿黄河考察民间艺术的印象，结合考古学发表的资料，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民间艺术，是直接从中国的本源艺术发展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