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
四版序
蓦然回首，《思考中医》面世已经整整十四个年头，很多朋友见面，熟悉或不熟悉，行内或者行外，都说读过这本书，都说曾从中受益，有的朋友甚至不止一次地读过它。从前看起来，这是一本由刘力红撰著的书籍，今日细细回味，刘力红不过是个代号、窗口或管道，该流淌的，只要因缘具足，自然会流淌出来，不管是由张三或李四。所以，此刻很想就来来往往中我所能领会到的因由做一回顾，并期望读者能对这些因由有所感念。
一、进藏
《思考中医》的主干脉络源自《伤寒论》，是跟随李阳波师父心路历程的写照，当然也不乏硕、博期间跟随导师所做的思考。1991年3月29日，也就是女儿出世的前一天，阳波师去世。对我而言，这个打击是多方面的，我几乎是在沉郁和泪水中迎接自己作为父亲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迷茫和沮丧，不知道前路何在。1996年暑假，或许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白，或许是为了信仰，我踏上去甘孜藏地的路。之后的好些年，我的寒暑假几乎都泡在那里，算来在藏地过了六个春节。
很庆幸自己趁着年轻，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一段苦苦煎熬的岁月，于我而言，这是永远值得珍惜与忆念的时光。在这里我值遇人生的导师，获得了信心与菩提心是人生最上诀窍的教授。因为导师的指引，人生的路不再迷茫，知道了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更明晰了此生的目标和方向。
大约在1998年的暑期，我与朋友张军（硕士期间同学）一道进藏，出来时径直到青城山与海呐博士会面。海呐虽是我的师弟（我们一同拜在王庆余师门下），但之前却一直未曾相见。我们一见如故。我从跟师谈到进藏，意犹未尽，于是相约于次年的暑假在泸沽湖来一场畅谈。1999年的暑期，我们如约而至。海呐带来了近三十位老外，我除夫人外还带去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就是张军。本来，张军不是去听我的课而是去蹭学英语的，因为他一直在做出国梦。只是听着听着，听入了迷。他没想到中国文化和中医可以这样理解，更没想到枯燥的《伤寒论》竟然这般有趣！他被彻底颠覆了，当然也包括这一帮老外。
在泸沽湖的十天课程，没有讲稿，全都信手拈来。第一次跟老外讲课就如此“放肆”，这得益于阳波师父的教示。在师父的眼里，中医是能够讲清楚的，讲不清是因为你自己不明白。有了这条底线，已弄明白的自然讲得清楚，没弄明白的，任你如何准备仍是个不清楚。所以任何形式的课其实是没法做准备的，唯一能够准备的就是平时你要弄明白。泸沽湖的这一课，牢牢奠定了之后暑期的外教因缘。临别，大家自然依依不舍，又相约明年的事，而这位张兄则硬往我裤兜里塞钱，几番推阻没有推掉。塞钱干吗？要我回去买磁带，上《伤寒论》的时候为他录音。
二、98传统班
时间到了2000年的下半年，该是我为广西中医学院首届（98级）传统班上课的时候了。传统班是我们学院的创举，顾名思义，是为了在现代的环境里为中医寻一条出路，它凝聚着时任院长王乃平博士的心血。这次《伤寒论》课程总共100个学时，为了这次课程，也因为传统班所蕴含的意义，我做了很长时间的酝酿，第一次认真地写了很完整的备课题纲。因为有令在身，从第一节课便开始录音，直到100节课圆满完成。课程结束的时候，我的案头已堆了一大摞录音磁带。面对这一摞将要寄出的磁带，我的心中突然浮现出南老（怀瑾）的《论语别裁》，这是我读过且爱不释手的一本好书。
恐怕没几个读书人没有翻阅过《论语》，于我而言，每次翻阅多是半途而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弄不清孔子与弟子们究竟要说些什么。自从读了怀师的《论语別裁》，对于《论语》的领悟便可谓别开生面。不仅东西相贯，而且首尾相连。师徒之间的话语每每叩动心弦，精妙处忍不住击案叫绝。《论语》的零散不见了，《论语》的晦涩也不见了。《论语》可以这样说、这样写，《伤寒论》就不行吗？行，一定行！随着文字的转录、梳理，完全地无意插柳却成荫，这便是后来大家看到的《思考中医》。
三、去我
虽说只是文字的梳理，这个过程着实不轻松，费时年余。不少看过《思考中医》的人，都说我很博览。其实恰恰相反，我读的书甚少。原因一则是不够勤奋，更重要的是阅读太慢。我自诩是不折不扣的读书人，因为不论什么书，我必读出声来，至少是心里要读出来，否则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看书可以一目十行，而读书只能一字一字地读。这样的读书，当然也就读不了几部。有一段时间也曾为此苦恼过，买来一堆训练速读的书，结果是不了了之。后来转念一想，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有读书的好，看书有看书的妙，何必求全呢？
读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培育语感，尤其是好的古书。好的语感一旦形成，写文章就自然天成，不需要训练。读书是眼看、口读，然后入心，写东西正好反过来，是由心入口，由口达笔，等到由笔落纸，自然可以入目了。
在梳理文字的过程中，益发觉得这本书不一定只给搞专业的人读，非专业的人群一样能读。这是一个重大的定位转变！随着这个转变，原来拟定的书名——《伤寒论导论》就不大适合了，因为这个书名太过专业。那该给它安个什么名呢？渐渐地，“我对中医的思考”呈现在心里，是了，好像就是它了。我怀揣着些许的疑虑，带着这七个字四处征询意见，都认为这是很贴切的名字，是量身定做的。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方外朋友，径直在这七个字上打了三把叉，剩下孤零零的“思考中医”，这才一锤定音了。
今天看来，这三把叉打得太好，打得太妙！因为叉掉了“我”，使原属于某个人的思考变成了大众的思考，变成了人人的思考。之所以很多人一遍两遍甚至数十遍地读这本书，读到要紧处或慨然长叹或热泪盈眶或拍案叫绝，就因为这本是属于他们的心里话，是他们的思考！当思考不再局限于自我，当自我的界限被打破，神来之笔便随处涌现。不是因为你博览群书，而是群书中的某个话题需要在这里呈现。亦非你见解独到，而是某处正需要呈现独到的见解。
去我是开放生命的过程，是展现生命的过程。因为去我，生命的格局变得广大；因为去我，生命获得升华。
四、感怀子仲
从书稿完成到选定出版社还是颇费周折，因为之前为阳波师整理出版《运气学导论》（即《开启中医之门》）的过程，让我对出版一事畏惧三分。所以，《思考中医》的出版我最先选择了南宁，因为可以找到熟人。但最终又因为在图书编辑的问题上与出版社意见相左，便准备送到北京去出。这时我就此询问了一位对出版内行的北京朋友，想听听应该放在哪家出版社合适。不意这位朋友反过头来问我：广西有那么好的出版社，你为什么不在广西出？我疑惑地问道：广西有很好的出版社吗？他坚定地回答：广西师大出版社！看来球被踢回来了。
我回了回神，然后拨通了另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俞凡的电话。俞凡一直做出版，当我跟她谈起《思考中医》、谈起广西师大社时，她很肯定地说：整个师大社也就只有龙子仲能做你的书！后来在俞凡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子仲先生，并因为他对这本书的喜爱，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在编辑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们冒着酷暑，赤膊上阵，热烈而深入地讨论书的内涵、书的结构，页边那颇为生动的一个个小手指，便是子仲先生的创意。先生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浮华世界，素位而行，却不幸英年早逝。呜呼，知吾者子仲，子仲去矣！
五、访问清华
事物之间的因因果果，看起来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办完了《思考中医》的出版事宜，我获得了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一年的资格，那是2002年的9月。踏入清华，对我来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清华跟我一介中医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年虽不是踌躇满志，但也有了却一桩大事后的轻松。我很惬意地往来于清华北大，除完成导师吴彤教授关于复杂性的思考，便是自由地选择我想听的课程。
2002年农历十月初一，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进入了我的生命，他就是生于清同治年间的王树桐先生。如果说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的一位农民——惠能大师，影响和改变了他之后的中国文化，那么，1226年后，生于辽宁朝阳的另一位农民——王树桐，亦将对其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今人尚难全知的影响。又，如果孔子五十之后学易，并用其后来的岁月向世人演绎出《周易》的宏伟事业，那么，2300多年后，这位农民则用其一生尽情展现了《归藏易》的风采。他在100余年前就预知了世界格局的变化，预见女性将步入社会并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迎接时代的这一重大变化，自1911年起他便开始酝酿女性教育，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25年的时间内，兴办了700余所女子义务学校。他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强调女性的社会作用，提倡新时期的妇德女道，根据女性的不同年龄及家庭身份，总结出姑娘道、媳妇道和老太太道。于我而言，他更是一位三医具足（上医以德治国、中医以礼齐人、下医以刑治病）的医王。他深刻揭示了情绪对生命的根本作用，揭示了情绪之于家庭的重要关联，家道的核心就是不良情绪的化解过程。这既是家庭和谐的根源，更是社会和谐的根源。先生朴实的话语每如醍醐灌顶，大大拓展了我医的格局，三和的理念便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
子仲曾经与我相约，要我写一本《中医环境学》，其实人生最大的环境不在外边，而在生命与什么样的情绪相伴相随。
六、钦安卢氏
又一番无心插柳柳成荫。历经了“非典”的恐怖，及广东运用中医药治疗“非典”的意外收获，此时举国上下对中医的期待可谓迫切。亦正是在这个时候，《思考中医》面世了。仅仅半月的时间，首印即空。一月之内，便二次印刷，这在师大社出版史上，尚是第一回。而我原本平静的生活亦就此打破，往来应接不暇，甚至会在机场、在国际航班上被人认出，俨然成了公众明星。往后十余年间的很多故事，都与《思考中医》有关。
泸沽湖授课带来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海呐将他的业师曾荣修老先生推荐给了我。这让我有机会认识清末郑钦安，学习他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并将学习的感受写进《思考中医》。这对于我日后进入卢门，修习钦安卢氏医学，无疑是重要的前缘。
卢门虽不说深似海，但由于不得已的历史原因，祖上制订了不收外姓的规矩。要想进入卢门，就得跨越这条规矩，可想而知，这是异常艰难的。十一年过去了（我们于2006年元旦正式拜师），想到投师的这段经历，亦禁不住唏嘘感叹。其间若非师母的怜悯，若非师母大智大勇的周旋，我等断不能成为卢门的弟子。
跟随卢师（卢崇汉），修习由郑钦安开宗、由卢铸之立派的医学，于我的习医生涯既是一次重大的转变，也是一次飞跃。中医学由岐黄及神农创立，流至东汉建安，已然面目全非。经典的主旨不见了，只有代不如代的家技充斥。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医经、经方合二为一，建立了以阴阳六经为主体的伤寒体系，实现了第一次整体性的、化繁为简的融合与回归。
历史往往重复，1600余年后，当中医又一次陷入纷繁复杂的境地，生于蜀地的郑钦安在深受儒道文化熏染的前提下，做了另一次化繁为简的探索。五气还是一气，六经还是一经，以及坎中一阳为生命立极之根的阳主阴从观，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作为衣钵继承人的卢铸之先生，称其为“仲景之后第一人”，并非没有根据。
后世的医家中，对于阴阳之间阳为主导这一源自《周易》及《内经》的理并不陌生，比如张景岳、赵养癸、陈修园等，然而到了用上，却每每看不到这个主导。卢铸之在钦安的引领下，将“阳主阴从观”更具体地落实到“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并在用上，在临证的技法上，真正地解决了这一主导问题。姜、桂、附等温热药恰到好处的配伍及合理的运用，为上述主导的兑现创造了条件，这成就了民间“火神派”及“郑火神”“卢火神”等略带传奇色彩的称谓。
由于实现了上述主导在理事上的一致性，理如此，用亦如此。这使得六经一气，一气周流，不再空洞。亦便了知仲景虽说六经，不过是在一气上用力。气能流行，乃成化功，流行障碍，乃有六经诸病。明乎此，便能明卢师何以用桂枝、四逆二法演绎诸法，何以以太少二经统摄诸经。在卢师眼中，我们或许尚未入门，要走的路还很远，但理事上的融通，临证上的踏实，于我们自身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七、同有三和
从师的收获与喜悦，很自然地想跟更多的中医人分享，我深知现代中医人的困惑和不易。在与师母的共同努力下，师父同意出门讲学，后来的《扶阳讲记》面世，以及七届扶阳论坛的举办，都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时间到了2008年，一对深圳的夫妇（《思考中医》读者）前来看我，临别给我留下了一本书——《如何安心如何空》，这又是一本深深触动内心的书。我在这对夫妇的帮助下，很快与作者杨海鹰老师取得了联系。如果说之前生命中的“去我”只是概念或思想，那么在这之后可就要真枪实战了。
2009年4月的某一天，杨师提议我在体制外搭建一个平台，用以将这些年的思考在平台上落地。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较去清华更不敢梦想的事。坦率地说，我属于十分自觉的那一类人，个人吃饭个人饱，故而数十年里，只是独来独往。搭建平台，意味着完全地破局，这怎么可能？！我含糊了一阵，没有直接回应杨师。
在这之后的年月，每逢我上京请益，杨师都会拿出大段的时间跟我讨论中医，讨论平台搭建的各种方略。我则会找出一大堆的困难，一大堆的不可能。终于有一天，我跟杨师“摊牌”了：我之所以追随您，是为了探寻生命的究竟，不是来搞中医的！杨师回道：生命的究竟是什么？生命的究竟不过就是对自我的认识，而自我的认识必须在利众的过程中获得完善。你躲在家里可是“无我”了，出来遇遇事才知道“我”是多么坚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啊！我一时无语。没有退路了，老老实实按老师的吩咐做吧！
2011年12月8日，在杨师及多位热心朋友的帮助下，于南宁桃源饭店的二号小楼里，我们正式迈上了这条搭建平台的路。这个平台以“同有三和”命名。同有三和，是跟随诸师的所得所获，亦是我们理解的中国文化之所以广大悉备的根本所在。过去人们用“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来形容孔子的一生。而有子于《论语·学而》中精妙地道出：“礼之用，和为贵。”是何者之间的和？于外而言，是天地人和；于内而言，是性心身和。“同有”则源自《周易》的两个卦，天火同人，火天大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2014年12月，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在北京获批成立；2015年三和书院医道传承项目在和君的帮助下正式运营，三和公益行亦随之开展；2017年8月12日，首届同有三和中医论坛开启。一路走来，数不清的辛酸苦辣，我与众多的同仁们一起成长。我们越发感到，所谓公益，其实是在利众的过程中，渐渐地淡化或去除自我，这是真实的利益所在！
八、针道之旅
回顾几十年习医，我既非勤奋，也非十分懒惰；说不上聪慧，亦不愚笨。但是，总结三十余年的医行，竟然渺无针迹，这是不可思议的。《内经》时代，强调五术并重，即：砭石、毒药、九针、灸焫、导引按蹻。当然，五术之中，又尤重于针。我们以整个《内经》的篇幅看，不论是《素问》还是《灵枢》，谈针刺的内容都远远大过其他，这说明从周末至汉的漫长岁月里，医事活动的首选是针而非药或其他。
在医这条路上，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明显迹象是，针及其他三术式微，而药则日益突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7月1日，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法令——《中医药法》出台了。好醒目的一个药字！我们不禁要问：其他的四术哪去了？这就是中医当下的现状。
医路上的重药其实始于张仲景，仲景因为著述《伤寒杂病论》的巨大影响，而被后世称颂为医门孔圣。打开其论典（《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我们发现，与《内经》正好相反，论药远远大于论针！而由仲景原序中所言“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亦可见其一斑。这一重大的变迁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历史缘由是什么？作为中医人是应该去思考的。
医生作为一个职业并肩负起健康的职责，是近代的事情。过去的医事活动并没有职业化的倾向，而是由士人来担当，也就是说由读书人、文化人来担当，医为通业而非职业。即如张仲景在序中所说的，作为读书人，必须担负起“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士人在医上的水平不一，解决问题的深浅及范围也就不一。所谓良医庸医只是这个层面的指谓，而非关乎职业技术的职称。
医的这一通业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内经》模式，其重要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健康责任人的界定。健康的责任人是自己，或更多的是读书人自己。这正如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序言中所说：“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由于健康责任主体的这一界定，所以，上古圣人的教化，不是让我们去开医院，更不是把所有的“二甲”变成“三甲”（医院），而是教大家：“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教大家：“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这些做法都不是在门诊或住院的过程中发生，而是在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上述界定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健康一定是自己的事！当你认为健康是医生的责任、是医院的责任，而非自己的责任时，不健康已经在根本的层面发生了。
倘因各种缘由疾病发生了，怎么办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给出的原则是：“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是一段朴实深奥而又极易被忽视的文字。它的第一重意思，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即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而非一蹴而就。第二重意思，善治者，因明了疾病的发展过程，故于疾病之初起，于其触手可及处，即施治疗，如此不但防微杜渐，防大病于未然，亦且事半功倍。第三重意思，用时代的眼光，站在全民健康的维度，这是更关键的一层意思：治皮毛之所以言善，乃因皮毛之治非必专业，皮毛之伤乃人人可及，随手可愈；而治五脏所以言半死半生，是因为此时不仅病已深入、病已沉重，更为特别的地方是，唯有专业所能及之。此刻，我们重温《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结尾的一段：“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何谓上工？何谓圣人之治？于此当益更明了。
人心总有趋难的一面，总要弄到不可收拾才去收拾，总会崇饰其末，忽弃其本，故而医之专业化走向在所难免。然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设全面小康，又必须重拾简易，还医于民。医的专业走向，医的高精尖，此为一端；医的通业大途，医的全民走向，为另一端。孔子于《中庸》里有一句赞叹舜帝的话，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于此我们亦别无选择。
为什么要执其两端，才能用中于民？在鲁班门前这是极易明了的，因为两头一确定，中便即刻呈现了。不过在现实社会里，这却是异常艰难的事。往往一旦注重了高精深，注重了专业，就极易忽略普适的、平常的通业。就以针刺为例，《内经》谈针刺之所以最多，《内经》时代针刺之所以最常用、作首选，必定是这个方法最方便、最容易得到，亦且最具有大众性、普适性。那个时候，用针并非专业行为，接受针刺亦非一定要去针灸科，这是家常事，是普通人都能操作的事！《灵枢》被誉为《针经》，其首篇“九针十二原”的所有细节虽然至今仍有未明了者，但是，其中两条却是决定针道是否能“终而不灭，久而不绝”的关键所在。其一，操作上必须“易用难忘”；其二，效价上必须立竿见影，该篇用了四个形象的比喻：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决闭也，犹解结也。二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则必然未终而灭，未久而绝。考察中医的历史，针道之所以衰微，《内经》时代之盛况之所以不复再现，我之所以三十余年有药无针，一定与上述二者的缺失相关。
2010年的春节前，我收到了一封寄自荷兰的信函。这封纸质的信，计有十页，在当今这个电话、电邮、微信十分便利的时代，应属十分稀有的事。写信的是我一位旅居荷兰的中医朋友，用时髦一点的说法，也算是由《思考中医》会出的一位粉丝。她叫龙梅，出国前曾在成都中医学院读过本科，算起来我们还是校友。龙梅也像很多出国的中医人，定居海外了，原本不当一回事儿的中医才真正成为相依为命的伙伴。在荷兰操持中医的头几年里，她主要是用针，凡是手头能找到的针法她都如饥似渴地学习运用，毕竟这亦是谋生的需要。直到有一天，她在超市偶遇一位曾经经她治疗数月而不见起色的患者，本能驱使她要问一问这位患者的状况，令她意外的是，患者经由一种叫“五行针灸”的针法治疗，很快获得了康复。
五行针灸？可称自命不凡的龙梅医生在针海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竟然没听过它的名字！好奇心促使她要去问个究竟。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龙梅的整个身心几乎都浸泡在五行针灸里，全新的学习、全新的收获，龙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涌动，提笔给我写了上述长信。
这是一封龙梅与五行针灸之间以身相许的“情书”，读罢这封“情书”，我亦被深深地感染了。“五行”这个名字虽是司空见惯，但因为过于陈旧，且或多或少被认为与迷信或非科学有染，故而在现代人眼中，这并非一个被看好的字眼。然而，正是这个不被看好的字眼，却在一位西方人手中绽放异彩。他就是华思礼（1923—2003），我称之为五行针灸在西方的初祖。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这是最先记载于《备急千金要方》里的《伤寒论》的一段序文。从中可见，万类抑或五藏都禀运于五行的主导之下，而华思礼教授以其殊胜师缘及高妙才识，会通阴阳，探寻出五行于经络府俞的幽微变化，传承了五行针灸这一源自《内经》的珍贵法脉，并最终使之由暗流中浮出水面。
五行源于自然，生命出自五行，然就每一位个体生命而言，其生命的个性（或强或弱、或盛或衰、或柔或刚）皆由五行中的某行（或木或火或土或金或水）主持并彰显。五行针灸的要旨，便是去发现这一个性并终身护持之。这于每个生命而言，何其美妙！何其神圣！
华思礼教授的一生，以五行针灸的习传弘播为其使命，死而后已，费时58个春秋。在晚年的岁月里，当其见到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针法历经时代的洗礼之后，已完全失去本来面目，遂萌生了要将此传承2000余年仍不失本色的宝贵针法送归故土的愿望。只惜韶华不永，华思礼未能于有生之年成办所愿。但值得告慰老人的是，其亲传弟子诺娜·弗兰格林在弟子龙梅医生的引荐下，更因为上述那份信的特殊因缘，于2012年起，远渡重洋，迄今已11次携弟子龙梅及盖来到中国，教授传播五行针灸。六年的辛劳，换来越来越多的国人知晓五行针灸，亦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内外的学人因感动于五行针灸理念及效用的朴素与奇美，转而投身于五行针灸的研究和实践。五行针灸是迷人的，言其朴素与奇美，乃因其轻描淡写的处治却能深触人性，对于时下众多因工作压力而不堪重负的群体，真是太当机的法门。然而，若欲成为一名五行针灸师，学人不仅要专注、要一门深入，更要能抛却习以为常的大脑思维，进入心的世界。也许因为手头的工作，令我无法一门专注，也许是资质的限制，抑或是其他的因素，对于五行针灸，当时我只能为她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为她重归故里助推，却暂时未能于此专修学习。这对于我本人及许多关心我的朋友来说，似乎是一桩憾事。但世上的很多事都有说不清楚的一面，当你在无所求的心境里成就一件能够利益大众的事业时，你自身的因缘亦会悄然而至。
2014年，是幸运的一年。在诸位接引菩萨的错综引导下，我遇到了针道上的师父——杨真海先生。初次见面，多少有些客套，针上面我不过是外行看热闹，看上去有些歪歪倒倒的针，其实并不怎么吸引我，说效果多么神奇，对于我这样一位各种江湖都趟过的人，也不会太稀奇。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再成荫，真海师无意中的一句话却深深吸引住了我：“我们这个针法就是调中的！”这一年的岁末，我携夫人进入师门，踏上了不寻常的内针之旅。
如上所述，针刺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故有其精深微妙的一面，然而精深了，微妙了，把握的难度就大大增加，能把握的人就大大减少，亦就背离了“易用难忘”的经旨。无怪乎时至唐初，孙思邈已感叹：“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孙真人的悲叹虽有其历史因由，有其现实背景，但以医道而言，孙真人的大医情怀亦不免堕入了偏执的一端。
至精至微如何与粗浅平常打成一片？难易如何相成？益与损如何浑然一体？这便是中之所为，中道之所为！其实，精粗、难易、损益亦不过就是阴阳，阴阳若能自和，一片、相成、一体即非难事了。真海杨师于法脉上的传继，甚或于他事上的砥砺琢磨，亦不过为此因缘。孔子于《系辞传》中有一段不朽的话：“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我将这段话奉为中国文化的纲领，并将对这段话的切身感受形成文字，作为《思考中医》英文版的序言。中医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可以在这里得到尽情展现。阴阳作为中医的道统所在，在《内经》的诸多篇章里可谓用尽其辞。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开首即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虽说对“治病必求于本”的理解并无异议，这个本就是阴阳，尽管阴阳须臾都不离日用，但由于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神明，这些高大上的用词已将大家搞得稀里糊涂，专业人士都难弄清楚，更何况百姓？日用而不知，便在情理之中了。知且不知，如何去求阴阳？如何去治本呢？
要想突破这个瓶颈，就必须简化，就必须做减法，损之又损才能回归于道。“天地”太遥不可及了，“万物”太笼统了，“变化、生杀、神明”又令人捉摸不定，如此猴年马月才能求到本上？才能阴病治阳，阳病治阴？那究竟该怎样来看阴阳呢？左右不也是阴阳吗？上下不也是阴阳吗？男女不也是阴阳吗？直接以阴阳命名的十二经络不都是阴阳吗？对！这些都是阴阳，是最接地气的阴阳，这个阴阳百姓不会不知！此时回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给出的针刺总则——“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是何等的清晰，何等的明白！至此，真海师父对于承接的法脉——黄帝内针已豁然无疑，对于如何令甚深的针道易用难忘，如何使之大众化、平民化，如何真正地走进千家万户，造福苍生，心中已然笃定！弹指间走过了数千百年，难易相成，精粗浑然，好一个执其两端用中于民！
接下去的故事，或传承，或法理，或规范，已尽述于《黄帝内针》，大家可以从容观品，并付诸实施。
奉董秀玉先生之命，而有上述的文字，只是写得长了些。《思考中医》终究还是来了，来到了她该来的地方。值此传世活字与师大社联袂新版之际，略述感怀，以会新老朋友。
刘力红
丁酉孟秋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