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按照新加坡的历史分期和新加坡儒学的主要内容特点，对新加坡儒学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记录，力图展示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该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1877年之前）、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1965—）以及附录等内容。

严春宝：山东省莒县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暨海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学会永久会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永久核心会员。已独立出版《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和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等四部学术专著、译著及诗集《愚人的黄昏》等。其中，《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除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外，还受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及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推介。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教育、新加坡儒学及抗战第三战场——海外战场的研究等。

自我定位：从事学术研究是出于对职业的尊重，而诗歌创作却是源于对梦想的追求。故，与其被称为是一个学者，倒宁可被误认为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1877年之前） 44

第三章'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年） 95

第四章'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年） 219

第五章'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1965年至今） 251

附录： 新加坡的儒学组织机构 350

参考文献 388

后记 403

儒道南传溥星洲

——《新加坡儒学史》序

严春宝博士这十多年来，专注于新加坡儒学史的研究，先后把林文庆在华办学的事迹，及其致力推行儒家思想的因由和变化做了深入的分析，他又把林氏有关儒学的英文著述翻译成为中文出版，对新加坡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位社会改革家和儒学推动者，重新通过史册，面向现代读者，大有振颓起蔽之功劳。而在研究林文庆的同时，严春宝博士不断地搜集其他有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儒学传播的资料，包括当时中英文报章的报道和论述，他所搜集的范围，还包括了以土生华人为主的峇峇文化中有关儒学的资料，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成这部前人未曾写过的《新加坡儒学史》，可算是开山之作。

如果说从来没有人尝试研究这个题目，那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好几位新马学者如陈育崧、李元瑾、苏新鋈等都对此类题目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或曾经尝试写新马儒学史，但都没有写出一本完整而又系统的专著。对我个人而言，在20世纪 80年代新加坡正推行儒学的时候，也曾经有写一本新加坡儒学史的计划，并为此花了数年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可惜最后仍然事与愿违，未能把计划完成，一直是心头的遗憾。今见春宝兄的《新加坡儒学史》成书付梓，喜不自胜，当然也有点嫉妒之情。趁他问序之便，也把我的计划说一下。

我在1980年取得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到新加坡任教。在新加坡那段日子，我对本地华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本身性格使然。从小我就对周边的事物和环境，都有特别的兴趣，每到一处新地方及新环境，都希望尽快和尽量地去投入和融入，才觉得生活有趣味和有意义。因此，我在1980年来到新加坡之后不久，便投入新加坡华人会的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人历史研究，二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第二个范围内，我参与的工作包括在1982年以后加入由新加坡政府推动的儒学计划，帮助编订儒家伦理教学中的课本和教材，并且负责培训教师等（至于春宝博士非常艰难才获得的一套新加坡儒家伦理课本与教材，我也存有一套，而且还包括多次讨论的稿本和我在教师训练班的讲义）；至于历史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19世纪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虽然最初几年我在新加坡并没有汽车代步，但为了考察早期华人社区和生活的历史，我也走访了不少古迹名胜，这期间当然也得到多位好朋友的引导和帮助，像王慷鼎、辜美高、林孝胜和杨松年等。然而，我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档案和文献研究上面，特别是阅读早期新加坡出版的各种华文报刊。我平均每天都会花上三四个小时躲在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地库内，埋首阅读报纸的缩微胶卷，不知黄昏入暮，也不知近视度数加深。我用了数年时间把《叻报》《天南新报》《星报》等全部看完，而且作了详细的笔记和卡片，至于稍为晚出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我也看了不少，而且买下几十年的《南洋商报》合订本，装满了整个房间，由于灰尘满布，加上蠹虫甚多，叫家里的人怨声载道，但我却总是乐此不疲。

几年下来，我在报纸和文献中发掘到不少新资料及新题材，对新加坡早期华人史的研究兴趣也越来越大。最初我尝试把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例如萃英书院历史、李清辉的东游纪略等文章，引起相当多关心本地历史同行的注意，至今还有不少本地史家把我引为同道，甚至以为是本地人。及至1988年之后，离新去美，不得不放下新加坡华人历史这个研究课题，改作新的题目，但一直对新华社会总未忘情。及至回到香港任教于中文大学，即重拾旧情，再次把新马研究放置在教研的议程上，出版过《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及《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两部著作，另外也写过多篇关于林文庆、陈嘉庚、天福宫和怡和轩的文章。正因如此，得遇同行后辈青年学者严春宝博士，知道这位后起之秀在学术研究上的杰出成绩，十分欣赏和敬佩。蒙他把我看作入行多年的资深学者，问序于我，实在叫我内心有愧。

现在欣见严著《新加坡儒学史》即将面世，乐意在此诚心推荐给爱好“一带一路”华人历史的同道和关注传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广大读者们。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

2018年12月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儒学史》也可看作是对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因为林文庆正是新加坡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纵观严春宝博士的研究历程，从“写传记以识其人”到“读其书以明其学”，再到“理解和剖析其思想”，作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一步步走进林文庆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其思想真谛，为广大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儒者”。在此基础上，从林文庆对新加坡儒学发展的贡献入手，进一步上升到对新加坡儒学传播与演进予以全面的考察与研究。如此一来，不仅拓宽了儒学的广度，也拓展了儒学的深度。——《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期

新马学者陈育崧、李元瑾、苏新鋈等都对此类题目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或曾经尝试写新马儒学历史，但都没有写出一本完整而又系统的专著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在20世纪的80年代新加坡正推行儒学的时候，也曾经有写一本新加坡儒学史的想法

如今，大陆学者严春宝这一著作的问世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值得期待

第二节 华校的重兴及危机

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已经形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新加坡最早的私塾学校被认定是始于1849年的崇文阁，以及稍后于1854年创立的萃英书院。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华文学校，“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小学要推养正学堂（即今崇正学校），开办于1905年，而最早的华文中学则为陈嘉庚等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华侨中学创立于1919年，比养正学堂迟了十四年。” 在南洋华侨中学成立之前，整个南洋地区（包括英国及荷兰殖民地）不包括女校在内的华文小学就有三四百间之多， 这不但为中学的成立提供了稳定的生源基础，也因客观上的需要而促成了中学的纷纷出现。自华侨中学建立之后，华文中学也开始大量涌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前（1942年），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已经有四所，它们分别是：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19年创立）、南洋女子中学（1929年添办中学）、公教中学（1935年创立）以及中正中学（1938年创立）。 在1942－1945年的日本占领期间，全部中小学校都被迫停办，及至1945年日本投降、新加坡光复之后，除了原先已有的各所中学纷纷复办之外，为了应付学生人数增加的需求，新的中学亦纷纷出现。

四、儒家伦理课程的正式实施

有了前期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再加上海外儒学专家走马灯似的前往新加坡进行密集的公开演讲和理论阐释，使到儒家伦理课程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反倒是少了许多惊喜。儒家伦理虽然表面上看它仅仅只是为中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但说到底，它还是一项社会工程，因为，作为儒家伦理课程教学对象的中学生，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独立性，他们更多的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家长——成年人所选择的结果，因而，相对而言他们并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

应该说，政府对于儒家伦理课程的实施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为了协调与外国专家的合作，以便制定出详细的儒家道德教育大纲及其协助课本编写者编订课本，新加坡教育部联合本地学者于1982年7月底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主席的“新加坡儒家伦理思想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协助海外学者的访问工作。2.推动儒家伦理。3.策划儒家伦理课程纲要。” 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负责在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思想教育的一个总的策划机构。总起来说，教育部对于整个宗教道德课程的推展，可以说是十分慎重的。早在1982年底，也就是在正式推出宗教道德课程的一年之前，教育部就“通过学校，发信给所有中一学生的家长，要他们决定，孩子在1984年必修的宗教道德教育中，选修哪一门宗教知识或儒家伦理思想。”教育部之所以要发出的这样的信件，其主要目的“在于调查学生的选择，以作为将来策划之用，例如训练师资，出版教科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