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政治难题：党争
徽宗刚登上皇位，就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响的残酷的派系斗争。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从理论上讲，皇帝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可以颁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但实际上，他必须做通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实施的举措。同时，每天都要与相互之间强烈不满的官员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学会如何筛选、评估他们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议。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导致数十位政府官员被罢免：次是神宗继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开始亲政。哲宗在世后六年被罢免的官员把徽宗继位视为他们恢复朝官的机会，那些在哲宗后几年支持徽宗继位的官员，也下定决心要坐稳位置。
同其他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宋代的宫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在京外任职，基本上不会去争夺朝中的影响，而位于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几百名京官，通常会将出京任职视为流放，是被迫离开实权职位。尽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职位上的官员大多曾经在地方任职，但他们一旦爬到官僚机构的上层，就几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个府州军监（或二十六路）担任基层管理职务了。
研究宋朝这段时期的政治，有一种方式是从两个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义为朝廷和文人舆论圈。定期拜见皇帝的几十位朝中官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两府宰辅、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机构与部门的负责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报告的事情上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这些事大部分与人事任命有关，比如应当任命和提拔谁，谁应该被罢免和降职。同时，对从军事行动到税务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举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权。朝廷决定的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很多人的前程；这些事件可能还会导致重大开销，或影响不同行业的经济命运。毫不奇怪，很多人对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在朝廷有影响抱有极大的兴趣。通过官方公告、口口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方式，朝廷的决策往往会快速传播开来。
与朝廷形成主要竞争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一个很不具体的群体，被称为“外议”、“公论”、“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受过教育但没在官府任职的人士所谈论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并不限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事实上，“言官”与表达那些外围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担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评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员行为就是职责所在。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士中广为流传，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响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样，影响这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这类奏疏往往都言辞犀利。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个政客品格低下，那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都是有害的。这不是在朝廷商议国是时的语言，也未必是文人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类指控书式的奏疏，显然，皇帝读起来也不会很愉悦。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产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与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务的方方面面，从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争议的是对农民实施青苗法、将劳务换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业税并使政府参与贸易的市易法。
事实证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击。反对派认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措施，只是一个失控的官僚机构在不停地颁布新法。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王安石与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个原则，即良政要依赖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对派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达对新政的批评意见。在神宗的认可下，王安石将反对新法的朝官相继调出京城。自汉代以来，确保对政策批评的通道畅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机构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迫使反对者噤声被视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为的界线。对新政持反对意见的朝廷重臣司马光也在1071年辞官，退隐洛阳（开封以西170公里），随后，他周围很快聚集了许多对政府发展方向感到不满的人。另一位名人苏轼，我们在章提到过，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贬谪，出京担任了一系列的州级职务。1080年，苏轼的很多诗词被认为暗含讥讽，因此被罢官流放。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对北方毗邻的契丹和党项发起进攻，收复唐代（618—907）曾经控制但后来又失去的领土。政府已经将过半的收入都用于军费开支，但仍在部署军队上感到吃力，难以对敌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80年，为储备实施新政产生的盈余物资，新的元丰库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储八百万贯。然而，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却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军与党项族西夏国在西北部（今甘肃境内）开战，夺回了六座城寨，但却损失了六十万大军。
神宗驾崩后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对新法的重臣司马光，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疾病缠身。很多官员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当时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间复官的那些人又被称为“元祐派”或“元祐党人”。在这段时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没有根据政策自身的优缺点逐条进行考虑，而是被全盘废除。很快，神宗在位时建立的整个财政体系几乎全部被破坏，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随者们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尤其是吕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罢官放逐。同时，改革派还受到了文字狱的迫害。蔡确被指控诽谤太后，被贬到偏远的南方，没几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敌被驱逐，他们也就无法再维持保守派内部的团结了，很快，保守派之间就开始争斗，几乎与之前针对改革派一样残酷。1091年，苏轼从地方调回京城任职没几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而被学者程颐指责为行为不端。
1093年，哲宗开始亲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这些人一回来就立刻罢免了八年前驱逐他们的那些人，甚至还想要惩罚已经去世的人。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毁掉司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时，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领导者。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末，这三位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认同，他们在哲宗面前表现得更像是对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来，任职朝廷的官员可能像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这种种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个性冲突。没有哪两个人能一直处于同一战线，甚至连蔡卞和蔡京两兄弟也做不到。
当然，中国历史上存在残酷党争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体下，宫廷中主要派别间的激烈斗争也并不鲜见。通常来说，执政大臣掌权的时间越长，他招致的批评和树敌也就越多。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中的政治现实。减少或克服这些敌对行为，对徽宗来说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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