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也无傅雷
一
每次看到书柜中三十卷本《巴尔扎克全集》时，我心里便不禁涌上一股惆怅。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84 年开始出版的全集第一卷的第一篇小说是《猫打球商店》。译者郑永慧。郑永慧先生译笔不差，我仍觉得遗憾的是，这里出现的本该是傅雷先生的译作。傅雷生前最后一部译著就是《猫打球商店》（傅译名为《猫儿打球号》）。按该“全集”出版思路，有傅雷翻译的，一律收傅译本。可惜傅雷这部译竣的书稿永远不知佚失何处。对热爱傅译的读者来说，这个遗憾是不能弥补的了。
喜欢上傅雷，还是1989 年第一次读到罗曼• 罗兰的小说《约翰• 克利斯朵夫》。我那时不知傅雷是谁，因耳闻过这部小说，在书店看见，就买下了。克利斯朵夫的故事将我吸引得废寝忘食，打开书便无法放下，捧阅的第世间再也无傅雷一天就熬了一个通宵。小说故事吸引我尚在其次，一种隐隐的阅读感受是，除了那些人名是外国名字外，我几乎像在读一部文采斐然的中文小说，而且，我从未见识过哪个中文小说家有如此优美的文笔，似乎每个字都充满扑面而来的汉语魅力。到今天我仍然想说，第一个让我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现代中文魅力的，不是哪位汉语作者，而是傅雷的译著。
二
读克利斯朵夫时我还忽然想起，中学课本中有《守财奴》一文，该文也是出自傅雷翻译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著作
《欧也妮• 葛朗台》片段。我当时在课堂上就模糊觉得，读到的文字像来自一位文笔好到极处的中文写作者。这就是傅雷的译笔功夫，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这样的句子给我的感觉不是在读译文，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国人以自己的经历写下对人生的感受。我那时分辨不出译文好坏，只需文字优美就行。那时也不会去想，所谓优美，在语言层面上究竟蕴含一些什么意思。第一次读译著就撞上傅雷，是我的幸运，也无意间让我对译文质量有了较高要求，即使这种要求来得不知不觉。后来再读其他人翻译的罗曼• 罗兰，一种明显不如傅雷译笔的感受就十分强烈。我不懂法文，当然无法比较。事实是，我们不论面对谁的译文，也就是在面对中文。汉语的表现力人尽皆知，如何表现，无不取决于行文者的修养内涵和语言造诣。即使读本土作家写的著作，也有文笔高低之分，翻译著作自然如此。
读完罗曼• 罗兰，我又进入巴尔扎克的世界。我承认，如果不是傅雷，我不可能读完多达二十四卷的全部《人间喜剧》。能读完它，首先是巴尔扎克的文学世界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将人物交叉出现在各部著作中的手法就令当时的我感到新奇，我很想知道每一个人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我在读过《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幻灭》《赛查• 皮罗托盛衰记》《夏倍上校》等傅雷的译本之后，产生了是否还有谁可以超越傅雷译笔的疑问。读完《人间喜剧》之后，我肯定地告诉自己，没有！其他翻译巴尔扎克的翻译家不论多么出色，没有一个能超越傅雷！连比肩也达不到！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似乎只有在傅雷笔下，巴尔扎克才在汉语里还原成一个真正能用汉语再现的文学巨匠。在原著任何一个地方，傅雷都可以将汉语随意对置，其他翻译家的译本虽能感受巴尔扎克给我们的独特气息，那些气息却缺乏了一点内在自如度。我们读是能读到准确的语言表达，语言背后的灵魂涌动却又很难体会。即使译文没什么错误，其他译者就是无法像傅雷那样，给我们原文与译文统一到无窒碍的浑然天成之感。
无窒碍，也就是傅雷所说的“理想的译文仿佛就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另外他还指出“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话说起来简单，一旦真正动手，会发现那是无比艰难之事。那些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我们在今天读得实在太多，“生硬拗口”的译文也随处可见。这点并不需要读者一定得懂原文，既然读者面对的是中文，那么中文就应给读者“流畅与完整”的感受。我们读到的不少译文“流畅”是“流畅”，就是缺乏从内在透出的气韵。汉语历来讲究的就是气韵。做不到气韵贯通，我们就可以说那些译文不是好的译文，更不会是“理想的译文”。
三
傅雷的译文给我——也是给我们——的最大感受就是气韵的一以贯之，仿佛在傅雷翻译时，原作者将自己的内心也给了傅雷，因此读傅雷译本，是在读一种饱满的文字，仿佛原著中的风景是傅雷亲眼所见，原著中的情感是傅雷亲身所历。能做到这点，就在于傅雷从数十年的翻译经验中深刻体会“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体会来自实践。傅雷的实践令人钦佩，他对“传神达意”的要求近乎苛刻，否则他也不会将《高老头》重译三次，连上百万字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也推倒重来，至于伏尔泰（傅译服尔德）的《老实人》译文，前后修改也达不可思议的八遍之多。无论哪部著作，傅雷的翻译态度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严谨。字字推敲之功，才有句句传神之效。当年巴尔扎克出版著作时总是不断修改校样，导致排字工颇不耐烦，傅雷译文同样如此，“校订如初译”的苛刻也使为傅雷译著发排的印刷厂大为头痛。这不是每个翻译家都能做到之事。我们可以想象，在傅雷不断重译的过程中，内心是如何与原作者走近乃至重合。唯其如此，译文才能在读者眼里焕发出精益求精后的神采。傅译本的神采之甚，竟让我觉得《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那样的书，不是出自巴尔扎克，而是有过法国生活经历的傅雷本人所著。
傅雷取得的翻译成就当然不是精通两种语言那么简单。精通某种外语的人太多，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傅雷。后来读多了关于傅雷的种种书籍，我慢慢体会到，傅雷不仅态度端严，语言精湛，还在艺术的触类旁通上下足了功夫。为求翻译所需知识，傅雷视野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致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一旦遇上疑难，便“驰书国外找到了专家说明，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这些平易而令人不免惊骇的话让我忽然理解，在谨严之外，傅雷本人学识还具有超越翻译之上的博大精深。
这点在《傅雷家书》中随处可见。正因境界与艺术素养出众，傅雷才能在译著之余，撰写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在今天仍有价值的一系列专著雄文。没有深厚的音乐、美术修养，傅雷翻译的罗曼• 罗兰又如何能成为今天的名著名译？
要摘录傅雷的某段译文，不如读读他迻译的一封罗曼• 罗兰给他的复信。信不长，傅雷的译笔却力透纸背，“……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练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暂且撇开这段文字的政治含义，不论当时还是今日，有谁觉得是在面对一段译文？我们又当然知道，没有罗曼• 罗兰的原信，傅雷笔下也无从出现该文。寥寥数十字，让我们见足傅雷在两种语言间的驾驭功力。我甚至觉得，罗曼•罗兰的法语原文也未必有此古朴的苍劲之感。
四
读到傅雷文字，不免想到今天的译著市场。现实会令人气馁地发现，今天还有几人愿意像傅雷那样对翻译孜孜以求？傅雷用自己的一生行为为后世树立了翻译的标杆。标杆的一头是永不满足的译品追求，另一头是从不懈怠的求精治学。在傅雷眼里，准备工作不充分，决不可动笔。在他翻译巴尔扎克名著《幻灭》时，先是用几个月时间来每天温三百至四百个生字。即便如此，年过五旬的翻译家仍是感到“天资不够，只能用苦功补足。我虽到了这年纪，身体挺坏，这种苦功还是愿意下的”。从动笔到完稿，《幻灭》的翻译耗去傅雷三年半时间。即便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三年半时间也绰绰有余了。
我不知道傅雷的言行对今天的翻译家有何影响，我们司空见惯的是，无数连翻译经验都不足的人竟可以在出版社或书商的约稿下，立刻上马，匆匆交出译稿了事。如果是通俗文学倒也罢了，令人惊异的是，一些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刚一问鼎，市场上便迅速出现该作家的成套译本。最令我无法理解的是，有些译者还在序言里坦承，在接受翻译任务之前，对该作者尚无半分了解。我不禁生疑，这样的译本会有质量吗？译者能译出原作者的内蕴吗？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学转换，原作者的生平尚不明白，原著的内涵尚不明白，出来的效果也许就南辕北辙。傅雷翻译巴尔扎克，是因为他结合巴尔扎克的生平和作品，深刻理解到“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他翻译《红与黑》时，傅雷竟还“一时不想接受”，原因是觉得自己和司汤达“似乎没有多大缘分”，因而“且待有空重读原作后再说”。结果是他终于没动手翻译这部名著。现在有几个译者会像傅雷那样，选择首先在面对原著和原作者时产生精神的相吸？现在有几个译者会像傅雷那样认为“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有几个译者拿到自己不了解的原著待译时会像傅雷那样“栗栗危惧，觉得没有能力表达出来”而自感“畏缩得很”？又有几个译者会像傅雷那样对“出版社指定的书”感到“我不敢承担，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
五
也许，今天市场化的出版界已经注定不会出现傅雷这样的译者。那些以市场化为借口的出版商和翻译者忘记了，1949 年后，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的知识分子除巴金之外，就只有傅雷了。翻译稿酬成为傅雷一家的全部收入。他曾在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的信中坦言，“一旦停止翻译，生计即无着落”。当傅雷后来遭遇不公正对待、生活陷入困窘之后，仍断然拒绝另用笔名出版译著的建议。有为人的气节，必有为文的气节。这是傅雷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留给后世的精神肖像。今天的翻译家们大都不会有傅雷那样的生活窘境，却再也出不了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家。理由可以找出很多，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为市场进行翻译，又不肯对市场和读者负起责任，被一切借口所掩盖的，是不是我们这时代的某种精神失落了？
傅雷的译著我早已熟悉，我今天的阅读也早离开了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有时在灯下，我还是会偶尔翻开傅雷译著，不为再读那些著作，就为从文字中品读里面透出的傅雷精神和刚峻人格。也许，我们今天失去的，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世间再也无傅雷，不仅是翻译界的悲凉，还是读者对这一代学人感到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