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坦·休·奥登：肯定的火
在悼念亡友——诗人路易斯· 麦克尼斯的诗中， 威斯坦· 休· 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表示了要成为“大西洋的小歌德”的愿望。事实上，即便他未能与歌德同代比肩，也无疑是继叶芝、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国诗人。
与艾略特不同的是，奥登于1939 年从英国移居美国，而生于美国的艾略特早在1927 年就加入了英国国籍，这大概是英美文学力量最为平等公正的交换吧。
作为战后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奥登是“奥登派”或“奥登一代”当之无愧的领袖。这批诗人还包括戴·刘易斯、斯蒂芬·斯彭德、路易斯·麦克尼斯等人。他们置身战后及工业化的荒原，关注现实，思想进步，在政治倾向上属于左派。医生之子奥登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一个。1937 年他发表了长诗《西班牙》，声援西班牙人民与佛朗哥法西斯叛军的斗争，并亲赴西班牙，当过政府军的担架员和救护车驾驶员。1938 年，奥登与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到中国前线采访，见过蒋介石、周恩来、宋美龄等人，写下了一组题名《在战争时期》的与中国有关的十四行诗（共27 首），其中第14 首写到了一位普通中国士兵，对他的死亡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在附于十四行诗之后的《诗解释》中，奥登准确地捕捉到了战争、苦难与恐怖岁月里中国人不屈的精神形象——
在黄河改道的地方，他们学会了怎样
生活得美好，尽管常常受着毁灭的威胁。
多少世纪他们恐惧地望着北方的隘口，
但如今必须转身并聚拢得像一只拳头，
迎击那来自海上的残暴……
英国时期，奥登在伦敦发表了《诗集》《雄辩家》《死亡之舞》《诗》《看吧，陌生人》等重要诗集。这些诗歌表明奥登是一个“令人目眩的大师”，有着复活传统诗歌形式的勃勃雄心：民谣、十四行诗、挽歌、诗剧、即兴诗、打油诗、戏谑诗、催眠曲等——他使诗歌拥有了异常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并为传统注入活力。
奥登强调诗歌的“真实”和“客观”：“诗歌不是魔幻，如果说诗歌或其他的艺术，被人们认为有秘而不宣的动机，那就是通过讲出真实，使人们不再迷恋和陶醉。”
奥登喜欢卡尔·克劳思的一句话，“我的语言是一个妓女，我得把她变为处女”。
奥登称自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某种主题，二是某种形式问题——韵律结构和用词。语言寻找主题，主题发现语言”。
奥登不夸大诗歌的社会功能：“写诗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写作的目的是使读者能更好一点地享受生活，或者更强一点地忍受生活。”
叙事、细节、客观性、口语、隐抒情、反浪漫主义立场、现实题材、现代敏感……这一切构成了奥登的风格。他见证了时代，代表一代人发出了痛苦、恐惧与希望混合的声音。痛苦是一种真实：“是的，我们要受难，就在此刻；／天空像高烧的前额在悸动，痛苦／是真实的……”（《在战争时期》）人对别人的痛苦却往往是麻木无感：“痛苦会产生，／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做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美术馆》）
恐惧是一种传染：“天空在飞雪／他抓紧手提箱轻快地走出站台／来传染一个城市，呵，这个城市／也许是刚刚面临它可
怕的未来。”（《正午的车站》）恐惧是暴君驰过大地，却有着歌谣般的曲调：“我想我听到了天空中一片雷响，／那是希特勒驰过欧洲，说：‘他们必须死亡。’噢，我们是在他心上，亲爱的。我们是在他心上。”（《歌》第二十八曲）
希望在于忍耐：“因为大地对人生总能够忍耐。”（《旅人》）希望在于耕耘：“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悼念叶芝》）希望更在于正义的教导：“直到有一天作为我们这星体的供献，／我们能够遵从正义的、清楚的教导，从而／在它激扬、亲切而节制的荫护下，／人的一切理智能欢跃和通行无阻。”（《诗解释》）
1939 年奥登与挚友伊舍伍德一同移居美国时已闻名遐迩，美国诗歌界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并接纳了这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大诗人。次年，奥登皈依基督教。在长诗《海与镜》《暂时》《忧虑的时代》中，宗教主题一再出现，并蒙上了悲观的阴影。美国时期，奥登一边在多所大学任教，一边勤奋写作，著有《阿喀琉斯的盾牌》《在屋内》《无墙的城市》《谢谢你，雾》等诗集，评论集《染匠的手》和《第二位的世界》，以及部分诗剧、歌剧歌词和书简。曾获普利策诗歌奖、博林根诗歌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文学勋章。晚年的奥登甚悔少作，将自己的全部诗作整理删减成两册：《短诗结集1927—1957》和《长诗结集》。1973 年，奥登因心脏病在奥地利维也纳去世，友人们为他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他《悼念叶芝》中最后两行诗——
在他岁月的监狱里
教导自由人如何去赞美。
奥登生前因为是一个同性恋者而常常受到舆论的非议和指责。从英国到美国，奥登与伊舍伍德几乎形影不离。在纽约，奥登认识了一位比他小14 岁的犹太小伙子科尔曼，两人炽热相爱、同居。奥登视科尔曼为自己的“妻子”，科尔曼在生活中悉心照顾奥登，自己也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奥登去世后，科尔曼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
奥登是一个热情的诗歌活动家。他是“耶鲁青年诗人丛书”的评选者，每年要为入选诗人写一篇序言。受到他提携和奖掖的青年诗人有艾德里安娜·里奇、W·S·默温、丹尼尔·霍夫曼、约翰·阿什贝里、詹姆斯·赖特等。他在国际范围内保护和帮助过不少作家、诗人。为了帮助受纳粹迫害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全家取得英国入境证，他于1936 年与曼的女儿结了婚。他还帮助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逃离到了美国。
布罗茨基有一篇30000 多字的长文，专门谈论奥登一首九十九行的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这是德军入侵波兰的日子）。布罗茨基称奥登是“本世纪的批判者”“用英语写作的最谦恭的诗人”，这首诗呈现了压抑愤慨后的客观性和叙事色彩，冷峻而深情，诗人将爱看作拯救人类的力量：“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诗歌循序渐进发展到最后，“抒情产生了真理，或者说，抒情变成了真理”。（布罗茨基）诗是以祈祷结束的——
我，如爱神和尘土
有着同样的躯体，
围困在同样的
虚无和绝望之中，
愿我献出肯定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