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书天下，拥书塞上
辛德勇
物理学家讲时间的相对性，平常人很难弄得明白，但人到一定岁数，时间就会过得飞快，仿佛突然有了很大的一个加速度。二〇一三年底，收到王树田先生惠赠他的大作《拥雪斋书影》，读后想写几句感想，但手头事情正紧，没有顾上。想不到，这一放就是一年多。
对于我来说，作者王树田先生，至今仍是未曾谋面的书友。但至少在他的一部分藏书面前，我也曾有过徘徊流连。我们对古刻旧本，都有一种近乎痴情的钟爱。
不同的是，王树田先生是一位更标准的藏书家，而我在这个圈子里，顶多只能算一个不太高明的票友。这样说，主要并不在于藏书多少，而是对收藏古籍所投入的热情，以及专心的程度。
我是历史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从业人员，因阅读古代典籍的需要，从新式洋装印本，转入线装古刻旧印本，是很自然的延伸；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拓展研究领域和增大研究深度之后，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王树田先生的情况很不相同，他的职业身份，是诗人，是作家，当然像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文学创作家一样，还有一个领工资的单位，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文联。从事这样的行当，同读古书，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至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因为现代的作家，通常不需要读多少书，全凭灵感。有了感觉，直接写出来就好了，既顾不上酸不啦叽地掉书袋，也不需要有那么深远的历史思考。但王树田先生与众不同。买线装古书，与他的文学创作，在时间次序上，几乎是同步共生的。不知道是作品的稿费让他财大气粗，还是买到好书的兴奋，激发了创作欲望。看着互不相干的两桩事，说不定有很实在的关联。不管怎么说，王树田先生购买古籍的缘由，与我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就是他对藏书的热情，显然比我要高很多，而且他买古籍，首先就是为了收藏。
在构成藏书家的各项要素当中，有人说，除了“钱”，就是“闲”，再一个，便是“空间”，也就是放书的房间。不过，进一步归纳，“空间”可以归入“钱”那一项里，因为拿着票子，就一定能买到房子。古书和新书不一样，不是一捆捆地从印刷厂里推出来，等着你拿钱去买。想买到好书，光有钱不行，还要有机缘。这机缘能不能遇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你肯不肯多花时间经常去访书，有没有条件到处去找书。
从经济实力上来说，在当今藏书家中，王树田先生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有钱，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因而只能以勤走多跑来弥补有限的购书资金。他访书的地点，几乎遍及中国境内各主要区域，而且经常往返出入。其实天底下的藏书家，大多数都这样，疯疯癫癫地到处乱跑，探头探脑地四处踅摸，只是频度各不相同而已。对于王树田先生来说，尤其需要勤跑多转，还与他家居的地点有关。他家住塞上，不像我这样居住在北京这一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古书聚集地，更远离长江三角洲上诸如上海、扬州、杭州等这样一些古代文化和古刻旧本的渊薮，要想得到好书，不得不经常外出寻觅。
肯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四处查访，就一定能够觅得人所罕见的珍本秘籍。《拥雪斋书影》里谈到，一次，在北京城的一个小摊儿上，他买下一册明嘉靖本《历代史纂左编》，“初不以为意”，但后来却有了重要发现。
即使是正儿八经的历史学家，看到王树田先生对嘉靖本《历代史纂左编》不以为然，也可能不大看得懂；或者说越是高大上的历史学家，恐怕越看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此，需要稍微做些解释。
这部书的作者，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唐顺之，号荆川，世人多称荆川先生。他在文化领域，声誉最著的建树，是古文。史学著作虽然有很多种，但多是撷取前人成书，重加纂辑，此《历代史纂左编》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明清人书目，著录此书，多略书作《史纂左编》，就连堂堂《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如此。其“史纂”之“史”，是以二十一史为主，而旁搜稗史，“纂”则是在这些史书中，选择关乎安邦治国之君臣事迹，分类编录；“左编”云者，乃取自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义，盖荆川先生同时尚著有《史纂右编》，辑录奏议言论，二者适两两相对也。
现在有很多对古代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感觉，以为古时候的人读书广博，什么《十三经》《二十四史》，无不烂熟于胸。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阅读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以史书而论，除了《汉书》《史记》，顶多扩展到包括《三国志》《后汉书》的所谓“前四史”，除此之外，其他史书，通常很少有人理会，故宋人即已慨叹“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惟因篇幅巨大，大多数人实在无法通读，方有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纂。延至明代，再加上元朝官修的《宋》《辽》《金》三史，以及明修《元史》，仅仅是官方认定的“正史”，即已累积而成“二十一史”，通读愈加艰难。宽泛地说，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摘录诸史之要的“史钞”式著述。与《十七史详节》不同的是，《史纂左编》对史事的选择，以史为鉴的意图更为直接，也更加浓重强烈。正是基于其相对简略而又更宜于将历史的经验移用于现实这两项原因，此书在明代后期，一度十分流行，人们往往将唐顺之此书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并列，作为考古通今的首选读物(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五孙鑛著《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恭介陈公有年行状》)。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学术风尚的变易，读史者更强调直接读取第一手的原始著述，像《史纂左编》这样的“史钞”，鲜少有人眷顾，流传已经相当稀少，以致钱泰吉《曝书杂记》即称其书“罕见”。王树田先生所得嘉靖刻本，系胡宗宪在嘉靖年间主持梓行，为此书最初刻本(其后在万历年间，又有翻刻)，当更为稀少。而今王树田先生得此嘉靖原刻《史纂左编》却“不以为意”，我想，除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不为治史者所重之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原书是一部一百四十二卷的大部头著述，他仅买到一册，当然只是全书中很少一部分。阙损如此严重的残卷零册，藏书家当然不会看重。对于大多数古书爱好者而言，买下它，都不过是留个“样子”看而已。
人世间之所谓“奇遇”，就是发生概率很小的遭遇。买旧书之所以要肯花费时间到处勤跑，是因为按照统计学的定律，“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偶尔去买一两次书，绝不会有以廉值购得好书的美事儿。但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一次连一次，反反复复，常去常往，便相当于无数次重复的试验，出人意料的奇事，往往也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册《史纂左编》，本子很厚，这也是明代原装本固有的形式。当把这册《史纂左编》残本带回呼和浩特家中，拆解开来，取出每一页书背面后人装修添加的衬纸时，王树田先生大概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的。——他从这册厚厚的明嘉靖刻本里面，取下来首尾完整的一部清刻本书。这等于是买一册残书，附赠另一册全书，不管是什么书，都属意外之喜，而更让王树田先生喜出望外的是：这还是一册稀世珍本。
这本书的名字，是《户部收取应解饭银则例》，刊刻于清雍正年间，当然这就是清廷在雍正年间颁行的衙署治事规则。这种“则例”是什么性质的书籍？在当时有着怎样的作用？而对我们今天研治史事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已故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回忆说其师邓之诚先生，在民国时期对此尝有概括论述云：
有清三百年间之事，清律固为一代大法，初暂用明律，几于全录明律旧文，以为比附之资。如内云“依大诰减等”，清初无大诰，亦援引以为处分减等耳。自后虽屡经纂修，然仅续增附律之条，而律文终未之或改。一代舍律用例，叔季则舍例用案。故知终清一代行政，大约例之一字，可以概括无余。……其时史学专家知矜贵档案矣，而不知则例即昔日档案之择要汇存者，且年远境迁，档案照例焚毁，今舍则例将无以取征，是则例之可贵为何如也。
王钟翰先生还记述说，邓之诚先生鉴于“清亡逾三十年，则例亡佚殆尽，苟不及时访罗，行且不可复求”，于是促请燕京大学图书馆遍求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各间书肆，在三四年间，购得各种则例五六百种。后来王钟翰先生据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撰有《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一文(以上相关叙述，即本诸此文)，一一罗列清廷各部衙署的则例，然而检核此文，其间尚阙载《户部收取应解饭银则例》这一名目。因手边无书，一时还不易核对王树田先生所得，是否属于《钦定户部则例》的一部分，而非单刻之本，但即或如此，因王钟翰先生列举的《钦定户部则例》，最早亦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者亦不过为稍早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武英殿本。故此雍正四年（1726）刻本，亦在其先，仍有不可替代的版本价值。像这样的书，即使不是孤本，传本也极为稀少，自宜珍之重之。
深谙个中三昧的人都懂得，最蛊惑人的藏书乐趣，就在这样不经意间得之当中。几十年涉历南北，王树田先生收藏古籍已多达六千多册，其中有不少是像《户部收取应解饭银则例》这样孤秘罕传的珍本。其中如与我所从事专业关系密切的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沈定之、吴国辅著《今古舆地图》，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的历史地图集，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书亦罕见难求，而王树田先生也能收置书斋，摩挲赏玩，实在令人艳羡不已。
因为本来就是为收藏而买书，或者说很早就打定了当藏书家的主意，因而不仅有好书，收藏有自己的特色，王树田先生还编有藏书目录《拥雪斋书目》。再加上这部琳琅满目的《拥雪斋书影》，可以说，真是一位各项要件都很完备的藏书家了。人生一世，能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且亦成名成家，修成正果，拥书自怡，其乐何如，可想而知。
不过，藏书家和所有收藏家一样，贪婪之心，往往莫知厌足。呼和浩特当地有一家颇为出名的“文苑古旧书店”，老板段存瑞先生，知书爱书，也很敬重读书人，我曾在他那里买过不少做研究需要的文史旧书，偶尔也买过两三部清代刻本，都得到了段存瑞先生的热情关照。近来看到王树田先生写文章，记述他与段存瑞先生的交往，谈到我曾买走一部雍正写刻本《陆宣公集》的事儿。文中说他本来先于我看好此书，因故没有及时付款买下，才被我插足掳去，言辞间显现出歉歉然神色。这部《陆宣公集》确实刊印精良，且传世无多，就连周叔弢他老人家都说是罕见之物（见李国庆著《弢翁藏书年谱》），王树田先生感到惋惜，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他与这书失之交臂，却使我们俩人在旧书上有了比较具体的交结，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近闻王树田先生的新著《拥雪斋藏书志》即将出版，虽暂未一睹全书，然撰者佳册之富，可以想见。与此同时，王先生又将自己藏书中的佳善、稀见之本，编为一大套《拥雪斋丛书》，影印出版，将一展民间藏书家之风采。其将个人珍罕藏书不自私秘，提供于社会的精神，尤可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