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7岁大时，父亲告诉了我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故事。这种话，你听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对成人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和灯罩联想成同一样东西。他还告诉我，纳粹还把犹太人做成肥皂。这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就是犹太人，因此觉得这个“把人变成物品”的画面格外惨痛。
我父亲还跟我说到了他从前的一个女朋友，露丝·戈德布拉特，说她的母亲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露丝曾把我父亲介绍给她母亲认识，父亲震惊地发现，这位戈德布拉特太太的双手是左右颠倒的。纳粹的科学家把她的双手切了下来，对调了左右位置之后再缝回去，于是当她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时，她的拇指就靠外侧、而小指靠里。纳粹开展了许多“实验”，这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事里，我认识到了人性中深藏着一个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只是我当时还小，年幼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一点。
许多年后，我成了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一名教师。有一次我去旁听一个生理学讲座，教授讲的是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告诉学生，关于人类对低温的适应，详尽数据是由纳粹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浸泡实验”，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放进盛着冰水的桶里。他们收集了系统性的数据，显示了人的心率和人在0摄氏度的冰水中浸泡时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听到这个违反道德的研究，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同一个问题：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这些事例之所以特别使人震惊，是因为它们的主事者都是医生和科学家（都是我们从小信任的职业），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却都参与了违反道德的实验或手术。我们权且（大度地）假设，这些医生并不是为表现得残酷而作出这些行为，他们开展浸泡实验只是为了增进医学知识，比方说，船只在冰冷的海面上失事以后，该如何进一步救助生还的乘客。即便是将可怜的戈德布拉特太太的手左右对调后缝合的纳粹医生，或许也不是（我猜想）为了残酷而残酷的，他们或许也是在追随科学发现的冲动，想找个法子探索显微外科的极限。
这些科学家一心求知，却忽略了那些“被试”的人性。说来讽刺，人体科学用“被试”（subject）来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个词传达了对于对象感受的关切。然而实际操作对这些被试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予考虑的。纳粹的法律规定了犹太人在基因上就是劣等人种，将犹太人消灭是纳粹当时优生学项目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医生甚至可能认为“使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医学研究的“被试”是符合道德的，只要这能为更崇高的利益奉献知识就行了。
至于普通纳粹看守的行为，倒确实体现了残酷本身。可悲的是，这些恐怖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我在这里只选一个，它来自托马斯·伯根塔尔的自传。托马斯在只有9岁时和几千名犹太人一同被捕，给押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他不得不目睹一名囚犯被迫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企图越狱。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党卫军看守大怒，踢掉了越狱者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
当时9岁的托马斯和其他狱友看到了越狱者亲吻朋友的手的那一幕，他们都为这个简单的动作感到欣喜，因为它在用无声的语言说道：“我是不会让我的朋友被迫杀死我的。”托马斯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也许是因为父亲教会了他在门格勒大夫挑选死亡对象时贴近窝棚站着），并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自传《一个幸运的孩子》（A Lucky Child）里。当时的环境如此凄惨，朋友间的共情却表现得如此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那名看守对于共情的匮乏：如果他的目的是惩罚逃犯或者杀鸡儆猴，大可以将越狱者枪毙了事。而他居然选择这种惩罚的形式，大概是他希望这一对朋友都受到折磨吧。
到今天，距我父亲向我透露那些人类行为已经过去了近50年，我的内心仍被这个简单的问题占据：我们该怎么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有意识的生命里，我始终在被这个问题摧残心灵，要写一本书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能如此牢固地扎根于我的意识之中吗？我相信它之所以一遍遍地困扰我，是因为“人为什么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这个问题必须得到一个答案，而它又偏偏还没有答案。至少，那些容易查到的答案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使我满意。假如那些答案已经很充分，我就会觉得问题已经得到回答、争议已经得到解决，也就不必反反复复地不断想到它了。但是显然，我还需要更好的答案。
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杀（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杀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如此巨大，没有语言能够传达。这个标准的观点有许多人主张，“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
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在这本书里，我将探讨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但是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就将对共情做一番审视。
把人变成物品
我面对的难题是解释人何以能对彼此造成伤害，同时又不仰仗那个过于简单的“恶”的概念。让我们把“恶”替换成“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共情腐蚀的一个原因是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恨（resentment）、复仇的欲望、盲目的仇恨，或是保护的冲动。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情绪，由它们引起的共情腐蚀也是可逆的。然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引起共情腐蚀。
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布伯写过一本名著，题为《我与你》。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一种是“我—你”模式（你和另一个人产生联系，为的就是这联系本身），另一种是“我—它”模式（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他主张用这后一种模式来对待别人是对人的贬低。
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追求自身的关切，他很可能就会丧失共情。这时，他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有趣的是，在这个一心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人或许反而会做出一些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之类。但就算他的行为是正面的、有价值的、宝贵的，只要他当时专心致志不想其他，就仍然可以定义为丧失了共情。）
现在我们已经前进了具体的一步，确定了研究的目标：我们要用“共情腐蚀”而不是“恶”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行为。作为答案，这虽然像是稍微像样了一些（至少可以从这个概念出发来解释了），却远远算不上完整。共情腐蚀这个解释会引出两个新的问题：什么是共情？它又怎么会受到腐蚀？但至少这两个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了，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也将尝试回答它们。
到本书结束时，我们应该不必再唠唠叨叨地重申理解人类残酷行为这个要求了。如果上面的两个问题有了一些像样的答案，那我们就该觉得心安了。不过在深入探讨共情的本质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世界各地的几个真实的例子，它们可以证明，纳粹做出的那些可怕行径并不是纳粹的专长。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消除一个（在我看来）荒谬的观点，那就是纳粹的残酷具有某种独特性。你接着就会看到，他们并不是独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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