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恰逢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个甲子前的阳春三月，原广西省设为“广西僮族自治区”。广西文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文学桂军也开始了新的征程。1965年10月，“广西僮族自治区”改名“广西壮族自治区”。纵观60年的发展，首先是筚路蓝缕的广西文艺先驱，他们延续着古典和近现代的文学传统，构筑了广西当代文学的最初状貌；其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登上文坛的知名作家，他们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成就了自己的影响力；再则是如今一直活跃在广西以至全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以多样化的叙事尝试和美学探索，为广西文学的百草园播种耕耘。可以说，几代广西作家艰苦卓绝的努力，建构了60年广西恢弘磅礴的文艺版图。
60年来的广西文学，有赖于风格鲜明、层次多样的作家队伍，究其构成，其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他们始终扎根于这片西南热土，稳扎稳打，厚积薄发。其二是具有广西籍身份，但成长发展于其他省市区，却始终对故乡广西念兹在兹的作者，他们有的出于历史原因离乡背井，有的移居海外，有的是个人原因在他处发展，但都创造出了辐射久远的文学影响；其三则是工作和生活在广西，虽然不具有桂籍身份，但其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品是在广西期间发表的作家。
从这些作者中影响较大的短篇小说所表现的题材来看，既有呈现广西本土风物人情的地方书写、区域特色和民族意识；也有越乎其外，着眼他处，标举世情与人文，探索人性和生存的现实关怀；还有世界视野下的海外与全球的跨域写作，寄寓异域感怀和家国情思，也探索历史隐微，叙写现实关切。如此海纳百川的广西文艺，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文学佳绩。
一、国家意志、民族意识与文学传统
设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这里的“民族”，是国家一统之后地区和地域管理的产物，其间生成的民族意识，既代表着全局和整体视野下的地区认知与民族观点，也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壮族地区的观念意识、情感结构与思想品格开始酝酿并得以建构。潘荣才的《板雅坡上》发表在1958年4月号的《红水河》上，《红水河》作为《广西文学》的前身，在当代广西文学发端之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秦似的《姐弟》同样发表于此。《板雅坡上》是潘荣才的处女作，“板雅坡”事实上就是作者曾经就读的田东中学后面的山坡。小说以壮族歌圩贯穿始终，围绕青年之间的爱情矛盾，反映壮族青年的美好品格，其中蕴含着对人们爱情、生活和工作层面的美好劝诫。小说质朴认真，又妙趣横生，潘荣才不仅写出了居于乡间的壮族青年的情感经历，于焉展示壮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自觉意识率先得以发抒，更重要的是，民族的风俗特色乃至自身的抒情方式，也得到了集中的呈现。
同一时期，白先勇的《金大奶奶》发表于《文学杂志》1958年第1期，《玉卿嫂》发表于《现代文学》第1期。白先勇是广西桂林人，后流转于台湾、美国等地，在他的身上，映射出国族政治的曲折和变动。与此同时，他的小说，时常作为一种家国情思的表现，糅以离散之情与故土之思，抒情之丝缕牵引的另一端，是他心之所系的故土广西。“从《金大奶奶》发表到赴美前夕，是他的创作前期，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回忆少年生活，主观色彩较浓，较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20页。白先勇的身上，融汇着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资源，故其小说创作同样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色彩，加之白先勇的家世与学识，小说融政治、战争、人性等元素于一体，传达出特定时代中难以磨灭的精神情结。
在这一时期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中，《花桥荣记》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前夕巨大的政治变动，众多华人离散台湾和海外，与身体的出离形成对应的，是心灵对故乡的渴望。身心相离所爆发出的精神创伤和现实悲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创伤性体验与悲剧性书写。白先勇在小说中，聚焦的是广西同乡这一离散共同体，他们因政治和战争流落他乡，却以一碗悲欢离合总关情的米粉，始终勾连彼此灵魂，传达忧郁心绪，表现出广西人民在去国离乡的境遇中，深如沟壑的伤口与难以消解的悲戚。白先勇以无限之深情和悲悯，赋予那些离散之灵以念怀和寄托。
陆地出生于1918年，壮族人，来自广西扶绥县，早年投身抗战，并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曾任广西作协主席、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顾问，是当代广西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有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瀑布》等，并有短篇小说集《好样的人》《故人》等面世。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故人》，见于《广西文学》1962年第11期。小说讲述了1950年代，陈强调回广西工作，在码头与黎尊民重逢，忆起往事：他们是要好的中学同学，陈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黎虽同情革命，却陶醉于个人的爱情与事业中。陈在当合作社辅导员期间，写了揭露农村黑幕的散文，成了亡命之客。逃亡路上得到黎尊民和李冰如(黎的爱人)的帮助，躲过一劫。抗日战争期间，黎家破产，李母逼迫李冰如离开黎，但最后两人于重庆团圆生活。李冰如被招聘入伪国防部做英语翻译工作，黎尊民在轮船公司当办事员。年轻夫妇因为工作，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最终，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家破零落。黎尊民将12年来的事情讲给陈强听，情绪从幸福转而到悲愤、忧伤。最后，陈强让黎写份自传，把他大学所学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作者通过刻画黎尊民、李冰如等人独特的人物个性，在情节结构上巧妙设计三次码头相遇，并以倾听回忆的方式来展现时代特征。“读陆地的小说，不管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我们似乎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存在，他平静地叙述故事，但你可以感觉到他心律和气息的变化，并由此受到感染，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很独特的，即‘陆地式’的，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一次次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强大的轰动效应。”温存超：《执著的追求与真情的书写——论陆地的小说创作》，《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小说从生活原型出发叙述故事，面对过往的严酷，陆地始终保持温和与关切，返乡遇故人，人性与情感最终达成了和解，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新的历史想象。
除了陆地的小说，此时期表现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并且从中传达出朴质纯粹的人性的，还有秦似《姐弟》(《红水河》1959年第10期)、《太白岭下》(《收获》1960年第1期)、李英敏的《椰风蕉雨》(《广西文学》1962年第12期)、秦兆阳《一封拾到的信》(《广西文学》1962年第5期)。秦兆阳同时以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突出的文学创作素养，在全国文坛创造了较大的影响力。他的小说《一封拾到的信》，以在广西期间深入乡下厂矿为主线，表现了广西农村的人情世故；以一封信为文本核心，叙写了程医生与列车员之间的情感，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烘托出人物主体的工作热情与人性光辉。
《彩云归》作者李栋是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剧，曾在南宁市《红豆》杂志编辑部任副主任，其间和王云高合作写就了这部短篇，原载《邕江》1979年第1期，同年《人民文学》第5期转载。小说荣膺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也是广西首次获得全国性的小说奖项；1988年，《彩云归》拿下首届广西区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创作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小说讲述了黄埔军校的三位国民党将领风云际会中的曲折人生，从他们的痛楚和困惑中，表露出祖国统一的渴求和期待。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的“统一”主题，恰恰投射出新中国以来两岸人民的共同希望，以及台港回归和国家统一之意志。不仅如此，乡情与故土的情怀，也成为国家意志之外的地方情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王云高曾提到：“按照批评家们通常的分类，《彩云归》被看作纯文学或曰严肃文学作品，但就其风格而言，无论是其讲究悬念与情节的章法，其诗词歌赋乐曲酒令……与文学语言的结合的格调，处处可以看到我国传统通俗文学的胎息，从发表之后，广泛流传(国内有57个剧团改编上演)、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而言，至少可肯定它与通俗文学的血缘关系。”王先霈等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141页。传统通俗文学的元素充分地体现在小说《彩云归》中，文化底蕴含纳其间，令小说人物充满怀旧色彩的同时，更传达出了对家国和故土的执念。
因而，除了国家意志及其统摄下的民族意识，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学，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文学传统的承续与发挥。文学传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纵深处的古典传统，另一个则是时间毗邻的近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两者在白先勇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金大奶奶》是位矮胖‘老太婆’，在金大先生把‘上海唱戏的女人’带回家办喜事的那个晚上，服‘来沙尔’药水自杀。写这两段情节的对照，作者可能借用《红楼梦》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写法，正因为金大奶奶一点也不像林黛玉，显得她被人欺虐无告身世的可怜。”夏志清：《文学的前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41页。对传统文学的化用，在“写法”，也即叙事手法上，向《红楼梦》致敬，实则代表着传统悲剧的现代发抒，人性与精神的困境缠绕其间，悲剧主体的自我意识也由此得以昭彰，可以说，白先勇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然呈现出了化传统为现代，融历史于现实的意图，这无疑代表着他的历史底蕴、文化襟怀与现代意识。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文学，追溯了古典与近现代的两大传统，后者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又体现为“人民”意志与“群众”意识至上的传统，这一传统酝酿于社会主义观念进入中国之后，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来自40年代的延安。无论是《彩云归》中李笑珍所言“历史由人民群众一起创造，历史的苦痛也一样地由人民群众承受”李栋、王云高：《彩云归》，《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还是为革命出生入死且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壮嫂”，又或者是《故人》中为了人民福祉奋不顾己投身革命的陈强等等，都标志着革命文学与人民文学在50—70年代中国的延续，而广西文学以其独特的地方书写和人物塑造，承继了这些难能可贵的传统，并且创造出了新的形态和面貌。
二、时代转型、地方文化与乡土精神
20世纪70到80年代的中国，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历史的转型与时代的切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实现了全方位的质的飞跃。反映到文学上，则表现在广西作家以文艺映射和呈现历史的变动，并在与之充分互动的过程中，表征出新时期的广西所具备的新的品质和面貌。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学，从宏观的国族观念与革命历史，返归现实而贴切的日常生活；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框囿，回到个体的观念和情感；从历史的创伤和荒芜中，寻向广西本土的文化之根。
陈建功1949年生于广西，童年一直生活在西南美丽的海滨小城北海，7岁随父母到了北京，1977年高考恢复，28岁的陈建功参加高考，并于次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随后，他开始集中创作文学作品，1979年起，以《谈天说地》为总题，陆续发表了一组中短篇小说，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其中，短篇小说《盖棺》被《小说选刊》选为创刊号的头题；《丹凤眼》获1980年北京文学奖；《飘逝的花头巾》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出版了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卷毛》《前科》等。陈建功是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同时也是广西籍作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位代表人物。小说《飘逝的花头巾》曾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高干子弟秦江，一度在莫斯科餐厅中迷失了自我，却偶然遇到沈萍，并受其点化，开始重新思考和追逐自己的人生，然而却在进入S大学后，感受到了无法纾解的生命困惑：作为精神导师的沈萍的沉沦与蒙蔽，浮躁与庸俗，令人陷入精神漩涡，不能自已。政治意识形态的松绑，势必迎来个人意志的解放。对人生的“干预”，即尊重人的主体性，为个体存在创造真的自由，从而获致更多的选择与更大的可能，以构设新的想象。而文学的意义，便在于对生活语言与生存空间的开掘，以及精神自由与价值系统的重建。陈建功的小说，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在意个体的“活法”，展示出了深层次的人文关怀，意图将个中人物引向更为自由而广阔的人生。当代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始终纠缠，并且展示处于冲突状态的生活方式。陈建功试图将日常的个体及其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召唤出来，重新寻找人的主体意识，从中凸显平等观念、自由意志与人性价值，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无不充满着无助、痛苦和困惑。
如果说陈建功切中肯綮地把握住时代之痛与历史之思，那么李英敏、韦一凡、李逊、蓝怀昌等作家的出现，则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广西本土，开启了新时期的广西叙事。
来自广西合浦的女作家李英敏，更多地聚焦女性尤其是本民族革命女性与劳动妇女的命运。她193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同时，也写出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如短篇小说集《海里的月亮》《椰风蕉雨》，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广西文联名誉主席。李英敏这一时期小说，与60年代的小说风格有所不同，文风更为润朗，人物也更加鲜活和开放，刻画人物性格深入细致且生动有趣。小说《壮嫂》采用顺叙与插叙相结合的方式，回到抗日战争的语境中。壮嫂是部队的护士，为人热情开朗，富于同情心，且爱憎分明，将黄豹、黄虎两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置于死地，成为中国革命的突出典型，“这位壮嫂，解放前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民族，解放后才弄清她属壮族。但人们一直称她为壮嫂，却只因为她身强力壮，又会武功，她原来的名字，反而淡忘了”李英敏：《壮嫂》，《人民文学》1984年第12期。。主人公壮嫂亲切和蔼、仁慈友爱，是一个平凡而光辉的形象。小说有意突出她的民族身份，并以她的革命事迹为中心进行叙述，代表着革命时代的典型主体形态，而从壮嫂身上，更可以见出壮族人民的英勇气概与大无畏精神。
韦一凡出版有长篇小说《风起云涌的时候》《劫波》，并用壮文创作了《侬智高》，他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隔壁官司》，中篇小说集《被出卖的活观音》，另有长篇报告文学和长篇传记文学问世。短篇小说《姆姥韦黄氏》发表于《民族文学》1982年第1期，随后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颁发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优秀作品一等奖，又获广西铜鼓奖荣誉奖。小说塑造了一位壮族劳动妇女韦黄氏，她经历情感坎坷和家庭悲欢，却依旧保持积极和乐观，坚忍不拔的精神态度，始终支撑着她的生命。整个文本的壮族民间气息非常浓郁，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物的喜乐忧愁，都跃然纸上。在姆姥和她的乡亲们身上，充满着质朴善良的性格色彩，即便在极端的历史时期，仍然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前夫韦山木保持善意，没有加害于他，反而想方设法营救。不仅如此，韦黄氏始终留恋金鸡寨，“故土难移，穷家难舍”韦一凡：《姆姥韦黄氏》，《民族文学》1982年第1期。，一生守候着生己养己的故乡。
与韦黄氏隐忍包容的书写不同的是，张宗栻的《山鬼》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农民形象山鬼，因其几近病态的劳作，被病榻上的妻子和黑婆子诟骂，“山鬼满心委屈地猫在灶头。今天竟然一家伙受到两个女人的训斥，这真是太不像话啦。但奇怪的是，他发不起怒。他只有委屈”张宗栻：《山鬼》，《人民文学》1986年第9期。。在这里，顽固的男性意识，出现了削弱和反思，山鬼对重病妻子的愧疚，令他完成了内在的精神转圜。而另一方面，“《山鬼》中的冲突较为含蓄和多向度，究其中核心应该理解为土地对中国农民所造成的巨大压抑：一方面是农民得不到土地的悲惨凄凉，另一方面是农民得到土地后所受的重负”黄伟林：《两个世界的冲突——张宗栻近期的小说》，《南方文坛》1988年第6期。。作者将笔触探入幽微的民俗深处，透过复杂隐秘的乡民心理，揭示出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两难。
80年代中后期，李逊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其中有《河妖》、《蓝蚂蚁》、《伏羲怪猫》和《冷梦》等。李逊的小说，善于探索人物内心隐秘的情感，《河妖》通过周顺、小崴等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绪冥想，探究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并将其延及更为深层的生命体验，从中窥见人的渴望和恐惧。《冷梦》则通过妻子的出轨与情感的危机，深入到家庭伦理与人物情绪的内部，揭示主体的欲望及其中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由此创造出了新的叙事向度。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蓝怀昌、聂震宁、张宗栻等人的小说，都试图通过地方文化书写与个人的内心体验相结合，传达出后革命时代的个体心绪，探索新时期的主体意识与人文精神。
总体而言，因广西地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其所属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80年代仍处于欠发达时期，文学的精神寻根一方面在呼应全国的寻根浪潮，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的和地域的因素使然。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学，回到民族区域的内部，回到当地民众的俗情与生活，探询广西的文化之根，构筑自我的文化立足点。可以说，80年代的广西文学书写，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开始出现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并且在全国性的文艺舞台上愈加活跃，标志着文学桂军在后革命时代的新的实绩。尤其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广西民众的质朴、勤劳与深情，塑成了极具地方色彩的乡土精神，体现出改革开放之初广西的文艺形态。不仅如此，广西文学对地方风俗的展现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发掘出更为丰富的壮族人情人性，甚至对人物主体的深层次的精神体验进行了探究，其中涉及的浓郁的地方色彩、饱满的民俗风情以及人物主体的苦难叙事、生命意志和深层心理，成为接下来90年代的广西文学更为丰富也更为多元的美学意识与叙事形态的先声。
三、世界意识、现代经验与形式自觉
90年代以至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与商业主义浪潮席卷而来，广西本土的自身发展，进入了加速起飞的阶段。广西利用后发优势，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中，开始确立自身地位。经济腾飞，民族昌盛，精神的需求与艺术的表达也走向了丰富多元。应该注意的是，不仅是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转圜形成了文学书写的新样态，更重要的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广西当代文学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无论是语言实验、文体意识，还是审美观念、精神底蕴等方面，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进一步回归自身，大则以世界为视阈形构广阔的艺术空间，开拓新的叙事形态；小则关注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为主体的人性意识和个人意志声张。
这个时期的全球化视阈下的文学书写，已然不同于白先勇此前的迁徙和离散式的经验，而指示的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之间交互，在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浪潮夹层中，生成了独特的历史体验与现代意识。沈东子的《美国》首载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5期，后由《人民文学》1993年第10期转载，并于次年获得上海文学小说奖。沈东子来自广西桂林，出生于1960年，精通英语，曾有一段涉外旅游工作经历。在小说《美国》中，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度以其巨大的象征性和符号性意义，影响着一代的国人。美国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的爱情与婚姻，但与此同时也成为“我”生活的悲剧。90年代的中国，处处呈现出对他者的误认与趋同，而处于这种时代装置中的个体，也时常遭遇内心的困惑与现实的悲剧。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美国与欧洲，一度成为国族巨大的憧憬，但也投下了难以摆脱的阴影。
这种跨域写作及其中的精神乱淆，在后来长期旅居美国的桂籍作家陈谦的小说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但有所不同的是，陈谦将人物置于新的境域之中，美国—广西作为两个从各方面而言均不对等的界域，投身其间的个体，同时面临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搅扰，由此产生了撕裂和创伤，也传达出新的渴望与困惑。《下楼》(《上海文学》2011年第4期)是陈谦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小说以留学美国的丹桂为中心，并讲述了另一位也曾留学美国的康妮的家庭悲剧，以此揭示人物主体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创伤。“下楼”与荣格精神分析学说中的集体无意识相关联，在小说中，康妮因己之创伤，在丈夫离世后不再下楼，她所遭受的实际上也昭示着“文革”历史所造成的集体创痛。饶有兴味的是，围绕着康妮和丹桂所遭受的夫/父的殇痛，戴比事实上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为丹桂疗伤，而陈谦则试图以套中套的故事框架，以康妮的悲怆和心理分析大师杰里的体悟，发现人的普遍性的创伤并将之疗愈。小说通过杰里·彼得森的话说到，“你看他们——他指着暮色中行色匆匆的人们，说，你抽象地想，他们每一个人歧视都是从唐惨死的时代里熬过来啊，那里面有多少的苦难，有多少的康妮?各种各样的康妮，会影响到身后几代人的人生。他们需要救治”陈谦：《下楼》，《上海文学》2011年第4期。。我们无不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受传统与过去所支配，在时间的流河中漂浮，一半没于水中，一半露乎其上。心灵创伤是每个个体不得不面临的存在与不得不背负的现实，而我们唯有心怀创痛而不沉溺于斯，才可拨云见日，勉力前行。
在90年代开始的重新发掘历史意义和个体价值的过程中，革命和战争的大历史也逐渐进入广西文学的视野，其中，潘莹宇《光荣属于谁》(《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和《1967年的像章》(《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林白的《某年的枪声》(《作家》2013年第3期)、潘红日《回来》(《花城》2016年第3期)、吴虹飞《鱼玄机的一生及柳上惠的一晚》(《作品》2012年第4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小说重新再现历史的起伏跌宕，并在其中注入血肉和人性，以新的美学观念和价值观察对其进行叙说，个中人物在大开大阖的历史境况中，以其幽微的心理触角和内在体验，感知其中的情感冲击与灵魂重压。
然而，现实历史所传达出来的个体与集体经验，在新世纪之交，需要更有现代感的文学来进行传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家东西的小说颇值得注意。在东西的《反义词大楼》中，便凸显了明晰的现代感，“东西作品也让人欲哭无泪，但他用一种喜剧的荒诞手法，他写的《反义词大楼》，凡是进入这个楼的人，都要倒立着走，说话要反着说，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追问各自的灵魂，追问人性，他在精神上进行的追问。都知道人有虚伪的一面，我们常常把应该表述的东西，不说出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也就是习惯了不说真话，所以，我说他有一种在同情他笔下人物中的疼痛感，深深地体恤他们的难处，体察他们的苦难。他这种体恤是用幽默，无穷无尽地幽默和荒诞，以及他对人物反讽和含泪的叙事，所以体现出东西的自信而敏锐、独特而成熟的艺术才能”张燕玲：《文学桂军与当下中国文学》，载《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张燕玲卷》，漓江出版社，2002。。东西在小说中重新建造一个与现实历史形态相对的空间——反义词大楼，架构出诸多不可或缺的要素和逻辑，而荒诞和虚无却始终笼罩其间。而到了东西后来的《双份老赵》《请勿谈论庄天海》《私了》等短篇，则更可以见出广西文学开始走向自身的形式探索和美学自觉的历程，语言的实验与结构的架设，令小说的文体特征愈加凸显。
田耳的小说，以乡土题材及人性探询居多，《金刚四拿》是其中的代表。小说在循环往复的生老病死中，展现出了乡土世界的质朴憨厚，但小说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年轻一代的保守与出格。罗四拿从小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尔后外出闯荡无果，重新回归乡土，但他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挣扎，始终想做一番事业。“四拿话讲得铿锵，理也占得稳，我却忽然记起来，四拿很早的理想，就是成为村里八大金刚之一。每个村都必须挑出八条汉子，是为八大金刚，专管抬死人。年轻人都想加入其中，八大金刚，就是一个村庄的颜面。死了人，丧堂上，八大金刚挤满一张八仙桌，好酒好肉伺候。别村的人来吊唁，免不了往这边瞟一眼，心里想，这村的八大金刚比我们村威风，或者是，这个村要凑八个人，都紧巴。很小，四拿便羡慕八大金刚吃酒吃肉、顾盼自雄的样子。”田耳：《金刚四拿》，《回族文学》2015年第3期。出走与归来的叙事模式，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成为中国乡土叙事的重要模式，乡土成为一代代青年的怕与爱。但是罗四拿的出现，通过组织、斡旋和争夺，成功地成为自己始终执念的“金刚”。小说的伦理旨向和精神意图，已然发生了反转，主体价值在世纪之交的重新锚定，使得通往乡土的归途不再显得缥缈与虚无。
可以说，对人性的深入透析与开掘，对乡土世界的重新发现和表述，突破了广西当代文学早期浓郁却略显单一的壮乡风土和壮族人情，将叙事的触角伸向了更为深广的世界。朱山坡的小说，通过人性的叩问和伦理的重述，表达对生命的理解，构建出隐微的情感模式和精神结构，小说《爸爸，我们去哪里》《陪夜的女人》是其短篇小说代表作。《陪夜的女人》，发表于《天涯》2008年第5期，《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相继转载，入选当年的多种小说选本，登上2008年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并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讲述了一个陪夜的“女人”，她的工作是专门照顾临终前的老人，照料行将就木的老病者的饮食起居，倾听他们的欢愉苦楚，“你知道陪夜吧，大多数病人都是在半夜里断气的，陪夜就是让他们断气的时候身边总算有个伴，不至于太寂寞”朱山坡：《陪夜的女人》，《天涯》2008年第5期。。在小说中，“陪夜”事实上是一种向死而生，同时又是一种向生而死，在生之枯萎时，得以停顿、注视并得到尊重，如此既关乎生存的最后时刻，更是对死亡的凝视，透过生存关注死亡。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实际上是超乎生死之外的，关注的是生活本身，也即临终前的驻足，由此放大和聚焦，将死亡前夕的喜怒哀乐投射出来，一出埋怨、一顿诟骂、一声叹息，即便是重病中的呻吟，以及大限将至时的悲叹，都被还原成生存现场的每个时刻，那些悲欢离合的分分秒秒，也尽是生活之河中不可或缺并值取珍重之所在。
可以说，通过日常的生活经验，切入历史的病疾，触碰时代的痛感，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特征。常弼宇的《搬家》(《青年文学》1998年第2期)、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黄佩华《满脸是痘》(《青年文学》1998年第2期)、李冯的《一周半》(《山花》1999年第1期)与《在路上》(《作家》1999年第2期)、纪尘的《不道德的人》(《作家》2003年第6期)、《演员莫认真》(《花城》2004年第2期)与《205路无人售票车》(《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黄咏梅《草暖》(《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映川的《宋响的玫瑰》(《作家》2004年第11期)、黄土路的《谁在深夜戴着墨镜》(《上海文学》2008年第4期)、光盘的《把他送回家》(《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李约热的《李壮回家》(《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等，都体现出如是之特征，对生活实感与日常体验的表达，呈现出现实的苦难及其中的精神面向。李约热的《李壮回家》曾入选《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4短篇小说》、《2004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中国乡土小说大系》、《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等选本。小说以叙事者“我”的视角，叙述弟弟李壮离乡/返乡的精神历程，“回家的李壮就真能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吗?小说并没有提供一个肯定的答案。这是对的，事实上，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本来就应该具有多种可能性。问题在于，现实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拉拢我们与理想的距离还是疏远我们与理想的距离呢?也许很难预料。小说中的李壮当他再次回家时，家园已经变成了废墟。这多像一个充满哲理的寓意：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丢失了家园。我以为这是李约热最为精彩的一笔”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0—31页。。论者在这里提及李壮的出走与离家背后所映射出来的现实与理想的分裂，尤其指出李壮失去家园的痛楚，可谓鞭辟入里。但还需看到的，是小说的最后，当李壮中秋归来时，家乡已不复存在，只见他失魂落魄地朝杨家强家走去，嘴里念叨的，是他从前鄙夷和唾弃的杨美：“杨美，我爱你！杨美，我爱你啊！”出走前与回来后的内心反差为何如此之大?耐人寻味。这似乎是小说更引人注意的问题。李壮当初进京，不为求学，只为追寻心中所爱王小菊，回来时却是衣衫褴褛，甚至精神失常。不难推断，应是拜王小菊乃至北京所赐，也就是城市及城里的姑娘，击垮了李壮，否则他不会如此模样归来，还如此强烈地念怀当初有着种种瑕疵的杨美。因而，从“李壮回家”所透露出来的，是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精神个体的冲击，加之故乡的被迫迁移不复存在，事实上意味着纯粹而弱势的底层小镇青年李壮所面临的灵与肉的双重考验，以打鱼维生的传统主体，在面对现代境况时，灵魂防线备受摧残，不可获已。从这个意义而言，李壮离家期间频频寄回的信件，涉及的仅仅是北京的风景名胜，便成为一种隐喻。现代城市及其现实隐疾所映射出来的，只有风景(且还是编造的风景)，不见人文、情感和理想，最终，信件断绝，李壮失落，城市只是一个令其悲怆的背景，其中的冷酷、残忍与悲叹，可见一斑。
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获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为父作传，父亲是个货运司机，生于1949年，然而他的经历却未尝与共和国跌宕沉浮的大历史交汇。作者在意的是父亲寻常的生命历程，关注的是主体的情感史与个体的生活史。小说在叙事上并没有透露出明显的伦理旨向，其更多专注的是人心，就像父亲的“后视镜”一般直白透视，又在映射中饱含深情。终而于传奇与平凡的扭结处，回望来路，锚定自我。
四、结语
综观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以来的短篇小说创作，首先在于特定的历史境况下投射出来的国家意志与民族意识，以及其中文学所坚守和开创的文学传统；其次则是在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历史转型中始终聚焦的地方文化和区域特征，广西特殊的历史地理和人文风物，都由此得以发抒；再则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文学向更为广袤的天地开掘，叙事形态与美学自觉也于焉得以建构，与此同时，历史意绪与现代经验的交互，以不同的参照和坐标，结构成灵活多样的小说形态，映射出了60年广西发展中的文艺态度和文化繁荣。
短篇小说的书写，往往注重表现生活的一个断面，集中书写一个深刻的人物，描述一处鲜活的场景，构筑一出不可规避的命运，表达一种强烈的理念或概念。纵观当代广西60年的短篇小说书写，一方面能够由小见大，以一个小的断面和层次为基准，上升或推进到更为广阔的国家/民族与历史/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从细微点切入到纵深处，聚焦人物个体/群体的人性特征、情感结构、观念意识等层面，进行切中肯綮的解构和剖析。灵活之中见恢弘，幽微之间得气概。
总体而言，60年来广西文艺的历史之旅，既有呼应时代的美学表达，也有经由自身的文学探索；既有世界主义的艺术表现，也有地方色彩的经验书写；既有宏大历史的形式呈现，也有生活形态的人文探询。气象万千的当代广西文学，得益于不计其数的广西作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形成了风格多样、成果斐然的文学队伍，在题材开拓和形式创新，以及在语言开拓和艺术自觉上，共同推动广西文学走向深远和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