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我们的生活笔记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能离开多远？
旅 行
现在看来，某朋友那次未遂的旅行不无象征的意味：当异地有可能的浪漫演变为狂热散发出他的身体，他被彻底地诱惑了。
他以为这也许能成为一次感伤的、近乎虚构的旅行。他带着简单的行囊，于农历大年初一来到了火车站：往日喧闹的广场此刻被宁静地雕塑着。事实出乎他的想象，于是他带着行囊回家了，回到了某种既定的秩序里，他无力去回答电话线里那“为什么”的责问，他说，他甚至准备好了地图。
我们知道，新的生活总是这样开始的，新的一天和新的未来，以及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所产生的新的回忆：生活在别处仅仅是一句祝福。
对此我们心照不宣：车票，时间……孕育于南方某种潮湿气候里的腐朽气息（有时候，我们像迷恋一具肉体一样迷恋于这种颓废的狐步舞般的炫耀），如果能打一个比喻，这气息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其小说《情人》一书中所沉浸着的呼吸，让人有一点喜欢，也有一点不由自主。但生活并非出于想象，它更加强烈和粗暴，当我们被它安排在一个又一个看起来妥当的位置上时，我们会知道，我们将听到更为嘈杂的声音：这声音真实地延展到我们面前，我们反而会不知所措，像一个惊惶的人一样。
而钨丝因战栗发出了光。他自言自语着
旅行就是对地图的强奸，假如
距离束缚了人……
虚构是写作者的本能，一种生活方式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差异有时候在于我们对虚构的认同态度。真正的旅行是无所不在的，这正如温度计里的红汞时高时低：它造成了我们的犹豫。现在想起来，旅行是我们对青春的一种固执的记忆，它意味着新的、有可能的，甚至带有一点好逸恶劳的性质。一旦涉足诗界，无论是处于边缘抑或所谓的中心地位，你都无法拒绝那些闯入者，陌生的你是他们旅行的目的：这是相应的。
在我决定追溯的第一个夜晚，雨像一位傲慢的朋友拜访了一位郁郁寡欢的客人：雨声淅沥，灯光的阴影把我的投影薄薄地敷衍于墙上，灵魂则是另一种姿态。那一瞬，或暧昧或清晰的记忆浮现，我似乎在恍然中明白，自己就一直在时间中旅行。我目睹，而且见证的许许多多的事件已经为自己构筑了岁月的堤岸。这堤岸绵延于我们的内心。（多天之后，我在修改这手稿期间，读到了由韩少功翻译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惶然录》，内中有“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这一命题的阐述，颇有趣，补记如上。）
有什么是值得记忆的？既然我打一开始就让自己处于旁观的旅行者的位置上，那么首先，让自己学会诚实的写作，这是一个态度。这之后，让一切重新开始，我们不要再去追问旅行的终点。
我们，我们的态度
“我们”是一个特定的词语，就像博尔赫斯所定义的，所谓世界，只是自己身边的几个人。
这似乎已经表明了一种态度，生活总是需要选择的，因而我们选择少数人成为自己交谈和倾听的对象。一开始我是盲目的，就像蜜蜂用舞蹈吸引它的同伴，我们用文字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但后来随着时间的筛选，友谊渐渐变得理智和有硬度了。和许多人一样，我变得挑剔起来：因为已经知道很多，而且在所谓的文人间的友情里，不动声色的暴力无可回避，我们总是被假想的幻象所困扰。同时，在这个时代，国家的土地上到处弥漫着在经济中采摘的声音，调侃和调侃者成为历史的底蕴，时间的积累和履历的加深使我明白：当我有勇气说“我们”之时，这意味着潜在的勇气和责任，更多的只是同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1995年以后的《原则》表明了韩高琦和我的一个态度：写作从一个层面上而言，它终归是个人的事，而同人类刊物存在的基础在于它的作者是理性的组合，拒绝任何流派纷争，我们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是对自己所处生活的还原过程。）
诗人之死
当我写作此文之时，远方的朋友在电话里询问是否有兴趣为海子去世10周年写一些文字。已经10年了，生活似乎依旧，这中间所跨越和删节的经历不胜枚举，而我们对悲剧的渗透远比我们所理解的来得平庸和无味。
当年在海子之后抄袭着他的喉咙歌唱的那些诗人已销声匿迹，海子之死也越来越作为一个神话而显得遥远而缥缈。神话有时激动人心，但更多的是某种不被信任和脆薄的翻阅泛黄书籍时的恍惚。如果我的记忆停留在10年前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想说，在我刚刚开始习诗的时刻，那一个黄金时代已快走到沉寂之时。表面上它显得喧闹而丰富，而那种浮华最后给予我们的礼物是致命的，比如我们说到的诗人之死。
诗人为什么自杀？在这若干年里，尽管诗歌日益呈现出与日常生活的疏离，但诗人之死依然被津津乐道，作为一些可以把玩的社会事件中的一项，自杀无疑契合人类灵魂中略显暗色的那一面。拿死人做文章一向是某些人所擅长的，死者不会开口说话，篡改意志的事情屡见不鲜，什么烈士啊，什么王子啊……吝啬于时人的不如慷慨地给予死者，因为灵魂不怕被打扰。
而作为一名诗人，一名始终对诗保持着敬意和信任的人，我所理解的海子是他那些光彩熠熠的诗篇（现在它们一再被误读、曲解）所显露的，是那来自生命内部纯净的呼吸。有时候，我不得不惊讶于那些语句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尽管它们对于我的写作毫无影响。在海子的文字前，我宁愿自己只是一名读者。一个好的写作者，所应该得到的待遇也许如纳博科夫在写完《洛丽塔》后所抱怨的：出名的是洛丽塔，不是我。
有一些偏离于文学貌似高深的腔调在骨子里是对同时代死者的侮辱。没有比误解所演绎出的故事更让人触目惊心了。设想在许多年之后，无所事事又寻找慰藉的人们会如何述说海子之死？也许有一种偏执中浪漫的软弱，而这是我们所难以忍受的。作为这个时代卑微的见证者，本末倒置的、善意的传说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感觉到世事无常之余的揶揄。海子死了，海子的诗集相继出版，模仿海子在那一两年里成为一种时尚，最后演变为诗坛上喋喋不休的鹦鹉学舌：词汇、意象的多次重复，使得稠密的血液稀释在多于它千百倍的水中，逐渐淡薄，从那一刻起海子成了一个商标。不正当的热爱是会杀死人的，无论热爱者还是被爱者。如果说海子之死是一个悲剧，那么那个时候，悲剧还在延续。
当然还有另一种腔调，因为感觉到暗中的压力，那冥冥中无可言说的压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以极端的漠视来维持个人的自尊，这我能理解。围绕着死者的论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代替死者说话的是他的文字，当我们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重新阅读其文字之时，我们也许能有所发现。
多年前，当诗人死亡的消息在诗意的残酷中传到一只远方的耳朵时，他正在读希腊诗人里索斯的诗，其中那一行“死亡是一句谎言”的诗句令他感慨万千，那一刻他若有所悟，那种感觉在多年之后依然固执地捕捉着他。诗人之死有时候是一种启示。对于别的人，他的死亡代替他们说出了生命中那秘密的阴暗，诗人之死所成就的也许是那些凝眸者。
名 单
我不想在这里罗列海子之后那些死亡者的名单，他们或者事出有因，或者仅仅是出于对黑暗（未知的神秘）的迷醉，更多的是因为时代的误解和我们的曲解。在过去的10年里，诗歌写作者层出不穷，但从来没有一份名单能说出一切：名单是现成的，揶揄抑或调侃仅仅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名单之外的存在则是变幻和流动的。有时候，变迁才是一切。
每个诗歌写作者都有一份自己的秘密名单。
70年代
“新生代”“60年代”……诸如此类的称谓形成了诗坛甚嚣尘上的风景，时至今日，缘于所谓第三代后选择写作的写作者的边缘状态，有人提议使用“70年代”这么一个名词亮相，此后便是“80后”和“90后”了。而我以为，我们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我们的存在表明了文学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还存在的可能，同时传递出了文学的延续性：写作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及其他
另一个冬季在铲除困窘中度过。
五月里，白蛱蝶时常出没在我们那片森林。
夏季让动力割草机刈过去；秋季充满炽热的情感。
类似于纳博科夫诗句所描述的情绪在我们的生命中时断时续，儿童时期的白纸正逐渐被写满，我们被某种莫名的感悟所左右：生命也在这样的瞬间一点点流逝。诗，作为纯真年代的一份赠予，在往后的年代里显得更为忧悒，因为它的可遇不可求，因为它那种即兴的姿态。诗歌的面具被一种矫饰的熠熠笼罩着。
由于诗的缘故，日常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闷而流于形式了，大约在我开始对诗发生兴趣的那段时间，我生命中一些关键的人物和事件纷纷登场了：情书（诗的另一代名词）、自慰（对激情的曲折宣泄）、唾液（被忽略的细节）、白日梦（另一个层面的生活）、亲吻（生命在飞翔过程中的登陆）、做爱（生和死、明和暗的搏斗）……最终这一切都显示出了冒昧和迟缓。在我看来，大多数诗人就肉体而言是纯粹的肉体主义者，我们迷醉和炫目于生命中的每一次狂欢，诗是在对它的探索中的小小节拍。如果本来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被强制地赋予某种神圣使命，这无疑于堂·吉诃德和著名的风车（我把它视之为虚无，这象征因人而异）所进行的战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在于：风车是否接受了挑战？这样的问题无足轻重，关键在于我们可以给日常生活蒙上诗的羽纱，诗使毫不出奇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了。可以说，写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类似于米肖所描述的驱魔，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在日常场景中，我们以各自的躯体、用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这存在多半出于自觉，偶然有一些掺杂着不稳定的热情，诸如我们的渴望、我们倾诉的冲动和我们对某种程度上的叛逆的依附——俗话说，人生是一台大戏，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此我们当可会意一笑，这正是人活着的意义和有可能的轨迹。
朗 诵
对生活的凝眸最终造就了我们的喉咙，尽可能地委婉，也尽可能地铿锵：我周围的人，他们起伏不定的音色构筑成这个时代秘密的城墙，虽然有时候生活总是言不由衷。
当一个人选择了诗歌以外的生活时，他的另一面便被暴露了出来：他可能是晦暗的、犹豫的，也可能是粗鲁的、首尾不一的……诗使这一切得到了改变，它有时候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修饰，但我们又怎样才能界定在诗歌之中还是诗歌之外。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喉咙、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要怎样发现并且深入挖掘出来？
这一切都有待于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