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一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跨国成长旅行》，讲述了作者露丝·贝哈从一个被迫的旅者——移民小孩，到一个自由旅者，却始终无法摆脱乡愁的成长故事。人至中年，家庭事业双丰收，露丝·贝哈却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名副其实的纽约“客”，她魂牵梦萦着的是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古巴、生活在那里的人和记忆中的往事。

从哈瓦那到纽约，从移民小女孩到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多重身份与语言，赋予作者多种际遇与喟叹。回首行旅五十载，恍然顿悟：离开故乡，才识乡愁。

[美]露丝·贝哈（Ruth Behar）

1956年生于哈瓦那，犹太古巴裔美籍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五岁时与家人从古巴移居美国纽约。著有Translated Woman：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An Island Called Home: Returning to Jewish Cuba等。中译本有《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女性书写文化》（合著）。她还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纪录片制作人，编导并制作的纪录片《再见，吾爱》（Adio Kerida）曾在世界各地影展上展映。

第一部：家人

房屋钥匙

和正太郎一起学英语

接吻

一副赛法迪犹太人的长相

手写书

我在林肯路星巴克哭的那一天

为加布里埃尔跳的一支探戈

为获得学位辛勤努力

椅子

第二部：善良的陌生人

来自那些不会忘记你的人

来自梅斯基蒂克妇女的礼物

贝哈家族的第一次世界峰会

在波兰不期而遇的幸福

第三部：再见，古巴

畅游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

克里斯蒂总是祈祷我安全返程

一位老女孩

致 谢

“这本书谈到一系列界定人性的问题——宗教对社会身份的影响，移民所引起的文化和语言不适，多元文化、多代人家庭中的紧张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露丝·贝哈巧妙地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嵌入个人成长和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之中，扣人心弦。这部回忆录具有艺术色彩，典雅优美。”

——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美国宾州西彻斯特大学人类学教授

“露丝·贝哈既是一位不情愿的移民，又是一位热心的旅行者，也许是为了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她最终成为一位‘专门研究乡恋的人类学家’。她的精彩故事有时令我感到惊讶，有时让我发笑，有时让我振奋，有时使我得到启发，并永远改变了我。”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芒果街上的小屋》作者

“她带我们深入她所绘制的地形，超越了人类学的新闻报道，在她所绘制的地图上和描绘的历史中都具有诗意。她善于观察，书中的关切之情令人惊叹，充满了温暖。我喜欢读它的每一页，书中充满了智慧和真挚的感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尼罗·科鲁兹(Nilo Cruz)，《安娜在热带》作者，普利策戏剧奖获得者

移民儿童、犹太教徒、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还有，母亲。露丝·贝哈的诸种身份串联起了她的悲伤和欢乐、失望与爱憎。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和人类学家冷静客观的视角，将人生际遇与思乡之情娓娓道来，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女性回忆录。

"在波兰不期而遇的幸福

在2000年巴巴92岁去世的时候，我想要的遗产只是她的几本书：我无法阅读的几位作家如沙勒姆·亚拉克姆、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以及其他几位伟大的意第绪语作家的书，我从来没有读过的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这些东西我的亲戚们也不介意，其他人也不想要这些书。在那时，我还抢到了那本书，我外曾祖父在古巴定居以后手写的关于他青年时代在波兰的回忆录。我十分疯狂地想保存那本书。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我还得到了一本具有魔法成分的书—《戈沃罗沃回忆录》。巴巴只给我看过几次，书中记录了她的波兰故乡的故事。戈沃罗沃就位于华沙以北，靠近特雷布林卡。

在巴巴去世之后，我几乎把《戈沃罗沃回忆录》这本书忘记了。它就待在我家里一个特制的书柜里，这个书柜装有彩色玻璃门，专门用于存放我的一些最珍贵的书。2006年12月，我在准备去波兰的第一次旅行的时候，才记起我有这本书。我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书柜，拿出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看。除了用英语写的一张戈沃罗沃地图和简短的介绍之外，整本书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书里还有一些生活在这个镇子上的犹太人的照片，有的丧命于集中营，有的在该书于1966年出版以前已经在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找到了新家。翻开几张光滑的书页，这几页纸的边缘被我外婆反复折叠了几次，我找到了我外曾祖父亚伯拉罕·莱文的照片。我得知，他曾积极地参与这本书的创作。

波兰从来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主要原因是巴巴一直说她不想返回那里。但是，有一天凌晨三点，正当大部分人像婴儿一样熟睡的时候，作为一个失眠症患者，我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决定去波兰旅行。我邀请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艾瑞克·莱勒陪我同行，整个行程需要六天时间。我对波兰所了解到的一切都是她告诉我的。艾瑞克的博士论文是我指导的，她审慎地解读了波兰裔犹太人和天主教波兰人之间过去20年间发生的悲惨的、给人希望的、离奇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遗产流传到波兰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350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把波兰变成了德系犹太人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在经历了战争和残酷统治后的波兰，犹太人的数量只有几千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已经丧生的犹太人的后裔不断返回波兰旅游，这已经开启了对犹太人历史的营销时代。艾瑞克论文中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低劣的犹太文物旅游商品的产生，其中有用哈西德派的白衬衫和黑外套打扮的木制“犹太玩偶”。

在我们出发前一晚，我给艾瑞克讲述了我外婆的书的故事。

“啊，太好了，你拥有戈沃罗沃的伊兹科尔书，”她说，“在波兰，犹太人生活过的数百个镇子都有伊兹科尔书。它们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伊兹科尔（Yizkor）的意思是“愿上帝记得”，而伊兹科尔仪式是为了纪念逝去的家人、邻居或先烈而举行的祷告会。我母亲教育我在犹太人的赎罪日举行伊兹科尔仪式时不要走进犹太教会堂，因为她总是听说只要你的父母还健在，参加伊兹科尔仪式将带来坏运气。回想那时，巴巴和赛德仍然健在，我母亲就在人们唱伊兹科尔祷告词开始之前把我拉走。现在，我向艾瑞克学到了伊兹科尔的一种新含义，这个含义与努力保存大屠杀遇难者的记忆的书有关。

“我要复印这张地图和英语介绍，”我说，“这本书太重了。我不想一直把它带到波兰。”

“带上吧，”艾瑞克怂恿道，“这本书里也许有些东西可以引导我们的旅行。”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已准备好把书留在家里，即使我毫不犹豫地把一双黑色的高跟长靴塞进行李箱。在艾瑞克的帮助下，我准备在华沙和克拉科夫做几场关于我对古巴犹太人研究的讲座。我想在这些公共场合下穿得更讲究一些，我无法克制这种虚荣。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仍在斗争，告诉自己复印那几页用英语写的部分就足够满足我的需要。然后，我就转身抓起整本书。

两天后，我们的司机和向导瓦克洛，用他的大众面包车载我们去戈沃罗沃镇。瓦克洛身材高大，一头乌黑的卷发，一脸焦虑的表情，他对我们说：“今天是你们的安息日，我们将去戈沃罗沃。”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他已经带过很多犹太客人去过几十个相似的镇子。他自称是“犹太人的朋友”，而且还说，他的非犹太波兰朋友经常因他过于支持犹太人事业和以色列国而批评他。“我真的认为波兰因失去了犹太人而失去了很多，”他告诉我和艾瑞克，“波兰失去了有潜力的知识分子。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犹太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很大。”

当我们开进戈沃罗沃镇的时候，瓦克洛在写有戈沃罗沃字样的标志牌前停下车让我拍了一张照片。就在我们到达广场之前，我们经过了一座教堂，这是我外婆提到过的一座教堂，和那些现在被从景观上清除掉的木制小犹太会堂相比，这座教堂显得特别高大。在主广场上，我们转了一个弯儿，经过一座桥，希望能找到犹太人公墓的遗迹。镇上的一个男人模糊地指着一片田地说那里也许还有些东西，所以我们把车停好，四处寻找。我们所找到的只不过是一片刚刚犁过的黑土地，许多蘑菇已经在布满沼泽的路旁生长出来。

我们失望地返回主广场。我还是随身带了那本回忆录，我们翻到有地图的那一页来寻找我们的方位。广场上应该有一个为纪念在战争中被杀害的犹太人而建的纪念碑，但是它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纪念碑，碑文是用波兰语写的，献给在德国占领时期牺牲的所有人。

有几个男人围坐在一张长椅上。“我想去问问他们，”我说，“也许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艾瑞克对我的请求感到有些忧虑，但是瓦克洛很想取悦我这位顾客，而且他也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就走到其中一个男人身旁，询问他是否了解那些曾经在戈沃罗沃生活过的犹太人的事情。

“那是很久以前，”一个人说道，“在我出生之前。”他又加了一句，转身就走，好像被冒犯了一样。另一个人用极其蔑视的目光看着我们，“政府里有很多犹太人，去问他们。”然后他也径直走开。

但是，第三个男人，年龄较大一些，戴着一顶帽子，帽子没有盖住他额头上的全部皱纹，走上前来，热情地告诉我们发生在他童年的一件事：一天上午他错过弥撒，去河里游泳，弄湿全身衣服，去一个犹太人邻居家敲门，那家犹太人帮助他熨烫衣服，但是衣服烧焦了，他们又给他找了一身新衣服，他没要，害怕因没参加弥撒而挨父亲打。

在我们前面是一个巴士站，那里有几个看起来很“时髦”的人：一个拿着漂亮皮包的女人，一个穿着齐膝长的羊毛外套的年轻人。跟他们说什么呢？跟戈沃罗沃镇上的任何人说什么呢？我想给他们看那本回忆录，把那些与他们的先辈一起在这些街道上走过的犹太人的照片给他们看，但是我不敢。戈沃罗沃的犹太人已经作古，而且好像戈沃罗沃镇现在的居民也想让他们保持这样的状态。所剩下的只是：犹太人的鲜活存在只记录在我手中所拿的伊兹科尔书中。

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次一无所获的旅行—大老远跑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外婆不愿再看的故土。为了做一点有用的事情，我用相机拍下了广场、街道、房屋和桥。至少我现在认识了我外婆曾经梦想离开的地方。这一点就够了。即使瓦洛克后来因为向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问我要了不少钱，还要了每千米行程的额外费用，我也对自己说能回来就是万幸了。

按计划安排，周一上午我应该去见安卡·格鲁宾斯卡。她是森特罗帕中心的主任。森特罗帕是华沙一家记录中东欧当代犹太人生活的机构。她问我为什么非要见她，我告诉她我在寻找那些侨居古巴的波兰裔犹太人的祖籍。我还告诉她我个人对戈沃罗沃的兴趣。

在出发之前几分钟，我查看了我的电子邮件。她在黎明时分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主题是“惊喜惊喜”。我打开邮件，发现一个附件：2004年对一个名叫伊特扎克·格林贝格的人进行的一次采访。这是安卡在森特罗帕中心工作的一部分。格林贝格先生是一位来自戈沃罗沃的犹太人！他的记忆力惊人，大脑里装满了故事。他的妻子告诉安卡，她不必用地址簿寻找朋友和家人，只要问他的丈夫就可以了，一切都在她丈夫的大脑里。

结果是，安卡虽然很热心，但她很严肃。她已经花费数年时间揭开犹太人的隐秘生活。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谈论了许多件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对口述历史充满了热情。我感谢他对格林贝格先生所做的采访，并告诉她我想见见格林贝格先生。

“他已经86岁了，”安卡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找找他的电话号码，晚上给他打电话。”她停顿了一下道：“那么你用什么语言和他交谈？你会说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吗？”

我摇摇头。

格林贝格先生能说八种语言，但是其中不包括英语。

“他会说西班牙语吗？”我问道。

安卡喜形于色道：“是的。他在西班牙生活了很多年。”

格林贝格先生确实还活着。在电话里，他说的西班牙语很好听，而且告诉我他很高兴和我谈论戈沃罗沃的事。

“我的记忆力惊人，”他说，“我的记忆力惊人。”他重复了一遍，强调了每一个音节。“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戈沃罗沃的一切。”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我也可以带你去戈沃罗沃，带你看看所有犹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犹太会堂在什么位置，公墓过去在什么地方。我有一辆很棒的汽车。一辆很棒的汽车……我很乐意亲自开车载你去那儿。”

我和艾瑞克已经计划好去克拉科夫做一次讲座，并和她的一些朋友聚会。直到两天后，我才乘出租车来到华沙格林贝格先生的楼下。我找到了电梯，来到了他家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双颊红润，双眼炯炯有神。“请进，请进。”他说，像矮精灵一样热情地把我让到屋里。格林贝格先生长得有几分像巴巴的三个弟弟，我的三个舅爷。他也好像在我身上看到了熟悉的人。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的外曾祖母，汉娜·格兰特，就来自戈沃罗沃。“我记得格兰特一家，”他看着我，说道，“是的，毫无疑问，你来自格兰特家族。”

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从厨房里走出来，接下我的外套。克里斯蒂娜是一位优雅的老太太，穿着棕色长裤套装，金黄的头发在美容院做过，指甲也刚刚修过。格林贝格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不要拘束。他从房间另一边的柜子里拿出三本护照。他递给我看—波兰的，西班牙的和巴西的—都在有效期内。

“我在世界各地住过。”他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以及弟妹们一起逃离了戈沃罗沃。在穿越边境到达俄罗斯之前，他的父亲累死了。但是他和其余的家人一直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1946年，他和他的家人去了以色列，他和他的妻子又从那里到了巴西。在巴西，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丧命。之后，他觉得留在巴西很痛苦，所以又离开巴西来到德国。在德国他遇到了克里斯蒂娜并且再婚。格林贝格夫妇喜欢去西班牙度假，他们很喜欢西班牙所以在那里定居，开了一家餐馆。八年前，他退休和克里斯蒂娜一起回到了波兰。她不是犹太人，但是家人仍住在华沙。

“现在形势对在波兰的犹太人好多了，”他说，“不像以前。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遇到的任何人我是犹太人。”

电话铃响了，格林贝格先生开始和电话另一边的人用希伯来语交谈。他解释说，这是一位来自东正教会堂的拉比，他问我是否去参加礼拜仪式。

“我完全可以用希伯来语阅读，”格林贝格先生放下电话后宣布道，“不像有些人的希伯来语，只是把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混用。这就是这位拉比为什么总是让我去凑够法定礼拜人数的原因。但是我告诉他我今天不能去。”

格林贝格先生回到我对面沙发的座位上。我向窗外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

“我们今天有时间去戈沃罗沃吗？”我问道，虽然知道了答案。

“太晚了，”他说，“天快黑了。如果你早上八点过来，我们今天就可以去了。但是我们明天可以去，如果不下雪的话。”

“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悲伤地告诉他。

“真遗憾！你没有早点打电话给我。”

我解释说我才知道他的存在。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安慰我自己，我把戈沃罗沃回忆录放在他手里。

他吃惊地看着我。“你有这本书！”他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口，之后大喊道：“克里斯蒂娜，过来看看！”

克里斯蒂娜慌忙从厨房里出来，用餐巾擦干了手。

“这是来自戈沃罗沃的书。”他对克里斯蒂娜说。又转过身对问我：“你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

“从我的外婆那里得到的。”

“很多年前我看过它。我的丢在了巴西。再次看到这本书真是太高兴了！所有在戈沃罗沃生活过的犹太人都在这本书里！”

他深吸了一口气。犹如神助，他一下子翻到了一页，惊讶地喘了一口气，然后他用双手抱着头开始哭泣。克里斯蒂娜站在他身边，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

“这是我的父母，格戴尔和汉娜。”他哭着说，指着两张并排排列的照片：一个留着胡须戴着帽子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白领裙子的女人。克里斯蒂娜离开了房间，拿来一杯水和一粒药丸。眼泪止住后，格林贝格先生反复用手抚摸着照片。然后把这一页翻过去。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这本书，不时地停下来解说给我听。当他看到镇上傻子史罗墨的照片时，他就大笑起来：“他的脑子有点不好，但是他给家家户户送水，就像你在照片中看到的一样，他提着两个水桶，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的笑容消失了。“唉，唉，唉，史罗墨·阿吉瓦，你变成什么了！”我担心他又要哭。正在那时，克里斯蒂娜端着一个盘子走进来，盘子上放着茶壶、芝士蛋糕和一些糕点。巴巴过去也常常做这种糕点，我们称之为马里婆萨饼—一种香脆的、蝴蝶翅膀状的面片再撒上糖粉。

“来吧，”克里斯蒂娜说，“我们喝茶。”

我吃了一块又一块的马里婆萨饼，忘记问它们在波兰语中叫什么名字，而克里斯蒂娜一杯接着一杯地倒茶。

格林贝格先生问我是否有时间留下来早点吃一顿晚饭。我同意了。整个下午我都有空。

“太好了，”他说，“如果我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就可以为你做一顿犹太饭菜。有鱼丸的饭。”

“还有三角馄饨。”我补充道，突然怀旧起来。

他笑道：“三角馄饨？我做的三角馄饨很好吃的！”

我很多年没有吃过三角馄饨了，但是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巴巴经常做给我们吃。这种犹太馄饨太厚而无法在嘴里融化，不管是用汤水煮着吃，还是用油炸着吃，等汤汁流出来之后，味道十分鲜美。

“我们给她做点好吃的。” 克里斯蒂娜说，几分钟过后她就告辞去为我们买晚餐食物。

格林贝格先生和我回到沙发上，我们坐得很近，我都能感到他的呼吸。他一页一页地查找，用这些照片来考验他的记忆力，在读意第绪语文字之前，看自己是否能够认识那些面孔。我感觉，从来没有哪一本书像这样珍贵—能够如此强烈地激起人的情感。

一看到他的老朋友，格林贝格先生就满脸笑容，而且他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好像在试图召唤他们一般。当他看到一页歌词和乐曲时，他就大声用意第绪语唱出来。他寻找我家人的照片，在每一页上找莱文夫妇和格兰特夫妇。他找到了我从来不认识的亲戚：我的舅爷，莫什和埃利埃泽；还有我的外曾祖母汉娜·格兰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慢慢地大声朗读所有在大屠杀中被残害的、来自戈沃罗沃的犹太人的名单，其中有七位格兰特，包括我的高祖父母。当他看到他的一个姐姐的照片，他又哭了，哭得更无可奈何。他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在华沙犹太人区丧命。

“她多么年轻漂亮，我的姐姐！请把这张照片复印一份寄给我。”他擦干了眼泪说。他合上了书，紧紧抱在胸口，好像抱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我突然开始担心，我毫无征兆地带着这本书出现，会给他带来伤害。我本不该唤醒已经冬眠的记忆。

但是格林贝格先生说这本书只是使他想起他曾经年轻过；使他想起他流亡世界之前的时光，以及在世界各地流动，学习不同的语言；使他想起波兰是他唯一的故乡的时光，那时只要会说意第绪语就足够了。

“好好保管这本书，”他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它。”

在谈话中间，克里斯蒂娜已悄悄地回到家里准备晚饭。她对她丈夫喊道：“请过来帮一下忙，好吗？”

格林贝格先生来到厨房，我也跟了过去。他把一个砂锅从火炉上拿开，小心翼翼地挑起一块肉放在切菜板上。他把牛肉切成厚片，说这是为我和他做的，而克里斯蒂娜则喜欢吃鸡肉。我大部分时候也喜欢吃鸡肉，但是这次我吃了牛肉，还有克里斯蒂娜准备好的沙拉和炖土豆。我吃完一份之后，格林贝格先生又把一片牛肉放到我盘子里。

“你过得好吗？”他问道。

“很好。”我说。

“不缺什么东西吗？”

“不。”我答道，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图。

“如果我能帮上你，请一定告诉我。你确定你不需要钱？”他如此关切地问我，我几乎想说同意来满足他的愿望。

“我有这套公寓，还有另一套公寓空着。” 格林贝格先生继续道。“你什么时候再回波兰？”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我没想到过要回来。我只是把波兰当作一次性的目的地而已。但是，现在也许我有了回来的理由。

格林贝格先生貌似读懂了我的心思。“那么，不要等太长时间，”他说，“下次你来华沙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我会去机场等你。而且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或者住在另一套公寓—你想住哪里都可以。把你丈夫和儿子都带过来。下次来的时候，你不需要花一分钱。不要住酒店，不要去饭店。我知道你去戈沃罗沃花了不少钱。但是和我一起去，你不需要花钱。我用自己的车亲自开车送你去。”

我感谢了他。我不想告辞，但是天已经黑了几个小时。我问我是否可以用他们的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格林贝格先生说没必要。他要亲自送我去酒店。他和克里斯蒂娜有两张意第绪语戏剧的门票，而且我的酒店正好顺路。

格林贝格先生很有力气，一下子就把车库的大门掀开，车库正好装下他的汽车，一辆大众帕萨特，正好是我在密歇根所开汽车的型号。在开车途中，我才发现他和克里斯蒂娜所住的地方离我在华沙的酒店只有几个街区。我本来可以步行去他家。他离我这么近。

《戈沃罗沃回忆录》安全地躺在我包里。在密歇根的时候我还嫌这本书太重，不愿带上，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带到波兰的东西。

格林贝格先生一边沿着华沙街道开车，一边用意第绪语唱歌，而且克里斯蒂娜和他一起唱，他们的声音那样和谐，那么畅快。我几乎有些惶恐。这是我不敢想象能在波兰得到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