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对理查德·瓦格纳的热爱。我生长在一个当时算是条件不错的普通市民家庭。“条件不错”不仅是指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会有牛至叶调味的烤鹅，更意味着家庭给了我很好的照料和管教，为我的未来提供了可靠而稳定的基础。我享受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家庭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教育在条件不错的市民家庭意味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音乐相伴—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的音乐。就我而言，伴我成长的是理查德·瓦格纳。
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桌上的食物和夏天在施拉赫腾湖（Schlachtensee）里游泳一样，从来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巴赫的清唱剧、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鸣曲、艺术歌曲、室内乐、歌剧咏叹调等，从一开始就通过我家收藏的大量唱片、收音机里播出的音乐会和钢琴来到我的耳边。其中重要的途径是钢琴—我父母都弹得一手好琴。因为他们，我先学会了唱歌，然后才是说话。我母亲曾在她的日记中提起，在我大约一岁的时候，她有一次碰巧听到我在临睡前哼唱她刚刚给我唱过的摇篮曲—当然没有唱歌词。我母亲谨慎地写道：“看来还有些音乐天赋。”
我们全家都热爱音乐。我的父亲有固定音高（并遗传给了我）。从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开始，我们家就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故事。我的祖父是糕点师，经营着一家糖果店，从莱比锡搬到柏林后很快就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在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召进菩提树下大街歌剧院（Hofoper Unter den Linden）担任布景搬运工，当时剧院的艺术总监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工作完成后，其他的舞美工人都回家了，我的祖父还站在走廊上陶醉在音乐中。《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是他喜爱的歌剧之一，这一点也通过我父亲传给了我。但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喜欢上它。起初，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觉得第三幕无聊得要死：这些节日草坪上的繁文缛节真烦人，还有愚蠢的名歌手没完没了地唱！我这样的想法让父亲很生气。可惜他在我二十六岁时就去世了，没能看到后来我对瓦格纳这的一部喜歌剧产生了特别的热爱。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正在杜塞尔多夫指挥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的《被出卖的新娘》（Verkaufte Braut）。至今我还保留着我父亲学琴时用的一架老博兰斯勒（Blüthner）钢琴，这架钢琴背后有着跌宕起伏的历史。
幸运的是，我的音乐才能很早就被发现。我上钢琴和小提琴课，也听了很多音乐会。我父母有柏林爱乐乐团的季票，至今我还记得邻座同情地拍拍我说道：“这可怜的孩子又得耐心地坐在这儿！”我一定是现场的小孩，人们不明白一个小脸通红的五岁男孩怎么能满心期待地坐在椅子边上倾听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但我就是想要坐在那里。我不想和我的东普鲁士保姆一起待在家里，我想听管弦乐。音乐的闪烁色彩，音乐的潮起潮落，让人迷失自我又重新发现自我。顺便说一句，无论是谁站在指挥台上，我当时都觉得那是一个相当可笑的人物。这是一个什么角色？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握紧拳头，像犯了病似的手舞足蹈。在看到卡拉扬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指挥可以与整场音乐会有机形成一体，甚至很美。
从一开始我就喜爱盛大的音乐胜过拘谨简约的音乐。我想要大编制的乐团，完整的管弦乐音响。至今我都没有听够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中的极强段落。同样，我一直对慢乐章更加着迷，喜爱它们胜过那些快速活泼的段落。我想，快很容易，谁都能指挥。慢的部分才是难点，因为慢的部分需要你用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色彩和细节来填充。正因为如此，我从练小提琴转到练中提琴只是时间问题，中提琴的音色更加温暖幽暗，有着天鹅绒般的特质。同样，我也想从钢琴转到管风琴。圣诞前夜，我们通常去柏林汉莎区（Hansa-viertel）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纪念教堂（Kaiser-Friedrich-Gedachtnis-Kirche）听管风琴弥撒。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z）演奏巴赫的《键盘练习曲》（Clavierübung）第三卷，从美妙的降E大调前奏曲开始，然后是象征圣父、圣子、圣灵的三声部赋格。管风琴轰鸣的声音让我觉得非常幸福，这才是圣诞节的感觉。在我看来，巴赫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他纪念碑一般的内在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十一岁的时候，我曾偷偷地尝试自学管风琴。具体地说，是施拉赫腾湖圣约翰教堂（Johaneskirche）的管理员帮我打开教堂门，让我在他们的管风琴上练习众赞歌前奏曲—当然没有弹奏成功。管风琴键盘不同，踏板不同，需要手脚协调，我哪一样都搞不定。不过，我确实注意到，演奏管风琴时在键盘上的指法不能和演奏钢琴时一样。后正是这一点泄露了我的秘密。我的钢琴老师，柏林爱乐乐团的长笛手弗里茨·德姆勒（Fritz Demmler）的太太，对我的钢琴演奏技巧越来越不满意。有一天，她突然叫了起来：“你该不是在弹管风琴吧？”我的管风琴演奏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父母非常坚决地禁止我再弹管风琴，我不得不为我对音色的无限幻想寻找一个新的出口。我很快就找到了：管弦乐团，其实它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我还发现了我想要成为指挥的愿望，发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我也不知道我是先发现了瓦格纳的音乐还是先发现了成为指挥的愿望，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密切相关的。直到今天，只要谈到瓦格纳乐队—如果我们确实要谈论瓦格纳乐队的话，我就会想到管风琴
的音栓。
在音乐上没有人要求我的成绩，也没有人鼓励我。我的祖母总是说：“出去吧，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天气多可爱啊！”可是我对可爱的天气不感兴趣，我就是想要练琴，一直练到晚上六点。只是因为户外有太阳照耀我就应该停止练琴？这简直荒唐。我的太阳、我的幸福和我的满足都在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Wohltemperiertes Klavier）里面。我感觉这才是我的道路。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音乐，我也从来没有过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愿望。
如果说聆听瓦格纳对我有哪些影响，必须说它使我更加倾向于自我封闭。一方面，我听了很多瓦格纳的音乐：早在1966年，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就听了卡拉扬指挥的《女武神》（Die Walküre）。我次听《罗恩格林》（Lohengrin）是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维兰德·瓦格纳（Wieland Wagner，1917—1966）的旧制作。有趣的巧合是，我后来作为歌剧指导还排练过这个版本。每次听完瓦格纳的作品我都感觉疲惫不堪。当我听到奥特鲁德和特拉蒙德在《罗恩格林》第二幕中昏暗的舞台上高唱 “起来，我耻辱的伴侣！”的时候，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一段的意义，却激动得好几天都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我的家人常常谈论瓦格纳，他们谈到瓦格纳时所用的独特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们对海顿、威尔第、德彪西的反应完全不同，我父母谈到瓦格纳时总是充满崇拜和敬畏。他们当然也欣赏海顿和威尔第，但我觉得瓦格纳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让我充满好奇。瓦格纳被打上了少儿不宜的神秘标签，这使他吸引力倍增。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对我说：“你听《特里斯坦》（Tristan）还太年轻，我们过些日子再给你听《帕西法尔》（Pasifal）。”当我十三四岁终于听到这两部歌剧时，整个人都惊呆了。就好像我一直是在真空中长大，而这个虚空只能等待着由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不断填补。
我被瓦格纳作品的气氛、音乐的色彩、配器深深吸引。但重要的是，被音乐淹没并用音乐淹没他人的想法攫住了我。我很快明白了，我想积极参与这个游戏。所以我决定成为一名指挥，像卡拉扬那样的指挥。我曾经在家里把总谱放在膝盖上，一遍又一遍聆听我所喜爱的《尼伯龙根的指环》（Die Ring des Nibelungen）—卡拉扬60年代后期在达勒姆耶稣基督教堂（Dahlemer Jesus-Christus-Kirche）录制的版本，由光芒四射的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 Stewart，1928—2006）演唱沃坦，雷吉纳·克莱斯宾（Régine Crespin，1927—2007）演唱布伦希尔德。一个声音远远地呼唤我：“走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这样可爱的天气！”不，我想，别管我。可爱的天气怎么能与《众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里齐格弗里德的莱茵之旅相提并论？
瓦格纳彻底地征服了我。我明白了：就是这样，这是我必须做的。这时候我也意识到我的父母是彻头彻尾的瓦格纳迷。事实上，我的青春期是完全被瓦格纳爱好者所包围的—至少在回忆这个时期的时候，我不记得还有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其他话题。这些瓦格纳迷中包括我高中时的音乐老师：当谈到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曾经为了看彩排从盥洗室的窗户爬进节日剧院。后来我曾试图寻找过这扇窗户而不得，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节日剧院总是有好多在建工程。而且我立即理解了我们的老师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进入节日剧院的热情。
想成为一名指挥家的愿望主宰了我的青春期。正因为如此，我从未真正有过青少年反叛期，我太忙了，也没有觉得我生命中缺少了很多东西。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音乐：练习钢琴和中提琴，学谱，观看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曾觉得自己忽视了“真正的”生活。人们经常说，青春期必须通过反抗权威来表达自己，试图打乱既定的秩序，只是为了反叛而反叛。这种说法不符合我自己的经历。至少我和设路障的暴徒不属同一个类型的反叛。我不想把空房子当据点，或者衣衫褴褛地在街道上闲逛。与我大多数的同学不同，我不踢足球也不听披头士。我沉浸其中的音乐似乎离现实非常遥远，却为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对我来说，远离社会规范已经足够反叛。
回想起来，那时候真是有些偏执。20世纪60年代末，半个柏林都在呼吁革命，而我在齐伦多尔夫（Zehlendorf）的迷人郊区浑然不觉，继续乖乖地上我的钢琴课。在“议会外反对派”（群众性的政治对抗左派，也称APO）、“紧急状态法”和攻击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学术观点（例如，女大学生大胆地赤裸上身以示抗议）的黄金时代，我还是个孩子，我的父母当然不会在晚餐桌上讨论这样的事件。同样，我们这一代人学会了（或者至少应该学会）憎恨德国的一切，当然也包括音乐，尤其是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我先是凭直觉本能地捍卫自己，然后开始有意识地反对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过，政治上正确的人不愿意独立思考，在这点上我同意他的说法，在其他方面我与巴伦博伊姆也观点相近。我对政治正确过敏，不是因为我父母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们确实是保守派），也不是因为我持不同政见（我得先有个政见才谈得上不同）。我抗拒政治正确是因为它意味着要夺走我内心某些我坚决不肯放弃的东西。因此，我的心还是听从了偶像的召唤。
我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注定不太成功。我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我的天赋也有些不同寻常，容易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有些人认为我是某种奇怪而美妙的生物，另一些人认为我是一个局外人，糟糕的是，我对这两种看法都根本不在乎。我不得不习惯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傻巴赫”。我应该回敬“你和你的傻足球”吗？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其他的男孩子都在做什么或者他们怎么看我。我并不完全孤单，学校也有其他人演奏乐器，包括大提琴、小提琴、小号等。当流行乐迷问我们正在演奏哪首“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大笑。学校也有其他的歌剧迷，我们五六个人经常一起去看歌剧，有时去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德意志歌剧院，有时也去东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国家歌剧院。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很晚才能睡觉，第二天还是要很早起床学习法语。下午我得做功课，还得练习我的两种乐器。这些都不是问题，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不过，我在学校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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