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的河流里洄游（代序）
从古典诗词里汲取养分，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这是任何时代诗人的基本素养与基本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不是纠结于几个意象和意境，也不是纠结于几种格律和章法。这种素养与能力，要看诗人所掌握和运用古典诗词的“火候”，旺了就会有“烧焦”的味道，反之，就怕“煮不熟”。
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从骚体到乐府，从乐府到律绝，从律绝到现代诗，很多人认为每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都是对“传统”的反叛，五言诗是对四言诗的反叛，乐府是对骚体的反叛，律绝是对乐府的反叛，现代诗是对律绝的反叛。其实，这种“反叛”，仅仅在于诗歌语言形式上的“反叛”；这种“反叛”，是对传统的理解与认同，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到巅峰之后，若没有新的文学样式来超越，一直故步自封，就再也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品。从某一点来说，明清的诗词，就没有唐宋诗词的味道。当代诗坛，无论是写格律诗，还是用现代诗方式刻意模仿古典诗词的，大有人在做。但是，这些格律诗，别说超越唐诗宋词，就连明清诗词也难以逾越；这些现代诗只是悲叹往昔的怀旧之作。就一个作者来说，也要不断突破自己，不断突破前人，写出来的作品才有传世的意义。
博尔赫斯在《不朽》里说：“我们继承了我们血统里的一些东西。……我的声音是我父亲声音的反映，我父亲的声音也许是比他更年长者的声音的反映。”就当代诗歌来说，朦胧诗、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或者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或者是相互反叛。更有甚者，命名“中间代”“70 后”“80 后”“90后”“00 后”，五花八门，其反叛与传承更是难以说清。当代诗歌的生态特征，不在于诗歌流派的命名，不在于各立山头的群体分裂。反观艾略特当时之所以能写出《荒原》这样伟大的作品，是因为他不仅有鲜明的反浪漫主义，而且有深入和保持传统的信仰与实践。因此，任何时代诗歌写作者，都不缺乏传统，关键是要穿透经典传统和当下传统，领会其精髓。
于坚说过：“从汉字的层面讲，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传统。”象形的中国汉字符号，汉字的精髓，汉字的精神，顽强地穿越时空，不仅完成了从古字到今文字的演变，而且承载起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从诗词曲赋到现代诗文的演变。当代诗歌到底与传统的古典诗词发生多少关系，这是个没有意义的话题。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当代诗歌作品与传统的古典诗歌发生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是汉语诗坛优秀的作品，其作品的根部都汲取过古典诗词的养分。否则，就是伪诗歌。这种关系，最忌讳的是在诗歌的表面或表象发生关系，其表面与内在两层完全脱离。
我们必须从表面的传统中退出来，孙文波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写作，都必须首先做到独一无二，而非照猫画虎、重蹈前世。我们不妨举例，从福建诗人汤养宗近年的诗歌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什，在他的笔下有惊人的发现，而且看到了“时光隧道里的魔术师”，演绎着他独特的技法，与古典诗词融合得天衣无缝。
当我写下汉字两字，就等于说到白云和大理石
说到李白投水想捞上来的月亮，家园后院
……
现在我写下了祖国，我终于原形毕露
汉字是我的祖国生出来的
——汤养宗《祖国》
他把“祖国”“汉字”和“传统”写得触手可及，而又不显山露水。这种融合，这种提纯，使原先误解现代诗歌“传统”问题的那些群体，不得不重新审定，不得不信服于他的智性。而“隐匿”于江南古镇上的苏野，则倾向于一位后生对传统的“怀念和尊重”，“像杜甫、李商隐、苏轼、元好问这样的古典文化中的一流人物和紫柏、徐枋、柳如是、吴兆骞、王锡阐、朱鹤龄、潘耒这样的乡先贤都是我一直倾心的对象”（苏野语）。
当代诗人若没有任何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功底，是可怕的；若过分看重古典诗词的运用，也是不可取的。传统是片广阔的海，如何在传统的海里捞到属于自己的“食粮”，建筑自己的“粮仓”，这是永恒的课题。有人对于现代诗和古典诗词，总是有一种心理偏向，就像博尔赫斯在《诗作集》前言里说过：“像年轻诗人常抱的观点，我曾经相信自由诗比格律诗好写；如今我认识到自由诗更为困难，因为它要求在内心具有对卡尔• 桑德堡或他的父亲惠特曼的许多篇章的确信。”
从古典诗词几千年的发展脉络来说，诗词的传统是无数个点构成的，而且是变化的、发展的。从《诗经》《离骚》，从李白的诗歌，从王维的诗歌，从陆游的诗歌，从苏轼的词，我们到底悟到多少传统，底多少传统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的需求，去深入去撞击“传统”，锤炼“传统”，悟出纯烈的诗歌。我曾仿米沃什的《献辞》写过一句话：“我只是从远方飞来的一粒石子/ 我身上没有汉字的巫术”，其实我们汉字有其独特的巫术，而且这种巫术的力量特别强大，所以当我们同时面临西方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时，深感汉语的压迫感。这跟汉语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和力量有关。詹姆斯说过：“就个人而言，上帝是不朽的缔造者。”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古典诗词就是现代诗写作者的词源。
王孝稽
201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