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陆离》是姚峥华“书人系列”的第六本，书中既有史料钩沉，也有日常白描，是为作家、译者、出版人所作的文学特写。

本书共两辑。辑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因书及人，由书引发联想，涉及杨绛、张爱玲、黄裳、止庵、谢其章、张辛欣、董宁文等；第二部分因人及书，从某个侧面素描作者所熟识的兄长师友“普通人”的一面，涉及戴大洪、陈丹燕、曹元勇、袁筱一等。辑二则集中写钟叔河所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儿童杂事诗笺释》《知堂谈吃》的前世今生。

作者写自己的读书体悟，往往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以此深入文本，进行介入式的阅读；写熟悉的师友，则多了一分亲切，仿佛私语谈笑间，已经将写作对象活画在纸上。

本书大部分文章首发于知名公众号“冰川思想库”。

姚峥华，资深媒体人，多年来与书为伍，在多家纸媒及网络媒体上开设个人专栏，著有《书人·书事》《书人小记》《书人依旧》《书人肆记》《书人为伍》《书犹如此》等。

辑一

第一部分

白纸黑字里看杨绛张爱玲互评

从王祯和拒写张爱玲台湾游记想到

谢黄“误会”其实与《我所知道的“黄裳和止庵”》无关

《记忆小屋》里那个美好的下午

历史老车碾压过的圈圈年轮

奢华的《宁文写意》

“父亲”二字如此响亮

接力着一个传统

第二部分

寻找“失踪者”小说家张辛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让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不疾不徐

有阳光的下午，闲闲地喝点酒吧

勇于挑战帕维奇的人

“看不见”的“客人”

“网红”瑜老板

辑二

《走向世界丛书》的前世今生

《儿童杂事诗笺释》，二十六年一部历史

野记偏多言外意——由二〇一七年版《知堂谈吃》说开去

后记

序　一

黄子平

姚峥华“寻找”张辛欣。

张辛欣是谁？为什么要“寻找”她？张辛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她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等，曾引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风潮；一九八五年，她单人骑车走读大运河，并以作家身份出镜主持《运河人》大型纪录片；她的首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大型口述实录作品，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她是大型演出“我们·你们”（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总导演、剧作者和总策划，在首都体育馆和一万八千名读者在一起，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次) 现场展现中国重量级作家群体和作品。九十年代“选择流落”异国之后，她并未停止写作，而是尝试专栏、影评、绘本、连续剧、回忆录等全方位创作，多部作品也在国内出版。

那么姚峥华的“寻找”是怎么回事？原来她寻找的是“失踪者”小说家张辛欣。她由此引发了她们非常有趣的反复讨论（经由互联网）：什么是小说？如今还有写小说的必要吗？小说这个创作形式，在二十一世纪究竟还有没有张力？有什么可能性？谁还在读小说？谁还会在小说这个“坑”里苦苦探索？小说是否走到了尽头？如果张辛欣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小说“写到底”会怎样？表面看来，这是在争辩一种文学体裁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或命运，但你会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个切入点，姚峥华对“小说家张辛欣”的“寻找”，实在是她一往情深，对八十年代生机无限的中国文学的缅怀、追索、反思和——“加入”。

于是，姚峥华的写作，也就“接力了一个传统”，成为无情流逝的文学长河里的“一粒石子”。

姚峥华的阅读是介入式的——进入文本与作者深度对话。她读《记忆小屋》，想象一个患了渐冻症的哲人，如何靠记忆度过不能动弹的漫漫长夜。这本小书的尾声部分，托尼·朱特写道：瑞士的缪伦，一处位于雪朗峰半山、风景纯净的世外桃源，乘火车或缆车可以抵达，在那里可以俯瞰一片峡谷。二〇〇二年，托尼·朱特在一场癌症手术后曾带着家人重返，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六岁和八岁。“这里是世上最快乐的地方。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结尾的这句话让译者何静芝潸然泪下，也令读者姚峥华潸然泪下。

读孙爱雪的《流浪的女儿》，她更是“哭得稀里哗啦”。“五保户”女儿孙爱雪在父亲去世三十年后，蘸着血和泪，写尽对父亲的思念。“我低微如草芥，而文字赋予生命以崇高。”姚峥华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自己欠已故的父亲“一本书”，一本应该开始写的回忆之书、思念之书。

她对于未曾谋面的作者都有如此共鸣，写到见过面、采访过或交往多年的书人，就更多了一分亲切。姚峥华带我们跟着陈丹燕，作都柏林之旅、塞尔维亚之旅，带着我们在松山茶室听戴大洪讲他的翻译之旅，带着我们一惊一乍地翻开那本“奢华的《宁文写意》”……这是立体的、逼真的、当下的阅读场景，令人难忘。

姚峥华爱读书。每写书评，又由书及人，并写“书人”。书人（依蒲松龄的说法应为“书痴”）有很多种：写书的人，读书的人，卖书的人，藏书的人，译书的人，还有，编书的人。有几种人较受关注，其中卓然有成者，每被誉为“家”：作家、小说家、书评家、藏书家、翻译家。他们的嘉言懿行，多有著述刊载。而编书的书痴，通常就比较低调，多数不为人知。近代以来，以“出版家”或“著名编辑”名世者，屈指可数。世人每以“为他人作嫁衣裳”俗套地赞美他们的“牺牲精神”，从而大大抹杀了他们的主体性存在。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家，就曾对“作嫁”说大不以为然，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子非余，不知余编书之乐，其乐无穷。且不论策划一本书或一套书时的愿景与雄心，亦不论发现一位新人作者时的兴奋和激动，编书之乐，就在那一步一步“将人类智慧实现为书籍”的时间进程之中。

姚峥华只眼独具，多年来为书人们作“文学特写”（依太史公的体例可称为“书痴列传”），对“编书的书痴”尤其不吝深情投入笔墨。钟叔河，这位被开除公职去拖板车的右派，在茶陵农场就跟好友朱正讨论“中国与世界文明同步的问题”，琢磨晚清第一代走出国门的人是怎么看世界的，这是煌煌一百册《走向世界丛书》三十多年编辑史的起点。“一出牢门，走向世界”，钟叔河卓具胆识，孜孜矻矻，成就了中国当代出版史“里程碑式”的工作。《周作人散文全集》的钩稽出版，更是非有胆识不能为之，经历了现当代政经风云的人，方能深味此中甘苦。而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丰子恺配图），钟叔河为之“笺释”，阐明其中的民俗学意义和思想意义，二十六年间由不同出版社出了五版，反复修订，遂“已臻不朽”，可以珍藏。

姚峥华的“书人系列”出到第六本了，真为她高兴。是为序。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于北角

序　二

薛　冰

二〇一七年十月，读到姚峥华写书人书事的第五部文集《书人为伍》。这书名有着双关的趣味，既说明它属于“书人系列”的第五部，也仿佛是作者“入伍”书人的一个宣示。

与书为伍，与书人为伍，固是雅事，然殊非易事，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虽然中国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平等，可是书人队中，女性数量仍大大低于男性，能持之久远的就更少。姚峥华话书记人，衡文论道，佳作迭出，每年一部新文集，如潮有信。此刻，《书人陆离》的文稿已在我的案头。

《书人陆离》共收十八篇文章，分为两辑，第一辑十五篇，第二辑三篇。第二辑三篇长文，都以钟叔河先生为主角，写《走向世界丛书》时隔三十六年终成完璧，写《儿童杂事诗笺释》历经二十六年始有定本，由新版《知堂谈吃》说到钟先生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知堂文类编”。她为《走向世界丛书》写下的一长串排比句——“这是一位老出版家毕生为之努力的精神硕果，是一项跨世纪的学术编辑工程，是一套来自东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实录’，是一段中西文化碰撞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是一剂帮助国人‘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的药散，是一份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古籍范典，是一个几代人手牵手共同努力的出版传奇……”——表达了对钟先生的无尚崇敬。而“能让钟老活到八十六七的耄耋之年还念兹在兹的人，当数知堂老人”，又分明呈现着一种文化的传承。

仿佛与《走向世界丛书》相呼应，第一辑中有六七篇文章涉及西方文化，当然姚峥华描绘的重点在于译者与作者。“一直在潜意识里寻找一种俭约、凝炼、相对朴素却不乏优雅的美”的袁筱一，“任性地让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不疾不徐”的戴大洪，被帕维奇“这个名字瞬间点亮”内心世界的曹元勇，“写哪个国便代言了哪个国”的陈丹燕……他们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然能想见他们作品的风格。

有两篇文章写到一九八六年的那一场文学晚会：“黑底红字的海报，背景虚化的剧照，上下对角赫然印着手写体的‘我们·你们’和‘WE AND YOU’，底下印着‘文学之夜·北京·86'’，颇有视觉冲击力。主办方为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艺报》、《体育报》。”“有人说，一九八六年承接了‘五四’运动启蒙精神的衣钵，把时代推向了一个新启蒙的历史时期……”她与张辛欣“在两个点上飞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精神交流，“完全可能自始至终充满着误会”，却为人们找寻“失踪”至今的小说家张辛欣，找寻“失落”的“批判和反思的年代”，提供了最真切的线索。

可以视为异数的，还有一篇《“父亲”二字如此响亮》。在她以往的作品中，我们或可从描绘他人的字里行间，隐约看到姚峥华的身影，而在这里，她坦然道出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带泪阅读孙爱雪《流浪的女儿》，这本书激起了她“深切的共鸣与理解”，“我欠父亲一本书，一本大书”的负疚令她迫不及待地写下这些情深意浓的文字。然而，她敏锐地设问：人在释放自己“恨”的同时，能否做到真正放下？这也显示出茅海建所说的“旨趣差别”。

一如既往，姚峥华如数家珍，将文坛种种新旧掌故剖析给我们看，抽丝剥茧，举重若轻。不免有人会羡慕姚峥华的得天独厚。说怪也不怪，她长期在深圳主持一家报纸的“阅读周刊”版面，诸多文人学者自然就都让她碰到了。

机遇固然重要。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好他碰到的人，更不要说成为这些人的知心朋友。姚峥华曾写到詹宏志，“每天被派到某一个作家家里拿稿子，一年之后台北文坛所有最伟大的名字都认得”。无独有偶，扬之水“也是城东城西如此跑腿，与众多老先生因此结缘并修为获益，后来自成一家”。无论台北还是北京，有此类“跑腿”机会的人，绝不止这两位，但把握机遇如这两位的，又有几人？可见面对机遇能否获益，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修为。

作为一个记者，一个采访者，首先必须具备与被采访者对话的能力。记者没有不会说话的，但面对专业学养不同、性格心态各异的人物，如何让对方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如何理解并捕捉他们的事业亮点、思想辉光，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技巧与情商，更是学养底蕴。有些记者无论采访谁，写出的都是八卦，因为他们的皮囊里只有八卦。

写作者的心态同样重要。有的写手，面对名家前辈，习惯性地取一种仰视角度，乐于展示“赵太爷今天和我说话了”的荣幸。有的写手，遇仙杀仙，遇佛杀佛，似乎一定要蛮横地踩到别人的肩上去，显出自己的高明。有的写手专门隐身暗处，窥察名人的鞋底下是不是粘着臭狗屎，以示自己独具只眼。有的写手对人家的文章学识尚在懵懵中，就忙着大开忠义堂，令“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姚峥华与她所写的名家比肩而立，推心置腹。正像俞晓群先生所说：“更喜欢她写亲朋好友的文章，禁忌少，敢下笔；因为熟悉，不必看资料，故而行文流畅，言辞亲切。”她总像大哥大姐身边俏皮而心有灵犀的小妹妹。

新闻作品最常见的问题，是所写人物的平面化、脸谱化。姚峥华笔下的人物，常令人有“转侧看花花不定”之感。花本是立体多面的，只有相应变换观察与刻画的角度，才能写出花的多面，写好花的多面。变换的流转自然，是一种风格；活泼跳荡，是另一种风格，更生动的风格。说起来轻巧，实则这与观察和思辨的能力相关，离不了悟性，也少不了磨砺。同时，度的把握也十分重要。王祯和拒写张爱玲台湾游记，让姚峥华想到：“无法说，作品之外的人情世故不可行文成章。这另一种‘人情之美’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愿意关注的，花边闲言、野史趣闻、道听途说，也是了解作家及作品的佐证或资料，关键是，何为切入点，真实程度的把握，有没有该恪守的底线、分寸和原则……在很多人‘我知道’的当下写作氛围中，尽可能做到‘坐相’雅一点、‘吃相’好一点，会更赏心悦目些吧。”

姚峥华曾分析朱天心的文字，“里边有一个强烈的‘我’存在，这个‘我’有强烈的‘态度’存在，这个‘态度’有强烈的‘标准’存在，而这个‘标准’又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存在”，连用四个“强烈”，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喜爱。她强调朱天心的“不写的自由”：“不须为读者为市场写，不须为出版社写，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而写，以至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这都体现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自觉。

或许，这便是姚峥华能翩翩于书人队中的诀窍吧。

姚峥华只眼独具，多年来为书人们作“文学特写”。

——黄子平

一如既往，姚峥华如数家珍，将文坛种种新旧掌故剖析给我们看，抽丝剥茧，举重若轻。

——薛冰

张爱玲和杨绛对彼此有怎样的评价？

三年困难时期，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食品清单里有什么？

历经三十六年，《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终成完璧，出版家钟叔河耗费了多少心力，又得到了钱锺书怎样的指点？

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转身成为一流译者，戴大洪如何完成跨界？

……

名家前辈，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作品之外的花边闲言与人情世故，亦是帮助了解作家作品的有趣资料。这本《书人陆离》便是一部讲述书圈往事的“书痴列传”。

白纸黑字里看杨绛张爱玲互评

杨绛生于一九一一年，二〇一六年去世，享年一百零五岁。张爱玲生于一九二〇年，一九九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对比起来，杨绛比张爱玲长九岁，却多活了近三十年的光景。

同时代的两位杰出女子，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又皆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涉猎面广，聪明绝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容忽视。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间“美誉”，时刻与尘世保持距离，洁身自好。

把她俩放一起，不管是杨绛还是张爱玲，估计谁都不愿意。

这里却不得不把二人相提并论，只因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的《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

（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爱玲对杨绛作品的评价，震动颇大。

杨绛的《干校六记》一九八一年五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记叙的是一九七〇年七月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她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彦明与张爱玲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间通信达四十五次之多。推算起来，有可能《干校六记》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彦明便寄给张爱玲，张以作者的身份，本着对编辑有信必回的原则，于是有了上边一段。

之所以震动，是二〇一六年杨绛去世后，作为其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予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代缘由（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在其中一封里，杨绛谈及张爱玲，这里摘录部分：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信写于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关于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澜，则是后话。

此时距张爱玲写那封信给丘彦明已过去约三十年。

坊间一直对杨绛张爱玲的互评有一些描绘，但往往旋即被否认，无从查证。有记载的只是一些相关人士讲述的零星印迹。一九七九年钱锺书访美，回答台湾作家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迪（作家陆灏的笔名）到钱北京的寓所重问此事，钱说那不过是应酬而已，因为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据说当时杨绛曾在一旁补充，“劝他不要乱说自豪感，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锺书说无所谓。水晶后来出版的作品《夜访张爱玲》提到：“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就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张爱玲）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水晶据此推断“看来她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宋淇致函钱锺书时，直接提到张爱玲：“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钱锺书回信对此事未置一词。宋淇曾有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锺书“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因钱锺书和张爱玲皆由宋淇推荐给夏志清，宋自有其伯乐之功，他信里的观感可供参照。

宋淇儿子宋以朗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里也有这么一段：“究竟钱锺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 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宋以朗的分析和论断未必准确，不经作者本人授权随意选编合集的做法还少吗？当事人杨绛或张爱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见过此书。

张爱玲一直给人高冷的感觉，不愿见人，谢绝活动，正如她写给丘彦明的信里说：“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也不能出来赴约，实在缺少时间，因为健康不好，好的时候就特别忙迫……”言辞入情入理，让人唯有同情之理解。

杨绛更是一味深居简出，尤其晚年失女丧夫之后以一耄耋老妪之笔写下《我们仨》，令人唏嘘动容。她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欲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甚至为捍卫亲人的隐私名誉不惜年过期颐仍挺身而出。

那么，张爱玲对《干校六记》的评价，杨绛知道吗？不得而知。

从为人处世上看，杨绛和张爱玲确有相似之处，只是，双方眼里的对方却大不相同。

我不免以“小人之心”，在这里揣测一番，做了几种假想——

第一，通信对象。张爱玲面对的是杂志编辑，尽管她和丘彦明有着八年的稿约合作，终究关系也只是作者与编辑的“君子之交”。甚至丘彦明的同事苏伟贞，自一九八五年进入《联合晚报》始，至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终，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给张爱玲写了无数信件，却只收到回信十二封，并未约到一篇稿子。所以，张爱玲客气地以“真好”作答，这份评价是完全发自内心，或是囿于情面、出于自保，不好说。

杨绛面对的是钟叔河，一位与钱锺书、杨绛一家交往长达三十年的老友人，她彻底敞开心扉，不设防地思无不言，言无不尽。信中的意见完全是杨绛心底想说的。只不过，杨绛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日后信件会被公布出去。对于信件的公开，钟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认为信件是钱杨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应为读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阅读审美。在国内文坛已享盛名的张爱玲于一九五二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出境，以翻译和创作为生，后移居美国，深居简出，但她对世界文学，包括大陆文坛动向了然于胸。台湾作家王祯和曾陪她于一九六一年十月游览台湾花莲，途中聊天，张爱玲“从丁玲说起，说到大陆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见丘彦明《人情之美》）。那是张爱玲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到台湾。当然，二十年后她再看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特立独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达，故意应景或是敷衍，似乎有违她的处世原则。

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凭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小说、散文相继惊艳亮相。同样活跃于文坛的杨绛对此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她于是有“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之感慨。

第三，年龄差距。尽管她俩相差九岁，同属一个时代，但杨绛说她外甥女和张爱玲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在杨绛眼里她明显不愿与张爱玲平起平坐，甚至有意把她和自己看成两代人。因此提及张爱玲，杨绛毫不掩饰对晚辈严苛的看法：“我对她有偏见，……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

第四，礼尚往来。钱锺书访美是一九七九年，他对张爱玲的“超级粉丝”水晶说：“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这话之后有可能传到了同在美国的张爱玲耳朵里。故张爱玲在看到丘彦明寄去的《干校六记》后，便还给钱锺书一个人情，在回信中夸道“真好”。张爱玲后来一直隐居，不与外界联络，直至一九九五年去世，病逝一周之后才被房东发现。钱锺书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寓所与上门拜访的安迪闲聊，谈及张爱玲时并无好感，杨绛在场。不过他们的谈话有个“约法三章”——不可报道。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时，安迪还是写了文章《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尽管自嘲“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还是透露了以上信息，留下可贵资料。

丘彦明写文章时已卸下《联合文学》总编辑的职务，准备前往欧洲进修，那一年是一九八九年。她断不知杨绛写予钟叔河的信（二〇一〇年），也无从知晓钱杨与张之间的真实关系，或许，这些也不在她所关心的范畴之内。

借由第三人的口，说出的话未必当真可信，就像钱锺书在一份校样旁批注：“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

从现存的公开的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张爱玲对杨绛《干校六记》的评价表明了她在这一部作品上对杨绛的欣赏和认同（对其他作品的评价未能见到）；杨绛给钟叔河的信则表明了她对张爱玲从人（一脸“花生米”）到文（意境卑下）的偏见。

这种互相的评价是白纸黑字在信里公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