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棒与朴刀杆棒|
1．从古代的棒到宋代杆棒
说起杆棒，人们容易联想到山城重庆卖苦力的“棒棒”。他们靠着一根棒棒（扁担）、两根绳子，用肩挑背扛，包揽了山城大部分重物的搬运，在崎岖的山道小路上，多么先进的运输工具都不如这最原始的棒棒。棒棒不仅是人类使用的第一批工具，也是第一批武器。冷兵器时代当老百姓手无寸铁，被压迫到极限时，就会像贾谊《过秦论》所说的陈涉那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起来造反，他们的“斩木为兵”就是把木头削制为杆棒，作为兵器，虽然原始，但也管用。
“棒”这个字，到汉末才出现，它是“棓”的俗字。最著名的有关“棒”的故事是《三国志》注释中引《曹瞒传》关于曹操的。说他年轻时曾为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在公安分局局长），这里治安不好，有权有势的人违法乱纪，小民受害。曹操履任之后，“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这是把棒子当作刑具了，连皇帝宠爱的小太监的叔父都敢惩办，于是违法乱纪者收敛起来。南北朝期间，棒子在维持治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棒杀”一度成为流行词语。
棒子不仅是打斗情急时，随便抓来用的武器，在正规战争中也有使用。南北朝时，北魏强人尔朱荣与当时武装造反的领袖葛荣交战，尔朱荣告诫他的骑兵部队说：“步兵与骑兵交战，待两军逼近，刀就不如棒子好用。”所以，他要求每个骑兵秘密携带棒子一根，放在坐骑之侧。并规定此战不以杀敌多少为计功标准，用棒子打懵敌人即可。由于尔朱荣处置得当，这次他仅以“精骑七千”就击败了葛荣号称百万的大军，而且于战阵之中生擒葛荣，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也是尔朱荣生平一大功，棒子“与有荣焉”。棒能偷偷藏在马侧而不被发现，估计不会太长，我想象大约与垒球棒差不多。
杆棒一词始见于宋代，棒和杆两词一结合，棒子变细变长了。《武经总要》说它有四五尺长，这样杆棒就成为一种能够向敌人进攻的武器了。据说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就是手执一条杆棒打天下的。这虽不见于正史记载，但在朝野盛传，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中说：
铁棒者，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恭惟神武，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艺祖”就是指赵匡胤，其实这只是说他掌权之后玉斧、铁棒不离手，似乎有点象征权力的意思。民间通俗文学便把杆棒想象为赵匡胤的兵器。明代拟话本《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可能有宋人的故事为此篇雏形）中写道：
说时义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州真帝主，一条杆棒显雄豪。
“一条杆棒”成为打天下的武器，那么自然也就会有对赵匡胤武艺高低的设想。元末罗贯中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写赵匡胤还是平民百姓之时曾自述道：
论弓箭不曾差，使剑戟颇熟滑。提一条杆棒行天下，十八般武艺非敢道自矜夸。折末枪刀并剑戟，鞭简共椎挝。往常学成文武艺，今日货与帝王家。
这表明赵匡胤在江湖艺人眼中还是武术高手。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就有了写赵匡胤发迹变泰故事的《飞龙传》。赵匡胤使用的兵器也是说话艺人说的“杆棒”，不过小说作者为了配合赵匡胤“真龙天子”的身份，把简单棍子变化为“蟠龙棍”。可以想象，这必是个铁棍，上面还有蟠龙纹饰。在后世整理本《飞龙全传》中又把蟠龙棍进一步神化为“神煞棍棒”。这是赵匡胤的岳父张员外转赠的，并说：
贤婿，当日有位仙长云游到此，与老朽化斋，因老朽生平最敬的僧、道二种，为此盛设相待。他临去之时，赐我这件无价至宝，为赠答之物，名曰“神煞棍棒”。老朽不知就里，细问根由。他说：此宝乃仙家制炼，非同凡品，必须非常之人，方可得此非常之物。凡是无事之时，束在腰间，是一条带子。若遇了冲锋之际，解落他来，只消口内念声“黄龙舒展”，顺手儿迎风一纵，这带就变成了一条棍棒。拿在手中，轻如鸿毛；打在人身，重若泰山。凭你刀枪剑戟，俱不能伤害其身。若遇了邪术妖法，有了此宝防护，便可心神不乱，勘灭妖邪。如不用时，口中念那“神棍归原”四个字，将手一抖，那棍依然是条带子。真的运用如神，变化莫测。老朽藏之已久，终无用处。今见贤婿这等英雄豪俊，故此相赠，做件防身兵器，一则免得提了这蟠龙棍行走不便，二则权当此物作一点系念之心。??
此宝刚柔并济，宛如勒甲鸾绦。随身防护束腰间，变化无穷玄妙。临阵即时光闪，冲锋刀剑难牢。仙传精器助天朝，打就江山永保。
匡胤即时分开门路，就将那棍法施展起来，把那勾、弹、封、逼、撸、挤、抽、挪诸般等势，上下盘旋，舞了一回。复念了一声“神棍归原”，将手一抖，依然是条黄金锦带。心下十分欢喜，将来束在腰间。
从杆棒升级到蟠龙棍，再升级到神煞棍棒，说明了江湖艺人对皇权的崇拜。社会底层人士由于文化水平低，更惯于用荒唐不经的情节制造“真龙天子”“轰动效应”，比“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者更热衷制造皇帝崇拜。
2．宋代统治者对杆棒的态度
宋代官修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前集第十三卷有关于杆棒的介绍，这说明杆棒与朴刀不同，官方还是把它认定为一种兵器的。
右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棒、曰轮、曰杵、曰杆。有以铁裹其上者，人谓诃藜棒。近边臣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曰铁柧。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鐏者，大抵皆棒之一种。
作为兵器的杆棒有一定的规格和长度。它还可以再加工为“钩棒”“铁柧”“狼牙棒”“诃藜棒”等。
杆棒虽然被朝廷视为兵器，却没有被重视过，因而就没有被禁止过。而且北宋初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下诏：“比者强盗持仗，虽不伤人者皆弃市。自今虽有杆棒，但不伤人者，止计赃以论其罪。”“明火执仗”是抢劫犯罪的要件，执杖抢劫本来要杀头的，改为不伤人就不杀头，实际上是不把杆棒当作兵器看待的。
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宋仁宗一度想加强地方维持治安的力量，扩大乡兵，于庆历元年（1041）下诏：“遍令天下各增募额外弓手。”睦州通判张方平表示反对，上书为皇帝分析利害八事。其第五条说：
敕文：自教阅时量借甲弩器械，教习披带，教罢便仰管辖官员收纳入库；其弓箭刀锯及木枪杆棒之类，即许自置，以备本乡村教习者。夫奋梃揭竿，犹足以资啸聚之势，况人知斗战，家有利兵，不可启也。请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标认，悉纳州县，每当教阅，及遇有盗贼勾抽会合之时，据数给付，事毕随纳，常令官吏点检。其有损动，即番次给出，各令修换。[1]
宋代实行的是募兵制，兵器及作战用具一般是由官家提供的。但由于增募的是“额外弓手”，没有为他们置办兵器的经费。于是在教练时可以使用公家兵器，练完还要交还“收纳入库”（宋仁宗时朝廷经济拮据，所以后来才有变法之举）。平时使用的还要“自置”，如“弓箭刀锯”“木枪杆棒”等，都要求自己购置。张方平对此就很不放心。他把杆棒看得很重，他说古有揭竿而起的事，让老百姓自置兵器，让他们家有利兵，再人人会武，是很危险的事。但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从这些记载可见宋代朝廷管制得特别严格的是那些精巧锋利和杀伤力较大的兵器。而朴刀杆棒，一来比较粗陋，打击力度小；二来人们日常生活中又不可少，它们的工具作用大于兵器作用；三来，它们不是骑在马上作战的兵器，而是步行打斗用的，杀伤力小。因此，统治者对老百姓拥有这些兵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时禁时放，缺少一贯之制。
北宋灭亡，中原一带饱受金人掳掠，宋王朝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武库、京师的兵器作坊（北宋时汴京有两所制造兵器的作坊，称东西作坊）受到毁坏。南宋建立后，在与金人作战中武器短缺成了严重问题。
建炎二年（1128）五月十三日京东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程昌弼言：“今州县之间军器乏少。乞令诸州县择本土坚韧之木，广置棍棒，其长等身，径可及握，不劳远求，指日可办。比弓弩，则无挽拽之能否；比刀剑，则无锻炼之工程。用之以御铁骑则出其右，盖铁骑非箭凿锋刃可害。”从之。[2]
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州县兵器库中没有了储存，才不得已而用杆棒（文中称“棍棒”）。它“其长等身，径可及握”，取之极易。这种质地很粗糙的兵器，比起弓箭刀剑，制作简单，原料也很低廉。但金人骑兵，马也是身披铠甲，刀剑不能伤，还不如用棍棒扫马腿，所谓“人马逼战，刀不如棒”。这得到宋高宗的同意，甚至在朝廷主持的实战演练时也有棍棒和棍棒加上“刀头”的朴刀出场，这都显现了南宋初建时武器短缺的窘态：
高宗建炎元年，始颁密院“教阅格法”，专习制御铁骑，摧锋破敌之艺。习全副执带出入、短椿神臂弓、长柄膊刀、马射穿甲、施用棍棒；并每年比拟春秋教阅法，别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椿神臂弓给箭十只，射亲去垛一百二十步。长柄膊刀谓长一丈二尺以上，用毡皮裹为头者，余教阅振华军称膊刀准此，引斗五十次，不令刀头低坠至地。并每营拣选二十人阅习，放炮、打亲，旨长柄膊刀手本色相斗，并短椿神臂弓手、长柄膊刀手施用棍棒，各击虚三十次。
这仿佛当今演练和检阅还用三八式步枪和手榴弹似的。外行看着很热闹，实际上没什么战斗力。
3．《水浒传》中的杆棒
《水浒传》前七十一回可说是“朴刀杆棒”（后面详述这个词语）故事的集大成，因此杆棒是书中人物打斗时最常用的兵器之一。第三回写鲁达与史进看打虎将李忠在渭州卖艺，“中间里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宋代对兵器管制很严，打把式卖艺的，也不敢轻用刀剑，以致街头卖艺、擂台比武，一般以徒手为多，即使使用武器，也多是木制的棍棒之类。这在史书上也有反映。靖康年间，金人兵临汴京城下，钦宗皇帝任用妄人郭京组织“神兵”，郭京在汴京招募市井混混、游民。“有薄坚者能用杆棒在街市作场，京取以为教头。京城居人，不论贵贱老幼，无不喜跃，皆以天降神人，佑助灭寇。惟有识者哂之，为之寒心。”“作场”指卖艺。薄坚卖艺用的也是杆棒。《水浒传》中林冲在小旋风柴进府上与洪教头比武也用的是杆棒。王进在史家庄教授武艺，师徒二人比武也用杆棒，在教授时虽说是十八般武艺，但还是以使棒为基础的，所以史进平时才用棒演练。
《水浒传》中善于使杆棒的是三位平民出身的英雄。这就是武松、石秀、燕青。虽然书中介绍卢俊义时，也说他是“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但在实战的时候，他往往是把杆棒与朴刀头配合在一起，成为用来打斗和作战的朴刀，而非单纯用杆棒。
最能体现武松神勇的是景阳冈打虎，武松喝了景阳冈的十八碗美酒，“提了梢棒，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梢棒”是杆棒的别称，“梢”本义为细棍，与“杆”的意义接近。在与虎交锋时，因为酒醉，用力过猛，“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才扔了杆棒，三拳两脚，打死猛虎。对于石秀，作者用《西江月》赞颂他：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武功和打斗风格也与武松相近。燕青实战中则是“背着强弩，插着利箭，手提着齐眉杆棒，专一护持中军”。他也是擅长徒手和杆棒，在与李逵搭救刘太公女儿时，就用杆棒。
鲁智深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话大约就是“吃洒家三百禅杖”了，鲁智深的兵器是禅杖。其实他未出家时也用杆棒。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怕吃官司，匆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这“齐眉短棒”就是杆棒，这在第四回做了交代。鲁达逃到雁门偶遇他搭救的金老儿，金老儿从鲁达手里“接了杆棒包裹，请到楼上坐定”。后来鲁达成为鲁智深后，杆棒也换了禅杖。实际上禅杖可以说是杆棒的变异。
《朴刀的故事》曾引元代“水浒戏”《争报恩三虎下山》中李千娇的唱词：
你道他是贼呵。（唱）他头顶上又不、又不曾戴着红茜巾、白毡帽。[3]
杆棒与朴刀、红茜巾等成为盗贼的象征。其实杆棒不像朴刀那样简单，主要是底层人物使用，杆棒比较复杂，连皇帝一级的人物都使过，然而杆棒常与朴刀联系起来，是因为宋代产生一类文艺作品，这就是“朴刀杆棒”。
4．“说话”的分类
这里“说话”是指宋代通俗文艺演出方式，类似于今天的说书、评书、大鼓书等。上面说的“朴刀杆棒”不是指朴刀和杆棒两种兵器，而是指南宋以来说话的分类。
当代的评书、大鼓书等与宋代说话有一定的传承关系[4]，北方流行的传统评书以武打的故事为主，传之于今日的大约二十九部。根据书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四类，包括：一、长枪袍带书，有《封神榜》《列国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传》《薛家将》《五代残唐杨家将》《十粒金丹》《精忠说岳》《明英烈》《明清演义》；二、短打公案书，有《粉妆楼》《大宋八义》《宏碧缘》《明清八义》《永庆升平》《三侠剑》《包公案》《海公案》《彭公案》《施公案》《于公案》《小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三、神怪书，有《济公传》《西游记》；四、狐鬼书，有《聊斋》。我们生活在今世，觉得这种分类没有什么意义，最多也只是便于掌握评书书目而已。宋代说话也有分类，并把这些类目记载下来，这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信息。因为传世的有关宋代说话评介资料十分稀缺，这些分类及其名目提供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
北宋孟元老记录汴京繁盛的《东京梦华录》在“市瓦伎艺”条中记载瓦子里的说话科目，比较简略，仅提到五种，都是最常见的，即：
讲史、说三分、说诨话、小说、五代史。
没有提“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不等于北宋没有这类故事。“小说”一类涵盖面广，许多后世提到的分类如“烟粉（男女情爱）、灵怪、传奇、说公案”都可以包括其中。然而，关注到“朴刀杆棒”这一类内容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一类提出来是在南宋稳定下来之后，即十二世纪中叶。
创作于十三世纪初的《董解元西厢记》开篇就唱道：“打拍不知个高下，谁曾惯对人唱他说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话儿不提朴刀杆棒，长枪大马。”十三世纪初，在北方是金末；南方是南宋中叶。此时通俗文艺作品已经有了“朴刀故事”一类。“董西厢”一开篇就这样演唱，意在表明《西厢记》是“银字儿”一类哀艳缠绵的爱情故事（当时分类为“烟粉”），与“朴刀杆棒”“士马金鼓”类的武故事划清界限，宜于闺中人欣赏。
“朴刀杆棒”这一分类最早见于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他是南宋中叶以后人士，《都城纪胜》记录了南宋初年至中叶杭州工商百业和服务业、娱乐业繁盛的状况。我们从“瓦舍众伎”的记载来看，南宋初期，由于战乱，游民激增，影响到了通俗文艺作品。一、由于江湖人多了，以通俗文艺为业者也多了；二、题材更丰富了，由于社会动乱制造着生死苦难、悲欢离合，“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些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因此《都城纪胜》中“说话”分类细腻（如“说话有四家”之类）正反映了当时通俗文艺的繁盛与发展。
5．朴刀杆棒的含义
历来通俗小说的研究者们没有把“朴刀杆棒”作为“说话”中的一类，给予充分的注意。胡士莹先生甚至把“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一律归入“银字儿”之中，认为它们所表现的也是“哀艳动人”的故事。[5]我们仅从字面上看“朴刀杆棒”的粗犷勇武与“发迹变泰”的大悲大喜，怎么能与“哀艳动人”联系在一起呢？这个结论离事实太远了，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数十年来一直研究说唱艺术的陈汝衡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在《说书史话》中说：
所谓“朴刀杆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杀人报仇，造成血案，以致惊动官府一类故事。再如强梁恶霸，犯案累累，贪官赃吏，横行不法，当有侠盗人物路见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申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
也就是说，“朴刀杆棒”是讲述与“武”有关的故事的，但它又不是表现正规军队之间的对抗，其中的战斗所使用的多是短的或不太长的兵器，并且是以徒步和单个作战为主，仿佛戏曲中的“短打”。陈先生的叙述使“朴刀杆棒”的故事不仅与“银字儿”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和“士马金鼓”区别开来。陈先生在文中还点出了这些使“朴刀杆棒”者是“亡命江湖”的人和打抱不平的“侠盗”，“朴刀杆棒”的故事是表现他们的“亡命”生活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把这类作品与古代讲述的游侠与刺客生活的故事分别开来（游侠和刺客的故事可以称为古代的“短打”）。还要注意到《都城纪胜》和《梦粱录》讲到朴刀杆棒、变泰发迹都把它们附在“公案”类之后，无论是“武打”（朴刀杆棒）还是“发迹”（发迹变泰）都与“公案”（也就是被官府冤枉的案子）有关。这一点我原先也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一见“公案”马上就会联想到包公、海瑞断案的故事。其实在宋元时不然，“公案”类作品一般都带有平反“冤假错案”和打抱不平的因素，而造成冤假错案的一定都有官府势力或黑恶势力掺入其中。这就需要正义的武力去解决，朴刀杆棒就代表了出自社会底层的武力。我们一看元代的水浒戏就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些戏都是写梁山英雄的，也就是写“朴刀杆棒”的，但几乎个个都可以纳入公案戏范畴。水浒戏的作者认为当时官府的权力掌握在异族的“达鲁花赤”（戏中往往用“衙内”来代表）手里，受冤枉者像窦娥那样空自呼天喊地也没用，而替天行道的“朴刀杆棒”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于是，管他是不是戴着“茜红巾”使用朴刀杆棒的盗匪呢！
[1]?[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
[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一八五之二八。
[3]?[明]臧晋叔：《元曲选》，第160页。
[4]?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于康熙元年（1662）随漕运总督蔡士英来北京说书，收王鸿兴为徒，是为北京有说书艺人之始。后世艺人都是王鸿兴的传人。清雍正十三年（1735）曾在掌仪司立案，有皇家颁发的龙票。评书最初是说唱相兼，如同西河大鼓、乐亭大鼓等。光绪间，引入清宫，因在禁地演唱诸多不便，遂改“评讲”，去掉弦鼓，改用评话演说。于是，说评书这种表演形式就被固定下来。
[5]?胡士莹著：《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