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一个人的安顺
这本书写的“安顺”，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明贤先生更是“神交已久”而“一见如故”的朋友。但是，我要说，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认识明贤先生和他的家庭，真正走进这“城”与“人”的“心灵”深处，却是在读了本书之后，这也是我为之动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涉及或许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去年我和明贤先生一起编选《贵州读本》时即已提出过：“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一个人的安顺》让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思考。我发现自己的一生竟是在不断的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本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利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收获而“沾沾自喜”，又为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擀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时的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
真的，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当然是经过戴明贤先生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介绍），我们这些事后的研究者，就不会知道，更无法感受到，在这个边城的“孤独内向、整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小孩”的感觉，“惶惶然的战争恐惧”是与小城的永恒记忆“肃杀的严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的。于是，留下的战争记忆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夭亡”。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更惊喜地发现了战争中五四新文化在这个边地小城的传播与影响，而我尤感兴趣的是这种传播的途径、方式，以及其精神内涵。
作者告诉我们，正是抗战时期大批涌入贵州的“难民”（因江南人数量多，热情活泼，容易造成鲜明的印象，当地人讲他们统称为“下江人”）成了传播“新文化”的“使者”，就同明代的屯军带来了中原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一样。作者因此说：“这是继明初屯军以后，安顺文化进程的第二个划时代转捩点，意义非常深远。”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影响首先是“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小城的传统生活方式”。“奇装异服、特殊口味之类犹在其次，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于是）路人就要公然作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眼努嘴；小孩们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也就见惯不惊了。还形成了一个词叫‘吊膀子’。……此词大约也来自重庆人。”——此话不确：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杂文里就提到了上海滩上的“吊膀子”。“上海时髦”现在深入到中国内地小城，当地青少年纷纷模仿，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也许是最根本的。
作者说安顺人与下江人因“国难”而结缘，这话说到了要害。下江人最让人同情与感动的，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凄楚”和“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之情。作者说：“实际‘下江人’就是‘异乡人’，就是‘流亡者’，有着浓烈的沦落、苍凉、同仇敌忾的含义。”或许“我”这个从未走出石城一步的小孩，第一次从下江人，还有因马帮运货与修建滇缅公路而路过的云南人这里，获得“国”的概念与远要扩大的“家”的概念。“我这个生活在白日梦里的小孩”，还“用想象恣意描绘它们的模样，想象自己在其中徜徉”，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延伸到了江南、云南：“江南带给我那么多凄婉怅惘、低回不尽的思乡歌曲”，“云南乃成了我童年幻想的源头之一”。全新的“大地域”即“国家意识”就这样充满诗意地萌生在中国边地小城年轻一代的信中。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下江人还带来了许多“新玩意”：“师范教育、职业大学、话剧、音乐会、画展。”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影、戏剧和唱歌。作者甚至说：“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是与歌声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一回事。”这乍一看，有些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却是事有必然：抗战要求着也必然带来新教育的普及新文艺的普及。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教科书（包括我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都会提到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文人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以及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戏剧宣传队，走向全国穷乡僻壤，宣传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那时，由作曲家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后来还有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就来到了安顺；几乎同时，著名的中学教育专家曹刍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将江苏镇江师范内迁，在安顺创办了黔江中学。于是，安顺就有了“新文化”（新教育、新文艺）的中心。正是这中心传出的“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脚步连着脚步，臂膀抗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的歌声，震撼着山城，打破了古老的平静，封闭沉寂的心灵也被唤醒。《雷雨》《日出》《家》《风雪夜归人》这些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中国现代音乐的杰作，就这样走进了中国边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了这一代人的神圣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这一切在明贤先生的笔下，并不是教科书的抽象的概括，全是鲜活而传神的细节。你看这“街头小景”：“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会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看那“影院风景”：“都是大城市过时已久的破旧拷贝，断头多，动不动就中断情景，改变画面。正在室里对坐，一眨眼到了海边打斗。有时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了，几秒钟后开始变形解体，见多识广的看客就大喊：片子烧了！片子烧了！交代情节传达对话的……字幕一出，观众们就出声朗读，场内一片嗡嗡声浪……”读着这样的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依稀进入历史现场，这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战争就是这样极大地开拓了夜郎之国古朴之民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想象。于是“小城出现美国大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意儿：吉普车、短夹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洋人来了，西餐馆也应运而生；单是那“招牌”——“国际饭店”就足以让喜欢品头评足的民间评论家琢磨半天。而那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穿街而过的“壮观”，更引发了民间笑话的创造：“说是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还了得！”的确，“美国大兵（只）是安顺历史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但马克思所说的最边远的地区也要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实实在在地开始，而且不可逆转了。
当然，“西方世界”打入中国内地的努力早就在悄悄进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这都不是不经意的“闲笔”。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作者特意刻画的小城里的“缙绅”“生意人”和“名师”，这都是小城的上层人物，既是小城的“门面”，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决定着小城的命运。在明贤先生的描述中，他们无论当官、经商，还是教学，无一不是半新不旧，用作者的话说，他们“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同时也就承担着历史过渡的重任。像作者的“太老师”吴晓耕先生就是“学政法出身”，“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那么，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遂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其发源地——北京等少数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传播、扩散。看似很慢——从“五四”到抗战，已有二三十年；意义却非同小可。我曾经说过：“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本书所描述的抗战时期来自安顺这样的中国内地和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本书所传递的这一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应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书，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最后，我仍然忍不住要谈谈本书的文字。过去读明贤先生的文章，总要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所吸引。而现在他的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元气”，但仍不追求淋漓状态，而几近于“不放不收，亦收亦放，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境界。而经常引得我这个曾被安顺雨水浸泡过的外乡人莞尔一笑的，还有作者对安顺方言俗语不露痕迹的随意插入，如“玩嘴巴劲”“锅儿真是铁铸的”“看‘神仙过路’”“崽哟”之类，而有时随手拈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实话，如“大地方的人心不实”，也都十分传神，能写出一种民风民气。这实在是因为明贤先生把自己家乡的那方水土人情看熟了，琢磨透了，就达到了自如状态。读如此境界、状态中写出的文字，真是莫大的享受。而作者自觉的文体追求——将中国传统的笔记体小品（因此才有特意安排的《述异》篇）与渗透着文化人类意识的现代文化散文糅合为一体，相信自会引起读书界与评论界的朋友的注意，我就不多说了。
2004年4月6日凌晨写毕
钱理群
序二
大约十年前，经由钱理群教授推荐，我有幸读到戴明贤先生写安顺人事的散文集《石城浮世绘》。那时，戴明贤先生的名字于我是完全陌生的，贵州更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存在。
薄薄的一卷书稿，淡淡的家常文字，展读之下，立刻被书中描写的那个逝去的年代，那个远方的世界，那些众生的命运所打动。在对作者没有更多了解的情况下，年轻的我竟然胆大妄为，将原来的书名改为《一个人的安顺》，在我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感谢戴明贤先生的信任，我们作为编辑和作者四度合作，北京—贵阳之间书稿、信件、邮件多次返还。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曾经这样谈起他和福克纳之间的缘分：他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福克纳本人，但自感比福克纳的家人朋友似乎更加了解这位美国作家，因为通过字字句句的翻译推敲，仿佛已经踏上了作家精神世界的花园幽径。我相信此言不虚。通过编辑戴明贤先生的四本（三种）作品，借用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我感觉自己也对这位前辈作家的心灵世界仿佛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这里的“同情”是感同身受的“共情”之意）。
在我看来，戴明贤先生虽然远离喧嚣，幽居贵州，但其思想和文字却颇具前沿性和先锋性；虽然始终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活品味，但其每一篇作品都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和艺术用心，可以说，他是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一、中国文学的又一“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有“两传一城”的说法，其中“两传”指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一城”则是沈从文的《边城》。三部作品都是传世经典：写的都是故乡人物和往事，人物命运都是令人唏嘘感叹，艺术风格都是深挚隽永。我以为，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是为中国文学又贡献了“一城”，以后再谈起这四部永恒的经典时，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传两城”。
现在看起来，我当年为《石城浮世绘》改书名为《一个人的安顺》虽然是出于图书市场的考虑，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石城浮世绘”的确是更为恰切的书名。这是一本有着“史”的自觉意识的潜心之作。作者在“后记”中自述虽然久已想写，但直到年事渐长，阅历加深，尤其是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著作后，才进一步意识到童年的家乡“有一份自己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于是，“按记忆实录”，以抗战前后这一时段的小社会为对象，以社会群体为单位作白描勾勒这一“惬心的形式”也就水到渠成，油然而生了。实际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苦苦寻觅到不同的“惬心形式”后才开始动笔的，属于当代为数不多的有着自觉文体意识且能付诸实施的写作者。
当代作家中专注于写一个地方的作家不在少数，贾平凹专注于商州和西安，多年苦心经营；莫言专注于高密东北乡，一发而不可收，还因此走向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再次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越是地域的，也就越是中国的。戴明贤先生专注于家乡安顺、贵州，自成一家，读者远在贵州之外；而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其作品除了醇厚的艺术性，还透出他有着自觉的学者情怀：在文学之外的“史”的意识。
说《一个人的安顺》有着“史”的自觉意识，固然是因为，作者自觉地记录下了当时安顺的城市地图，建筑地标，尤其是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结构、人物群像、人情风物、饮食习俗，乃至方言俚语。正如作者所说，号为“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历史上一直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明朝初期的屯军和抗战时期的流亡两次大规模移民所形成的“五方杂处”的社会局面，令内地的主流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冲击、融合着小城的传统。虽然其地理位置相对于内地文化中心显得偏远，实际上最远的也是最近的——流亡的“下江人”带来的异质文化、抗战剧团的演出、影院的电影，加上传统戏曲都是当时的风气之先，小城的人们，尤其是作者的姐姐明端、明坤这样的年轻人立刻就被熏陶乃至直接参与其中。
然而，在我看来，作者的写作目的不止于“实录”，他还有着更高的艺术追求。虽然这追求往往被其平实质朴的文字所遮蔽，但明眼的读者还是能够准确地与作者的艺术世界接上头，并在其中深深迷醉。
文学不是政治，它是一种温柔的劝导和说服。为了说服读者，小说家用故事做迷药，诗歌弹奏着永恒致命的旋律，更多承载思想的散文要靠什么呢？哪一种写作幻术足以将散文所携带的思想诉诸读者的感官，让他们清醒地入迷呢？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散文随笔仰赖的纯是作者个人语言的魔力，是“将短暂人生的声音，透过个人语言的迷蒙烟雾，提升到永恒融洽的国度”。于是，在每一缕烟雾升起之处，作者思想的耳语说服了读者的理性。而曾几何时，我们的散文还不甚明了“劝导”这门温柔的艺术，在秦牧、杨朔的时代，散文似乎更多地“教导”着读者，要么是不甚顾及读者感受的独自“抒情”。这样的写法在那个时代是好的，是被允许的，是得到呼应的，而在今天，则是“劝导”艺术制胜的时代，只有深谙这门艺术的写作者才能俘获读者的心。戴明贤先生显然就是这样一位高妙的劝导者。
具体到《一个人的安顺》，那么多家国旧事，许多桩辛苦遭逢，其中不乏惊心动魄、刻骨铭心者，作者也只是淡淡起笔，从“莹白的石头城”写起，用最质朴无华的文字，最轻言慢语的语调，娓娓道来，并不急于去动手抓住读者，读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慢打动，以致深陷其中，难以释怀。在写法上，他糅合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甚至传统绘画的“留白”手法，言尽意远，给人以无穷回味。文字则保持着慢速、朴拙的手工感、手艺感，仿佛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起来的，针脚绵密细致，读来回味悠长。这在当下很多粗针疏脚，以炫取胜的写作潮流中实属凤毛麟角。
二、微观历史:物的前世今生
戴明贤先生曾用“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留恋之情的典故，表达自己对有情世界的多情与牵挂，并深深自责。同样的自责，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也有一个类似的表述——“我有个自责甚深、始终渴望改正而未能戒除的毛病，那就是对持有相当时日的事物每每保有一份忠诚。例如经年穿戴的一件衣服、一顶帽子，或者是一把惯使的手杖，一间久居的老屋……一旦离开它们，总觉得浑身不对劲，或内心隐隐作痛，更遑论其他刻骨铭心的割舍和分离了。”中西两位作家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表达了同样的对旧物的留恋，也是对记忆的留恋。
《物之物语》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安顺》的续篇，叙述的是1950年代以后的人事，以“物件之历史”的视角切入，刻绘父母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友朋间赠送的书面及小物品，以及一些老照片等所蕴涵的人生故事。这本书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一个“惜”字——如今是一个物质消费的年代，“一次性”取代了永久使用，“升级换代”替代了代代相传，闪闪发光的“新”取代了旧物的手泽和斑驳。很多旧物连同传统一起被迅速地放弃和遗忘，但人的生活是有连续性的——“现在”经由“过去”而来，失去了“过去”，“现在”也就失去了根基。蔓延在社会上的普遍焦虑情绪就跟失去了“连续性”不无关系。此时，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惜物、惜人、借光阴、惜旧情、惜缘分、惜传统的情怀，就显得格外安详、自足、富有启示。
这本书里，再次彰显出作者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独特的语言魔力——全书共五十四篇，写出了五十四件寻常又不寻常的“物”的幽微历史。尤其是，其中很多的物与人都是不入通常写作者法眼的家常物件、平凡人物，作者却独具慧眼和慈心，能发现其物存在的真理，其人内心的绚烂，从容勾勒其脉络，耐心梳理其来历，从而写出一个时代的风雨雷鸣；那个笼罩着政治风云的年月，那些以各自耐力与韧性维系自己存在的人物，读完他们的这段“小历史”，谁敢再说只有英雄人物才有资格入史？这种看待物、看待人、看历史的眼光，岂不暗合了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路子？书中所写的“贵州往事，且行且忆”岂不完全可以远播他方，传之久远？
三、一个写作者的生命哲学
身处这个火热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处？一个地处贵州这样相对于“中心”略显偏远之地的写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处，乃至如何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开拓写作资源？对此，戴明贤先生的新作——《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实际上，多年以来，戴明贤先生自己的生活就一直渗透着审美感——家常的审美感，他是少数能将生活与作品融为一体、做人与做文和谐一致的作家。
在讲到法国作家蒙田时，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说到他的归隐的生活哲学：“倘若没有引导，没有范例，要过好幽居生活比过好公共生活困难得多。这是一种艺术，需要每个人独自钻研。读书，不是为了求知或者谋生，而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戴明贤先生不是隐居者，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安顺子民，他在现实与理想、功名富贵与心灵独立之间有自己的取舍，也有对现实的妥协。在说到自己身处的贵州时，他这样说：“贵州建省晚，僻处西南一角，从来不受先进地区、主流文化的青眼。”作为一个写作者，身处偏远之地，如何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开拓写作资源，戴明贤先生选择了乡先贤郑珍作为交流对象，所以，他写郑珍诗传，就像是在写自己，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做到了，这种相隔不同时空的交流是如何有效，如此深刻、如此默契，以至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说是作者“发现”了郑珍的存在。经由这发现，读完全书，生活于一二百年前的这位诗人，“已经成为我声息相闻的近邻，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对饮，可以雨夜联床”，“而不问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了”。
尽管如此，如何让生活于一二百年前的经学诗人的诗能为当代读者所理解，作者很是费了一番苦心，除了用他自己最拿手的散文翻译出一首首原诗之外，还用了很多心思还原郑诗的精神，注重百载之下读者的感受。如在一八三九年九月与僧人登山留书复与友人乘船玩山的情节后，作者用一句“这是郑子尹数十年阴霾中一个珍稀的响晴天”作结，一句话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近二百年后的我们发出会心会意的微笑。
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由写作者和阅读者共同创造的。戴明贤先生的这几本书，都不是热销书，但是，作为责编，我送出去的每一本书都有欣喜的回应，这就是文化积累、文化效益。有机会来贵州的朋友都想来见见戴明贤先生，都想去一趟安顺。有朋友在安顺看到戴明贤先生手书的匾额都兴奋地打来电话——的确，戴明贤先生已经成为“贵州的文化名片”、“安顺的文化名片”，他的读者都是高品质读者。这是一个小众阅读的年代。我坚信，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销售了多少册，而在于它被多少个读者用心细读，被多少个读者珍藏在心头。在这个意义上，戴明贤先生的乡土系列作品更丰富的意义还在未来，在远方，等待更多读者的阅读和发现。
戴明贤：
属于未来和
远方的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