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鲁西南
我们在山里躲了一天“警报”。晚上，孙校长和几位老师带领全校同学三百多人，各自背着铺盖卷来到火车站。
泰山雄迈地遮住北半天，它是想把日寇堵挡在身后吧？又似乎护卫着我们这三百多人的活动。车站票房的尖顶直刺夜空，它是向苍天控诉吧？它凝结了全城人的悲愤！用芦席掩盖着的尸体，横陈在路基两旁和街旁的崖沟中。这是两天来，敌机肆虐造成的惨剧。这些受难者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知家在哪里，亲属在何方？断垣、颓壁……石板铺砌的街道上，水、酱油、醋、酒……混合的液体冻得溜滑，会把行人滑个“筋斗”。整个县城、西关一片昏暗。
一列“闷罐”、敞篷混杂货车停在站东边，只有很少几节装着什么货物。车头喷着水汽，发出“沙沙”的声息。它似乎不敢出声，但声音却在冰冷的空气中震响，而且传声很远。孙校长和几位老师带我们全爬上了火车。我同二三十个同学坐在最后一辆敞篷里。因为冷，大家挤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一列南去的火车，也许是最后的一趟。据年老的老师们说，从泰山北面已隐约传来重炮声，大约鬼子兵在炮轰黄河渡口，正要渡河。“韩青天”的第三路军大约挡不住，也许不挡就撤了。
车站上一个兵也没有，也见不到一个铁路警察。几个站务人员有时在站台上走过，连只红绿灯也没敢提着。
据说胡干青老师等已于白天乘车南去打“前站”，准备在济宁等我们。存在学校里的行李，由事务员们设法南运。
火车头喷的水汽越来越浓，“沙沙”声越来越响，好像马上要开出，但总是不开。我们这个敞篷车里的人起初还在低声说话，夜愈深，天愈冷，大家紧紧靠在一起，不知怎么地完全熟睡过去。
不知谁先冻醒了，大嚷了一声：
“坏了！我们的车皮被甩下了！”
全车皮的人都惊醒了。果然，车头拉着前边的“闷罐”、敞篷开走了，只把我们这节车皮甩下了。“哎呀！怎么咱们全都睡死了！”
“孙校长怎么把咱们这节车皮甩下？”
大个子李振泌有主意，他判断：孙校长不会单单扔下咱们这二三十个人，说不定是忘掉这个车皮里有人。也许，他们没走，又回到城里去了，等明夜再走。
我们二三十个人背起铺盖卷，失望地走下站台，顺西关抄近路回学校，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狗不吠，人不惊，到处是炸塌、震塌的房舍，满街结着冰。路经基督教会门前，只见松枝牌坊七零八落，红绿纸散落满地，上帝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来保佑他的子民？
走近泰安初中那黑漆漆的院落，只见事务人员正在一盏煤油灯下盘算怎样运行李南去。很奇怪，体育教员卢宗文竟也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南去呢？体育教员应该带队的呀，怪不得在车站上没有见到他。
他们都很惊讶：
“你们怎么回来了？”
我们都很懊丧：
“孙校长把我们扔下了！”
他们解释说：
“不会。他有两个打算，一是坐火车到兖州转济宁。要是坐不上火车，就步行往宁阳到济宁。你们怎么？不知道吗？”
李振泌在同学中自然成了领袖，比画着回答：
“我们这个车皮的人全睡着了，醒了才知道被甩掉。孙老师他们坐的是前边的‘闷罐’和敞篷，一定被车头带走了……又想，也许没坐上火车，又回城了……”
“怎么办？”几个老师互相看着，交换着眼色，沉吟了好久。
卢宗文老师似乎是局外人，他侧着头在思考什么。这时，我们才发现屋子边上有一辆自行车，货架上捆着个行李。他突然站起来说：
“我带你们步行往南走！反正孙校长说好了到他老家成武县住下……我本来准备骑自行车回烟台，我的家眷都在那里……好吧，我带着你们，只要遇见了孙校长，把你们交给他我就不管了……回烟台……唉唉……老婆、孩子……”
我们立刻转忧为喜，用感激的眼光在黑暗中相互示意。想不到这位“驴脾气”的刺头老师竟有这么一颗牺牲自我、善良的心。
我们立刻出发。卢老师骑着自行车先行，约定过铁道，绕过蒿里山，直奔去宁阳的大道。
钻过铁路洞子，绕过十殿阎君所镇的蒿里山 ，只见满野一片漆黑，只有往西南去的大道还有点发亮。不知谁说有条小路，比走大路近得多，我们胡乱顺了一条，向西南方向走下去。愈走天愈黑、愈走路愈窄，弯弯曲曲，坎坎坷坷走了半个钟头，只见前面黑蒙蒙的一片，比天空还黑得多。走呀，走呀，不知谁叫喊了起来：“怎么跑到坟地里来了？”
这时，对面突然有吆喝声，不知喊的什么。接着，有几个人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什么，仔细看看，原来是几个“第三路军”。他们嚷嚷：
“干什么的？往战壕里乱窜！”
“学生！”
“学生怎么半夜里出来了？”
“迁校，学校搬家，往南搬。白天怕轰炸，扫射……”
“俺们差点搂了机枪！还以为是鬼子摸营哩。”
我们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在松林里。“第三路军”在坟头之间掘出战壕。林子不远是一座村庄。
我们只好向“第三路军”说“好听的”，绕过村庄，摸上大路，再也不敢抄小路了。
我们硬拉着腿向前迈，铺盖卷压得脊背疼。整个田野乌黑乌黑的，只有一条发亮的大道像一条绳索，拖着我们不停步地向西南走去。向哪里去？西南，西南，知道有一条汶河，过了汶河再奔宁阳。
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绕过了多少村庄，东方渐渐发白，虽然脊背上压着铺盖卷，还是有些凉意。天空由灰白转惨白，东方有点发黄……也有血晕……太阳张着赭色的脸，又像肺病患者脸上的绯红……几道霞光也白得有点病容……远远传来敌机的“轧轧”声。不久，便出现一架敌军的侦察机，自北向南沿着大路侦察。只要它飞近了，我们便藏在土崖或坟墓背面，等它飞过去再走路。它飞远了，几乎听不到“轧轧”声。一会，它又出现了，“轧轧”地飞在我们头顶，好像侦察到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只好躲了再躲，藏了再藏，也算是一次又一次地休息吧。近午，才听不见它那鬼响声。我们路过一个大村子，在大车店里买块凉锅饼，边走边啃。卢老师骑着自行车，走走停停，一路检查人数。敌机飞来时，他都是隐蔽在崖头下等我们。午后，他约定投宿汶河边的塔房，好明天一早渡汶河。据说，敌机曾扫射汶河上的一个渡口，必须趁早才安全。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在村庄附近才偶尔有几个背着粪箕子拾粪的农民。途中，竟碰上骑自行车南去的纪慧亭先生。他不愿当亡国奴，说：“家，谁也不能管了……”他没停留，迅速上车赶路。傍晚，还没走到塔房。我们在一个村头问了一下小店的主人，才知道还有八里，只好赶紧赶路。二三十个人走得七零八落。我同赵忠几个因为边走边拉呱儿，落在最后，直到漆黑漆黑的时候，才走进一个房舍低矮、街道弯曲、狭窄、高低不平的村落，这就是塔房。村南就是汶河，因为两岸结了冰，流水声不大，听起来很凄楚。我们走进一家客店，卢老师、李振泌已在那里，招呼大家休息，然后分散到左右几个旅店住下。
店主人问我们吃几两的“起伙面”，我们不懂，经过讲解才明白。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的路，只啃了点锅饼，饿得发慌，当然想饱餐一顿。我们商量每人吃它一斤半，店主人笑了，说我们一斤也吃不下。我们觉得“一斤吃不饱”，店主人只好照办。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衣衫褴褛、头包黑帕、面色黧黑的中年妇女，问我们吃不吃炒“长果”。李振泌给他五角钱，她回家炒“长果”去了。
面条下出来了，店主人盛了一大黑盆端在屋当门。一摞黑碗，一把筷子摆在矮桌上。我们各舀一碗，趁热快吃。我蹲在地上猛扒几口一下吃了大半碗，忽然觉得头昏脑涨，只好一气把它吃完，赶快靠墙坐在行李上，迷迷糊糊就不知所以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人推醒，原来是李振泌。他竟然没有睡，还很有兴致地把大家都吆喝起来：
“起来！起来！花生来了！吃花生啊！”
果然，那位中年妇女背了个篓子进来了，往屋当门一倒，嗬！一大堆花生，又大又饱满。她高兴地招呼大家：
“炒得正是火候，不煳也不生，还热乎，等凉凉吃才香呢。”
我们都围到花生堆前，等不得凉透，趁热想吃它个够。谁知我吃不上一把，又头昏脑涨，只好又靠墙坐到行李上，不知不觉进入了睡乡。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大家急忙背着行李卷奔向渡口。卢老师同一个船工已经立在岸边冰冻的浅滩上。这几天，没有狂暴的北风，只是感到十分清冷，虽不刺骨，却也满身紧巴巴的。
一只破烂的木船冻在浅水里。汶水的大流在缓缓地西去。
卢老师指挥我们：
“你们踩着冰上船，最多上去十来个，要晃开冰冰，使劲晃，越早越快越好！分两拨过完。过晚了，鬼子飞机又来哼哼了……”
船工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农民，“大棉袄一扎腰”，头戴破毡帽，脚蹬“老棉鞋”，手里持着一根长篙。他领我们走上破船，嘱咐着：
“别看船破，但不漏。咱们使劲晃，散不了板。早晃开早过，别让鬼子飞机找咱们的麻烦……上边的渡口炸过一次，幸亏没伤着人……”
我们十几个人叉开腿，互相扶撑着，用力左右摇晃。晃呀，晃呀，好费劲，船在冰里纹丝不动。晃呀，晃呀，心越急越晃不开，累得有点汗津津的。
船工立在船头，叉着粗腿，一只手卡着腰，一面晃，一面鼓励大家：
“使上劲，不消停，只要晃开一道缝，就算行了！”
大家一鼓作气，听从指挥，似乎有韵律的左右晃—其实船仍死死地冻在冰冰里。晃呀，晃呀，使劲！使劲！……突然“咔嚓”一声，冰裂了缝……
“慢！慢！”船工大声吆喝。
大家轻轻使劲，靠船边的冰凌渐渐零散了。冰层本不厚，一晃开问题就解决了。岸边的同学们也高兴地呼喊起来。这时，隐隐约约有敌机的“嗡嗡”声，大家不免有些担心。船工马上放船中流，一会便冲向斜对的沙滩，撞上冰冻的河岸而止。我们马上跳下船去，迅速向近岸的树林奔去。敌机的“嗡嗡”声已经消失，我们便坐下来等候下一拨摆渡的同学们。船工玩船娴熟，很快便把同学们渡过。卢老师带着自行车同船过来，他早已付过船费，向船工拱手致谢，便骑车离队先行。我们两批同学会齐后，便急忙拔腿向宁阳城奔去。
渡过汶河，真是过一道难关，卢老师兴致特别高昂，在大路旁等候我们，满面笑容，推着车子步行。我们在他两边走着，边走边谈。他真的打开了话匣子，他说：
“本来，我想把你们送过河就回去，骑自行车去烟台，老婆、孩子都在那里呀！说不定鬼子已经登陆，他们已成了亡国奴！”
我们听了都有些歉意，如果我们不在那个车皮里睡着，怎么会把卢老师也连累了呢！
他坦率地说着半年来的思想矛盾：
“放了暑假，我们一家回烟台避暑。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流亡学生和逃难的人大部分乘船到烟台，真惨！流亡！唉唉，流亡！我有个想法，英美军舰经常停泊在烟台，也许鬼子不至于莽撞侵占。临近开学，我独自一人返校，谁知日本鬼子顺津浦铁路南侵，一直打到山东边上。孙校长说，何厅长，就是何思源，同意他带学生南来，第一步先迁泰安，我也跟着来了。要是再往南走，我就不去了……昨晚我怎么也睡不着，老是想呀想，回去当亡国奴呢，还是跟大家流亡出去……战事也许很快就要停住，鬼子向来是蚕食政策，小日本一下子吞不下咱中国……咱们也许还能回到杆石桥外咱们那所中学，你们照常上学，我照旧教你们体育……练一个头号篮球队，再练个棒棒的足球队……”
卢老师三十出头，身体短而健，高鼻朗目。每当足、篮球比赛时，他西装笔挺，哨子满口吹，又响又彻。尤其是满嘴英语，流利动听，使比赛进行得紧张而又热烈，比赛双方都能赛出水平。据说，他原在齐鲁中学教体育。某次，一中同齐中赛篮球，一中的同学被这位年轻的裁判迷住了。啊！漂亮的英语，whistle！他们要求下学期把卢老师聘过来。孙校长同何思源是“六中—北大—曹州帮”，当然能满足运动员们的愿望，于是卢老师便成了一中的体育教员。还有人说，某年，不知谁惹着卢老师，他犯了“驴脾气”，甩袖子去了德县初中（十二中），第二年才又被请回来。他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朝同学发脾气，烟台腔又带点天津卫的味道，无非是“你看着我好惹，我不好惹；你看着我好斗，我不好斗”。翻来覆去，就那么两句话。想不到在这流亡的道路上，他竟敞开了“话匣子”，而且还是一个极坦白而又随和的师长。
他讲起自己的故事：
“俺家是广东人。伯父是一家轮船公司在烟台的经理。我从小在烟台长大，上学，后来考上天津一个商业学校。我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踢足球。你们大概都知道南开的足、篮球都很棒，什么‘南开五虎’啦……俺们商校也不弱，强队。毕了业，不愿在烟台跟着伯父做买卖，便去上海找我姐夫。我姐姐同阮玲玉是妯娌。姐夫家的哥几个拍电影、演魔术……真是好玩的玩意。姐夫想教我演电影，又嫌我个子矮。郑小秋就是个小矮个，跟胡蝶配戏，真难看！冲着他爸爸是郑正秋。我个子矮，也不愿去演电影。姐夫知道我爱好体育，就让我上了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毕了业，当了体育教员，用前清状元王寿彭的话，‘玩皮蛋子’。”
似乎又有敌机的“嗡嗡”声，但接着又听不见了。
卢老师谛听了一会，又讲起来了：
“‘七七事变’，我觉得中日全面战争也许打不起来，谁知真打上了。夏天，我去了一趟上海，住在金焰、王人美家，哈哈，你们知道，一个是‘电影皇帝’，一个是‘野猫’。我怎么认得他们？金焰是我的学生。他上过齐鲁中学，朝鲜族，篮球打得不错，他还是上海电影明星篮球队的center呢！‘八一三’，金焰还去前线打过游击……军队都撤下来，他们的游击也打不成了……谁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停住。韩复榘在日本银行存了许多钱，他妈的，刮了地皮，什么实业也不办，又不买新式军械，他当然不愿打，也不扛打……二十九军是好汉，从天津打到桑园……中央军也还扛打，他们武器好……但也顶不住日本鬼。走吧，老师们带家眷的不多……你们孙校长的太太就扔在了济南……唉唉，不能当亡国奴！”
他的谈话带着追悔、伤感的意味，使我们觉得他很可亲近。生活的道路把他扯来扯去，也许是不得已才干了体育这一行。或许，他还有难以说出的不幸遭遇，无法向同学们倾诉。我们都很难过，为了他这次同妻儿无法团聚。
他决断地说：
“孙校长他们不会坐火车南下，他说也许步行南来，因为坐火车太危险，敌机白天会来捣蛋。他们一准也奔宁阳，说不定，在那里能同他们见着呢！……过了汶河，又保了一层险，我头里先走，反正离宁阳已经不远，到那里集合吧！”
他跨上自行车，兴致勃勃，蛮有信心地疾驰而去。我们不禁加快了步伐，也不“打尖”，打算到宁阳城再吃饭。不久，路过一个大村镇，大车店里有新“打扇”的白菜猪肉大包子，还卖黏粥，我们就放开肚皮猛吃猛喝一气，劲头十足地马上赶路。走不上七八里，宁阳城已在不远，看样子，县城不小，城墙蛮高大，城门楼子也挺有气派。
宁阳城里南北一条大街，宽而平，黄土路。全街只是北头有个一间门头的广货店，柜台上方挂着毛巾、线袜、扎腿带子……一个中年白而胖的女人坐在那里，好奇地望着我们。不远，迎面走来几个乘坐别的车皮的同学，我们不禁“啊呀”了一声。他们说：
“卢老师已经早到，叫我们来迎你们。”
“你们不是坐在前边的车皮吗？怎么又下来了？”
“孙校长在车皮里冻急了，吆喝大家下车，步行来的。”
“怎么把俺们那个车皮忘了？”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都歪倒睡了，他们没发现，我们睡得太死，竟没听见他们吆喝。
“你们走塔房，走了冤路，俺们走了个近渡口，从东面过的汶河。”
我们赶忙来到住处，同学们有的在休息，有的出去闲逛。我同赵忠几个在地上伸开铺盖正想躺一会，只见孙校长进来了，满脸怒气，指划着我与赵忠，劈头就训：
“你们领头乱跑，上哪里找你们？跑没了，我怎么向你们家长说话？乱跑！乱跑！我管不了你们了！”
我们想分辩、解释几句，他拧过身子，气冲冲地走了。
李振泌约我去街上闲逛，赵忠有事没有同去。我们走到大街上，满城逛，连城墙根也逛了。全城连个饭铺也没有，到处安安静静。我们走进那家广货店，中年妇女说，她在济南后营坊街西头也有个广货店，两间门头，鬼子飞机在筐市街扔下炸弹炸伤人后，她躲来老家。别看生意小，却还是济南、宁阳两号买卖。
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跟着我们，我们不嫌他，也不理他。他跟着到处走，也不说话。我们正往住处走，他突然问：
“鬼子来了怎么办？”
一个同学说：
“打！”
他问：
“你们为啥不去打？怎么往南跑呢？”
我们不好意思，只好说学校南迁，我们还得念书。
他很后悔，也许后悔跟着我们，但仍旧跟着，直到我们走进住处的大门。我回头一看，他还伫立在街心，望着我们。
回到住室，同学们说赵忠走了。真突然！他母亲从曲阜娘家派人来接他，带他刚走。赵忠本想等我回来再走，但来人催他，只好走了。他留下学校会计室的存款折，还有相册、《柯达摄影术》等。据说，他到曲阜告别母亲后，再到济宁一带赶上学校。我很怅惘，多么好的伙伴，在泰山脚下几乎形影不离地相处了两个月，现在一块流亡，应当是患难与共了，想不到竟如此分别了，也许是永别……他戴走我那顶海军式呢帽，我脖子上挂着他那块蓝、赭两色的方格呢围巾。孙校长的宏论又在脑海里“嘤嘤”作响：“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读书救国”……上俺老家成武，几十顷地，大哥开盐店，管得起大家饭……把你们送回济南，回家，同家长团聚……
因为怕白天敌机扫射和轰炸，我们只好睡半宿即起，摸黑赶路。路上，真困得够呛，虽然脚步比白天走路还快。我们必须一个人挨一个人走，否则就会掉队。但又不能挨在一起，因为两人一接触，后面的就会发困，摔跟头。如果倚着一棵树，或在村头的房舍靠墙休息，就会马上睡着。这样，就得由童子军教员操劳了。他们一手握手电筒，一手执小棍，照顾同学们走路。小同学章士琦、张宏仁 等往往掉队。教员先生只好挥舞着小棍敲打，半开玩笑地吆喝着，催他们快走。黑咕隆咚的，他们耷拉着头，不停步地向前走，像几头小牛犊。
拂晓，我们路过一个小村，扑鼻而来的是刚开锅的豆腐浆香味，真使人馋涎欲滴，何况走得又饥又累。于是，寻到香味飘出的人家，莽撞地敲打门板。这，当然会惊动他们，但知道来意后，就欢迎加安慰了。趁点卤之前，我们饱饮了一顿豆腐浆，同时也就休息一会了。曙光满天，我们马上赶路，心神、四肢有说不出的欢愉。走着，走着，旅伴中间出现一位“灰丘八”（第三路军士兵）。这“灰丘八”五大三粗，衣服整饬，满面红光。他赤手空拳，斜背着一个包袱，一口河南腔，横横地问我们：
“恁是干啥的，往哪里去？”
“学生—流亡—上河南！”我们故意逗他。
“河南的风俗跟山东差不多。”他突然拉了“近乎”。
“你回老家吗？”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他。毫无疑问，这家伙是个逃兵。
“对！回河南。”他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们被鬼子打哗啦了吧？”一个同学带点刺地问他。
“没有！我是家里有病人，看望完了再拐回来。我是请假……”他唔唔噜噜了。
我们走近了一个大村，他突然说要买盒烟抽，就离开我们向村内走去。我们顺着村外的大道，继续前进。
我们越过大村约莫一里多路，突然听见村里传来一片呼喝声，接着从我们身后传来了马蹄声。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沿路奔来一匹大白马，马上猴着一个家伙，他用缰绳不住地抽打着马臀，一会儿就跑到我们背后，从身旁疾驰而过。不是别个，正是那位“第三路军”。他妈的，抢了村里一匹好马，窜回老家去了。
在济宁住宿一夜。重睹电灯的亮光，精神为之一振。父亲携一家人曾在这里传道。与一位中国武牧师交好。在济南成立耶稣会后，他曾带我到这里的第七中学（济宁中学）探友（大约是盛星吾）。我到济宁初中门口去看，只见校门依旧。学校于抗战后亦解散。济宁是鲁西南最繁华的城市，市面有慌乱景象，但饭铺大都开张，饮食还便宜。
第二天，跨过泥泞的万福河两岸，往金乡县城走去。
我们在金乡县度过了1938年元旦。
张清洋到达早些，他说在盐店里见到孙校长的大哥孙介人。他对张清洋等说：“我是恁大老师，北大毕业，省府少将参议，现在成了Marketer。先到俺老家去吧，看看战事怎么样，再走下一步……”
张清洋家里来了人，把他领回老家济阳去了。同赵忠一样，我没能同他握别。他与我交好，因都爱好文学，自然形成的。他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但没有跟他老师燕志隽走又不当流亡学生，济阳已经沦陷了吧？那会怎么生活下去……
（据俞智民听张清洋经商的兄长说，他在济南战役时，执枪抵抗，被击毙。）
金乡县城虽不大，但街上有些店铺，饭摊不少。民众教育馆周围颇多池塘，结着冰。古塔的倒影映在冰上，显得古朴而寂静。
金乡还没有敌机侵袭，也没见到一个“灰丘八”—第三路军。奇怪，街上却也出现了一些褴褛的士兵。矮矮的身材，精神挺饱满的。悄悄打听一下行人，才知道是四川兵。这些“补丁摞补丁”的部队到山东来干啥？
“出川打国仗，”他们自豪地大声说，“以前打的是内战，丢脸！这次打国仗，光荣！”
两个特别矮小的“川军”在收电话线。他们虽然穿戴得寒酸，但洗得干干净净，短皮带扎得绷紧，脚上还是单鞋、单袜。
“开拔吗？”商店的老掌柜从柜台里探出头来，满面笑容地问。
“或许出发……”他们曼声应着。
“喝碗茶再走哇！”老掌柜不是虚情假意。
“得闲再来……”他们紧张地缠着电话线。
后来知道，这些川军即王铭章部，他们血战滕县，阻击日寇，大都壮烈牺牲。
几天以后，我们来到单县城。单县城挺体面，宽而直的街道，路面撒着黄土，听说什么官儿刚来视察过。“单县人不善，曹州人不草”，曹州地带民风粗犷、豪爽，自古以来多出英雄好汉。
“奶奶！”
“小舅！”
“zhua！”（啥、什么、怎么……）
大家很快就学会了这些粗话和土话。
街道上羊肉摊、铺很多。开摊铺的男女掌柜不住地吆喝：
“羊汤！壮馍！吃吧，吃吧！”
羊汤，就是用羊肉炖的汤，好懂。壮馍是什么？原来是白单饼。你若不怕膻，那确是美味，而且经济实惠，很垫饥。地摊上一坐，饱餐一顿，别有风味。但你要小心点，那地摊的横板上凝着厚厚的羊油，连坐的窄板上也不薄，你稍不注意，就会沾得满袖子、满屁股都是羊油。城里有高级羊肉馆，我们没有资格去问津。
单县，是父亲传道大受欢迎的地方。他在南京使徒信心会同美国梅牧师闹翻，携带全家北行，传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沿途有时行乞传教，备历艰辛。他是基督教共产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大概还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他是所谓属灵，讲求受浸礼、认罪、悔改、圣灵充满……单县基督教会的美国牧师异乎寻常，打破派别界限，且不轻视中国传道者，请父亲到他的教会讲道。父亲讲道近一个月，教徒们大为兴奋。有一个叫段财聚的青年追随了父亲。父亲在济南建立耶稣会，他在单县建立了分会，后又脱离。父亲去世后，他与孙承备等参加了中华基督教会—耶稣家庭，到陕西、甘肃传道，在许多县、乡建立了教会—家庭，很有名气。他改名为段才聚，又改为段彩炬，自封为牧师。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带我又到单县一次，因而记得段家的住处—西关的一座茶馆。这次流亡到单县，我凭记忆找到了段家茶馆，并见到身体硬朗的段大娘。她对儿子很不满，说信教、传教，都不应“破家归主”，甘心去受苦，疯疯癫癫。
我们在单、曹二县之间奔波，当天就要住曹县青崮集。深冬腊月，鲁西南一片荒漠，行人寥若晨星，只有小群的乌鸦在路旁麦地里啄食。我们走近了，它们便“唰”地飞起，“呱呱”地叫着落在不远的地方又啄食起来。
时近黄昏，我们远远望见了青崮集—一个好大的村镇。估计还有三四里的路程，我们急忙赶路。满坡的乌鸦都向近村的树木上飞去，昏黄的天空被他们搅得又斑驳又不静。这时，从我们后面快步走来了满脸糟疙瘩的事务员。和他并肩而行的是一个戴近视眼镜的人，约莫二十多岁，穿一双短篮球鞋。他们催我们快走，说到晚了，饭铺上了门就没饭吃了。我见这陌生人一脸书生气，还带点稚气，就问：“你是哪个学校？”
“济南高中……”他回答得不甚爽快。
我沉吟一会，就冒失地问：“教书？”
“嗯！”他有点诧异，认真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想：像个学生，想不到还是老师呢！也许才大学毕业。我又隐隐约约想起，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一个常同李广田老师一起游玩的人。（他是许衍梁老师，被济南高中解聘，但初中聘了他。）
进了村头，只见路南一所小学，规模不小，相当整齐。我一下想起，同学韩承科就是这个小学毕业的，恐怕就是本镇人。
校门台阶上站着一个穿黑制服的人，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丝毫没有曹州好汉气概，大约是这所小学的教员，他那清瘦的面庞带着笑容，羡慕地问我们：
“你们是上延安的吧？”
“不！去河南。”我们回答。
他有点失望，但又很想接近我们，直率地说：
“我是这个小学的教员。抗战，抗战，老韩领着军队往后窜；老蒋，也是长跑将军……南京丢了，往西跑……我看，还是第八路军，早先是红军，共产党的军队……我明天就走，上延安抗大……前天已经去了两个同事……”
他走上校门的台阶，大声讲着，挥动着胳膊，简直是在讲演了。
我们向镇内走时，俞新民说：
“我落在后面那一刹，在一个村头巧遇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贾敦芳，他在那里做民运。他听说济南初中的流亡队伍路过这里，特意到村头等候。他劝我留下一块打游击……怎么着？咱们到河南再作打算吧？”（贾敦芳在1949年后曾任云南省纪委副书记。）
饭铺大都黑灯瞎火，但十字街口有几个卖胡辣汤和油馍的小摊。我们蹲在纸糊的灯笼前又吃又喝，觉得别有风味。
辗转“陇海平汉” 暂栖许昌
次日，早早动身南去。我们在黄河故道的大沙窝中跋涉，攀上滑下，终于走出韩青天的地盘，来到蒋介石的统治区—河南商丘的朱集车站。这里没发现什么“新生活”，一片灰土。车站上有无数衣衫褴褛的商贩，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叫卖着吃食，他们哀求旅客们买他们的吃食。
体育教员张剑青在车站上出现。他把行李捆得细而长，从肩头一直拖到脚跟，真稀奇！他说，他原籍是河南，算是回到老家了。并说，我们学校先到郑州，然后南去许昌暂住。山东省教育厅给陇海、平汉铁路都打了招呼，流亡师生坐火车不花钱。他夸口说，不要怕坐不上火车，有他，一个同学也落不下。
张剑青是个传奇式人物。据说他曾在一个什么军阀部队里混过，被另一个军阀打垮，他带着一股散兵游勇从河南“长征”到山东。他是老一中的学生，得过山东省初中撑竿跳高第一名。他的篮球打得别具一格，旋风式，野牛式，带球猛闯，从篮板右侧甩手抛球入篮，十拿九稳。人呢，在全场掌声中冲出球场十几米才刹住。那种英雄气概，无与伦比。他进过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不知为什么又去了苏州成烈体育专科。夏天，他整日泡在游泳池里，义务帮女同学练游泳。在上海，他曾冒充北平人报考某电影公司的临时演员，一下被“考试官”戳穿是河南人或山东人，只好充个“哑巴”角色，在某影片里扮演一个不说话的法官。他身材高大，健壮，但头顶尖尖的，左颊一块大疤，总之，不是美男子。
西去的列车快进站了，远远望去，棚顶上、踏板上全挤满了人。那是从南京渡江北来的幸存者及津浦南北两段的难民。列车驶进车站还没刹住，只见张剑青挨近一个窗口，跟着列车快跑几步，一纵身像一条泥鳅，从窗口钻进去了。这一招，才懂得他那打行李的奥妙，也显示了他那体育教员的高超本领。车刚刹住，他在一节车的脚踏板间出现，两臂把旅客们左右一挤，同学们就一个个被他拖上车去了。拖到无法再拖时，他在一个窗口出现，把剩下的同学从窗口钓进去。我是最后被钓进去的。他哈哈大笑：
“文人，都是文人！文弱书生！一个也不能掉下！跟着我走，吃不了亏。”
列车在西进。我们没有座位，只好把行李扔在走道上，坐在上面。坐乏了就起来站着。妇女、儿童、公务员、商人……形形色色的衣饰，一个个愁眉苦脸。货架上也躺着人，有的在打鼾，睡得好熟。突然，从一个座位底下钻出一个高大的士兵来，接着又从另一个座位底下钻出一个同样高大的士兵。他们衣帽还算整齐，东张西望，有些担惊害怕。
“出来喘口气吧，没有查票的，也没有铁路警察和宪兵。”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安慰他们。
“大老广……开小差……”一个公务员轻蔑地说。
他们是广东兵，像两个傻子，愣愣地站在那里。
“从南京撤下来的吧？”我们关心地问他们，很想从他们嘴里听一听战斗的实际情况，什么雨花台、中华门血战等。他们在京沪一线同日本鬼子较量过，不能不让人尊敬。
“是的！是的！”他们连连点头，说不了几句“官话”，唔唔噜噜不知讲了些什么，只约略听出是“回家！回家！回家去！”
显然，他们的部队被打散了—被敌机、敌炮轰哗啦了。他们从血和火，从长江滚滚激流中逃过江来。
突然有人低声说：
“查票的来了！”
两个“大老广”很机灵，各自钻进原来的座位底下去了。旅客们很爱护他们，都把行李拖到座位前，挡得他们严严实实。
查票员依然衣帽齐整。短小的宪兵军官，粗浑浑的铁路警察，黄、青的呢子制服在车厢里放着光彩。他们神气十足地吆喝着旅客拿出票来。其实，有票的人不多，大都以流亡、逃难的身份应付过去。他们也不过于追问身份，从坐满、站满旅客的人行道上挤到另一个车厢去了。
两个“大老广”一直没敢露头。人们悄悄地唤他们出来换口气，他们一吭也不吭。
豫东一片死寂。隆冬，村头、田野没有人的踪迹。这里曾是蒋、冯大战的旧战场，不久，日寇的炮火将要轰破这里的死寂，也许会有几场恶战。
车近古都开封，铁塔、龙亭……吸引着我们这些少年人。但，我更多地回想起泰安初中校院墙上那些“到延安去！”“到临汾去！”“到开封去！”简短的标语。听说石友三 在开封组织什么“军头”，请张友渔去做政治部主任……有一位作家还称他（也许指孙殿英）为中国的“夏伯阳”呢！有趣！
车在开封站停靠时间较长，有些同学竟结伴去城里逛了一趟。此地没有下车的人，上车的人只好往上硬挤，一片嘈杂的吵吵声，加上商贩的叫卖声，车站上混乱不堪。
郑州是平汉、陇海铁路的交叉点，战时，更显出它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换车，等北来南去的车去许昌。日军沿平汉线向南侵到安阳一带，黄河铁桥虽挨过敌机轰炸，但还能通车。郑州也挨过炸，不过车站附近仍矗立着几座高大的楼房。远远的，能望见郑州的土城。这里一片荒漠，没有成片的林木，幸无强烈的北风，否则大家将淹没在迷茫的黄土、尘沙之中。
我们在站台上买饭吃，第一次喝到“浆面条”。女孩子们用棉垫子包着小瓦缸，摆在地面上，一个篮子里放着碗、筷和勺子。“浆面条”就是用酸浆下的面条，酸溜溜的别有风味，类似济南用酸浆做的“油粉”。还有卖油茶的，一把大铜壶，用棉垫子包裹着，壶嘴塞一个木塞。同样，一个篮子里放着粗碗和一小缸清水……这似乎是比较高贵的买卖，叫卖者不是妇女、儿童，而是老年或中年男子。我们当然也要尝尝稀罕。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左一堆右一堆。南下、东来的逃难者聚集在这个“四战之地”，但很少看到大兵。大家相信：他们正在前方浴血奋战。
陇海路的客车叫“绿钢皮”。我们才下“绿钢皮”，又坐上平汉路的“蓝钢皮”。很幸运，竟然有座位可坐。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两位伤兵，身材高大，健壮，满面红光。我向他们攀谈起来，才知是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的兵，这使我们钦敬。报载他们的部队曾在琉璃河一线与日寇接战，打得勇敢。他们光荣负伤，现在伤愈探亲后就要返回部队。二十六路军正向徐州一带进发。他们对战争抱乐观态度，认为鬼子并不可怕，既不是“大老广”，更不是那盗马的“第三路军”。
车过新郑，只见铁路两旁田野里一片片枣树林，深冬叶落，兀傲的枝干在寒气中挺立着。
一列北去的特快列车过新郑，在站台附近减了速。我留神去看，只见车内稀稀拉拉坐着些面皮白皙、全身呢服、斜皮带锃亮的高级军官。他们在品茶，吸烟，交谈着，很悠闲……他们北去干什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蒋介石的高级军官。他们没有韩复榘们那种土包子气……
正值寒假，我们借住在省立许昌中学里。学校破破烂烂，房舍、家具比我们济南初中差得远，也不如泰安初中。最初，我们住宿在学生宿舍，铺板成排，大家连着睡。
李启厚骑着自行车到来，狼狈不堪。他同我挨边睡在板床上。他是省立第一实验小学的高才生，以高分考进老一中的。他结过婚，有一个小女孩，这是城市少年中罕见的事。他身体瘦弱，带着近视眼镜，很文雅。
他突然病了。我们都很幼稚，不知道进医院看病，他自己也没有这种想法。我把“满头抹”帽子给他戴，觉得不过是感冒，睡上一天就会好的，谁知愈来愈严重。李振泌、俞新民和我到教员借住的小院去找阎子桂。从泰安出来，听说孙校长任命他为训育主任。现在，孙校长、教务主任丁用宾、事务主任孟养斋及管很多事的胡干青老师都未到许昌，只好去找他。他很干脆，说“不管！”真是岂有此理，还讲什么“辩证法”哩。我很冒火，便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便汹汹然冲我而来：
“刘保全！你说什么？”
我很恼火，但我几乎不名一文。我发誓我也不管，搬开挨近李启厚的铺位，看学校管不管！
夜里，李启厚竟突然死去。有的同学说他曾喊我，但我没听见。很巧，孙校长突然到来，弓腰在李启厚遗体前大哭：
“我的孩子，我怎么向你的父母说话？……”
他哭得很恸，如果早一天来，他会把李启厚送进医院，也许不会死掉。
葬埋的事匆匆办完，李启厚躺在晁错墓那块乱葬岗子里。他很快被人忘掉。我一直觉得有愧于他。
我们全被赶进教员院，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大家只好把行李铺在湿硬的屋地上，头顶着墙，脚对着脚摆满整个屋地，像冬天南阳湖卖的鲫鱼。
大家身上生了虱子，这是非常讨厌的，捉也捉不完，衣服又不能换。孙校长也是虱子满身，索性把毛衣脱下来，扔到房顶上去了。
不久，胡干青老师来到了。他是乘火车从泰安南下的。他说，路上几乎被炸死。大约是在东北堡或吴村一带，敌机来了，火车便停下。旅客们跳下火车，惊慌失措地躺在田野上。敌机又投弹，又扫射，飞得极低。他说：
“鬼子扔炸弹，连他的脚丫子也看得见。脚丫子一动，便掉下一个炸弹来！”
死里逃生，老头子还那么风趣。
他向同学们说，山东省教育厅的人也到许昌来了，住大金台旅馆，很神气。现在成立了山东省联合中学，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曾派一位老工友去请示什么，胡子一撅一撅地嘱咐：
“大金台，小金台，大大金台，小小金台……要找准，只一个‘大’字的大金台……”
体育老师们说，大金台附近妓院很多，原山东省体育场某官员住在大金台，与妓女吊膀子！有同学起哄，称要结伴去看光景。
孙校长嘱咐大家不要对教育厅说些不中听的话，并嘱咐胡老师：
“老大哥，你要少说。”
丁用宾老师是不忘读书的，我们开始在地铺上上课。他请来一位寿张乡村师范的张老师给大家上国文课。他麻面，瘦长个，中年，嗓门很尖，大谈其文学，无非谈谈卞之琳等而已，因他也是北大毕业的。不知为什么没让李广田老师讲讲，让人不理解。
济南师范的劳作教员王因陈住在这里，外号“键盘”。他自学成才，金、木、缝、电工等样样精通。大概是孙校长或胡老师出的主意，买了白布，请他教着我们每人做一条裤头。他长发及肩，一张扁平黑脸，两颗洁白的板牙—这就是绰号的由来。他穿着自做的土西装，满口鲁北土腔，很有风趣。做裤头像变戏法，开个玩笑大家就学会了。天才，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不久，他就从我们这里搬走了。我们的劳作老师刘次青不如他本领大，但却是真正的“键盘”，是我上小学时的音乐老师。他们在济南违法安装过无线电台，城里城外通话，在那时确是“创举”。
教员住室里出现了一位“斯大林”。他是泰安初中的数学教员宓广居（仁甫），才从延安归来或准备去那里，很受我们尊敬。不过他只是整天下象棋，从不与学生接近。他头大、鼻高、目深……酷似斯大林，因而得此名。
学校里住着二十路军张钫的军训团，每天在后操场里操练。张钫长得四四方方，厚厚实实，像一头黑熊。他常到后操场去巡视，讲话。他行动起来，前后各有一个护兵，前者开路，后者尾随。他们常常抄近路通过一个窄巷子，我们就故意迎面去挤他们。护兵们慌了手脚，张钫板着脸。
张钫想把我们年龄大的同学编入他的军官训练班，大家无表示。想过军官瘾的同学也不会干他这份杂牌。但不久，正牌的中央军来了—十三军第四师。大家对这支在南口血战过的军队相当尊敬。他们原是“剿共”部队，驻在平地泉（集宁），想从北面截击红军。想不到“七七事变”把他们推向抗日前线，许多官兵战死在沙场。他们打死过一名日寇联队长或旅团长！
第四师师长已换上陈大庆，不是王仲廉了。他们不知怎么知道了这里有一批山东流亡中学生，派了一个小军官来联系。陈大庆来讲演，我因患眼病，也不愿听，未去。听同学们说，陈大庆穿士兵服，扎一根腰带，很精神，但对战绩有些吹牛。我们许多同学不爱听那一套瞎吹，喜欢听实在话。后来，那个小军官还来操场上教歌，教的竟是《五月的鲜花》。但第二天来教时，便把歌词改了几个地方。
陈大庆也有意从同学中“拔兵”。
卫生教员张揆一突然出现，住在一个金台旅馆里。他依然瘦瘦的、黑黑的，戴着黑框近视眼镜，却穿着一身呢子军装。他说话低沉而沙哑，但清晰、条理。这个老共产党员现在为一个姓潘的军官招兵，把同学隗宽等招到洛阳军分校去了。（隗宽后来回到学校，自称因眼睛近视退学。张揆一后在郑州被敌机炸伤，去武汉治伤时死去。）
许昌是曹操挟汉献帝以令诸侯的地方，有些古代文物尚可一览。我们登过古塔，凭吊过八龙冢。晁错墓不一定真，荒坟丛中一座较大的土丘而已，墓前立着一块似是近代的简陋墓碑。西关外关羽挑袍处更无足观，小桥一孔，桥旁小小的庙里塑着一尊小小的关二爷，金碧辉煌，颇为精致，是泥娃娃、面人式的玩偶。
许昌的商号、旅店、浴室、理发店、照相馆……很有大码头的气派，妓院也不少。大街上有三四层的楼房，仔细看去，却只两层，貌似的三四层只是一面向街墙壁，还安着窗户，彩塑着商店的字号、商标……这是在山东从未见过的奇观。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商旅、军队、难民……忙忙乱乱，慌慌张张，是战时特有的现象。这里是烟草产地，有现代化的烟厂，也有其他小型工厂。
开封某中等学校的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舞台上演《放下你的鞭子》，女演员大唱《四季歌》，尖着嗓子，酸溜溜的，脸上涂着脂粉，眉目传情，把一血与泪的街头剧糟蹋了。那些女歌咏队员“走呀！走呀！向前走……”地唱，一点抗战气味没有。
临街的基督教会在大开“奋兴会”。我进去一瞧，原来是曾在济南传过道的董占国在讲道。他是安阳人，好嘴巴，也有点“属灵”的味道。教堂内听道者不少，也很“奋兴”。我到台前问候了他，他很高兴见到旧相识。
我与刘云祥、宋有禄等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们对我们的“肮脏”很诧异，但未轻视。我们的头发里泥土很多，他们就问起原因来了。这使我们想起是在泰安遭敌机轰炸所致。我们出校后躲在临街民居中，炸弹落在附近，屋顶的灰尘泥土被震下来，落了我们一头一身。他们还发现宋的棉大衣上有血迹，当时难以想起是什么原因。理发师们很同情我们，虽然我们带的钱不够店的规定数，他们说“够了，够了”，客气地把我们送出店门。刘、宋在路上才想起：他们从临街民居跑出后，又躲在一户人家的门楼下。敌机又到头顶，他们马上趴下。同在门楼下的几个妇女和小孩讥笑他们胆小。突然一个爆炸声，灰土弥漫，只听妇女、儿童哭叫起来，他们迅速向城墙防空洞跑去。妇女、儿童一定有被炸伤的，血迸在他们的大衣上。他们幸亏趴在地上，否则难以设想。
因为在泰安遭到过敌机轰炸，大家对敌机来袭很敏感。一天，正在午休，突然飞机声轰轰隆隆自南而来，愈响愈近，大家以为是敌机来袭，颇为惊慌，都卧在铺上不动。飞机为什么从南方来？又向北去……使人不可捉摸。后来听说是中国飞机，共九架，从武汉起飞，北过黄河去轰炸敌军—这使大家无比兴奋。
生物教员赵枚老师被委任为事务主任，办伙食。他很没本事，又太“节俭”，命令工友切萝卜丝揉干水搓五香面，再加盐，一股屁臭味。不舍得买肉，买一点吧，也加上萝卜片做汤，并宣讲“每一个人碗里不一定有一片肉，肉汤也是保养的”。他办伙食从“节俭”开始，以垮台告终。
许昌上年大旱缺粮，从两湖调来大米，所以各个饭铺都在卖大米干饭，每顿饭菜用不到一角钱。于是，学校每日每人发两角钱，自由地去“日就两餐”。饭铺里两个大灶，一个灶上笼屉顶到横梁，每屉里都是黑碗蒸的米饭；另一个灶上笼屉摞得也不矮，黑碗里温着豆腐菜或粉蒸肉。我与李振泌、俞新民几乎顿顿结伴同餐，只吃豆腐菜，不敢尝粉蒸肉。饭铺的掌柜几乎同一打扮，套头帽，黑棉袍，老蓊鞋……倒背着手算账，吃了多少碗米饭，几碗菜，像念四书五经一样背诵。这里虽是中央直属地带，币制仍然混乱，分币和铜钱混用。掌柜的仍旧“几串几串”地算，往往算不清。每次都是李振泌算账，专同掌柜的捣乱，故意搅不清，总是胜利了才招呼我们走出饭铺，大约占了便宜。
有一天，全校集合在操场里听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人讲话。他站在凳子上，大家围成一圈，他是曹州帮，听口音就听得出来。这位官儿衣饰整洁，戴着眼镜，挺富态。他谈，蒋介石曾在开封召开过军事会议，韩复榘也到了会，但被扣留，押到鸡公山去了。中央的宪兵解决了他的卫队，卫队曾抵抗，被打死了几个。卫队中竟有两个女性，她们剃短了头发，穿士兵衣服。还说，搜查出韩复榘带有黄金、鸦片等。韩的军队由曹福林、孙桐萱指挥，已开到鲁西去了。这位雍容大方的人讲话有派头，口齿清楚，抑扬顿挫，大家听得明明白白。据说，他是教育厅的人，将来可能当山东联合中学的校长。孙校长曾夸口说何思源答应他当山东联合中学校长，怎么又来了一位？韩复榘不抗日，跑得快，终于被押，大快人心！
旧历年将到，我的眼病更厉害了，几乎是“瞎汉”。除夕晚上，李振泌、俞新民和我到高级一点的饭铺吃水饺。邻座有两位军队的政工人员，一男一女，都很健谈，边吃边抒发情怀，女的似乎很哀愁，这引起我们的注意。吃罢水饺走出店来，身上暖烘烘，并不觉冷。我说：“那位女军官脸上出了汗呢。”引得李、俞哈哈大笑。李说，她是麻子脸，别看那么多愁善感，并不是美人。他们把我这个“瞎汉”嘲笑了一顿，虽然他们也在害眼病。
赊旗店
过了春节，学校迁往豫西南南阳的赊旗店—天下第一店。
我们步行穿过一片膏腴之地。一条条清清的淮河支流，从西北山地向东南缓缓流来。遍野绿生生的麦苗，河面上桨声帆影。我们曾在颍河岸边颍考叔的庙里过夜，也曾穿过汝河边红砂石铺路的襄城。昆阳大战的叶县，青石板铺路，沙河支流有宽宽的河岸，显得空阔、清新。但我们走近方城山一带时，却遇到几种奇闻。皇皇的大布告张贴在各个村镇，东北军一个骑兵军长因“纵兵为匪”被枪毙了。据说附近的山冈上就有为匪的东北军。我们曾仔细观察过，山冈的巨石旁，丛林边，影影绰绰似乎有人的踪影。一晚，我们住在保安镇，只见大道上停着无数的牛车，车上有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有的孩子在啼哭，有的老人在咳痰。据说这是小村的富有之家，不敢在家里过夜，逃到镇上来露天暂避一宿。直属中央的河南省的治安怎么会如此？
方城县城不在方城山下，但向北望去，方城山雄伟、磅礴，不愧“方城以为城”，屏障着楚国的北疆。
从方城往赊旗店，北高南低，一片沃野。一条小河逶迤南去，是唐河的上游之一，水大时轻舟可上溯到方城。当我们走得有些疲乏，时已过午时，远远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几座高大建筑的顶部，在阳光照射下，映出黄绿斑斓的光彩。这自然使我们忘记了腿酸脚僵，不禁加快了步伐。愈走，面前的建筑物愈清晰，原来是一簇庙宇式的建筑群。长长的、矮矮的土围子在平原上绕着大圈子，与建筑物很不协调。啊！这就是天下第一店了。那高大、宏伟的建筑群是什么庙宇呢？问及路人，才知是山陕会馆。
我们住在山陕会馆里。
会馆实际是一座关帝庙，位于镇的北部。镇的南北大街至此分两股北去。会馆南墙为一巨大影壁，镶嵌的琉璃图案已残缺无法辨识，西门堵塞着，只走东门。院内全用巨大方石（俗称玉根）铺地，平滑闪光。前院有铁幡杆两根，顶端高探影壁、戏楼之上。铁幡杆迤北是一座高大的戏楼。下有南北通道。戏楼面对正北三座大殿，楼与殿之间是一块长方形的广场。东庑已毁，只剩台基。西庑尚完整，但也难避风雨了。正殿雄踞于雕栏巨阶高台上，虽饱经战乱，仍彩绘灿烂，庄穆巍峨。殿内东西壁上嵌有慈禧太后手书“龙”“凤”二字石雕。东西两殿规模略小，但谐和、厚重，如双星捧月，衬托得正殿极为宏伟、壮观。后院原有崇楼一座，据说高于正殿一倍，已毁于白朗、老洋人那场“农民战争”中。他们曾在这里扎过老营。楼的下层还能遮风避雨，勉可使用。会馆西方有一跨院，房舍尚完整，大约原是会馆首事们处理事务的地方。
我们分住在正殿和西殿里，三四百人搭地铺而居，仍然空落落的。我同李振泌、俞新民图清净，睡在关老二神龛的背后，白天进去也黑得看不清人脸，但是个小天地。单身老师们住在西跨院里。
史地教员张克济老师对赊旗店的历史、地理情况做过访问，使我们也有所知晓。赊旗店的兴衰不足百年。它原是南阳盆地东缘，唐、赵二河汇流处的一个小村店，船民和商人发现了这条由（长）江溯汉（江），由汉（江）溯白（河），由白（河）溯唐（河）的航线。于是，南舟北车相会于此，一个小小的村店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市镇。随着商业的兴盛，手工业也发展起来。旅店、酒肆、妓寮、戏馆……“七十二条街，七十二台戏”，与周口、清化、道口并称河南四大镇。“天下第一店”是与“天下第一村”“天下第一庄”的周村、石家庄并称的。京汉路通车，唐河水浅后（据说赊旗店人为阻止轻舟北去方城，在北门外河上修一矮桥，方城人便堵塞水源来报复），兼以豫西兵匪为患，商旅裹足，就逐渐败落下来，只有山陕会馆还为旧日的繁荣留下明显的痕迹，诉说着昔日山陕老财们资财的雄厚。号称“九头鸟”的湖北帮，也建有颇为堂皇的会馆，但局促在镇的东南隅，且已半坍塌，难与山陕会馆争辉。
赊旗店已没像样的商业和手工业。农家的茅舍一片土黄色，只有一所基督教堂，青瓦粉墙很引人注目。清浅的唐、赵二河绕镇三面，向南缓缓流去。二河汇流处停着几只商船和渔舟。天地相接，宇宙寥廓，北方的方城山傲立着，西南方的独山只露着一个山尖。这里还没有战争的气息，据说曾有一架敌机绕上空窥察过，既未扫射，也未投弹。
镇上逢五排十大集，四轮牛车排满大街。人挤人，人拥人，洋广杂货、土特产……算卦的、代写书信的。饭铺、粥摊生意兴隆，水煎包、胡辣汤、浆面条、锅贴（带锅巴的馒头）……僻街巷里，掷骰子、押红黑宝的比比皆是。
星期天，基督教堂里琴声“嗡嗡”，女孩子们歌声虔诚，别饶风味。它附设女子小学，学生都是短发、阴丹士林布短旗袍，为土黄色的村店增添一点色彩。如逢阴雨，女孩子们趿着泥屐子婀娜过市，比那高跟鞋更具美感。
镇上有一所宛东中学，设在一所私人住宅的青砖院里。到底有多少学生，谁也没打听过。后来，听说李广田老师被请去兼课，也许他们是慕名，也许教员中有他的北大同学。镇上的完全小学很有个样，学生都穿一色制服。他们还有一支乐队，笙、管、笛、箫……吹奏得熟练异常，不过只会一个曲谱—35356 56532 332l 3321 61321……又夹杂着大小铜鼓，中西混杂，不伦不类。
区公所设在南北大街路西的一所大院落里，门旁挂着个墨迹被风雨侵蚀难以辨识的公所牌子。穿灰衣的镇丁，肩上扛着杆“汉阳造”，站在门旁。区长是一个黑胖大汉，土里土气的一身黑制服，头上戴一顶半新不旧的黑礼帽，常常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神气并不多么足，因块头大，引人注目。
总归是抗日战争时期，镇上时有集会，往往在山陕会馆里进行。因为人数少，没有使用戏楼作主席台，而是利用东庑的废台基。我们还是旁观者，大都在雕栏前远观。大会的程序照例是宣布开会，唱党歌，小学的乐队奏乐，讲演。散会前也要奏一次乐。胖大的区长总会在最后讲些什么，声音洪亮，咬字清楚，头一句老是“刚才”二字，引得全场哄笑，笑得最响的莫若我们这些旁观者了。
在镇上，学校给学生每人每天发两角钱，自炊、吃饭铺听便。王宝钟当了伙食头，集合二三十人，用学校带出的行军锅做饭。我与李振泌、俞新民买了半截煤油筒做的锅煮面条吃。物价低，卖饭的老乡不坑人，我们不再自炊，纷纷去吃水煎包，喝胡辣汤……
或许是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是“曹州帮”的缘故，曹州一带的省立学校，甚至县立学校，大批师生向河南迁移了。他们几乎是人马齐全，住在镇的南部空闲院落里。济南以东，鲁北、鲁西北，自发流亡出来的师生微乎其微。济南市有八个省、市公立中等学校，十几所私立中等学校，只有我们学校沾孙校长这个曹州帮的光，流亡出来不过三百来名学生。据说济南高中的流亡学生原集合在兖州，后被解散，现有几个学生与我们混住在西偏殿里。临沂中学和临沂乡师的少数学生住在东偏殿里。临沂乡师的校长曹香谷也是曹州帮。济南市中学和济南几个私立中学的二三十个学生住在镇中心一所民宅里。山东流亡出来的中等学校的学生，散处河南、湖北两地的还有不少。
荒镇热闹起来，到处可以见到山东流亡学生的身影。
我们的孙校长没同我们一起来赊旗店，大约去了武汉请示什么，或留在许昌处理善后。某天，他出现在我们中间，顿时就热闹起来。他不大讲“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了，又讲起了什么“持久战”。他在学生群里，点划这个胖了，那个瘦了，连谁没洗脸也要管一管。谁的脸黄，他就指着鼻子说：“你手淫！”“你也手淫。”还不无遗憾地说：“忘掉把省立女子中学带出来了，你们长大了，得结婚啊！”
他不知从哪里还学来了新词，满口“光明”之类，什么“我们经过哪里，哪里就形成一条光明的线；我们住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光明的点……”
什么样的光明？光明在哪里？空荡又玄虚，捉摸不着。
在泰安出现过的孙老七又出现了，仍是西装革履，在这个荒镇上未免太显眼。听说我们在许昌时，他也去过。又有人说，他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待过，从晋南过河来的……不几天，不知他又去了何处。
一天，山东流亡中学师生在山陕会馆有一个集会。我们站着一条龙式的队伍，面向着戏楼。老师们散站在广场上。孙校长陪着几个衣着比较体面的来客，在楼上谈着。这些来客不是远自平津来，也该是开封、武汉两地吧。
会上，有人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我们学校师生却没有一个登楼的。菏泽中学一位戴眼镜的瘦高个老师讲演了。他很激动，声音尖而高，双脚一提再提，身子一纵再纵。他斥责韩复榘不战而退，说：“没有黄河之险吗？”“没有泰山之险吗？”末了，大喊：“吼！吼！”大约表明中国是一头睡醒的狮子。这，引起了一些小同学的讪笑。有一个学生，据说是济南市立中学的，上楼讲了些大话，手势与嗓子配合不起来：把“自馁”说成“自绥”，引起同学们的嘲笑。
最后，一位来客讲话了。他胖胖的，中等身材，头发梳得很整齐，制服是“哔叽”之类。他用眼扫了一下我们济南初中的队伍，很亲切，用带北平味道的河南腔，富有感情地说：
“赊旗镇不是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乡在千佛山的下面，在大明湖的旁边……”
他那带着颤音的话语一下把我们打动了，泪水马上充满了眼眶，几个小同学已经在抽泣了。
我们还没参加过什么大的群众集会，有的同学只是旁观过。我们虽然也会唱几支抗战歌曲，有些同学也在一起唱过，但从没全校一齐放开过喉咙。我感到羞愧，我们算个什么集体呢？当个流亡学生并不光彩，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有什么用？现在山东几乎全部沦陷了，“读书救国”，书读不下去，国也救不了！
会散了，同学们纷纷议论来客讲得好，讲得感人。同时，大约不少人陷入了深思。“光明”在哪里？什么是“光明”？我们流亡到何时何地为止？谁能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的教务主任丁用宾老师是真正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又像在许昌一样，安排上课了。正殿、西殿、崇楼残余的底部都成了教室。我们这个年级被安在西庑下面，因为冷，又“有碍观瞻”，买芦席围了个短墙。缺少国文、数学老师，丁老师有办法，请来原在“老一中”任过教，现在菏泽中学的许炳离、刘申如二位先生。许炳离先生很有名士风度，白边眼镜，白而方的面孔，但一口曹州腔，有些煞风景。他说，他与老舍同在齐鲁大学教书，“他的讲稿都不敢给我看”。他吟风弄月，“闲看儿童捉柳花”起来，并伸出一只手抓了一把。那时，柳枝才微微发青呢！
李广田老师教三年级国文，请许会计刻蜡版印了《差半车麦秸》作为教材，这无疑是教学上的一大创举。它是反映抗日战争现实的名篇啊！我也借读了这份油印材料，对作者姚雪垠这个名字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说是新出现的作家，也有人说是老作家。但我在《文学》《中流》以及《大公报》的文学版上似乎未见过他的名字。
上课没有多久，停课了。
菏泽中学也上了一段课。他们竟带出一架风琴，在唐河边桃林里学唱改了词的《国际歌》和《救国军歌》。教员老腔老调，一点激情也没有，学生们唱得无精打采。
何思源来赊旗店看望山东师生和他的曹州老乡了。某军军长肖之楚也来了，曹州老乡嘛。一文一武，曹州人的光荣，山东人的仗恃。
流亡在赊旗店的各校师生，都集合在山陕会馆的广场上，面向正殿前的高台。何、肖的小轿车一直开到戏楼旁，各跟着精干的护兵。何思源有点风尘仆仆之态，但衣冠依然整洁，金丝眼镜，苍白的脸。肖之楚是个红面大汉，如果演关老二，或者干脆钻进神龛，不用打脸子就可充当一气。他们站在雕栏前，派头十足。许多亲故上台致候，那些校长们则簇拥在周围。我们的孙校长被老夫子们认为是曹州帮的邪门旁道，“孙三手眼灵活，不是正宗”。他也在校长群里，对何思源并不显得恭谨，在肖之楚面前也无媚态。
何思源讲了话，无非是“看望乡里子弟”“读书救国”之类。他对抗战持坚决态度，说即回山东继续抗战。山东省主席已由原青岛市长、北方舰队司令沈鸿烈担任。
肖之楚原是吴佩孚的部下，投了冯玉祥，后又归顺了中央（蒋介石）。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扣，他与黄埔系的“青年将领”一起，而且是领衔声讨“张杨两逆”，拥护“蒋委员长”。他讲话很直率，有一股豪气。他没对大家讲客套话，放开喉咙就讲淞沪抗战，这使我们很兴奋。他说：
“抗战了，打日本人……我率部乘轮船顺江而下，开往淞沪前线。我军部署在西线……鬼子有飞机、大炮、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少数机关枪……一接战，一家伙退到苏嘉国防线……那里本来有德国军事专家设计建造的钢骨水泥暗堡，但门都锁着，找不到拿钥匙的人……鬼子逼近了，弟兄们只好在暗堡旁挖个沟算是战壕……鬼子上来，一家伙退到南京……收集剩余部队，在南京近郊一战……一家伙，我手下没了军队……”
他的三个“一家伙”，引得哄堂大笑，但他还面露笑容，丝毫没有惭愧的神情。我们笑了几声，就立刻感到心寒了。
在赊旗店，我们又碰上了十三军的另一个师。他们开到镇上来休整。兵士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山陕会馆一次小小的集会上，他们开来一支小小的队伍，而且簇拥来了“团旗”。那是用精致的手工绣制的，引起小同学们的喜爱。那几个护卫“团旗”的小孩子似的小兵，更引起大家的兴致。会散后，我们请师长张雪中讲讲战斗经过，他同意了。张雪中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中上等身材，白净，瘦削，一身呢子，斜皮带，大约是将军装束吧。他说南口一战，伤亡军官五十多员；经过补充，安阳一战又伤亡五十多员，士兵的损失就更大了。他们现在补充了新兵，军官也补充齐全了，正待命出发。他没有吹嘘自己的部队，也没有惧怕日寇的神情。不管是什么人的军队，现在大敌当前，真正打鬼子，老百姓总是拥护的。
日寇正从津浦铁路南北向徐州进逼，临沂、池河一带，尤其滕县城郊正在激战，看样子，徐州会有大战。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镇南的河岸成为同学们的常去之处。宽宽的沙岸，斜坡上有一片桃林，桃蕾将要绽开，柳树已抽丝，紫燕在河上翻飞……商贩也尾随而来，想从流亡学生中赚点钱。同学们有时也买点零食吃，大约最爱吃的是放糖的豆腐脑了。这在山东没有尝过。因为衣服脏，身上更脏，虱子成团成片（有一个同学脱下内衣在石台上晒，上面的虱子聚成四分之一寸宽的圆带在蠕动）。同学们不待天更暖，就下河沐浴、洗衣，荡涤污秽。
刘桂华、王贵田等人在河上与菏泽中学的同学发生冲突，于是，传为“济南初中与菏泽中学打架了”。其实，刘、王等原是德县教会学校博文中学的学生。也许有济南初中的同学和他们在一起。同他们打架的也不一定是菏泽中学的学生，镇上还住着单县、巨野两个县立中学的部分学生。济南初中大部分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哪敢与大个子打架？即便年龄大些的李振泌、梁泽津等高个子，也不是好斗之徒。
镇上挎着竹篮子缝穷的（做针线活的）妇女很多，淳朴、诚实。这一带产紫花土布，她们劝我们做衣服。她们按我们的身量划算该用多少尺多少寸布，让我们去买。有时她们代我们去买，反而用钱少些。她们坐在石台上裁剪、缝纫，不到半天便可做成一身裤褂，又巧又快。她们中还有能缝制制服的，我就请她们做了一条长裤。于是，许多同学都穿上了紫花布新衣，觉得很美，很别致。
张剑青老师在西跨院里装神弄鬼。他头上戴着白纸帽，脸上贴着白纸条，手里拿着哭丧棒似的小棍，在扮演“日游神”。
瞿亚先老师在作水彩画，想不到他在音乐之外还有此艺术才能。画面淡雅，颇著情趣。济南私立正谊中学的美术教员夏省吾老师住在我们这里。每逢集日，他拖着肥胖的身躯，持一块木板，步履蹒跚地到街头写生。他爱画老树，僻巷、荒郊也有他的足迹。他们还在镇上举办了联合画展，给荒镇增添了艺术气氛。
我们等待着迁校。一说到南阳西部属县镇平、内乡、淅川一带，一说去湖北西北部，那里是老乡肖之楚驻防过的地方，可以托其余荫。山东迁出各校要真正联合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