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地图，哥伦比亚在南美洲的西北边，其领土依照不同地形分成两大块——波哥大所在的山区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区域。哥伦比亚在殖民统治下的发展，是从加勒比海沿岸开始的，早先的西班牙人、后来的美国人，在沿岸铺了铁路，目的在于串连这地区的大型香蕉园，而不是着眼于当地哥伦比亚人的交通与生计。
巨大的香蕉园是哥伦比亚在殖民经济下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收入的主要部分，不是给了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农民，而是进了美国及欧洲殖民者的口袋里。沿着加勒比海的这些香蕉园区，象征了殖民统治带来的严重伤害。香蕉生产是由美国公司严格控制的。
控制机制的一环是利用火车将所有的大香蕉园串连起来。火车在哥伦比亚人心目中的意义和我们一般的理解想象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说起火车，想到的多半是人坐的车厢。然而在哥伦比亚，火车主要不是给人坐的。如果一天有四十班火车，其中大概有三十八班是载东西的，而三十八班车里可能有三十班都是载香蕉的。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百年孤独》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会写出永远走不完的、一节又一节的货车车厢从面前经过的鬼魅意象。
加勒比海沿岸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香蕉公司的雇员，他们为香蕉公司工作，换来的不是钞票薪水，而是只能够在几个特定商店使用的代券。在这些特定的商店里，可以找到一般日常生活里所需要的物品。商店当然是与香蕉公司有关系的殖民者开的，甚至就是香蕉公司的“关系企业”。那是一套严密的殖民控制，将种香蕉劳力换得的收入，以垄断日用品贩售的方式再剥削一次。
严密的控制、层层的剥削，加上殖民者的傲慢风格，累积的因素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激发了一场大罢工。罢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到后来几乎整个加勒比海沿海区域的香蕉园都加入了。大罢工最后却是政府动用军队进来收拾的，换句话说，政府动用国家暴力来帮助美国的殖民公司镇压、屠杀哥伦比亚的农民。
被称为“香蕉大屠杀”的事件终结了大罢工，然而却没有人知道、没有确切数字显示究竟有多少工人死于“大屠杀”中。事件的官方报告跟民众的常识认知南辕北辙，官方报告说事件中一共死了九个人。如果只牵涉区区九条人命，那根本就构成不了“大屠杀”。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大概有两三千人在罢工后就消失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遇刺的盖坦，在政界崛起的关键，就在于他率先突破禁忌，于一九二九年年底，深入加勒比海“香蕉大屠杀”区域，一个一个访问当地的人，试图拼凑出“香蕉大屠杀”的真相。他耐心地进行地毯式的访谈，那样的用意与姿态，感动了当地许多仍旧惊魂未定的人。他们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不顾自己的前途，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坚持不断地问：到底“大屠杀”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人对盖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借由他们的强力支持，盖坦一步步在政坛上升，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他当上了自由党党魁，并且很可能在一九五○年当选总统。
盖坦的政治轨迹，有清楚的方向。他以调查国家暴力与美国殖民公司的勾结起家，他依赖在“香蕉大屠杀”中被屠杀、被伤害的加勒比海沿岸的居民获得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喜欢他，更有人痛恨他。因而四月九日下午一点零五分刺杀事件发生后，波哥大全城立刻流言满天飞，认为应该是盖坦的政敌指使的。
盖坦被杀的消息引发了波哥大城市暴动事件。许多人愤怒地上街头为盖坦举哀，同时抗议长年和美国殖民公司眉来眼去的买办势力。他们相信，正因为盖坦若当选总统，必然会阻挡、破坏这些势力，所以那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提早下手杀了盖坦。
从下午到晚上，暴动中的波哥大城内有好几条街陷入火海，一片混乱。目睹暴动的卡斯特罗也加入了，据说他主要的成就是抢到一台打字机，痛快地把它砸毁了。暴动前后持续了三天，不过从第二天下午开始，有风声传出，说这一切是源自古巴共产主义者的煽动，显然哥伦比亚政府要拿卡斯特罗他们来做这事件的代罪羔羊。机灵的卡斯特罗看苗头不对，赶紧逃往古巴大使馆，由大使馆偷偷将他们一伙人送回古巴。如果卡斯特罗的反应慢一点，大概就没有后来由他所领导的古巴革命了。
四月九日下午三四点钟，离盖坦遇刺被杀地点大约五百米外，整个区域在暴动中起火了。有一个年轻人，一个波哥大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在街上惶惶然地奔跑，遇到了一位朋友，他对着朋友喃喃念着：“我完了我完了我完了。”朋友很意外，问他：“你什么时候变成激情的盖坦拥护者？”他回答：“不是的，是因为我的小说稿都被烧掉了。”
这个痛惜小说稿被烧掉的人，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会伤心，不是没道理的。一九四八年他刚满二十一岁，刚在波哥大的文坛崛起。他在《观察家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引起了注意。受到鼓励，他狂热地撰写新的小说，这些创作中的手稿，竟然都在“波哥大事件”中被毁掉了。
“波哥大事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事件及其延续的混乱，使得这个来自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年轻家伙，没办法继续待在波哥大，被迫回到海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