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日本漢籍圖録》，是我和卞东波兄合作研究日本漢籍的成果之一。
古籍圖録是各种圖録中的一种，其功能在於揭示重要的有文物、文獻價值的善本書，使圖書館内最好的精華之本能够得到彰顯、披露。這些善本書都是數十年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蒐集才得以保存，平時，讀者很難一睹善本之廬山真面，有了圖録，即能略窺大概。此外，圖録也可以作爲版本鑒定的參考。
各種圖録的專業性都很强，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利器，以古籍版本圖録來説，這些年所見基本上有五種類型。第一種爲收録各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所藏珍貴善本，如《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再一種是收録各省市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所藏善本的圖録，如《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録》。另一種是私人收藏家編成的圖録，如《書香人淡自莊嚴——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古籍展圖録》、《西諦藏書善本圖録》。第四種是通代或斷代的版本圖録，如《中國版刻圖録》、《明代版本圖録》等。最後一類爲專題版本圖録，如《中國活字本圖録》、《明代閔凌刻套印本圖録》等。各種圖録收録的刻本多爲宋、元、明、清時期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也包括歷代的抄本、稿本、校本、版畫、套印本、活字本，以及館藏的比較難得的尺牘、碑帖，乃至舊報紙、舊期刊。
中國最早的書影式圖録，是清末學人楊守敬編的《留真譜》，他於光緒六年至十年（1880—1884）作爲清使日大臣何如璋、黎庶昌的隨員，駐日期間，肆力蒐集日本所藏中國古代典籍，並在日本學者森立之影抄各種古抄本書葉彙訂而成的書稿基礎上，增入了大量中國宋、元刻本和日本古刻本的書葉。這是在中國各種版本圖録中第一次出現日本雕版出版物和舊抄本的見證。
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古籍圖書，包括中國刊刻的宋、元、明、清、民國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及版畫等，大部分是由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交换，或由學人之間的饋贈，或由在華的文化使者携回，也包括日本在侵華戰争中肆無忌憚的掠奪而達成。這些圖書中，不乏珍貴稀見的“文化財”，或者宋、元、明代刊刻而中土已失傳的典籍。此類文獻内容豐富，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也是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資料，我們應該把它們視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並稱之爲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典籍。而在日本、韓國，則視這些中國典籍爲“漢籍”，“漢”者，中華民族也。
“域外漢籍”，是指在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翻刻的有關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國學者著作的統稱，而翻刻本的版本著録，則分别爲日本刻本（和刻本）、韓國刻本（高麗本、朝鮮本）、越南刻本（安南本）等。如今，有些研究者又將“域外漢籍”演繹成中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作。
現今保存在歐美地區的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的中國古籍數量龐大，其中善本在兩萬部上下，而普通綫裝書則不計其數。這些藏書是中國宋、元、明、清、民國時期的出版物（含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畫），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更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寶貴財富。在美、加地區的各個東亞圖書館裏，這些中國古籍都和中文圖書放在一起（善本書則置放於善本書庫），對於歐美的大學教授和學者來説，這些中國古籍就是純粹的中國雕版印刷物，以及用漢字書寫的稿本、抄本，并不被视作什么“域外漢籍”。
歷來文化的傳播，主要依據於書籍的傳布，因爲書籍可以長期保存和利用，重要的著作可以一再翻刻，影響深遠。中國的歷史文化豐富多彩，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也影響到周邊國家，日、中兩國文化交流綿亘兩千年，這種交流主要是通過學者和書籍來完成的。日本翻刻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也即“日本漢籍”，書内多有日本假名和各種符號，這是日人爲了閲讀中文原本，在漢字句旁添加假名和符號，以直接用日語讀就。用日本學者大庭脩的話説，就是“這一僅通過變换語序來翻譯、理解外語的漢文訓點術，可以説是日本人的一項驚人的創造。加訓點後在日本出版的漢籍稱‘和刻本’，此乃日、中文化交流最具體的見證物”。日本和刻本漢籍，有長澤規矩也氏所編《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録》及其補正（汲古書院，1978年、1980年）可證。
在國内，收藏日本所刻的漢籍（含明治、大正、昭和時期）最多者，當推遼寧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三家，但每家所藏都不逾千。至於其他各圖書館所藏更在少數，無法形成藏書特色，在各圖書館所編善本書目裏，多作爲附録收入，或排在各類之後。而對於域外漢籍的研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始終是一個薄弱環節，没有引起重視。直至1995年，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寶平、韓錫鐸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第一次著録了國内68家主要圖書館所藏和刻漢籍3063種，於此，研究者可以窺見日本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已經達到巨細無遺的地步。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是歐美地區最重要的東亞圖書館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研究漢學的重鎮。除了收藏有衆多的中國典籍外，也有不少日本、韓國刊刻的古籍。據統計，日本刻本（含日刻漢籍及日人纂注、釋解、評點本）約3600部，韓國刻本（含活字本）約3800部，其中難得之本指不勝屈，冷僻之書時有所見，中土未見之傳本往往也可窺得，數量之大，國内省市一級公共圖書館多不能望其項背。“燕京”如此豐厚的館藏，國内研究者大多并不知曉，或不得其門而入。少數訪問學者，於“燕京”雖有所獲，但限於時間，多有“望洋興嘆”之感。我在“燕京”工作期間，曾將這3600餘部日本刻本全部經眼一過，並編出一份館藏日本據中國古籍翻刻書目録，約600餘部。由於時間匆忙，我没有將釋家類中的佛教經書1200部列入，蓋因我當時想要編一套有關日本刻本的系列叢書。
我和東波兄的合作，始於他第一次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做訪問學者時，他多次來我的辦公室聊天叙談，也看了不少日本典籍。他給我的印象是扎實的學院“少壯派”，工作認真努力，對研究的課題全力以赴，精力充沛，似乎有使不完的力量。他也是一位聰敏好學之人，我們曾談過合作研究的計劃，這本《日本漢籍圖録》就是我們合作的第一套書。
整理、出版域外漢籍是一項規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我和東波兄合作的《日本漢籍圖録》，是前人没有做過的，我們應該填補這一空白。《圖録》是第一部如此大規模展示日本漢籍的著作。中國雖然已經出版了不少中國古代善本的圖録，但從没有出版過中國之外的漢籍圖録。就日本來説，雖然也出版過日本所藏歷代刊刻的中國典籍圖録，如《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録》；日本出版的一些文庫的書影也包括了部分和刻本書影，如杏雨書屋所編《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但却從未出版過完全由日本翻刻的中國典籍或日本學人纂注的漢籍圖録。
《日本漢籍圖録》不但彙集了日本各個時代翻刻的中國典籍的書影，而且還酌量收録日本學者用漢字完成的注釋、研究中國古典著作的書影，對我們瞭解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有很大的幫助。本書所收圖録，既有比較稀見的五山版典籍，也有江户時代初期的古活字本，還有部分古抄本，以及在中國已經失傳而經日本翻刻後得以保存、流傳的中國典籍的書影；更有翻刻朝鮮版中國古籍（即朝鮮翻刻的中國古籍，再由日本翻刻）和琉球學人在中國刊刻的典籍。
研究古籍版本學，最講究對書的目驗，而日本及美國所藏的大量珍稀漢籍，由於種種原因，很多人無法一飽眼福。本圖録的出版對於我們瞭解這些深藏於日本的漢籍起了非常重要的幫助作用，是瞭解日本漢籍版本形制的第一手資料，也可以藉此比對中日不同版本間的差異。所以《圖録》對瞭解日本印刷史也有不容忽視的參考價值。本書收録的日本漢籍圖片，多得自日本各大公立圖書館、著名大學圖書館的藏本，還有一些難得一見的日本古寺庙里的藏本，也包括日本本土之外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日本漢籍，因此基本上可以反映各個時代日本漢籍的全貌。
這套《圖録》是我們兩人就經眼的日本漢籍（多爲明治以前的日本出版物，明治本酌收一小部分）編成的，包括日本翻刻中國經、史、子、集四部中經學、史學、儒學、佛學、文學等方面的重要著作，所收約1800種。《圖録》中的圖書版式、行款、刻工、牌記，尤其是扉葉及版權葉，可以反映日本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所刻古書原貌。所以，此《圖録》的出版，不仅能窺見中國傳統文化對東亞地區的深遠影響，亦是漢學東傳、中日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對中日書籍交流史、日本漢學史以及中國版本學、中國古代文史之學的研究都大有裨益，極大地豐富了日本漢籍的研究内容。
此部《圖録》，東波兄出力最多，他數次進出日本，除了演講、交流、研究，大部分時間都在爲增補《圖録》奔波。在海外訪書，複製掃描，時間對於東波兄來説，就如打仗一般，分秒必争，我自己當年也有如此體會。《圖録》中每種圖書的文字説明均爲東波兄所撰，讀者可對書之作者、内容及版本有所瞭解。我在文字説明最後定稿前全部審讀一過，時間倉猝，或有帝虎亥豕、烏焉成馬之訛，懇請方家學者有所匡正。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是這十多年中出版界崛起的“桂軍”，他們出版的各種文史圖書，頗得學者好評。我非常感謝何林夏社長以及文獻分社社長雷回興女士，他們在百忙中爲《圖録》的出版傾注了較多的心力，責任編輯金學勇先生更是日以繼夜爲《圖録》操勞，没有他們的支持和努力，這套《圖録》是難以面世的。
沈 津
201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