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觉梦录·皖系军阀卷

序言/前言/后记

自序：一梦一菩提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从鸳鸯蝴蝶梦中醒来时，对梦有了全新的感悟：

第一层感悟，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一个人在梦中的时候，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是在做梦。

第二层感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只有经历世事，猛然惊起，特别清醒的人，才知道那是一场大梦。

第三层感悟，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愚昧的人，自以为一直很清醒，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都明白，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

而年轻的诸葛亮，草堂春睡，好梦连连，为了表明自己在梦中也没闲着，一觉醒来，他喊了一嗓子：“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那一嗓子，直到今天，还回响在人们耳边。

做梦的，以为是觉，觉醒的，恍然如梦。有大梦，才有大觉；有大觉，才有大悟。

如此看来，梦即是觉，觉即是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梦境与现实，居然是如此百般纠葛，杂陈一起。半睡半醒之间，思绪却天马行空，神游四海。耳边仿佛有人缓缓诵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佛偈，犹如当头棒喝，千里梦惊回！

夜已深，却再不能寐，伸手想拿本床头的闲书，一摞史书下面，赫然跃入眼帘的是安意如评注纳兰词的那本书——《当时只道是寻常》。

寻常得再也不能寻常的七个字，此刻不知何故，却如惊雷闪电般掠过。平日不甚喜爱堂堂须眉写出那种清丽婉约风格的词句，今日恰似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正应了南怀瑾先生常说的那句话：闲书里面有真言！

只此“纳兰容若”这四字，加诸“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七言，极品诗句，极品情怀，便是寻着了诸般纠结之源，铺陈开来，方、圆、动、静之中，便是静如黑白、动触惊鸿的历史大棋局。

是耶？非耶？如梦如电。我闻如是，如是我闻。

看来，人哪，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视角之下，即使读到相同的诗文，却也能品味出完全不同的意蕴。如果碰到悟性和灵性高的，机缘巧合之际，还可能达到《了凡四训》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全新境界。

当然，这是非常人。而我，却只是常人。

然而，一个人，纵使是常人，一旦发觉从前是梦，分别心即起，不管如何努力说服自己，不管如何重新躺在床上逼迫自己去睡，却再不能回到当初。

既然人不寐，索性慵倚床，挑灯重阅北洋，人事虽依旧，情境已沧桑。互参梦中之觉与卷内之事，忘情处手舞足蹈。不觉东方之既白，新的一天已然来临。

青原惟信禅师有句名言：“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这“诸相非相”和“当时只道是寻常”，便是机锋。

二十年前初读历史时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今天梦醒后重读历史时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便是机缘。

得了机锋与机缘，禅机自显。

记得《周易·系辞》中记录孔子之言：“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一部最庄重的易经，孔子尚且以“玩”字解之而见天心，于是，一卷厚重的北洋史，也不妨在谈笑间以“玩”字解之而观其义，诸君亦可在轻松和调侃中玩味耳！

《庄子》有言：“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曰：亦梦亦觉，亦觉亦梦。

是为北洋觉梦录。

引子：一问一世界

词曰：

“千古伤心旧事，一场谈笑春风。

残篇断简记英雄，总为功名引动。

个个轰轰烈烈，人人扰扰匆匆。

荣华富贵转头空，恰似南柯一梦。”

话说北洋诸事，没分多久就合，没合多久就分。虽然是短短十六年，却经历了八个元首，三十二任内阁总理。局势纷乱如麻，那次第，怎一个“乱”字形容得尽？

北洋时代的分分合合，战乱不止，从表象上看，其原因可用三句话概之：

一个是“龙头老大”袁世凯驾鹤西去后，诸位在世的“带头大哥”都想说了算，又没有能力一统江湖。尽管如此，他们却都想成就一番“伟业”，都想实现中国的“大一统”，由此便诉诸武力。

另一个是总有些“跟班小弟”在与老大打天下的过程中，感觉到分赃不均，心存不满，于是乎就会倒戈、兵变、哗变。在这里，你会充分而深刻地理解“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政治上的经典名言。

第三个是诸位“带头大哥”的后台老板——国外的“老鼻子”“大鼻子”“小鼻子”们，唯恐中国天下不乱，给这个几条枪，给那个几块金条，不是资助你组建军队，就是帮你建个军事院校，或者是收容逃亡的造反派，然后鼓励大家不要吝惜体力，也不要吝惜子弹，更不要吝惜金钱，用劲往死里打。他们可不是慈善家，有钱没处花。你要牢牢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在你身上投资，就是要在你身上十倍、百倍地赚回来。他们是想肢解中国，掠夺中国，让中国元气大伤，然后再来趁火打劫。

其实北洋之乱的更深层次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设计了一套脱离中国实际的体制，即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认可。从皇权到共和，转得太急、太快、太陡，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突然来个180度的急转弯，极少有司机掌握得了这个超高难度的技术和动作要领，即使有这样的司机，乘客也根本无法适应。于是乎社会脱序，天下大乱。

在北洋这个历史舞台上，就像在拍春秋战国或三国演义类的古装战争大片儿，只要总导演一下令开机，演员们就会对着镜头向前狂奔，开始一场混战；过了一会儿，同样是这些演员，连装都不用换，又扮演对方的角色，对着镜头冲回来，又一场厮杀。然后，只要躲开镜头，大家有说有笑，握手言欢，举杯共饮。平均算起来，就连一个最普通的士兵角色，都能露脸十多次。

北洋的历史又像一场盛大的时装表演和选美大赛。据说，看时装表演和选美大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隐藏重点，展现诱惑；但是如果哪个设计师别出心裁，把它弄反了，隐藏诱惑，展现重点，那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粗鄙不堪，不堪入耳，不堪入目。

在中国历史上，让我们感觉最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大概就是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了，好像他们就是《西游记》中偷偷来到人间作乱的各路妖精，好像他们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鱼肉百姓的基因。

再精彩的历史，如果这样编排，也会让人看不忍看，闻不忍闻。如果一直这样展示给后人，那样的时装表演，未免让人永远遗憾了。

其实，军阀的历史和其他的历史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精彩和粗鄙都有，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是不是事先贴上脸谱和标签来看，是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

反之，当你以平和的心态欣赏的时候，你会发现，北洋这段历史本身是十分精彩的。

好了，演出开始，主要演员暨北洋各路英雄陆续登场。

首先交代一下北洋军阀的来历。

北洋，既包括“洋”，也包括“陆”，“洋”指黄渤海一带，“陆”包括辽宁、河北、山东、京、津等沿海数省市，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环渤海经济圈，而且还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归北洋大臣管辖，当时的朝鲜事务也归北洋大臣管理。李鸿章任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以当年有北洋武备学堂、北洋舰队等称呼。当年的直隶省因为地位特殊，设了两个省城——天津和保定。而天津是北洋的典型代表，天津的许多事务，其称呼前多冠之以“北洋”，如现在的天津大学，就是当年的北洋大学。

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总舵主，皖系、直系、奉系是这个集团的分枝，这几大派系的领导和骨干皆出自袁世凯门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1912年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依靠此前他所编练的新式陆军，他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他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足可左右朝政。于是，他的军队就称为北洋军。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北洋大舞台上第一个露脸的人，就是头像在银元上被称作“袁大头”的那个人，也就是后来在江湖上享有赫赫威名的北洋带头大哥，北洋派的“开山祖”“掌门人”——袁世凯。但这个时候，他还无宗无派，在江湖上，连个小弟都不算。在李鸿章、慈禧等老牌主要演员面前，他还只是第一出戏中跑龙套的角色。

这一角色，像极了演艺界的周星驰。今天大家眼中的超级大腕儿“星爷”，当年在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是个超级龙套。他曾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知，只能用一掌拍死。

多少年来，我们对袁世凯这个人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他任过清政府驻朝鲜的军事指挥官、驻朝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国新式陆军和警察的创立者，当过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当过总统、皇帝等。本来，他是个结束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人物；本来，他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开拓者；本来，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本来，他可以成为“华盛顿第二”；本来……可是，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他的一失足，跌进了历史的万丈深渊。

于是，他成了小丑，成了大盗。他、他的业绩和他所开创的时代，也被罩上了历史的迷雾。

一个曾经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受到别人的辱骂、攻击，这也算正常；可是，如果这个人受到大多数人的辱骂、攻击，这就不是很正常；但如果同样是这个人，走过民国“初级阶段”并顺延到今天被骂了一百年不变，这就太不正常了。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的教导：“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讨厌的人，我们一定要仔细考察，才能做出判断。

不管怎么说，用道德标准来评价他的事功，用事功标准来褒贬他的道德，本身就是一个回避主要矛盾的答非所问式的逻辑。而且，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被冠之以这样截然相反的极端化评价，那不是他错了，就是你错了。

清代赵翼有一首绝妙的诗：“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必须要自己根据事实判断去得出比较符合真相的结论，何必信口雌黄、人云亦云？尽管骂人不需要理由，可骂了一百年之后，我们要是还不能把骂人的原因搞清楚，这种历史的缺席审判，就陷入了群体暴力和语言霸权的困境。

毕竟，单纯的谩骂和攻击是非常肤浅的，肤浅是研读不了历史的，历史是需要放宽视野的，放宽视野是需要历史观的改变和证据的再寻的。

这就像袁世凯的墓碑，与武则天一样，袁碑的背面也是无字碑，一片巨大的空白。

千秋功过，留与后人慢慢评说

于是，想起了梁启超先生在其鸿著《李鸿章传》开篇第一句话所定的基调：“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只有那些庸人才没有过错，没有赞誉。

想之又想，用在袁世凯身上，也比较恰当。纵使不好在他头上冠之以英雄的名号，但他绝非庸人，绝非常人，绝非等闲之辈。

另外，读历史，尤其是北洋历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往往被多数人忽略的方面，就是人们太容易被经过加工修改了的所谓“史实”牵着鼻子走。孟子这位大智者曾经有个精辟的论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忠于“证据”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是“伪证”又当何论？在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说的环境下，你还能完全相信写下来的文字？这样很容易被自己的眼睛欺骗，迷失了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说，人们只看到了历史人物这样作为，却不理解、也不想去探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作为；只看其果，不知其因，却又“盲人摸象、各执一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历史证据进行最简单而直接的逻辑推断，如看盆中水那样看北“洋”这潭深水。

只是，这样简单的价值判断，离历史的真相却渐行渐远。

一正一反之为政，一阴一阳之为道。

不完全听信文字记录，并不意味着把史料完全抛开，自己主观臆测，而是要“择其两端，用乎其中”。把正反两方面的文字记录结合起来看，综合起来进行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所言：“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曾经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

这两句话，精彩、精辟、经典，直接指向了对史料的理解能力，以及对隐藏在史料字里行间中重要信息的领悟能力

能修炼到这一重境界的人，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历史学就如中医学一样，是需要阅历和悟性的。

这还因为，普通人的眼睛，只能看见目力所及的部分，而看不见幕后的安排和运作。

人们的眼睛能看到的，称之为“有”；人们的眼睛看不到的，称之为“无”。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它不存在；相反，它不仅存在，更有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眼睛所能看到的，叫视力；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那才叫眼光。

古人讲究“弹无弦琴，读无字书”，当你真正能够超越“有”，理解了后面那起支配作用的“无”，那么，恭喜你，在你以后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为人、为官、为学，你都进入到了一个常人不可及的全新境界。

正如《道德经》开篇所说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理解了那个永恒存在的“无”，你就能观察到事物的奥妙，才有可能把握那“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这样，当我们走进历史的现场“破案”的时候，才能不为“浮云”所蔽。

你站在桥上看精彩纷呈的历史风景，远处那看历史风景的人又在看桥上的你。而活动于其中的鲜活生命一旦枯萎，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浪花也只是装饰了后来人的梦。

从1912年到1928年，这段历史的洋流中，不知有多少人卷入其中，又不知有多少人驻足旁观。倚天照海，流水高山，我却只能坐在光阴的此岸，临水照影，煮酒抚琴，观彼岸花，任百年前那洋面上刮起的风徐徐自鬓边吹过，弹一曲江南空灵而清澈的梦音。

兴至，往河水中投了一小块石头，看着它荡起层层涟漪……

“短舞长歌思妙曲，高山流水待知音。当场告禀知音者，忙里偷闲试一听。”

抛砖，以此为引。

精彩预览

第十八章人心思乱

政治新生态

如果要概括形容“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局，最恰当的莫过于《三国演义》开篇关于天下大势的“分合”理论和“人心思乱”之说。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十四个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准确地击中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节拍，生动地勾出了古今历史治乱兴衰之形势，令人百般玩味。概括了天下分合之形势后，作者笔锋一转，在第一回的第二段结尾用了另一个词——“人心思乱”。

《三国演义》概括的“分合”理论，既融了“势”，又融了比“势”还要高一个层次的天道来思考，极有纵览古今、俯瞰天下之气魄；而书中的“人心思乱”之说，更为王纲解纽之后即将出现的群雄割据局面埋下伏笔，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比如《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中，曹操和袁绍的一席话，就是谈论“天”与“道”。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此乃“示天下以形势”也；而曹操却这样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袁、曹二人的胸襟气度，高下立分。因为，知道了“道”，就是知天了。

一切恰如后人读史时的叹息：“所谓天将兴之，孰能废之，天将亡之，孰能救之。诗经就有一句‘天命不回’，至于形势与发火点，其时自会得出来。”

北洋的乱局，何尝不是如此呢？有形势，有天道，亦有人心，种种纠葛，掺杂一起，越搅越乱，各派势力，蠢蠢欲动。故此，亦可称之为“人心思乱”。

其实，“人心思乱”这四个字用在清朝灭亡、北洋开局之时也不错，不过，北洋乱局的真正开始，是北洋掌门人袁世凯暴病身亡之后的事，暂无尊彝重器以镇压百僚，可以说是“人心思乱”“刀兵之劫”的开端。

我们都知道，自然界的生物链不能轻易被打断，否则，必乱无疑。

政治生态的链条更不能轻易被打断，尤其是最高层的链条，如果骤然断裂，那结果便是乱上加乱，无法形容。

多灾多难的中国，恰恰踩上了这个点。

袁世凯刚一闭眼，外面的世界就像是得到了击鼓传花和抢椅子游戏开始的号令，立刻乱成一团。

有人说，权力不是和平交接了吗？怎么还这么乱？

因为，表面上的权力是顺利交接了，但就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样，坐在金銮殿上的人，与玉座珠帘之后的人，不管是谁，要想把实权最终握在自己手里，都还需经一番明里暗里的争斗。

黎元洪虽然就职了，但是根本没有能力摆平局面。他的上任，既是段祺瑞直接首肯的结果，也是北洋系和护国军角力平衡的结果。

老百姓都知道，吃别人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这么个大宝给了你黎元洪，你在别人面前，还能硬气得起来？

当然，这是从私下里说的，真正的权力斗争，摆到桌面上的，不是明说这些小事，而是要就“事”论“势”，或就“势”论“事”。

政治上的道理，与事实中的道理，其实大不相同。

不管是段祺瑞还是西南护国军，他们嘴上绝不会说你黎元洪是我推上来的(虽然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而是从“理论”上动起了心思。

黎元洪，你当上总统，法理依据是什么？是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民国三年的《中华民国约法》？

回答这个问题很是麻烦，这是一道不好解开的方程式。

因为，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争斗和乱局也正是由此产生的。

段祺瑞认为，黎元洪出任总统的法理依据，自然是1914年5月袁世凯一手操纵制定的约法和1913年10月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并且是以袁世凯遗令的形式宣布的。

护国军和国民党人一看，这不行，黎总统就位，明明依据的是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段祺瑞那样认为，是因为只有承认这个“袁记约法”，他段某人才可以像袁世凯一样大权独揽，而且这部约法是北洋系的门面，老领导一手做成的，不能自己挖自己墙脚。

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护国军要求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那样可以在政治上把握主动，打破北洋派只手遮天的局面，并可以进一步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这样就可以把国民党重新拉入政坛，增加对抗段祺瑞的砝码。否则，黎元洪出任总统，如果继续遵守袁世凯制定的约法，那么不是等于间接承认袁世凯的“政治正确”了吗？袁世凯要是正确的话，那岂不是我们错了？

6月10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第一，请黎大总统即日起，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第二，把袁世凯解散了的国会赶紧恢复，补选副总统，组织正式的国务院(当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是袁世凯临时凑起来的)。

第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和袁乃宽等十三人。

第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抚军副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国军方面的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即撤销。这就表示正式拥护你黎元洪当大总统，国家也实现统一，各省不再独立。

段祺瑞一看，怎么能听你们的？那我的权力和威信何在？

段祺瑞通电各省，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段祺瑞说：黎大总统继任这半个月来，你们争来争去，就是一个法理问题。我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无成见，只是，法律这个东西，怎么能朝令夕改？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你以为是电灯开关吗？况且，民国三年的约法已经实行了这么长时间，许多法律都以它为基准。它要是被一语抹杀，许多东西都将会由此而动摇，这样国家将永无宁日。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人开始致电反驳。到底是研究法律的，在法条上抓住了要害。他们指出：民国三年的约法，绝不能视作法律。如果视作法律，那么，这部约法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国务院和内阁总理一职。

当初袁世凯集中权力，让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时，确实把内阁总理职位取消了。

这招够狠，一下子把段祺瑞逼到了死角。

如果你段祺瑞再坚持，那么，你自己的职位本身就非法。

这一下子，段祺瑞可就麻烦大了。

不过，麻烦的事还在后头等着呢。

6月25日，隶属于北洋系的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告独立，与老段分道扬镳。

当时的中国，有三支舰队，而第一舰队是海军的绝对主力。

段祺瑞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好不容易恢复稳定，不能就这么乱了呀。何况，如果真正琢磨起法理来，袁世凯制定的约法，还真没有内阁总理一条。

得，自己先退一步吧。

段祺瑞不再坚持袁世凯的约法，由林长民、张国淦奔走牵线之后，6月29日由黎元洪以大总统令的形式，仍遵守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既然认定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效，那么，袁世凯执政期间所制定的制度，就要重新考虑了。经过商定，黎元洪大总统申令：从本年八月起，继续召开国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当即撤销。

既然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那么，段祺瑞任总理就有了法理依据。因此，黎元洪以总统令的形式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同时还任命了各部部长。

不管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有些地方是相通的，那就是，自己的防线要死守，一旦被打开一个缺口，接下来的事，便可能导致崩盘，一个接一个的阵线就可能被攻克。

段祺瑞时代的第一个回合就如此被动，这可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一旦认定袁世凯时期的许多制度是非法的，那么大家最痛恨的、引老袁走向皇帝路的筹安会之人，便成了要犯。

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余等悉从宽免。

从形式上看，护国军方面所提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于是，唐继尧、岑春煊、蔡锷等人便联名通电，取消独立，声明服从新一届政府的领导。

这样，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由于袁世凯之死可能出现的乱局，终于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在形式上实现了暂时的统一，国家出现了暂时的宁静。

只是，没人知道，这样的宁静还会持续多久。

拉锯扯锯

从形式上来说，总统之位，袁死黎继，理所当然。但是，北京政府真正的大权，实际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

这一点，本不该奇怪，因为在制度安排上，1912年3月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设置内阁总理职位时，其目的也正在于此——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而总统是虚君！奇怪的是，后人为什么要骂段祺瑞专权而不责黎元洪越位？难道内阁总理制的安排，是要把权力集中于总统不成？那当初骂袁世凯干什么？这样看来，历史的看客们岂不是自相矛盾、思维混乱？

要知道，法治社会的精髓是依据游戏规则，愿赌服输，而不是因人而异，更不是看人下菜碟。你既然制定了这个制度，那么对此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后果，你首先都要有勇气承担下来，然后再逐渐调适，而不是无端指责他人。

内阁总理制的实质，就是让一把手当虚君、橡皮图章，让实权握在二把手内阁总理手里，只不过，这一点，连一向以宽厚著称的黎元洪可能也没想到。他当上总统之日起，也想当个实质上的一把手，也想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想有一定程度的发言权。

不过，黎元洪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只要军事大权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就没有多少发言权。先顺水推舟吧。

这北洋时代太别扭了。制定制度的人不懂执行制度，执行制度的人不懂规则，大家就像原始人过红绿灯一样，人人争相拥挤，车车相互碰撞，场面一片混乱，四处人仰马翻。

6月10日，黎元洪主动撤销了袁世凯设置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世凯设此机构的目的就是要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袁世凯与段祺瑞闹崩，也是因为这个机构。段祺瑞早就将这个机构视为眼中钉了。这回黎元洪主动示好，还算是识时务，否则，他们俩会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开战的。

段祺瑞实权在握，这回想喝豆浆喝豆浆，想喝豆花喝豆花，我看谁能管我？

6月13日，段祺瑞终于把自己最看重的心腹爱将徐树铮给弄到身边授予了实权：国务院秘书长。

不过，在官场上，矛盾和斗争就像物理学上的运动一样普遍存在，无一时一刻停息。更何况，民国初期设置的这个不伦不类的内阁总理制，本身就是让二把手挑战一把手、让一把手想方设法从二把手手中夺回权力的斗争体制，不管谁坐到这个位置上都会如此。袁世凯和唐绍仪当初如此，袁世凯死后恢复了内阁总理制，那么黎元洪和段祺瑞也必然如此。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争斗，很像朱时茂和陈佩斯演小品抢胡椒面儿的动作：彼此用眼神瞟着，你抢过去，我便抢回来；你抢回去，我便猛往面里倒，哪怕辣到不能吃。哥俩较上劲了。

先从前面提到的惩治帝制要犯说起。

西南军务院在停战之前曾有个要求，请求惩办帝制祸首“十三太保”，即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与胡瑛，以及被称为帝制“七凶”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和袁乃宽。

这些人，都是追随袁世凯的亲信，其中有许多人与段祺瑞关系密切，而且，段祺瑞作为后袁世凯时代说一不二的人物，自然也需要这种有效忠意识的人。怎么办呢？老段不能太公开地维护“帝制分子”的利益，但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段祺瑞提议，现在我们是中华民国，民国就要有民国的范儿，就要宽容、大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看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把以前袁大总统时通缉的国民党人和筹安会诸公，一并特赦了吧，然后共同建设民国，这样好不好？

段祺瑞企图来个浑水摸鱼。

黎元洪刚当上元首，怎么着也得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于是，他不同意段祺瑞的说法。

护国军也不同意段祺瑞的意见。护国军认为，本来国民党就是被袁世凯冤枉的，这样把国民党人和帝制帮凶搅到一起，岂不是忠奸不分？坚决不行。

此时，段祺瑞开始坐下来，与黎元洪商讨这帝制帮凶“十三太保”，到底是全部惩治，还是有选择地惩治。如果全部惩治，那么老段自己又不甘心，这都是北洋老人，绝不能自挖墙脚；如果不惩治，黎元洪和护国军又不答应。怎么办？

姜还是老的辣，老段轻轻一招，便抓住了黎元洪的命脉。老段决定采用军事上以攻为守、反守为攻的方法，把战线引向敌方。

老段首先提出，北洋将领强烈要求，必须惩治陈宧，然后再谈论帝制帮凶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陈宧本来是袁世凯的绝对亲信，在四川前线却宣布独立，成了给袁世凯敲丧钟的“送命二陈汤”之一。而且让老段永远不能忍受的是，你要是在政见上反对袁大总统也就罢了，你陈先生居然在通电中宣布“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样的背主之奴、忘恩负义之徒，北洋诸将恨得牙根痒痒。就像《三国演义》里豹头环眼的张飞每次见到吕布都会大骂其是“三姓家奴”一样，在提倡忠诚的传统社会，这是绝对被人贬斥的。

而且，老段听说，陈宧取消独立，是黎元洪策士蒋作宾、金永炎等人劝说的结果，这不是向黎表示忠诚吗？更有一层关系，陈与黎都是湖北老乡，平日往来过密。有了这些过节，段祺瑞才拿陈宧开刀，他相信，黎元洪绝对不会置之不理。只要黎元洪想保陈宧，那就有了讨价还价的机会。

果然，老段猜对了，黎元洪力保自己的老乡陈宧。

你想保一人，我也想保一人，成交！

于是，老段把袁世凯的御儿干殿下段芝贵从帝制祸首中救了出来。陈宧和段芝贵双双得免。

有了这笔交易，就不愁下一笔交易，结果，老段一个一个地把这“十三太保”给拎出了大半，“六君子”只剩下杨度和孙毓筠，“七凶”也只剩下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北京政府担心没法向护国军交代，便将与北洋关系较浅的、老段不想力保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等人补进名单。

这时还有人要为梁士诒开脱，黎元洪坚决不答应，如果这样下去，那这道惩治命令还不如不发的好。

7月14日，黎元洪下发惩办帝制祸首令。

实际上，此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在磋商的过程中，消息都传出去了。在惩办令下达的前几天，这名单上的人都已经从容不迫地离开北京，远走他乡避祸去了。

黎段二人除了在帝制祸首方面拉锯扯锯，在段内阁成员名单酝酿方面，二人也是有攻有守。

这就相当于太极推手阶段，谁也没出杀招，只是在互相揣测对方力量，寻找对方的破绽。

关于内阁阁员名单，段祺瑞最初是这样定的：外交总长汪大燮，内务总长许世英，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曹汝霖，海军总长刘冠雄，陆军总长由老段自己亲任。

黎元洪一看，名单都由你定了，都是你的人，这怎么能行？黎提出：对于此内阁，唐绍仪和孙洪伊二人必须加入，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三人不能用。

老段虽然心里不快，但二人正处于刚开始合作的蜜月期，耐着性子忍了一下，于是进行了阁员调整：外交总长唐绍仪，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教育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汪大燮。审定之后，由黎元洪正式发布。

可是，这份名单又引起了护国军的不满，原因是，许世英、张国淦为帝制余孽，怎可重用？于是，黎段二人又进行了一番调整，批准汪大燮、张国淦辞职，把护国军方面认同的谷钟秀任为农商总长。

此时的双方，谁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只是都没有明着撕破脸。

比如，对于黎元洪特别提出入阁的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老段便圈定孙洪伊为没有实权的教育总长，既像是答应了黎的要求，又暗中边缘化。

对于唐绍仪入阁，老段心存猜忌。唐绍仪本来就是民国元老，是民国第一任总理，也是南方护国军比较接受和认可的，名望、才能、资历都相当了得，这对于老段的权力是个很大的威胁。

而且，由黎元洪提名，可见唐与黎搅到了一起。这可不是什么好事。黎肯定在悄悄打造自己的小班底，怎么能让其得逞？

不过，老段毕竟是武林高手，他心里虽然不满意，但采取了另外一种对抗手段。老段表面上还是高兴地拉唐绍仪入阁，暗中却指使心腹徐树铮出面嗾使北洋将领反对唐绍仪入阁，终于迫使唐于9月25日通电辞职。

分果果

有的人看着领导在位说话时，很随意地就把果子给分了，把事情摆平了，以为当官不过如此，心想自己到任的时候，一定会分得更公平。其实，这个分果子的背后，可绝没有这么简单。

简简单单的一个“摆平”，那可是实力、资历、经历、阅历、能力和魄力等的综合体。

不服？

你看老袁活着时没怎么费力，除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外，其他各路诸侯都服服帖帖，所以清王朝灭亡后国家能够不乱，你以为是理当如此吗？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王开岭先生在其《精神自治》中说：“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本，所享受的只是时间创下的利息和‘附加值’。而提供‘成本’的，却正是那些为我们所不耻的当事人。”

民国要是没有老袁，你看看会是个怎样的场面。

老袁没了，老段开始发号施令了，可是老段会比老袁还高明吗？

我们看看老段排排坐、分果果的手段如何。

7月初，老段煞费苦心，经过一番酝酿，公布了各省军政首长名单。

说他煞费苦心，是因为他对官制方面进行了一番调整，力图权力分割、文武分治。

老段先是把各省督理军务的长官改称督军，也就是把袁世凯时代的将军职务和护国军方面的都督职务同时取消，但从这两个职务名称中各取一字，称为“督军”。同时，老段把各省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他想以此实现军民分治。

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张作霖为奉天督军，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冯国璋为江苏督军，张勋为安徽督军，陈宧为湖南督军，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蔡锷为四川督军，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唐继尧为云南督军，等等。同时各省省长也相继就位。

段祺瑞如此安排，一方面是要促进南北统一，另一方面是要巩固北洋势力，基本上就是在袁世凯时代的基础上换个名，换汤不换药而已。

然而，尽管段祺瑞已经尽最大可能顾及到了各方面利益，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

比如，在湖南督军一职的问题上，段祺瑞的安排就出了大问题。

湖南这里本来由汤芗铭驻守，但是，汤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想用铁腕治湘，于是便杀人如麻，惹得湖南人恨透了他，称其为“汤屠户”。

湖南人的脾气，怎能容忍这样一个人来治理？于是，群起而攻之，迫使汤芗铭在四面“湘”歌声中离开长沙。

汤芗铭走后，段祺瑞公布的名单为什么会选陈宧呢？陈宧，不是段祺瑞非常厌烦的人吗？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黎元洪力主给陈一个督军职务；二是汤芗铭逃离湖南后，这里成了北洋系的真空地带，而段祺瑞手边又无兵可调。按说，最应该调来镇守湖南的是曹锟，可是段祺瑞身边又离不开这么一员北洋老将。正好此时陈宧由四川撤出，手上有两旅兵力，就让他就近入湘，并给陈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表现好了，重新将其纳入北洋系。

然而，这个安排，湖南人同样反抗强烈。因为，自从科举时代的官员回避制度在民国时消亡之后，在民主的口号之下，湖南人力主湘人治湘。更何况北洋系的汤芗铭在湖南表现如此之差，湖南人不希望再来个北洋系的人。

本来，许多人都希望黄兴或蔡锷回湖南任职，但此二人都无意于此。黄兴荐谭延闿来任湘督，但谭与北洋系关系不深，段祺瑞又不同意。这样，7月16日改派湖南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

可是，这个安排并不等于段祺瑞对湖南放心。在安排刘人熙督湘的同时，段祺瑞派自己的内弟吴光新率北军第三旅接防岳州。这一方面是监督刘人熙，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接任湘督做准备。

可是，湖南人既尝到了汤屠户治湘的苦处，也尝到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甜头，于是，继续群起激烈反抗，甚至公开宣称为了抗阻北军，不惜一战。

通过人事安排摆不平这件事，段祺瑞这才知道，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如袁总统，差远了；段祺瑞也就此知道，湖南人是多么强硬。

于是，段祺瑞在湘督问题上，再一次改变主意。

8月3日，段祺瑞下令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署督军。

之所以用这个“署”字，也是老段的心眼儿。给老谭一个省长当，就是文官，没有兵权，这样威胁大大减少。署理湘督，便是代理。一方面安抚湘民，一方面给自己留后手。如想撤换，可随时换上自己人。

鲁迅曾经说过，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当了几十年老二的段祺瑞成了事实上的老大之后，也想像袁世凯那样大摇大摆地施展自己的权力，架子虽然拿得很大，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看来，老大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按说，老段当陆军总长，对于权力的运作应该非常熟悉才是。对于这种人事安排，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必须要先协调好，才能上会，进而公布。

也可能是老段太大意了，以为自己是一把手，就能完全说了算，别人就会听话。

这里面的关键，是事先的沟通、商量、协调和较量，会议只是个程序，公布就更是程序了。

如果会前没搞定，那么会上必然出乱子，公布之后更会乱上加乱。这不仅是对领导者能力的检验，更是对领导者权威的挑战。

一次不成功的人事安排，会让主要领导的权威指数大大下降。别人会认为你一把手镇不住局面，摆不平关系。那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人事安排是这个程序，其他许多事也要这样安排才算妥当，才能有白纸黑字的东西来堵天下悠悠众口。

一锅糊涂粥

老段第一次当老大，第一次分果果，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而且，遇到的麻烦远不止此。

按照段祺瑞的意志对各省督军进行任命的命令颁布后，除了湖南反应如此激烈，其他地区也没闲着，尤其是江苏、安徽、广东等地的矛盾，让段祺瑞非常头疼。

在袁世凯时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张勋是长江巡阅使；前者有实权，后者架子虽大却是虚名；前者镇守南京，后者驻守徐州。

虽说长江巡阅使是老袁给张勋开的空头支票，但张勋与别人不同，毕竟他还有自己的军队——辫子军，且驻扎在江苏境内，尤其是驻扎在徐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再有，冯、张二人都是老袁封的上将军，形式上算是平等的。

老袁这么安排，表面看起来，很是牵扯不清、纠葛不断，但是，这可不是他老糊涂了，而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连环套，让冯、张二人不断产生矛盾，自己好从中操纵。

手握重兵、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的冯国璋虽然知道老袁的心思，但也只能接受安排，忍气吞声。

可是，袁世凯去世了，尤其是段祺瑞的任命书下来了，冯国璋为江苏督军，张勋为安徽督军，老冯一看，机会来了，不用再忍了。他给张勋拍电报，请他移师安徽省城安庆，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安徽督军。

张勋可不这么想。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虽然不如段祺瑞和冯国璋那样是老袁的心腹，但至少在资历上，也算是老前辈。袁大总统的安排也就罢了，你们两个小子，能奈我何？

张勋非常耐心地告诉冯国璋：冯先生，您贵姓？您别忘了，我可是堂堂的长江巡阅使！什么叫长江巡阅使，您知道不？就是主管长江一带防线的官儿。江苏在长江流域内，我是管您的。我驻在徐州，怎么就不符合制度规定了？我看驻在徐州最符合规定。

张勋不紧不慢的话，把老冯给气得七窍生烟。他拍电报给老段，我不干了，我辞职。

当然，手握实权的人说辞职，不是真的辞职，而是一种示威，目的是敦促段祺瑞下令张勋让出徐州，同时向政府方面表明：如果我辞职不干的话，我的地盘乱起来，那我可不管啦，你有能耐的话，你来收拾一下这个残局？

老段毕竟不是老袁，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摆平张勋。所以，老段只能委婉地劝张勋让防。可是，张勋根本就不买老段的账。

8月29日，老冯再次电催北京，历数张勋的辫子军在徐州一带的不法行为，强横、欺民，我老冯作为江苏都督，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况且，他张勋不听政府的命令，那自然是不给你老段面子。

他张勋既不给我老冯面子，又不给你老段面子；我是地方大员，我的面子不值钱，可你段老弟既是纵横江湖响当当的人物，又是如今国家的老大，你的面子可是值钱的呀。这种局面，能容忍吗？

老冯想以此“面子说”来打动老段下狠心，兄弟二人联手来掐张勋。

果然，老段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再次电报张勋，要求其赶紧让出徐州，移师安庆。

想不到，张勋也急眼了。

老袁总统都得让我三分，你算老几？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不是想要徐州吗？那我表个态，宁可安徽督军不做了，我也不可能让出徐州。看你能怎么着？

打架就是这样，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真要是玩起命来，那谁怕谁呀？

老段到底是没能力摆平这件事。

结果，江苏、安徽这里就出现这么个奇怪的局面：

冯国璋是江苏督军，在江苏境内却不能完全说了算，江苏重镇徐州被别人控制；

安徽督军的驻地，本应在安徽境内，实际上却在江苏境内；

还有一乱是，安徽省省长的驻地本应在安徽省城安庆，实际上却设在蚌埠，省长倪嗣冲说什么也不离开蚌埠。

安徽省城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教育、财政、民政等各部委天天用电函或专人向不在省城的省长、督军请示汇报，那个累呀！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从这个局面，你逆向回观，才能发现老袁的能力，才能懂得老袁在世时，至少还有几天安稳日子。但是，头把交椅上一旦换了人，那局面可就不一样了。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想当初，大当家袁世凯捏成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排列，等着下锅吃，人们却挑三拣四；大当家没了，二当家段祺瑞想把这锅饺子煮得好吃些，结果，三下五除二，饺子碎了，搅成面糊粥了。而且，不止一锅粥，老段做了好几锅呐。

江苏、安徽是面糊粥，两广和湖南一带，同样搅成了糊涂粥。

6月6日袁世凯归天，6月7日陕西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6月9日广东龙济光也宣布取消独立。

两广一带的事情，说来是很微妙的。

龙济光当初宣布独立时，其实是很勉强的，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包围下被迫独立的，他在无奈独立时也悄悄与老袁有往来，取得了老袁的谅解和秘密指示。因为龙济光一直把自己当成北洋系，或者说，想靠住北洋系这棵大树，所以袁去世后，龙济光便立即与段取得了联系。

龙济光在独立时，广西护国军的军务院便想借道广东地盘，派护国军的李烈钧出兵江西，龙济光不答应。双方虽一度达成谅解，但最终还是发生了真刀真枪的冲突。

6月9日，龙济光在没有知会广西军务院的情况下，迅速宣布取消独立，这就是在政治上表态了：服从中央政府，不支持护国军继续独立。

而且，龙济光密电请段祺瑞出兵援粤，共同对付护国军。

可是没想到，电报内容被广西军务院方面得知，双方先是唇枪舌剑，继而动刀动枪。在段祺瑞的北洋军还没抵达的情况下，龙济光军大败，只守得广州一地。

段祺瑞此时没有布好局，没有能力武力统一，他想通过人事安排把这些事摆平。于是，就着发布全国督军和省长命令的时机，他在广东方面也是煞费苦心。

老段理想中的安排，是这样的：

调李烈钧到北京，“另有任用”，实际是要调虎离山，剥夺其兵权。

调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但是，当前的情势下，陆荣廷先不到任，暂时署理湖南督军，而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实际上，令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是假，只是缓兵之计，想把陆调到湖南是真，想把龙济光安排在广东是真，只不过都用“署理”一词，暂时软化各方势力，并稳定局面。

段祺瑞对广东的安排，引起了广东人士的激烈反对，唐绍仪、梁启超等各派代表纷纷致电北京，要求撤掉龙济光。

为了保持稳定，段祺瑞软硬兼施。他派刚从湖南被赶走的汤芗铭任广东查办使，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任粤闽巡阅使，借海军的力量向广东施压。

老段这样安排，还有个小心思，因为汤芗铭和黎元洪既是老乡，又有非常不错的关系，黎元洪本想把汤调到北京当个海军总长，老段怎么能让黎元洪的心思实现？这才把汤派往离北京遥远的广东。

可是，广东人绝不善罢甘休，怎能迎接这个臭名昭著的汤屠户来督粤？群起而攻之。

陆荣廷也这样，你段祺瑞想把我调离富庶的广东，调到穷省湖南吗？你说了算？我偏不听！

陆荣廷决定直接派兵离开湖南衡阳，直奔广东。

段祺瑞一看，真是心急如焚，谁也不听自己的，这可怎么办？

这时，他才明白老袁的厉害，知道老袁的好。他搜肠刮肚，终于从袁老师那里学到一招：征求民意！

于是，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发电，征求各省(当然是以北洋系为主)对广东的意见，包括对李烈钧的意见。

北洋系将领心领神会。一时之间，各地电报纷纷通电指责李烈钧和陆荣廷不服从中央命令。

可是，老陆可不管它三七二十一，你们喜欢用舌头？我就喜欢用牙齿！

老陆迅速出击，一举拿下广东，龙济光军队无奈地被收编。

生米做成熟饭，你不干也得干。

只是这样一来，在广东的李烈钧已经没有意义了，进不得，退不得，只得通电离开军队，转道上海。

老陆还是很好玩儿的，拿下了广东，他却装病了：我可不是想要广东啊，你们谁爱来谁来。

老段自是知道，老陆霸王硬上弓之后，自己买麻花看着不吃——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他等着中央正式下令呢，自己“不想”当广东督军嘛！

8月下旬，在萨镇冰和朱庆澜的调停下，龙济光移师海南，而陆荣廷的病装到了10月，才“很不情愿”地就职广东督军。

是你们让我干的啊，我可不想干这破玩意！真烦。

惜霸才无命

读历史时，有时会想，英雄人物是不是真的带着某种使命出现？使命完成后，便会归天？

管仲、周瑜、诸葛亮、王猛，是不是这样？岳飞，是不是这样？还可以列举一长串闪光的名字。

北洋时代，也有这个现象。

这里要提到的，是黄兴和蔡锷这对近代伟人、湖南老乡。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黄兴，便是“功成而弗居”。

黄兴，为自己取名“轸”，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所以尽管他的威望一度凌驾于孙中山之上，但他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

有许多人，包括章太炎就认为，黄兴的功劳要比孙中山大。当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便责问，这个总统位置，论功当属黄克强！甚至有人直接把黄兴拉入“国父”行列。

黄兴，湖南善化人，1874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出生，比孙中山小八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八岁。

黄兴一生与10月结缘。他生于10月，病于10月，成功于武昌起义的10月，最终殁于10月。终年四十三岁。

尤其巧的是，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黄兴也恰是在1916年10月10日突患胃血管破裂，吐血晕倒，10月31日与世长辞。

当年黄兴在汉阳鏖战时，儿子黄一欧在上海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在南京前线，黄一欧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八个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

后来胡适对此家信大加赞赏，专门写过白话诗来赞美。

此举虽不像宋代宗泽那样悲壮，但也差不多。

宋朝抗金名将宗泽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

宗泽去世后，由儿子宗颖和爱将岳飞一起扶柩至江苏镇江，葬于镇江京岘山上，墓前有石刻：“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

黄兴也有此大将风采。

黄兴为人宽和，风度儒雅，他去世后，无数人为之悲痛和惋惜。那个虽然在政见上与黄不和，但私交上非常好的湖南老乡杨度，有挽联曰：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这对联写得好有文采，又好霸气，夸奖黄兴是霸王项羽想学的“万人敌”。这个文采和识见，真不愧是一生以当帝王师为目标的人所写的。

黄兴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短短的八天之后，蔡锷将军也驾鹤西去。

人这一生，如果能做成一两件大事，那也就非常了不起了。如今想来，蔡锷仿佛就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存在的。老袁头没了，蔡锷也恰如一颗流星，光彩谢幕，年方三十四岁，让人今天仍然扼腕叹息。

蔡锷其实在讨袁之前就生病了。而袁世凯去世后一个月，也就是7月初，蔡锷的喉病已经让他说不出话了，又发高烧。

7月4日，当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到泸州为蔡锷检治喉疾的时候，法国医生告诉大家，这个喉病拖得太久了，当时中国国内根本治不了，必须迅速赶往日本医治。

所以，虽然段祺瑞想令蔡锷为四川都督，蔡锷也并非无治蜀之抱负，但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七八月间，蔡锷坚持把自己能处理好的事务一一办妥，所到之处，百姓都是万人空巷，一睹共和伟人的风采。四川人听说蔡将军要离开四川，有人甚至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走。蔡锷深情地作了《告别蜀中父老文》。而后，在同学蒋百里的陪同下，于9月初自沪乘船前往日本，住福冈大学医院治疗。

只不过，此时的蔡锷已是病入膏肓，人力终究无法回天。

11月8日，蔡锷自知不起，被人搀扶着走到医院窗前，眼望着日本飞机的演习，又深深地受到刺激。

他以非常微弱的声音对蒋百里说，老友，我们就要分别了，我们国家国防建设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却已经由平面转向了立体，我国又不知落后多少年！

蔡锷又道，自己“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回到病榻，口述随员，并由蒋百里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此时的蔡锷将军，精神尚一丝不乱，遗嘱句句关乎国家大计，无一语及家事。

他生命中最后的请求居然是“应为薄葬”，不禁让人泪满衣襟。

11月8日，就在黄兴将军辞世八天后，蔡锷将军也与世长辞。

举国震悼，万里雨泣。

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接连四次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对蔡锷予以褒扬并建议国葬。蔡锷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年轻将军蔡锷之丧，那真是全国吊唁，规模罕见，现从历史记录中抄来数则挽联，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其一，孙中山先生的挽联是：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孙先生挽联里面提到的班都护就是东汉出使西域、威名远扬，为国家稳定和统一、为民族融合作出巨大贡献的投笔从戎的班超。而马伏波是东汉另一位英雄人物、伏波将军马援，我们所熟知的“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等震古烁今的成语，就是从他这里出来的。孙中山以此比喻蔡锷，自然是非常贴切。

其二，蔡锷的老师梁启超是这样写的：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梁先生的联语，听着很绕口，感觉没有中山先生的联语有气势。其实，这只是不熟悉其中内涵，如果明白了里面的内涵，就会对梁先生的深沉竖大拇指了。

梁先生的上联“知所恶有甚于死者”，语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上联中这句话的意思便是，死亡本是我厌恶的，可我厌恶的东西还有比死亡更厉害的(更厌恶专制)，所以遇到灾祸也不躲避。

上联的暗指，自然是蔡锷的舍生取义，义之大者！

梁先生的下联“非夫人之恸而谁为”，语出自《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十分悲恸，跟随的人说：“您太过悲恸了。”孔子回道：“我这样是过分悲恸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而恸哭还能为谁恸哭呢？”

大家都知道，颜渊，就是颜回，又称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七十二门徒之首，孔门十哲德行科的高才生，可惜英年早逝。他是孔门弟子中德行修为最高者，所以得到特别的尊重，成为孔庙大成殿四配之首，人称复圣。

梁先生无非是说：蔡锷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不为这样的人而恸哭还能为谁恸哭呢？

梁先生不愧是大知识分子，用《孟子》和《论语》中的著名联语来表达自己最深沉的爱、最强烈的思念和最彻骨的痛惜之情。

其三，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先生的挽联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康老先生的挽联，是另一种风格，里面嵌入了《诗经》的话语体系。

“微君之躬”，是借用《诗经·国风·邶风·式微》中的话：“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而“思子之故”这几个字，虽然不是《诗经》中的原话，可也脱胎于《诗经》，留有《诗经》的印迹。《诗经·国风·郑风·狡童》中有：“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当然，《诗经》的这个《狡童》篇，是情诗。

康老先生从《诗经》中提取这两句话，是想表达：如果没有你蔡将军，今天恐怕早就是洪宪皇朝的天下了。

而且，康有为的“微君之躬”，还有一点儿孔子评价管仲之言的味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那么我们这些人早就被夷狄统治了。

康、梁不愧是师徒，文化底蕴深厚，连挽联都有浓重的古典气息。

英雄知己

其四，蔡锷的小师弟唐继尧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负，秀才忧乐范希文。

曹武惠，指的是北宋名将曹彬，不仅以败契丹、北汉为功，而且宽厚有恩，两次入蜀，秋毫无犯，军民相率畏怀，创下了鼎盛的战绩，当时没人比得过他。

曹彬曾经说：“自从我当了将领，杀了很多人，然而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恨他们而乱杀一个人。”他的住所坏了，弟子们请求替他修缮一下，曹彬却说：“现在这个时节正好是冬天，墙壁与瓦石之间，有许多虫子冬眠，修房子的话，就会伤害它们的生命。”

所以唐继尧的上联，一方面是夸赞蔡锷的功绩，一方面是夸赞蔡将军治军之仁心。

唐继尧的下联，“秀才忧乐范希文”，说的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追求的范仲淹。其夸奖之意，自然不用细述，大家就会明白了。

其五，丁怀瑾的挽联：

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丁怀瑾是蔡锷护国讨袁时主管军队后勤的人，在护国军的补给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目睹蔡锷在前方浴血奋战，所以写出的这副挽联更是有浓浓的敬和爱的成分。联语并不深奥，文采也并不出众，但是细述了蔡锷的数件功劳，措辞很是得体。

丁怀瑾也是蔡锷的知交。他一方面赞赏蔡将军功成不居的性格，另一方面还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好友。

蔡锷东渡前，丁怀瑾任四川富顺县县长，闻蔡锷噩耗即辞去官职，闭门著书，常以蔡锷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锷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

其六，杨度的挽联，也很引人注意：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但这副对联，一直让人不是很理解。

上联写得很有感情和气势，可是，下联的最后一句“当时成败已沧桑”，时人和后人感觉，像是与蔡锷起兵唱反调。

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杨度的意思，“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究竟是想说因为蔡锷起兵反政府导致了“疮痍满目”呢？还是想说起兵之后，国家仍然是千疮百孔，进而“当时成败已沧桑”？

究竟是想褒还是想贬，实在不好从这几个字中探出味道来。但从上联来看，还是极力褒奖蔡锷的。

其七，蔡锷挽联中最让人叹惜和欣赏的，还是小凤仙的挽联。

今天许多历史工作者考察小凤仙其人其事其文，多数都相信这段温柔的插曲是真的，所以，野史记录中留下来的小凤仙的挽联，也列举一下。

据说小凤仙的挽联是衡州狂士王血痕代撰的，其联有二：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上联把蔡锷比喻成周瑜大都督，自然是形象而贴切得很。而且，周瑜去世时，仅比蔡锷大一岁，也让人唏嘘不已。

下联更是意味深长。

李靖是唐代名将，年轻时即有大志，且熟读兵书战策。曾以一介布衣身份拜谒京中隋朝的两朝老臣杨素。当时杨素身后站着一个美人，手执一把红拂，屡屡对李靖含情注目、暗送秋波。

一席长谈，让杨素多次抚床长叹：他年坐在这张床的，必定是这个年轻人！

长谈之后，李靖回到寓所，灯下草拟策论。时至三更，忽有人叩门。开门见一美少年，进得屋来，少年脱去衣帽，露出一头秀发，原来便是杨素身后手执红拂的丽人。自报自己便是杨家的执拂妓，为李先生的长谈所敬服，“丝萝不能独生，愿托乔木”。

识英雄于微末，追英雄于落魄，不为财、不为貌，只为敬你是个英雄，小女子无以相赠。

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真是既简亦纯，看似平平淡淡，却又轰轰烈烈。

就这么含情一瞥，注定了今生今世。

当然，红拂女看中李靖可能比这要更深刻一些，此女应该是色艺双绝，平日眼高于顶，傲视王侯公卿为粪土，却以其阅人无数的慧眼，深信穷书生李靖终非池中之物，这才视男女大防于不顾，抛开荣华富贵，演出一幕“凰求凤”。

如果说，李靖拜见大隋官员而不出仕，可称是“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那么红拂女于万千人中独爱李靖，就可称为“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

二人于次日清晨出城，鸥游江海。“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后来李靖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所以说这位红拂女相人极准，还在李靖是一介布衣的时候，便知李靖是英雄，以身相许，以心相随。那么小凤仙之于蔡锷，便也类似于此。虽于风尘中结识，但小凤仙早知蔡公非同常人，而是大英雄一枚。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扶摇直上，剧怜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十年北地燕支，自嗟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这第二联更是情深意长，尤其是“桃花颜色亦千秋”一句，更是道出了小凤仙为结识蔡锷而终生不悔、千秋快慰的心情。

拜别蔡将军，小凤仙从此隐居他乡。

合上书卷，闭目深思小凤仙对蔡锷的深情，仿佛用语言无法形容得尽，思来想去，只得到李商隐的悼念亡妻的诗句，或许能部分表达出小凤仙的心思。

李商隐的夫人王氏去世后，有人前来做媒，李先生辞谢了，并作《李夫人》诗：“一带不结心，两股方安髻。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

一句“月没教星替”，暗喻小星岂可替皓月乎？这应该可以说明王氏在他心里的地位了。

小凤仙心中的蔡锷，大概可用“月没教星替”一句反问来形容，是一个无人可替代的人。

失去了你，得到世界又如何？

一曲弦歌伴君去，待等来世约白头！

直至今天，当人们听到那句“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的如泣如诉之曲，仍然是心神荡漾。

真是英雄知己！

第二十八章皖系落幕

皖系出局

吴佩孚打的是闪电战，特点是速度快。他决定先给皖军来个中间突破。他命王承斌率两旅向涿县集中，自己带张福来的第六旅和萧耀南的第三旅，猛扑固安，轻松占领了固安县城。

此时，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受到皖军数倍兵力攻击，死战不退。王承斌率领的军队在大清河一带埋伏好了之后，令这个第二营迅速退往大清河，把直军引过来。一心要好好表现的段芝贵一看直军在撤，以为他们的防线被自己攻破了呢，命令皖军紧追过去。

王承斌让诱敌的直军打几枪、放几炮之后，就带着大家节节后退，还虚张声势地向保定“紧急”求援，请求赶紧运弹药来、调人马来，这些情况尽可能地让皖军知道。这喜得段芝贵一面紧追，一面报捷，一面大开筵席。大家跟着小段豪饮一番之后，都乐滋滋地进入了梦乡。

等到半夜，突然枪声四起，喊着“活捉段芝贵”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响。小段从醉梦中醒来，心胆俱裂，仓皇开车逃进京城。《北洋军阀史话》中记述其“家人聚询，只以手摸头，连呼好险好险，别无他语”。

皖系东战场被打成这个惨样，自然也有张作霖的军队帮助直系军队的原因。直、奉联合，吓到小徐不敢前来支援。17日，在廊坊的徐树铮听到段芝贵败退的消息，匆匆赶返北京。段祺瑞的东路人马彻底崩溃；徐树铮部下边防军的精良装备，都被直奉两军瓜分了。

段芝贵率领的东路军已是如此，那曲同丰率领的部队会怎样呢？

7月14日，皖军第一军以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抵抗了几下，便退出了高碑店。

直皖双方前锋部队接触后，共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北。皖军很是高兴，传说中的吴佩孚也无非是这样嘛。看来，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能把曹锟吴佩孚打翻在地。

可是，皖军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吴佩孚同学早就备好了课，马上就会给保定学堂的师兄师弟们、曲同丰老师、段祺瑞校长等人上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把段芝贵的军队打垮，只是吴佩孚给皖军上的第一节课。课间休息结束，上课铃声响后，吴佩孚说，请大家把书翻到《孙子兵法》的《九地篇》，跟我大声朗读：“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

既然都说“可以”了，那还等什么？像蛇一样出击啊。

吴佩孚退出高碑店，可不是失败，他像双头蛇一样，在示弱于敌的同时，已经做好了从另一个方向向皖军突袭的准备。

17日，战况突变。吴佩孚退出高碑店后，以长蛇卷地阵的阵形，加上眼镜蛇袭击动物时的速度，率兵直插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松林店是皖系前沿司令部所在地，这里一片宁静，长官曲同丰正琢磨着怎么直捣保定、活捉曹锟呢。突然，枪声大作，还没等司令部的参谋们反应过来，吴佩孚率领的轻骑兵已经冲进了曲同丰的司令部……

曲同丰曾在北洋武备学堂当过教习，又担任过保定军官学校的第三任校长。吴佩孚那时聆听过曲同丰的教诲，所以曲同丰是吴佩孚的老师；两个人还都是山东同乡。吴佩孚走到曲同丰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说：老师，您被俘了。

就这样，曲同丰和西线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都被吴佩孚请到车上，免费去保定观光旅游。吴佩孚当导游，曹锟负责接待。规格足够高。

段祺瑞的东西两路军队，像商量好了似的，开展了比、学、赶、帮、超活动。东线段芝贵来个大崩溃，西线曲同丰一看，咱也不能落后啊，这样吧，我们不能崩溃了，来一点儿有创意的，我们叫崩盘。

看来，曲同丰到底不是桃花岛的大弟子曲灵风，但曲同丰没等施展武功就出局，这又很像陈玄风，且被吴佩孚戳的地方正是要害肚脐眼儿。而段芝贵的武功很像裘千丈，脑子却像傻姑……

7月18日，曲同丰押抵保定。曹锟和吴佩孚还挺会玩儿，要举行一个“受降仪式”，以此严重摧残老段的自尊心。

丁中江在其《北洋军阀史话》中，这样记载了当时的“受降”情景：

曹锟在大厅中站立，曲同丰由直军将领陪同，全副戎装，步履铿锵，进入大厅，后面还有其他被俘的军官，曲首先由腰间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并且朗声说：“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用和悦的音调对面前的降将说：“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受降礼完成后，两人握手叙旧，欢若平生。（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314—315页）

这场受降献刀仪式，成了直皖战争的闭幕式。交战双方谁也没有想到，本以为会打个昏天黑地的直皖两大系的战争，仅仅交火三天，连同首尾，也不过五天，就落下帷幕了。

这个局面，很像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半决赛中，最擅长足球的国度巴西在家门口被德国7∶1血洗，让人大跌眼镜。当年袁世凯手底下头号大将、人称“北洋之虎”、正宗德国留学生、中国第一位炮兵司令段祺瑞指挥下的军队，就这样被小字辈吴佩孚给“屠”了。

从此，皖系人马，包括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等人，再也不敢看不起这个秀才出身的小师长了，真正地记住了“吴佩孚”这个名字。

曲同丰受降献刀的消息传到北京，段祺瑞气得要吐血。生性刚烈的他真想挥刀自戕。数年准备的心血就这样被这群败家子打了水漂，纵横江湖的一世英名也就此毁于一旦。段祺瑞的战败，一方面与他用人方面有绝大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有轻敌之心，只认为自己方面必胜，所以，没下狠手。据曹汝霖回忆说，“闻合肥预令两路不许用重炮，恐火力太猛，伤亡过重，虽似宋襄之仁，亦已有轻敌之心。仅五日间，战事即告终结，自有战事以来，未有若是之速也”。真是可叹！

段祺瑞可以说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了。于是他把靳云鹏找来，靳云鹏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的老板，好在段祺瑞本来平常也不爱说话，这时只是淡淡地说：“事已至此，你和他们还可以谈话，赶快去和他们商讨停战吧。条件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不要把战争带进北京城。”

靳云鹏找到傅良佐，请他去天津跑一趟，向直军求和。傅良佐到了天津，找到曹锟的弟弟、直隶省省长曹锐，曹锐却不见、不理他，还顺便把傅良佐扣了起来。

老段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去见徐世昌，请总统下停战令。随后自己引咎辞职，以谢国人。老段恨恨地说：“吴佩孚学问不错，兵练得也不错，学会打老师了！”

然后，段祺瑞返回自己的住宅府学胡同，既不逃天津，也不奔租界，放出话来，吴佩孚有能耐就来捉我。

结果，吴佩孚到底是没来碰这只虎。

直皖战争结束，直系要求惩办祸首，经过几派的衡量和运作，最后于7月29日拉出了一张十人名单，里面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被称为“安福十祸首”。

不过，这十个人，一个也没抓着，都躲进日本使馆被保护起来了。

别的人大家还不怎么在意，唯独痛恨嚣张霸道的小徐，但小徐还真没被抓住。

小徐在日本兵营里共住了三个月。后来他逃出时，据说是在日本驻天津司令小野寺的帮助下，化装成一个日本女人，装进一只柳条箱内，由一个日本军官带进火车里一间头等车厢远赴他乡……

8月4日，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

直、皖、奉三大系之争，皖系提前出局。虽然段祺瑞执掌下的皖系后来还有东山再起之日，但根基不稳，已是大不如皖系强盛时期的景观。

因此，风雨凄凄的北洋，即将迎来他的新主人。

段祺瑞执掌下的、作为一个集团存在的皖系，就此垮台了，这里做一下小结。

段祺瑞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直接指挥的嫡系人马少，只靠自己在江湖的威名来调动各派：比如讨伐张勋复辟时，采取借力打力的手段；执行武力统一政策时，借用曹锟、吴佩孚的力量。子弟兵、根据地这两个问题没解决好，对于皖系的垮台有着直接的关系。

段祺瑞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与他选人用人失误有一定的关系。段祺瑞信任徐树铮，也重用徐树铮，但却没有用好，过于骄纵和溺爱小徐，任由小徐使性，没有对其加以引领和适当约束，没有让这个人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很是遗憾。段祺瑞想借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力量，却轻视并忽视了吴佩孚，以为他是区区后辈，只是利用，没有重用，致使其反戈相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大大的敌人，这直接招致了自己大业的失败。其他如使用张敬尧、段芝贵等，也有失老段的水准，这些都让人禁不住扼腕叹息。

但是，段祺瑞的选人用人，并不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因素，选人用人只能算是“战术”层面。段祺瑞嫡系人马少，但他要是充分调动和激发曹锟、吴佩孚的力量，也不是没有机会统一全国。段祺瑞更面临一个“战略”层面的“必败因素”，一个他无法绕开的大问题，那就是整个北洋的体制及运行机制的问题，亦即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带来的一系列无法回避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段祺瑞最大的悲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不是解决北洋乱局的法宝，不仅不是，恰恰相反，北洋的诸多乱源，就是从这部并不成熟也不甚合理的约法延伸开来的。权力的奥妙和精髓，在于权力的平衡，而约法恰恰没有设计出权力的平衡机制。前面有过论述，约法在设计的时候，就为以国民党党员为主的国会开了后门：议会可以弹劾内阁，内阁却没有要求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利。这是不平衡的权力构架，议会演变成了对政敌进行攻击的工具。

对于约法存在的毛病和问题，当年极少有人窥破。思想家严复非常清醒地看到了约法对中国政治的危害性，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忧虑。袁世凯从执政者和实干家的角度，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约法的毛病。他踢开国会，改造约法，却由于在制度设计时存在私心，被时人骂个狗血喷头，最终驾鹤西去。袁世凯在重病之时，为了让段祺瑞出来收拾残局，不得不恢复那个已经被自己踢开了的内阁，使段祺瑞重任总理，这就重新把责任内阁和总统的府院问题给端了出来，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

袁世凯本来可以指认段祺瑞为总统，以老段的威望，收拾旧山河。段当时算是总统的不二人选。但为了遵从那部约法，袁却让副总统黎元洪接任了总统。虽然这解决了表面上的矛盾，但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延伸出来的逻辑，矛盾很快就以更大的形式爆发出来。后袁世凯时代的南方国会，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样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了，而是在分裂状态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派系政客的集合体。于是，在国会、总统和内阁总理这三者之间，出现了非常混乱的权力运作模式：总统虽无权，却可以干预内阁做事；内阁有权，却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国会肆意地攻击着政敌而不受弹劾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设计者自己坐上大位，也根本无法实现权力的有效运转，他也只能把这个体制砸烂，才能让国家安稳下来。后来孙中山走向以俄为师之路，而没有坚持自己的初衷和美国梦，以及蒋介石暗中置换掉内阁总理制，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萧功秦教授直接指出：“《临时约法》是导致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恶法’！”(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第244页)

从这个逻辑的演进中，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乱局之源，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隐患，更能清楚地感受到段祺瑞时代的悲哀和无奈。这里还是把萧功秦教授的评论原文引过来，既是名家评价的中肯之语，也算是老段的知音之言。萧功秦教授认为：

为了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又设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只要走出这一步，那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将陷入无穷尽的党争，并由党争而走向分裂。这就意味着，只要《临时约法》不可避免，那就意味着，辛亥革命恰恰与民国后的大分裂，存在着历史逻辑上的不可回避的关联……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到北洋军阀混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临时约法》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与碎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20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与辛亥革命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临时约法》体制，又是南北统一带来南北矛盾的“因人设制”的必然结果，这一体制只能引发越来越严重的政争与分裂，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第247页)

上面评价这么多，其实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打个比方，“北洋之虎”段祺瑞本是个打牌高手，但是他不仅抓了一手孬牌，而且这个玩牌的游戏规则也与他所熟悉的规则大相径庭，他根本不适应这个玩法。所以，他输牌是必然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段的失败和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属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段祺瑞是个悲剧型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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