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乔治?桑是十九世纪三位传奇女作家。她们以绝世天赋与旷世激情冲破世俗枷锁，勇敢地爱，独立地写作，自由地生活，不仅搅动了当时文坛，至今也仍是对抗偏见与平庸的最强音。作者以小说家的笔力与步履，通过对三位女作家身世与故居的探幽寻溯，融合自身的文学体验及成长，更具独家性地揭开了她们跌宕命途鲜为人知的一面。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多伦多市。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重大文学奖项。出版作品有《废墟曾经辉煌》《劳燕》《流年物语》《余震》《金山》《雁过藻溪》等。 冯小刚导演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其小说《余震》。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有一种力量叫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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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狄金森

有一种诞生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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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

有一种欢愉叫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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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那些惊世骇俗的女子（代序）

小说写得久了， 我的大多数熟人朋友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毕业于某某学院的中文系。少数几位真正了解我背景的，在向他们的朋友介绍我时，则会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外语系”。每当此时，我总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是“外文系”不是“外语系”。“语”和“文”在别

看来只是皮毛级别上的一字之差，不值得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为此纠结。但对我来说，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差别。实用主义者已经把一门语言从它蕴含的人文背景里剥离开来，把它制作成一样简单的劳动或贸易工具。对那种“外国语是 ×× 武器”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忍不住要为此发出点类似于婴儿不适时发出的嘤嘤声——那是我的微弱抗议，即使我的声音听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那么一点矫情。

多年前我考入的那个学科， 全称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进入外文系是一个纠结痛苦的决定，至少在当时。不，准确地说，那都不能叫作决定，因为在权衡的过程中，我起的作用远非是决定性的。报考外文系，是许多考量因素相互碰撞之后形成的一个妥协。当时“文革”刚过去三年，记忆的阴影还紧紧尾随着我们。我父母跟其他人的父母没有太大差别——都希望能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鉴，替子女设计一条远离灾祸的太平安稳道路。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管分配，工龄相同的毕业生薪酬没有差别，所以收入多寡并不在父母们的考虑范围。我那一生胆小谨慎却没有因此受益的父母，坚定不移地相信从医是我的最好选择，因为无论在什么年代，人总会生病，医生在刀光剑影里也能安然生存。向来乖巧听话的我，在那一刻却有了一丝至死不从的决心。我想象中的高考志愿表上，每一个空格里填的，都应该是中文系。双方经过一个顽强的僵持阶段之后，最终得出了一个并不兴奋却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不考医学院，也不考中文系，而是用我自学了数年的英文基础，去冲击外文系的大门。

命运给我的嘲讽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谋生，我后来还是成了一名听力康复医师——那是多年之后发生在另一个大陆的事。

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像个被逼着嫁了个次等丈夫的女子，多少有点无精打采。在外文系就读的最初日子里，我内心有着强烈的挫败感——为尚未展开就已夭折的文学梦，为置身于一群见过世面的上海同学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兴奋点被真正点燃，是在第二个学年，当基础语言培训阶段结束，课程逐步向文学倾斜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外文系，课程设置环环相扣，相当细致全面。除了专业英美文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还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哲学、欧洲文学史课，骆玉明、丰华瞻、索天章、葛传椝等诸位先生，都曾经是任课或讲座课的老师。他们别具一格的授课风格，在我记忆中烙下永久印记。我的大学时代，原版英文资讯非常贫瘠，学生只能依赖从外文书店购买的纸质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学史料（那时大家都毫无版权意识），以及学贯中西的老教授们的口授，渐渐进入一个由许多振聋发聩的名字组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中寻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后来才出现的，稀少且彼此间隔遥远，正应了一句英文成语“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虽少且间隔遥远，但一旦出现，便带着响亮的不可复制的独特回声，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们在文学史上炸开了一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缝。女人随时有可能掉落淹没在缝隙中，所以她们得奋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里立住身子，于是就有了各种奇闻逸事。比如那个带着女儿来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笔将半个法国文坛收编到她的男式马裤下，又让另外半个文坛用唾沫淹没自己的乔治?桑；还有那个与有妇之夫公开同居，使整个伦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笔名发表作品的乔治?艾略特；还有那个对每一个经过她生命的有头脑的男人写尽暧昧奉承之语却终身未嫁，生前没有署名发表过任何一首诗作，死后却被冠上和惠特曼、爱伦?坡齐名的“美国夜莺”之称的艾米莉?狄金森；还有那个连下楼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却胆敢以一场异国私奔在英国文坛上炸起一地飞尘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还有那个让徐志摩惊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怀抱里轮番索取温暖却最终心怀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儿……

这些女人在她们生活的年代， 被归入有伤风化的圈子，大多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对宽松的社会标准，她们依旧是惊世骇俗的异类，但毫无疑问她们创造了历史。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她们从男人的源头走出来，走入了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渐行渐宽，渐行渐远，最后成为和源头相映生辉的另一条河流。假如从世界文学史的版图上抹去这条分支，河流将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对这些女作家情感经历的兴趣，远超过对她们文学价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对自己几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无羞愧忏悔之心。正是对她们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领我一步步地走入她们的头脑和心智。其实，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她们同时使用着脑子与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与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同时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她们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她们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利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笔名，悄然渗入瓦解并重塑男人的世界。用英国小说家、批评家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在和男人博弈的过程里，写书的女人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情爱的，欲望的，文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她们在风花雪月的书写中，鲁莽地插入了对贫穷不公、性别差距、黑奴贸易、战争、独立等社会问题的见解，瓜分了惯常属于男性的话题。男人们一夜醒来，突然发觉那些他们一直以为是花瓶和饰物的女人，除了对诗歌的韵脚、小说的桥段略有所知，居然也懂得逻辑和哲思。男人的心情非常复杂——震惊，疑惑，赞叹，嫉妒，仇视，不屑……各种情绪纷沓而至，兼而有之。梦醒之后的男人迅速分化，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盟友，有的成为女人最坚定的敌人，有的冷眼静观事态的发展。分化的过程很长，一路延续至今。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灵真相的欲望。这个欲望由来已久，却因故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几年前我辞去全职的听力康复医师职业，赢得了时间的支配权，才慢慢开始了对她们生命轨迹的漫长探索旅途。

这个旅途始于乔治?桑、 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宁夫人。在动笔书写这本书之前，我都专程去过她们的故居——法国的诺昂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我在她们的卧室里凭窗站立，借她们曾经的视角，想象她们眼中曾经的世界。在她们的旧居，在她们身世的记录中，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远隔着大洋而居的女人们，一生中也许有机会见面，也许永远没有，但她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着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宁夫人曾经以羸弱之躯，冒着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险，在寒冬里穿越半个巴黎去寻找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卧室墙壁上挂着的唯一饰物，是勃朗宁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画像……原本素不相识的她们，从世界看待她们的目光中，认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里，她们是数目稀少却忠贞不渝的盟友。

在她们故居采风途中，我也曾探访过她们的墓地，在她们的棺椁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语，有时是一张纸条，有时是一块石头。她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旧迹，使我漂浮在半空的灵感砰然落地。站在她们墓碑前，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她们的灵魂。我猜测着她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会怎样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还是更为艰难？其实，疼痛没有可比性，艰难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龌龊、羞辱、辛苦、辉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后世有人会想起今世的写作女人，能在今世写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块石头，如同我给前世写作女人摆上的那一块，已很奢侈。

离开她们墓地，我知道我的路还会持续下去，我还会走入曼殊菲儿、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汀等女作家的人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在她们的墓碑放上我的纸条，我的石头。

或许，还有我的书——关于她们的书。

张翎

2019年10月16日

勃朗宁夫妇惊世骇俗的私奔由“丑闻”变成传奇。他们的爱情是否始于童话终于神话？

现实中她闭门隐居，诗歌中她是狂野的夜莺。从寂寂无闻到众声喧哗，女王隐士狄金森如何迷之存在于生前身后？

让整个法国文艺圈动荡不安的乔治?桑，是异类？天使？女权先驱？

她们是十九世纪文坛三张恣意自由的面孔，同时又是互为镜像的灵魂知己——勃朗宁夫人崇拜乔治?桑，狄金森崇拜勃朗宁夫人。她们留下了伟大的作品，也留下了重重疑团。

本书作者循着在三位作家的作品脉络与生活旧迹，一路追寻拨开积尘，再现三段传奇命途。

现实

每一个狂喜的瞬间，代价必是伤悲

每一个狂喜的瞬间

代价必是伤悲

那尖锐和震颤的程度

恰恰与狂喜相配

—— 艾米莉?狄金森

诗第31首

在给苏珊的一封信中，艾米莉引用了同时代诗人朗费罗《雨天》中的一句诗：人生皆有漏雨之时。用这句话来诠释艾米莉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最后十五年的生活，似乎极是合宜。狄金森家园比艾默斯特镇上所有的房子都结实，可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无法与岁月抗衡，迟早会有漏雨的时候。

父亲在波士顿孤独地去世后不到一年， 母亲突发中现实每一个狂喜的瞬间，代价必是伤悲风，从此卧床不起，神智不清，时常埋怨两个女儿为何不给父亲留门。母亲在床上一躺就是七年，艾米莉和妹妹维妮负担起照顾母亲的一切琐碎事务。母亲自年轻起就生性冷漠，从来不是那种“你惹了祸会赶紧跑去找她”（艾米莉语）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米莉童年时的母亲，其实是哥哥奥斯丁。生病后，母亲的心志被哗变的躯体囚禁久了，渐渐摩擦出些无可奈何的柔软，母女才开始亲近起来，因为母亲已经成了孩子，而孩子正在成为母亲。

除了照顾母亲，艾米莉也从母亲手里接过了管理狄金森家园上上下下一应杂务的责任。母亲和狄金森家园耗费了艾米莉很多心神，这一阶段她的诗作急剧减少，但她依旧和朋友们保持着热切的通信联系。她一生累积的大量书信中，有三分之二书写于生命的最后十五年。

母亲和狄金森家园还不是艾米莉最头疼的事。艾米莉脑壳里绷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源头在常青居。

确切地说，源头在一个和常青居相关的女人。

1881年秋天，母亲卧病的第六个年头，艾默斯特镇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不，他们不是过客，他们来了，就没想走。男人叫大卫?托德，是艾默斯特学院新聘的天文系教授，他本人也是艾默斯特学院毕业的。女人叫梅布尔?鲁米斯?托德，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女人的身份略微复杂一些，得用好几句话才可以说得清楚。她是音乐家，毕业于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和声乐。她也是画家，会在客厅天花板的镶边上描图，在自己衣服的领边和袖口上绘甜豆花。她还是作家，结婚前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小说。

这只是女人来到艾默斯特之前就已经具备的身份。来到艾默斯特之后，女人还将具备更多更炫目的身份。比如说，她将跟随她的天文学家丈夫，到许多艾默斯特人做梦都不会梦见的异域去追踪观察日食，并将他们的探险经历写成跌宕起伏的书。她还将成为最有魅力的职业演说家，用音乐家特有的神韵和小说家特有的激情，论述诸如日本民情和妇女解放运动这样的话题，把听众的情绪煽动得如一锅滚水。当然，她最得心应手的话题，将会是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当这个女人走进与她住过的华盛顿和波士顿相比实在窄小闭塞得可怜的艾默斯特时，她绝对没想到这里将是她人生最宽阔的天幕，她即将步入并“居住在无限的可能性之中” 。其实，我最想说的不是女人的身份，而是女人的容颜。隔着一个多世纪的距离，来看女人在那个时期的照片，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合宜的形容词。明眸皓齿，漂亮，好看……哪个都对，可哪个也只说出了女人容颜的一个侧面。没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全面概括那些照片带给我的整体冲击。和那些身着黑衣、直发中分、脑后梳个髻子的清教徒女性相比——即使是艾默斯特的才女苏珊也无法逃脱这个框架的束缚——这个叫梅布尔的女人实在有些出奇，她把艾默斯特低矮的天挑出了一个窟窿，街上就有了风。她和那些女子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在容颜和装束上，更在神情、身姿、步态上。她有一样那些女人生来就缺乏的东西：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欲望。自她一脚踏上艾默斯特的地盘，她背上就落满了各种目光。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她告诉过别人：“每一个见到我的男人都想吻我。”

这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是他们的女儿，叫米丽森，才一岁多，还不会说很长的句子，却长着一双深邃、充满好奇的眼睛。这双眼睛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派上大用场——它们将记录一段历史。

托德夫妻还没来得及掸去箱笼上的灰尘， 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主街拜见艾默斯特的第一家庭。都是拜码头，却各有各的心思。大卫是来叩谢他的雇主的——奥斯丁是艾默斯特学院董事会最重要的成员，已经在学院司库的位置上坐了整整八年。而梅布尔想在艾默斯特的社交圈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她早就听说了常青居闻名遐迩的晚宴和沙龙。

梅布尔在常青居留下的第一印象，无异于电闪雷鸣。

当她的裙裾窸窸窣窣地擦过客厅的波斯地毯时，墙上挂着的那些古老油画仿佛也被刷了新。五十二岁的奥斯丁的目光落在二十五岁的梅布尔身上时，他感到了疼。他们中间相差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可以是一代人，也可以是一个朝代。奥斯丁觉察到了从未有过的生命的迫切感，但他把它藏住了，而且藏得很深。整个晚上他都有些心神不宁，竟然没有注意到客厅灯光没有照到的那个角落，有另外一双眼睛也像他一样，被这个陌生的女人灼伤。那是他的长子，已经二十岁的奈德?狄金森。

从此，托德夫妇成了常青居的常客。从常青居窗缝漏到街上的钢琴声和歌声里，突然有了新的旋律——年轻，强盛，狂野不羁。常青居的郊游和野餐队列，也变得更为壮观。常青居全体成员对托德一家的欢迎，最初是协和一致、毫无杂音的，然后渐渐地，苏珊有了戒心。苏珊的戒心不是因为丈夫，至少那时还不是，而是因为她留意到了儿子的神魂颠倒。苏珊手足无措，帮她忙的是梅布尔。梅布尔使用了一种最决绝的方式，彻底断了奈德的念想：她爱上了他的父亲。奥斯丁和奈德父子中间，就此留下了一条连死亡也无法愈合的伤痕。

奥斯丁和梅布尔之间的欲念，大约是在第一眼就萌生出来了，可是他们真正跨越那条“卢比孔河”（奥斯丁和梅布尔日记中的用语），向对方表明心迹，却是整整一年后的事，因为他们中间，还站着一个威严的上帝。清教徒祖先的血液，流到他们身上，尤其是奥斯丁身上时，依旧很浓烈。又一年过去了。在上帝警戒的目光下，情欲不敢轻举妄动。

托德夫妻抵达艾默斯特的第三年，奥斯丁和苏珊最钟爱的儿子，八岁的吉伯死于伤寒。苏珊痛不欲生，整日足不出户，身着丧服以泪洗面，常青居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坟墓。奥斯丁终于无法抵挡梅布尔手里高举着的那束火把。

欲望终于从书信的城堡里突围，在身体上找到出口。

他们依旧没能摆脱上帝。在后世存留下来的大量书信和日记中，上帝的痕迹无所不在。梅布尔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奥斯丁书面陈述苏珊在婚姻生活中的“罪状”，以证明他们的婚姻是不蒙上帝祝福的——这个女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了留存史料的心机。而奥斯丁虽然未能如梅布尔所愿写下对妻子的控诉状，却也一次次地向梅布尔保证：“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和新雪一样洁白无瑕。”奥斯丁对常规的定义，更是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偷情修辞学的巅峰，比当今时代超前了一万年：“常规是给那些不能强大到可以自洽，或者可以遵从更高级的伟大法则的人所预备的——在那个法则里万物和谐并存。”

梅布尔用崇拜上帝的目光崇拜着奥斯丁，她让他觉得连替他吻去靴子上的泥尘都是一种荣幸。和那个“一想到男人就会变成石头”（艾米莉语）的苏珊相比，这个女人才真正拥有打开奥斯丁灵魂的钥匙。他们在日记里不厌其烦地记下每一次幽会的情形，小心翼翼地隐去地点和人名，用符号来替代某些不可言说的细节，比如做爱。他们用大卫和维妮的地址通信，收到信后又用自己的笔迹抄写对方信里的内容，然后将原信销毁。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奥斯丁的名声，尽管奥斯丁的名声在那时早已成为皇帝的新装。

奇怪的是，对这桩连镇上的狗都知晓的丑闻，艾默斯特人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宽容，没有人当面质问过那对“狗男女”，或说出让两家难堪的话语。与霍桑《红字》中的海丝特相比，梅布尔的命运实在是个无法想象的奇迹。她丈夫大卫的默认和呵护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奥斯丁在艾默斯特的特殊地位——他在公众事务上举足轻重的决策力和表现出来的正直无私，使得镇民们很难不投鼠忌器。他们需要他，远胜过他需要他们。

最初把梅布尔引进狄金森家园的，不是奥斯丁，而是苏珊——那时两个女人还没有交恶。苏珊是第一个把艾米莉的诗引荐给梅布尔的人，聪慧如梅布尔，她用半只耳朵就听出了里边的天籁。梅布尔仰慕艾米莉，时常来狄金森家园小坐，在艾米莉的钢琴上为艾米莉弹奏音乐，一展夜莺般的歌喉。艾米莉在楼道的阴影里静静地坐着倾听，却从不下楼，只是在梅布尔结束之后，吩咐用人送上一杯雪莉酒，一束花园里采摘的野花，有时里边夹杂着一张致谢的便条，有时是一首小诗。诗多是随手写下的，可梅布尔总认为是专门为她而作的，艾米莉并不去刻意纠正。两人隔着楼道的交情维持了五年，一直到艾米莉去世。

梅布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艾米莉，是在敞开的棺木里。几年之后，当她成为艾米莉诗歌和书信的编辑，以艾米莉知音的身份在美国四处巡回演讲时，她最忌讳的话题，就是她一生并没有真正面对面地见过艾米莉。艾米莉去世四十六年后，奥斯丁和苏珊的女儿玛莎?狄金森?比安奇出版了一本艾米莉的书信集和回忆录，取的书名便是《与艾米莉?狄金森面对面》，暗讽的就是这件事。

奥斯丁和梅布尔急切地需要一个安全的幽会地点，狄金森家园自然而然地成为首选。他们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在狄金森家园幽会，通常是在餐厅那张黑色的马毛沙发上。

而就在这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艾米莉的第二张写字台。艾米莉白天喜欢在那里看书写字，正对着窗外金银花的浓郁树荫。有时哥哥和梅布尔会把幽会地点迁移到书房，那正是艾米莉去暖房侍弄花草的必经之地。梅布尔在日记中记下了无数个欲仙欲死的时刻，通常是早上或午后的几个小时，冬日壁炉里的柴在燃着噼啪作响的火苗，夏日金银花枝条轻轻地叩击着窗户。而这时艾米莉便被无形地囚禁在楼上的卧室里，不能也不愿下楼。

没有人问过艾米莉的感受。

幸好母亲已经去世，不用去聆听那些紧闭的门后发出的可疑声响。

在梅布尔的日记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录：一个月里她做爱二十一次，其中十二次是和奥斯丁，九次是和丈夫。看到这个记录我忍不住感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使两个如此杰出的男人同时感到满足和幸福，而又如此成功地遏制了这种三角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竞争和嫉妒？当然，奥斯丁对大卫的沉默给予了丰厚的报偿，他松开司库的钱囊，给大卫加了工资，并拨出预算给他建造一个他渴望已久的天文台。可是大卫对奥斯丁的友善并不是出于苟且的忍让，而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和尊崇。用当今烂俗的话，可能就是所谓“人格的力量”。两个男人之间维持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君子般的友情，直到奥斯丁去世——那是他们相识十四年之后的事。

奥斯丁和梅布尔的婚外恋， 将艾米莉置于一个极度尴尬的位置。一边是和自己有着多年交情的闺蜜加嫂子苏珊，另一边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哥哥，艾米莉的同情无论朝哪边略有倾斜，都会碰上荆棘和刀刃。一个隐居多年的女子，和大多数亲友都维持着隔门对话的方式，却任由自己唯一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被另一个女子时时侵占，艾米莉的心境可想而知。可后世残留的书信中，似乎没有找到艾米莉对哥哥婚外情的任何评论，无人知晓艾米莉的脚究竟踩在哪个阵营。这事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奥斯丁在把艾米莉的信交给梅布尔之前已经做过刀剪处理；二是梅布尔拿到奥斯丁修剪过的信后又动了第二次刀剪；三是艾米莉的确在这件事上保持了沉默，而没有像她应该做的那样，在道义和感情上公开声援她的嫂子。

艾米莉的沉默情有可原，这与她在家中的经济地位有关。父亲身后并没有留下遗嘱。作为一名老辣的律师，父亲不可能不知道遗嘱的重要性。父亲是刻意的，他是想让奥斯丁在自己身后不受法律条文约束自由地调动家族财产，来维持两个终身未嫁的妹妹的所有需要——他信得过儿子的人品。奥斯丁的确没有辜负父亲的信任，终其一生兢兢业业地工作，维持着狄金森家园和常青居两头的所有开销，尽可能让两个妹妹衣食无忧。可是，这种财产分配方式也让艾米莉姐妹俩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她们完全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亲友曾经注意到可怜的维妮几乎总是没有零花钱。天性敏感的艾米莉，不可能不产生一丝寄人篱下的凄惶感。无论她与世界保持着怎样清高的姿势和距离，她也明白不能和钱包交恶的简单处世道理。

可是她的沉默并非完全没有底线。

那两只爱鸟频繁而持久地幽会， 每次都在狄金森家园。渐渐地，奥斯丁萌生出另找一个幽密去处的想法。他想从父亲留下的家产里割出一块地来，供托德夫妻建一座楼房，作为自己和梅布尔的第二个约会地点。这桩土地转让需要全体狄金森兄妹的首肯。维妮签了字，艾米莉一直没签。她知道她一旦签字，本该属于侄子奈德的家产，就会留下一块空缺。没人知道艾米莉到底是用什么借口来敷衍哥哥的，总之她把这个底线一直守到去世——这是她能做的极限，死亡使她的一切努力归零。艾米莉在1886年5月19日下葬，而就在二十天后的6月8日，艾米莉尸骨未寒，这块地就改姓了托德。这块土地的转手不仅在奥斯丁与苏珊、奥斯丁与他的儿女之间，而且在维妮与苏珊、维妮与侄儿女之间，都挖下了一道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

后来梅布尔如愿在这块地上建起了镇上第一座安妮女王风格的楼房，厨房里有一条备用楼梯，据说专为奥斯丁所设——为了能躲过下人的眼目进屋。这座取名为戴尔家居的楼房，几经转手迁移翻修，如今依旧屹立在离狄金森家园和常青居很近的一条街上，默默地散发着时光特有的霉味。值得一提的是，戴尔家居所在的街名叫春街。和狄金森家园所在的主街一样，这条街名与住宅的身份有着或明或暗的贴切。

这就是艾米莉最后几年的生活状况。阴郁和难堪似乎成了狄金森家园空气中经久不散的气味。艾米莉这时才意识到：年轻时她在诗中发出的每一声尖锐狂喜的呼喊，日后她都得一一支付痛苦的代价。

不，这样的描述虽然还算准确，却不够全面，因为艾米莉生命中的最后一丝阳光，也是在这个时候照进狄金森家园的——那就是罗德法官。

奥蒂斯?菲利普?罗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曾任职于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和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是艾米莉的父亲爱德华?狄金森的老友。这位比艾米莉年长十八岁的男人，和艾米莉渴望建立深邃精神交往的那种权威男性形象严丝合缝地相符。当艾米莉还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时，罗德已经是艾默斯特学院的学生。他时常到狄金森家园做客，儿时的艾米莉或许坐过他的膝盖，听他讲过故事书。然而罗德和艾米莉作为成人之间的单独往来，应该是在父亲去世之后。

大多数学者和传记作家，都把罗德和艾米莉之间浪漫关系的开始，推算到罗德夫人伊丽莎白去世之后。可是真正显露破绽的还是艾米莉自己。艾米莉喜欢在旧信封上写字，就是这样一个写了诗稿的信封，暴露了罗德的名字和邮戳，把他们的通信日期提前到1872年至1873年间，那时离伊丽莎白的死，还有四五年。

艾米莉生性极为谨慎，连给希金森的信，都要差人去二十里外的地方邮寄——她不愿让人知道她和这位文坛名人的关系。艾米莉写给罗德的信更是如此。她用的是远房表兄的邮政地址，而且总是差遣下人去寄——为的是保护罗德的声望，一如梅布尔想保护奥斯丁的声望一样。可是不知为何艾米莉竟留下了这只信封，也不知为何这只信封竟逃过了奥斯丁和维妮鹰一般的眼睛。或许手稿的数量过于庞大，难免有一两条漏网之鱼。艾米莉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了1875年罗德单独到狄金森家园探望她的事，那时离伊丽莎白去世还有两年。那次罗德似乎在狄金森家园待了整整一个星期，用艾米莉自己的话来说，罗德此行是“和我在一起”。后世对艾米莉和罗德法官私密交往起始点的描述，总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几乎接近心虚——维多利亚时期式的体面观，沿袭了一个多世纪。

罗德夫人去世后，艾米莉和罗德的通信达到了炽热的程度，他们约定每个周日都给对方写信。每一天，艾米莉都陷入或是写信或是等信的甜蜜焦虑中，她把绝无可能收到信的星期二，称为“非常深的抑郁之日”。罗德的信可能已是火柴之下的灰烬，可是艾米莉给罗德的信的草稿，还幸存了十五封——当然，都是刀剪之后的残片。罗德算得上是艾米莉灵魂的知己，他们都对莎士比亚的剧作痴迷。在罗德赠送给艾米莉的礼物中，她最珍惜的不是戒指和手镯，而是一本莎士比亚全集索引。

在残留于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读到下边这些大胆火辣的句子，火辣得几乎让我们忘记了艾米莉身上标志性的白衣：

将我监囚在你的身体里吧 —— 那是带着蔷薇花香的刑法

你知道的，因为你知道所有一切……（信纸上方被撕去）在离你的渴望如此之近的地方睡卧，在梦中能抚它；因我是不安的眠者，会常常在你的臂弯旅行于愉快的夜晚，但你会用臂膀托扶着唤我回来，不是吗？（张芸译）

夫人去世之后，罗德多次到狄金森家园看望艾米莉。

成了单身男士的罗德，已经不适合单独和一位单身女士见面，于是罗德便带了他的两位年轻侄女同行。他们抵达艾默斯特后，奥斯丁的儿子奈德就会心领神会地陪两位年轻女士外出逛街，而把罗德独自留下。罗德和艾米莉碰面的地点在左客厅，根据一张狄金森家园的平面图，这个地点离奥斯丁和梅布尔幽会的餐厅，相隔了一个过道和一个食品储藏室，而和作为奥斯丁与梅布尔第二个聚会点的书房，也隔了一条过道，所以相对安全。但这么多次的来来往往中，孕育着多少个尴尬碰面的可能性，然而他们似乎没有在时间和地盘的划分上撞过车。不仅艾米莉和罗德始终没有和那一对爱欲之鸟撞过车，艾米莉自己也多次成功地躲开了随时可能闯进狄金森家园的梅布尔。这是一种默契，谁也不用说，可是谁都知道。维多利亚时期就有这点好处：人们可以心照不宣地合谋体面。唯一的一次穿帮，是由不在这个合作体系中的苏珊造成的。据苏珊后来的回忆，她有一次偶然走进狄金森家园，撞见那个白衣隐士躺在罗德法官的怀里。

那些年狄金森家园左客厅到底发生过些什么？我们只能从艾米莉残留的信件草稿中寻找蛛丝马迹。

我不会洗涤我的胳膊，免得除去你在上面碰触过的痕迹。

将柴薪从欢喜的火焰下抽出来， 并不等于扑灭了欢喜。

你难道不知道，当我缄默不语，当我拒绝你时，是你最愉快的时候？你难道不知道，那个“不”字，是我们托付给语言的一个最野性的词？（张芸译）

这些句子都是在奥斯丁和维妮的刀剪下逃出生天的。而那些未逃过劫难的纸片里，又会藏匿着什么样的狂野？

终身未嫁的老处女维妮，在和哥哥一行行地浏览艾米莉的信件时，到底经历了怎样面红耳赤的尴尬？劫后余生的信件残片最终被梅布尔的女儿米丽森发表时，几十年已经过去，“白衣神话”滚动了半个世纪，已经滚成真理。它不再单独属于艾米莉个人或狄金森家族，它已经属于整个美国，它需要所有人的小心呵护。米丽森发表这些白纸黑字的信件，已经无法在那个神话的坚壁上啃出裂缝。

罗德的侄女艾比也曾尝试过对这个神话下嘴。在罗德和艾米莉作古很久之后，有人向艾比询问当年的情景，她的回答充满了尖刻的敌意：“小荡妇——我还不知道她呀？

我该说我实在是知道。德行放纵。她想男人都想疯了。甚至想得到罗德法官。脑子进水，还真是。”

可是没用。艾比有自己的软肋：罗德法官没有后裔，他身后的全部家产将归于住在他家照顾他起居的两个侄女。艾米莉若嫁给罗德，艾比姐妹得到的遗产就会大大缩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利益冲突，艾比的话该大打折扣，不足为信。

每个国家都有神话，撕毁神话者是人民公敌。从这个角度来说，艾比是个罪人。

艾米莉想过嫁给罗德吗？当然想过，她离婚姻其实已经很近，近得几乎让她自己也吃了一惊。而且，艾米莉是那个主动的求婚者。艾米莉母亲去世没多久，罗德注意到了艾米莉的消瘦，便戏谑地称她为“巨人”（Jumbo）——这是当时动物园里一只大象的名字。 艾米莉在信中回应道：

最甜蜜的名字（指“巨人”），可是我知道一个更甜蜜的 —— 艾米莉?巨人?罗德。你会同意吗？

这就是典型的艾米莉式的挑逗性修辞，即使在求婚这样本该一本正经的事情上。艾米莉是天生的玩火者，她那严谨虔诚得几乎有些乏味的父母亲身上的血液，在融汇成她的生命时，不知哪一个环节飞进了一点火星子，艾米莉就成了与他们迥然不同的人。她不需要真正经历男人，她生来就知道男人。她善于把男人点成一盏盏明亮的灯火，她喜欢那些光亮，那些热度，可是她绝不会走近到烧焦自己的地步。

艾米莉最终没能和罗德结婚，后世的流行说法是因为罗德急剧恶化的健康状况。这个说法经不起哪怕最轻微的推敲，因为从罗德夫人去世到罗德自己去世的七年间，罗德有过许多正常健康快乐的日子。一个承诺只需要一分钟。一封承载着这样承诺的信从艾默斯特到萨勒姆——罗德任职地——只需要一天。而一个简单的婚礼，至多也只需要一个星期准备。艾米莉的指缝里流过了许多个可以这样做的日子，可是她没有这样做。

因为她明白歌唱到最狂野的节拍上时，就该收了。艾米莉深知爱情的本质，她曾这样解释过爱情：

多么瞬间即逝 —— 多么不检点的东西

总是错的 那是爱

充满欢乐的神灵……

“瞬间即逝”“不检点的”“错的”才是爱情带来的快乐的本质。爱情不能长期收藏，一收藏就要变馊。与其说艾米莉错过了一个可以成为妻子的际遇，倒不如说艾米莉躲过了一场彼此毁灭的悲剧。一想到艾米莉离开狄金森家园嫁入白发苍苍的罗德的家中，与那两个身上散发着霉味的嚼舌侄女终生为伴，我不禁打了个寒噤。艾米莉多么惊险地逃离了一场噩梦。

其实罗德也是。

罗德写给艾米莉的信，至今未浮上水面，也许已经被永远销毁。而艾米莉写给罗德的信，不过是些草稿片段。

所有针对文本言之凿凿的研究，其实都基于一个靠不住的假设：这些信的正本确实被寄出过。值得一提的一个花絮是，1892年，即艾米莉去世六年后，艾米莉诗集的头两卷已经面世，艾米莉的名字也渐渐为人所知，奥斯丁突然收到了一封从《自然杂志》社转来的信。一位波士顿的无业游民声称手头藏有 E. D. （即艾米莉?狄金森）写给“亲爱的萨勒姆”的信，信中“含有一丝玫瑰色的浪漫色彩”。

他甚至说其中的一封信里夹着一缕头发。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立刻联想到这可能是艾米莉写给罗德的信的正本。那位无业之徒隐晦地提到了钱，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奥斯丁从他手里购买过这批信件。

如今这位无业之徒的来信还封存在艾默斯特学院的档案藏品中，可是他声称所拥有的那批 E. D. 信件却一直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