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嘉祐之治（上）
第一节 初议立嗣
至和三年，亦即嘉祐元年，宋仁宗已经四十七岁了。其父宋真宗在四十三岁时有了皇子赵受益（即现在的仁宗皇帝），而仁宗如今年近半百，却未有子嗣，尽管后宫妃嫔曾先后诞育三位皇子，但均不幸夭折。长子赵昉生于景祐四年五月，当日便夭亡，后追封褒王；次子赵昕生于宝元二年，亦早夭，追封豫王；第三子生于庆历元年，三岁时封鄂王、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曦，是当然的皇储，可惜封王的制书未及宣布，小赵曦也病夭了。
在君主制时代，皇嗣系国本。储君之位空悬，即意味着国本不稳。事实上，仁宗朝后期，先后闹出两起假冒皇子案，很难说伪皇子的出现与仁宗缺乏继承人的背景没有关系，至少说明皇帝没有子嗣的事实已经在朝野间引发了某种不安分的骚动。
第一起假冒皇子案发生在皇祐二年春夏之际。一个叫冷青的年轻男子在京城闹市“自称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廷，有娠而出”，继而生下冷青。冷青的自述耸人听闻，自然引得“都市聚观”。时权知开封府的钱明逸立即派人将冷青逮入开封府，冷青一见到端坐在公庭上的钱明逸，厉声叱喝：“明逸安得不起！”钱明逸给他这么一喝，真的站起身来。
一番审讯下来，钱明逸审得大体情况：冷青之母王氏昔日为宫女，只因内廷失火，被遣放出来，嫁给医家冷绪，之后便生下冷青。冷青成年后，曾“漂泊庐山”，时常跟人说，他实为皇子。当地一名法号叫全大道的僧人便带着他进京，意欲让他赴阙公开身世。若按宋人笔记的记述，冷青还向钱明逸出示了一件可证明身世的物证：仁宗送给他母亲王氏的“绣抱肚”。
审到最后，钱明逸也不确定冷青是不是真为流落民间的皇子，只好作出一个含糊其词的判决：冷青精神失常，胡言乱语，“送汝州编管”。这不是终审结果，因为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已经在开封府和朝堂掀起波澜，开封府推官韩绛不同意钱明逸的判决，认为冷青“留外惑众，非所宜”，朝廷集议后，提议将冷青流放江南。
但翰林学士赵槩认为这么处置极为不妥，“青言不妄，不当流；若诈，不当不诛”。
仁宗也不记得当年是否临幸过一名姓王的宫女，便委任赵槩与知谏院包拯“追青穷治”，查个水落石出。案子审到四月，终于查清楚：冷青之母曾为宫女不假，但嫁后，先诞下一女，之后才生下冷青。显然，冷青不可能是仁宗的骨血。
最终，冷青与僧人全大道被诛，权知开封府钱明逸被贬知蔡州。
第二起假冒皇子案发生在至和元年（1054）夏天。马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一日在上朝途中，被一个叫繁用的开封市民拦住。繁用告诉他：太尉您实为真宗皇帝之子，当今圣上之兄。
张茂实大吃一惊，将繁用带到开封府讯问。张茂实的身世确实不寻常，他的母亲朱氏是真宗次子赵祐（九岁时不幸夭亡）的乳母，时朱氏亲生子尚在襁褓中，真宗把他托付给内侍张景宗：“此儿貌厚，汝养视之。”张景宗遂收养了朱氏子，视为己出，取名茂实。张茂实长大后，“累历军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而那个开封市民繁用，因其父曾是张景宗家仆人，幼时常听父亲说起：“茂实生于宫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属为兄。”繁用希图得到张茂实的恩赏，这才在街衢上“扣茂实马首，言茂实乃真宗子”。
开封府裁定繁用妄言，将他打了一顿板子，然后编管歙州（今安徽歙县）。但这件事已流布京城，“众庶然”，言事官奏请朝廷召回繁用，审问清楚。仁宗遂下诏在嘉庆院设立诏狱，审讯此案。经推勘，审案法官认为：“用素病心，一时妄言，茂实不上闻，擅流配之，请案其罪。”最后，繁用被发配窦州（今广东信宜）牢城；张茂实罢兵权，领节度使之衔出知潞州。
两起伪皇子案激起的波澜尽管慢慢平复下来，但仁宗未有继承人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没有儿子，这是仁宗的心头之痛。嘉祐年间，仁宗一日跟御史中丞张昇说：“卿孤寒，凡言照管。”孤寒，就是孤独的意思。张昇为御史中丞，不怕得罪人，被同僚认为是没有朋友的人，所以仁宗才说他孤寒。但张昇听了仁宗的话，反驳说：“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仁宗问：“何也？”张昇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友，陛下惟中宫（指曹皇后）二人而已，岂非孤寒？”这一句话，正击中仁宗内心的痛处。但仁宗却不能迁怒于张昇，只是回到内廷还闷闷不乐。曹皇后问他为何不快，仁宗将张昇的话告诉了曹皇后，曹皇后挥泪，仁宗亦泪水“随睫”。
这个小故事记录在宋人笔记中。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忍不住想问：为什么张昇要这么不留情面地回敬仁宗？也许他的用意就是故意刺激仁宗，让仁宗下定立嗣的决心。朝中大臣越来越意识到，请皇帝从皇族中遴选一人立为皇嗣，已经是不可拖延的事情了。至和末、嘉祐初，仁宗一病不起，辍朝多日，立嗣的问题更是变得特别迫切。
嘉祐元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请建皇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笃实，伏惟陛下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与图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异时诞育皇嗣，复遣还邸，则真宗皇帝时故事是也。”范镇所说的“真宗故事”，是指真宗皇帝在皇子赵祐夭折后，选侄儿赵允让入宫抚养，作为皇嗣的候选人，其后赵祯出世，才将赵允让送还藩邸。
范镇是抱着赴死之心奏请立嗣的。他的奏疏初呈上时，宰相文彦博委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蔡挺问他所言何事。范镇如实相告。蔡挺问：“言如是事，何不与执政谋？”范镇说：“镇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谋之执政，或以为不可，亦岂得中辍也。”
御史赵抃与范镇一贯不和，但在立嗣问题上二人却是立场一致。他也上疏，请仁宗“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闱，或封建任使”，“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寿延洪，一旦皇子庆诞，少阳位正，储贰事体，何损权宜”。
这年五月初，天际出现两颗大流星，之后大雨不止，京师发大水，“冲折都门”，导致“社稷坛壝辄坏”；不久，“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亦俱奏水灾”。在宋人的观念中，这是灾异，“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因而，范镇请仁宗“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仁宗果真于六月下诏求言时政阙失：“乃者淫雨降灾，大水为沴，两河之间决溢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谴。其令中外实封，言时政阙失，毋有所讳。”
于是，范镇再次上书：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肃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
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疏：
臣伏睹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见陛下畏天爱人、恐惧修省之意也。……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五行传》言：“简宗庙则水为灾。”陛下严奉祭祀，可谓至矣，惟未立储贰。《易》曰：“主器莫若长子。”殆此之警戒乎？
知制诰吴奎也进言：
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之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乎？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
七月，一颗“色白，长丈余”的彗星划过夜空。八月初一，出现日食。按古人观念，这些都是上天给人间君主的警告。集贤校理司马光在八月初一当天上疏，强烈要求仁宗“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
同日，范镇再上书，言辞更为激切：“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以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复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向皇帝提出辞职。
但是，范镇等人的奏疏入内，都如石沉大海，仁宗未作出反应。八月初五，范镇又致书中书：“今彗之变当急，而朝廷尚欲缓之，此镇宁死于朝廷之刑也。伏愿诸公携镇之书言于上前，速定大计，如其不然，即赐镇之死，放镇归田，解镇之职而置之散外，皆诸公之赐也。”但宰执大臣却婉言规劝他少安毋躁。
范镇简直气死了，又于八月初六上书仁宗：“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大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而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以为大臣也。”
范镇对执政团队颇有微词。但他其实误解了宰执，早在仁宗不豫之时，因皇帝“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执都谏劝仁宗及时立嗣，仁宗亦点头答应了。首相文彦博与参知政事王尧臣都属意汝南郡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并起草好了请立赵宗实的奏稿，只是奏稿尚未进呈，仁宗病情已好转，事才中辍。
这一内情，宰相不方便说出来，因而范镇是不知道的。八月初八，范镇再次上疏：“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无有所系，故天初见流星，继以大水，告陛下以简宗庙之罚。陛下君臣不知觉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宴然复如前时，此臣当言之责，所以恐惧而待罪也。”
按范镇的说法，上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警告，为什么陛下还执迷不悟？既然如此，我唯有辞职。
仁宗见范镇请辞待罪，干脆给他升职，任命他为侍御史知杂事，即御史台的副长官。范镇固辞不受：“陛下以臣言为非，即当加臣万死之罪，以臣言为是，岂可不先宗庙社稷计而遽为臣转官迁职也？”
八月十四日，那颗长一丈余的白色彗星消失了，范镇又跟仁宗说：“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谪见，为变非常，故乞速定大计，以答天谴。阖门待罪，祈以死请。臣人微言轻，固不足以动圣听，然所陈者，乃天之戒。陛下纵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今除臣侍御史知杂事，则臣之言责益重于前，所有告敕，未敢祗受。”坚决不接受侍御史知杂事之任命。
之后，范镇又接连进言，前后“上章凡十九次”，请仁宗立嗣；而仁宗则七降圣旨，中书亦三发札子，催促范镇赴御史台供职，范镇都拒绝了，“待罪几百日，须发为白”。
十一月，范镇入对，泣请仁宗将他的疏章“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有异议者，乞令与臣廷辩，谓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责。臣之至情，尽在于此”。
仁宗看着刚满五十岁的范镇一头白发，也很心酸，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承认范镇说的都有道理，但请给他两三年时间。
范镇看着泪流满面的皇帝，突然也理解了仁宗的悲苦，不再决绝地提立嗣之事。但台谏官之职，他是坚决不接受了，仁宗只好转任他为集贤殿修撰。
进入嘉祐二年（1057）之后，随着仁宗身体逐渐康复，奏请皇帝建储的声音也慢慢平静下来，偶尔方有所闻，如二月，前宰相杜衍去世，临终前留下遗疏说：“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
六月，仁宗长女福康公主晋封兖国公主。八月，公主出降，嫁国舅李用和之子李玮。这本是一桩大喜事，但翰林学士欧阳修却向仁宗说了一番闹心话：“今者伏见兖国公主近已出降，……陛下向虽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爱，上慰圣颜。今既出降，渐疏左右，则陛下万几之暇，处深宫之中，谁可与语言，谁可承颜色！臣愚以谓宜因此时，出自圣意，于宗室之中，选材贤可喜者，录以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问安侍膳，亦足以慰悦圣情。”
不过，仁宗并没有依言立嗣。显然，仁宗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后宫妃嫔能够诞下他的亲生子嗣。
第二节 嘉二年贡举
嘉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这是值得写入中国千年科举历史的一届考试，从这届考试开始，流行于仁宗朝历年科场的“太学体”文风终于被欧阳修淘汰掉。
“太学体”是庆历四年朝廷创建太学之后风行一时的科场词赋、策论文体，其特点宋人多有总结：“务为险怪之语”，“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人话，犹如时下某些学者以艰涩、怪谲文风写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
“太学体”的兴起与国子监直讲石介的倡导有密切关系，石介看不惯仁宗朝初期流行的华丽文体，在太学讲课时，便有意识引导太学生写文章时使用冷峻、佶屈的文辞，“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
欧阳修崇尚平实、说人话的古文，很不喜欢“太学体”，所以，借着担任嘉祐二年贡举主考官的机会，对“太学体”文风“痛加裁抑”5，评卷时候，但凡用“太学体”写的词赋、策论，都给予极低的评分，将擅长写“太学体”文章的考生“黜之几尽”。
到了放榜时，人们发现“时所推誉，皆不在选”，那些“太学体”文章写得得心应手、大家都以为必高中无疑的太学生，几乎都落榜。
落榜的太学生非常愤怒，等欧阳修上朝时，将他围堵在路上，“群聚诋斥之”，开道的街司逻吏都无法制止。不知哪一位考生还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入欧阳修家中，由于是匿名文章，官府也无从追究责任。
在落榜诸生中，有一个叫刘几的太学生，深得石介“太学体”之真传，写文章好为“怪崄之语”，平日测试，都得第一名，众学生“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修听说过刘几的名字，对他的文风很不以为然。这次评卷，他看到一名考生的论文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说：“此必刘几也。”提起朱笔，在卷面上大笔一抹，大批“纰缪”。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已实行“封弥制”与“誊录制”。誊录，指考生交上来的答卷全部由专门的书吏用红笔抄录成副本，然后将副本送考官进行评卷；封弥，指送给考官评分的答卷，卷首上的考生姓名、年甲、乡贯等个人信息都密封，代之以字号。这样，考官在评卷时，并不知道哪一份答卷出自哪一位考生之手，不容易徇私。欧阳修讨厌刘几的文风，但他也不能确定哪一份答卷是刘几的，只能根据文章的风格、水平作出取舍。
那一次欧阳修没有看走眼，拆封放榜时，那篇被他大批“纰缪”的“太学体”论文，果真是刘几的文章，刘几自然名落孙山。
不过，刘几也是一个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刘辉，改攻古文，自是文风大变。嘉祐四年，刘辉再参加贡举礼部试，顺利中榜，进入殿试，殿试考官还是欧阳修。欧阳修阅卷时，看到一位进士的《尧舜性仁赋》，义理、辞章俱佳，忍不住击节叹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发现这位进士原来叫刘辉。有认识刘辉的人告诉欧阳修：“此刘几也，易名矣。”欧阳修“愕然久之”。
后世一些学者相信，那首给欧阳修惹来官司之祸的艳词《望江南》正是刘辉所作，故意托欧阳修之名，意在败坏欧阳修名声，以报复欧阳修。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世传辉既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辉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适孙解官承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薄之事哉？”
刘辉品行很好，曾乞解官为祖母服孝，购良田赡养贫困族人，这么一个厚道的人会诬陷欧阳修吗？不管刘辉是不是对欧阳修心存芥蒂，也不管嘉祐二年落榜的考生是不是服气，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经欧阳修力挫，不再独领风骚，诸生文风自此大变。
在嘉祐二年礼部试策论答卷中，有一篇文风与“太学体”大异其趣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起了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注意。梅尧臣负责第一轮阅卷，对考生答卷作出初步的筛选，然后将入围的答卷交给其他考官作第二轮阅卷。梅尧臣十分赞赏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便把文章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点，如果翻译成现代话语，大约就是“论疑罪从无”。文中提到一个典故：“《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文章的辞章、立意都让欧阳修拍案叫绝，只是欧阳修对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说法，却不知出自何典，问梅尧臣：“此出何书？”梅尧臣说：“何须出处！”
欧阳修以为自己一时想不起出处而已，有意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一等。不过，欧阳修又有点怀疑此文可能出自门人曾巩之手，若将门人文章评为第一，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欧阳修考虑再三，将那篇论文列为第二名。
乃至拆封放榜，欧阳修才知道《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年轻举子，叫作苏轼，虚龄二十二岁。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要入谢主考官。入谢时，欧阳修便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回去翻阅《三国志·孔融传》，却一无所得。他日，又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对苏轼的杜撰典故及解释，欧阳修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未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很可能会在嘉祐二年落第。如果落第，他的人生命运又将改写。
与苏轼一起出线的进士科考生一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们随后又参加了殿试。嘉祐二年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进士。所谓“天子亲试”，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因为具体评卷的人还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三月十一日，殿试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进士及第，比礼部试登科进士多了十五人，这十五人是特奏名进士。特奏名，指屡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的考生，另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属于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举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进士，原则上都不予落黜，都赐予出身。殿试仅仅是评定名次而已。
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可以说，嘉祐二年贡举，群星闪耀，照亮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
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相比拟。
嘉祐二年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知贡举欧阳修有伯乐之功，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的科举考试改革在庆历五年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计划却坚持了下来，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