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谱系与世界文学空间
（一）
人类一切认知的前提是对差异或矛盾的感受与发现。这种感受与发现既针对人的外部世界，也针对内在世界；既体现为空间维度上的差异自觉，也体现为时间维度上的反顾与思考；既是人类所感受到的外在世界的表征，因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和折射，又因为是人的发现而具有其主观特性和建构性的特点。这就是人类种种自觉意识的形成及其演化。它体现在有关文学问题上，可以表现为：文学观念来自对文学的自觉，文学观念的转变又引发了人类最早的文学史意识。如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文以明道”等文学观念的思想萌芽，但文学史观的出现则要到文学传统具备了相当积累、文学发展呈现变化趋势的两汉时期才逐步形成。同样，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因于现代民族意识的诞生和现代国家的出现，而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基础和核心概念的“世界文学”，正是基于文学之民族意识的自觉而产生。因此，“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事实上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最根本的一对关系性概念，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每一次学科理论的更新、学科方法的拓展，都要从界定与反思这一对关系性概念，尤其是重新考辨“世界文学”的所指开始。到底以何种方式来区分地认知作为人类精神文化行为及其产品的文学？“世界文学”概念的出现不过是学术史上两个多世纪前开始提出的一个新方案，而和它对应的“民族文学”也只是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指的差异与矛盾状态的一种方式。
落实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即如何认知与描述人类文学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姑且先按惯习称其为“中国文学”1.（Chinese Literature）的区分性所指，无论是以国别、民族、文明、文化还是以语言作为区分依据，都是在“世界文学”这一对位性概念的参照下，对这部分文学实践及其历史的一系列区分性命名的尝试。这一发源于东亚大陆的黄河流域，并在与周边区域的不断互动交融中逐步扩大的文明区域内所发生、延续的文学传统，其地理分布和/或影响所及，曾大大超出今天作为行政区域的中国版图，扩大到后来所谓儒家文明圈所涵盖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岛屿，从19世纪开始更漫散至欧洲、北美大陆等地区。正因为这一传统及其影响具有时空维度的广泛性与悠久性，其丰富复杂与变动不居使得诸多命名都难于周延，甚至存在种种歧义。这就是中外学术史上先后出现的有关“汉文学”“中国文学”“中华文学”“汉语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主要由内地学者基于中国文化发源地或文化母体视角而做出的命名，以及“华文文学”“华裔文学”“华人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多由海外学界提出的种种概念及其相关论辩的根源所在。在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交叉、相互纠缠的概念中，有的以地域、国别、民族、文明、文化和语言等某一因素作为依据，有的则引入多项指标；有的试图以包容性方式指称全部，有的则以排斥性方式给出特定的所指。而这种语义之争当然不只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切磋论辩，其背后在在都蕴含了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认同、文学观念的对话与较量，不同的文化立足点、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认知目标和区分依据，使不同的概念在具备某种阐释力的同时，也总会暴露出其局限性或片面性。本文不打算对上述相关术语一一展开具体分析，但在相关论述中结合学术史脉络时有所涉及。
这里首先需要交代的是，本文在众多术语中选择“汉语文学”这一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据：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所有文学的直接媒介。从文学的起源与历史演化而言，无论是早期的口传文学还是书写系统陆续出现之后的书面文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只不过前者的媒介是口语，后者为书面语。其次，特定民族的文学与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文化具有血肉相连般的对应关系，例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于英语、法兰西民族之于法语等，所有民族文学总是以它特有的或主导性的语言来呈现。语言深刻地关联和影响着文学的想象、思维和表达，语言的特性作用于文学思维的文化意蕴、文化定位和文化暗示等功能，并渗透于文学的深层结构。再次，“语言对于文学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在语言作为表达工具和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两种观念之间，有着广阔的理论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里，语言不仅是表达与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或应该是身份确认、文化政治和创造性策略的体现”2.。
而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对应关系中，对国族文学的自觉发挥重要区分和识别功能的语言这一要素，同样来自对人类语言差异的认知和对母语的自觉。“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首先体现为：它们是以不同的语言及其书写媒介的形态加以呈现，特定的语言媒介贯穿于同一语言系统内的发生、传播、阅读与阐释的文学全流程，也借助于翻译所转换的语言形态，进入原语之外的新语言系统，再一次被传播、阅读与阐释。特定的文学文本，在其发生的文化空间，或者经过翻译转换后的文化新空间，其文化效应的发挥，都以特定的语言方式呈现，都体现为与特定语言系统的对应。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的谱系就是以世界语言的谱系来呈现的，语言谱系就是文学谱系的折射或投影，两者间既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也有着分析讨论的空间。所以，引入语言地理学的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考察世界文学提供另一种可能入口。”3.
当然，以语言为最重要的标识来描述世界文学中的这一文学谱系，并不绝对排斥其他概念和路径，也不是放弃国别、民族等其他标识的特定描述功能。事实上，在对文学现象的描述和定位过程中，往往需要采用多重指标加以分析，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显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汉语文学”的概括性和阐释力也不是无边的，正如以国别、民族、文明、文化、地域等作为文学区分依据的概念各有其局限和片面性一样，在世界文学谱系下选择以“汉语文学”替代“中国文学”等其他概念，在追求描述的整体性和周延性的同时，也有它不得不放弃的部分所指。与侧重于国别区分的“中国文学”和侧重于多元一体民族意涵的“中华文学”相比，“汉语文学”的概念所指自然就不包括前两个概念之外延中的非汉民族语言文学。但不论是上述哪一个概念，也不管命名和定义者依循哪种惯习或约定，还是具有明确的主观意图，都会指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和文化传统，这正是谱系学的时间维度。
（二）
中国人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中国均诞生于亚非大陆，再加上对西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古代希伯来和希腊文明，就是所谓的世界五大文明。它们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文学的摇篮。在这五大文明中，公元前3000年前后起源于黄河流域4.的华夏文明，虽屡经改朝换代，包括外来文化的多次入侵，但文明传统一直没有真正中断，尤其是以汉字为核心的文化血脉，几经重大变迁与更新，仍然赓续至今。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化实践及其精神结晶，以汉语文字为中介和表现形态的汉语文学，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一种表现。与上述其他文明体相对应，中国文学自上古时代起就取得了辉煌成就，并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可与同时代的印度文学、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并列。整体而言，汉语古典文学品类丰富，经典璀璨。按现代文学的分类，它在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今人概括的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就是对汉语古典文学各个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学成就的经典表述，它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历史纵向的鸟瞰式概括。
汉语与汉语文学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成果又与其丰沛的资源和系统内外的交流密切相关。从汉语文化系统内外交流，即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印之间长达千余年的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明清时期由传教士开启并延续至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思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最重大的文化交流事件，这持续而漫长的文化交流为本土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资源。
佛教的引入除了带来有别于本土的超越性世界观，因明学在中国的译介也推动了本土思想中逻辑思维的形成；同样重要的是，长达千余年的佛经翻译对中古汉语系统的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汉语音韵的自觉、词汇的扩大和语法的变革。汉字拼音反切法的出现、四声语调的发现与永明声律论的提出以及字母的产生等，直接导致南北朝（宋齐）时期对汉语音韵的自觉；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曾对“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问题，就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的扩大做过这样的判断：“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5.并称之为“国语实质之扩大”，它与“语法及文体之变化”和“文学情趣之发展”共同构成佛经翻译影响汉语和文学的三大方面。汉语系统如果没有这一持续的佛经翻译实践所引发的在音韵、词汇和语用等方面的变革，我们就很难想象后来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文学自觉”如何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难想象后来中国文学尤其是格律诗歌的辉煌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双向译介与传播实践，以及与之相关、受之影响的中国学人的译介实践，在基督教东传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经典科学思想和技术，并经由这些译介开始中西语言和概念的对接（汉语与拉丁语系的词汇对照，即汉外“双解词典”的雏形在此期间形成），为后续中西语言文化间更大规模的交流打下基础；而开始于19世纪末并贯穿至今的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翻译的风潮，导致大量汉译翻译文学作品包括汉译理论作品的出现，使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包括文学学科观念，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观念的不断引入。
到20世纪初，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汉译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系统性变革，对现代汉语和汉语文学完成了整体性重构。从语言角度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人士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旨在革新与改造汉语系统，在他们所依凭的资源中，除文言书面语、古典白话书面语和方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外来作品的汉译实践了。从文学系统看，近现代发生的大量文学、文化经典的汉译实践，形塑了汉语文学的现代语言方式。19世纪末以来大量的翻译实践，重新锻造了中国语言系统，完成了文学书写语言从古典（文言）向现代（白话）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幻多姿的美学特征，正是这一现代传统的延续。总之，“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大规模引入和功能发挥，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从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类体系和学术范式等方面，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6.。
另一方面，从系统内部多样性角度看，“中国文学”或称“中华多民族文学”及其对应的语言谱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系统。与费孝通所阐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对应，从国族认同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的意识从晚清以来经过数十年的锤炼，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势之下，已经逐渐成为从文化精英到大众的共识”7.，因此“有族群认同之别，并无文化认同的鸿沟”，中国各民族文学间关系的历史是“多元凝聚于一体”8.。相应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范畴下的“中国语言”也是一个多民族语言的共同体。其56个民族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28个民族还有相应的文字，它们是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汉语固然因为其使用者占人口大多数而在整个“中国语言”谱系中占主流地位，但其他丰富的语言资源及其相互之间的交往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等的创作成果丰硕，其意义不仅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保留多民族文化的记忆，促进多民族间的交往与理解，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思想文化和艺术创造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
这种多民族文学的交融累积了深厚的传统和丰沛的资源。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参照，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汉文化和汉文学自古以来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互动融汇，民间口传文学资源尤其丰富多彩。拥有如《蒙古秘史》（蒙古族）、《突厥语辞典》《福乐智慧》（维吾尔族）、《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藏族）等格言、诗歌、谚语、神话、传说作品。这些多以记忆和口传方式流传的多民族文学资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新文学建设运动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汉语文学的重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有组织地发掘、记录，整理成书面形式（包括汉语形式）保存、流传的作品则更加丰富，特别是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查姆》等创世神话叙事诗和以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为代表的英雄史诗，更是民族文学的瑰宝。
因此，即使从大陆（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汉语体系及其文学谱系看，其内部也充满了多元性。与流通最为广泛的汉语普通话相对应的，是丰富复杂的区域方言。在文学写作中，汉语普通话固然是最通行的书面语语用系统的参照，但事实上出生于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区的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自己的母语或熟悉的方言语汇、表达方式作为创作资源，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共和国文学中也已形成一种传统脉络，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作者）到沈从文、汪曾祺、赵树理、周立波、林斤澜、高晓声，再到王安忆、贾平凹、王朔，方言因素已经成为其文学语言的鲜明特色；更有如韩少功、金宇澄、葛亮等就方言做有意识开掘的作家。这一语言及其文学谱系，不仅纳入了众多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内涵，更有一代代“出身”（而非出生）非汉民族的汉语作家的参与，从老舍、张承志、阿来到金仁顺、海力洪，他们的写作除了数量不等地提供多民族共同生存的经验与故事，无意或有意间对汉语“杂交优势”所做出的贡献，也有待进一步发掘。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视域下对“中华文学”的研究，近40年来已有可观的成果。在中国语文学科划分中，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并列为两个一级学科，分布于各高校的中文院系和民族学院（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学院，作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的中国社科院同时设有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种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为出发点的学科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学科分隔的倾向，但整合中华文学史的理念与实践一直是两个学科的共同追求和理想。从20世纪末开始，就有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陆续出版，这是中国社科院集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个团队多年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此外相关论著还有陈辽的《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李晓峰、刘大先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刘大先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9.，其学术视野也从地理中国的内部多元一体整合逐步拓展到世界文学空间里的多维关系考察，这就是比较文学视野与方法的引入。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和学科建制开始，就将中国多民族文学间的“比较”，包括相互翻译、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等内容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一部分，从季羡林、乐黛云等以降的相关论述10.到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分会之一的成立，都是相关学科视野与机制融合的标志性事件11.。用乐黛云的话说：“涵盖五十六个民族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12.之后更有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等学者将其与文学和人类学结合，把境内各民族的传世典籍、出土文献、考古发掘、活态仪式和口传文本全部纳入研究范围，更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上做进一步拓展。
以比较文学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对中国文学多元空间展开多维分层研究，就很自然地将观察视野越出当代中国的疆域边界，这也是不同学科在视野与方法拓展上一次不约而同的相遇。如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维吾尔族、京族、苗族、傣族等十多个民族及其文学与相邻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应于汉语文学的境外播散与落地生根，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新兴研究领域的海外华文文学，就是以跨境汉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