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喀拉墩遗址探险
2月 26日，我在安迪尔遗址的探险工作终于结束了。那天我们铆足了劲儿，从清晨一直干到日暮之后，借着生起的篝火发出的光亮才完成最后的工作。过去几个星期得到的信息表明，东去车尔臣的路上没有已知的废址存在。在车尔臣，除了格热纳德已经考察过的靠近车尔臣现在绿洲的“老城”遗址，只提到在该遗址以北一日路程的地方有一些废墟，它们很可能就是格热纳德提到的那些废墟。但到那里往返一次就要两个星期，而我所剩的时间已不多，更何况我还要到克里雅与和田以北的古遗址去考察。虽然夜里酷寒依旧，偶尔刮来的阵风也很轻柔，但白天的气温正一天天暖和起来，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沙尘，这一切都预示着沙暴和炎热的季节正一步一步临近。我很清楚，那将阻碍我在和田附近沙漠进行考古发掘的计划。因此我违心地决定改向西行。
自 2月 26日起，一路急行，至 3月 2日，我与考察队一道回到尼雅。其间所历，这里只想简明概括一下。第一天，我在被称为科尔加奇的地方越过安迪尔河，发现约 15码宽的主河道上结着尚足以承受重载的一层厚冰。深切的河床约有 80码宽，表明春夏季洪水水量巨大。过河之后，穿过一片繁密的红柳包地带，遇到安迪尔河的一条老河床。沿此河床前行，穿过茂密的胡杨林，来到托库孜库勒，那是一个废弃的牧羊人的小屋。托库孜库勒的意思是九个湖，不过现在一点水都没有。 2月 27日，我们向正南方向进发，跨过一片长着芦苇的平原。一时间一切沙漠景观不见了，尘埃也悄然散去，我们早上清楚地看到了昆仑山一系列雄伟的山峰及环绕着的冰川。当强劲的北风再次扬起漫天的尘埃，山脉风景便海市蜃楼般隐去了，那时我们刚好赶到尼雅至车尔臣的路上。沿着这条孤寂的沙漠小道，也就是曾经连接中国的那条伟大之路，我们继续前进，在荒芜的戈壁上一口气走了 32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牙喀托格拉克。我们从那里约 6英尺深的井里补充了有点咸味的水，一小片红柳和胡杨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燃料。
次日，由于前一天的强行军，骆驼显得十分疲劳，所以我们只走到亚通古孜河。一路都是很低的沙丘，生长着红柳之类的矮树，直到靠近左河岸，才翻过一条高约 100英尺的大沙脊。这里河水在一条宽约 20码的河床中流淌，河床深切约 20英尺，水深 2~3 英尺。山脚下河床中的冰已融化。又经过两天漫长的旅行，我回到了尼雅。这两天的景色有了可喜的变化，途中见到小湖泊和潟湖。希株特克湖和布勒克里克湖离大路很近，它们的水源主要依靠泉水补给。泉水才刚刚解冻，但水量充沛，这无疑是源自近山处上游潜入徐缓倾斜的砾石萨依（戈壁——译者）的小河。希塔拉达里雅是一条靠泉水补给的小河，但这年晚些时候，也从昆仑山获得补给水源。从希塔拉达里雅延伸出一片广阔而茂密的丛林，高大林木的下面长满了芦苇与灌木丛，这种景观自尼雅河延伸了 3英里多。在墩奥格勒、库姆恰克里克和喀尔塔克林牧场附近又见到许多泉流。尼雅河东岸就像和田以东所有其他河流进入或流经沙漠处的情形一样，连接着一座高沙丘达坂。我们在希塔拉?帕迪沙黑姆麻扎附近越过达坂，麻扎最显眼的就是插在那里的许多树干，树干上挂着碎布条，在风中不停地飘摇。余下的路程是先经过吉勒姆库勒沼泽，然后通过几乎是一连片的湿地，我深深感到，玄奘关于古泥壤所在地情形的描写是多么精确。自 1月 23日从尼雅出发以来，我绕了一个 300多英里的椭圆形大弯。考虑到距离的遥远和地形的复杂，当对用平板仪所绘地图上所示我们路线的起点与终点进行比较时，发现经度误差只有 0.75英里，纬度误差为 1英里多，这对我是个不小的安慰。在所有较重要的营地，我们都作了天文观测，因而很容易对其进行必要的校正。
3月 3—4日，我自己从尼雅赶到克里雅，让骆驼拉着“货物专列”在后面跟着。在那里我赶忙写信与作公务报告，以争取时间准备一份关于旅行发现的简单说明，我同时还要迅速对下一次探险作出安排。和蔼的克里雅（或于阗）按办黄大老爷（因为其所辖县已正式命名）正好在我到达后外出归来，他就像大多数有学问的中国官员一样，富有敏锐的历史感，对我的发现和报告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多亏他的积极帮助和我精明的听差伊布拉音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安排好了一切：选好了随我参加发掘的民工，更换了部分疲惫不堪的骆驼，准备好了人畜所需的供给。
鉴于路途遥远和下一个目的地附近缺乏供给，这些准备工作需要做得特别仔细。我的目的地就是喀拉墩遗址，位于克里雅以北约 150英里的沙漠中，赫定博士 1896年在其克里雅河之行曾短暂访问过那里。吐尔迪曾两次到这一地区“寻宝”，据他报告，建筑遗迹以及那个所谓古城——他将其命名为阿克铁干——的规模非常宏伟。然而我觉得，由于它独处于如此遥远的北方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因而有必要做一次系统的发掘。我让队伍加紧行军，以尽力弥补因路途遥远而耗费的时间。沿着克里雅河道向下游进发，共走了 6天。河两岸的景象还与两个月前一样，荒凉而萧瑟。但在结有冰层的平镜般的地方，现已涌动着泥流，因为克里雅周围沼泽和水塘上的覆冰已经消融，这就是从克里雅河的支流喀拉苏（黑水）流过来的季节河。要等数月以后，阿克苏（白水）才能将昆仑山的雪水带过来。在布尔汗努丁?帕迪沙黑姆麻扎，我受到夏依赫们的热烈欢迎，教士会的长老盖孜?夏依赫加入了我的探险队。这是个很小的游牧聚落，居民在河边丛林为克里雅巴依们放牧羊群。作为羊群的大主人，谢克们当然了解这里的每一个生灵。因此我们的听差很容易就从牧羊人中雇到新的劳力加入我从克里雅带来的民工队伍。人很快就招够了，他们穿着山羊皮做的粗糙毛皮衣和便鞋，外表粗野不化，十分珍视这次能挣得一小笔钱的机会。当他们定期访问克里雅时，这些钱会很有用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克里雅有种地的亲戚。
3月 12日傍晚，我们来到牧羊人的住地通古斯巴斯特。我从赫定博士的报告了解到，喀拉墩遗址就位于其西北。毛拉?沙深夜才到，他是个老练而聪明的牧羊人，将作我们下一程的向导，吐尔迪?哈瓦加已从克里雅派往和田为我送信，他开始坚称自己一无所知，最后才承认曾两次去过遗址。另一个牧羊人穆罕默德?沙是一个知名猎人，一个活跃的年轻人，将帮助他的乌斯塔（即师傅——译者）毛拉?沙探路。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任务。这天早上天空一片迷蒙，当将水箱注满水，贮藏好非急需的供给时，突然刮起了强劲的北风，风力达到风暴级，是本季的第一场大风。我们主要是沿着一条老河床在有高沙丘侵入的胡杨林中穿行，沿正北方向走了约 7英里。这条老河床是从通古斯巴斯特上游约 6英里处克里雅达里雅现在的河道分流出来的，而且在夏季仍有水流过来。
经一个叫作托勒达玛的小水塘后，向导打算向西北方向前进。水塘中还存有上次发洪水时留下的水。从此，我们走进了尘土的旋涡。但现在，由于风暴已经加强，空气变得非常浑浊，以致难以看到甚至是 100码远的距离。尽管戴着护目镜，但细沙仍不断地吹到我的脸上，然后在睫毛下积聚起来，使我很难看清楚路线。但我注意到，走了 2英里之后，胡杨林被甩到了身后，沙丘却高耸起来，沙丘之间有许多红柳丘。这样又缓慢走了一段时间，向导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却信心倍增起来，声称我们已接近遗址所以得名的那些高大的红柳包——喀拉墩（即黑山丘）。但在这沙尘蔽日的恶劣天气下，他们不能确定前进的方向，因此我让他们先行，而我们则在一个大沙包的背风处躲藏起来。看着沙丘顶线上的沙子就像飘摇于风暴中的波浪一般被风驱赶成浑浊的喷雾状真是有趣。过了半个小时，穆罕默德?沙带回来的消息说，遗址就在我们正西方向不远处。作为证明，他还带回来一块古陶片。这样，当风暴刚一露出减弱的苗头，我们便继续上路了。在 15~25英尺高的沙丘上又走了 2英里，来到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 5~10英尺高的沙丘间偶尔显现的空地上露出了陶片。向西北方向走约 0.5英里，就是这个相对开阔地区的西缘，耸立着一组很高的沙包，就在它们的掩蔽之中，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遗址。
喀拉墩遗址主要由图 68中平面图所示的废弃四方院组成。其南面和东面部分见图 69、70显示的是从东面大门附近所见废墟的情形。详细调查表明，方院由城墙组成，城墙的顶上曾建有成排的木骨泥墙房间。东南角附近立有成排的柱子，显示横墙墙基的爆裂的横木和类似的遗迹，除此之外，曾排列于城墙顶上的建筑
物的墙壁已侵蚀殆尽，只在经长时间考察了所有细节与反复测量之后，才大致确定了方院的尺寸与布局。根据城墙顶上尚可找到的房间的外墙所示，方院大致是 236英尺见方。北面与西面的迹象都表明房间原来是成双排的。但因为甚至只能在未被沙丘掩埋的城墙斜坡上，从撒落的腐烂木块的构形中追踪到第二排房间的墙基，所以不能确定其尺寸大小。只有西北角两个小房间的尺寸能够确定，它们背对着背，每个房间的尺寸将近 11英尺见方。这里也一样，木骨泥墙没有一处高于泥土地面 1英尺。
不过，虽然所有现存遗址都表明大破坏是由过度侵蚀所致，遗址曾长期暴露在风沙之中，但后来侵入的沙丘给测量工作带来的困难则更大。两条大沙丘斜穿方院，院内部分自原地面起高 20多英尺，然后与院外相邻的沙包相连。沙包高达 50英尺。院内沙丘所在之处，不可能看到它们是否覆盖着任何建筑遗迹，而如果进行发掘，无论如何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不过两大沙丘夹角处的积沙较低，露出一个建筑物的木构框架（见图 68平面图中的 K.i），尺寸约为 48英尺 ×26英尺。发掘后的情形见图 69的中心部位。清理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因墙壁上的灰泥已完全消失，而后面沙丘斜坡上的沙子却不停地流进发掘区。沉重的木构屋顶可能曾支撑有第二层，现仍部分地保存下来，给民工们又增加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因为它下面已经腐朽的木柱不可能承受如此重负，临时又不可能找到支撑它的材料。尽管存在这么多困难，民工们经过两天的艰辛工作，还是努力将北面三个房间清理到了原地面。这次发掘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西北面不远处的一个方形小建筑没有屋顶，但保存有部分灰泥墙壁，结构与丹丹乌里克遗址中的相类似，用芦苇席与有规则间隔的圆木作为灰泥的衬背。
K.i东北方向露出的原地面上除一些坍毁的建筑木料（图 70 左侧）外什么都没有。从对此处的仔细测量得知，城墙顶部房间的地面较方院内的地面高 17英尺。这个位置充分说明了这些房间完全衰败的情况。我在城墙东北角附近的侵蚀部挖了一条探沟，结果证明这些房间下面的城墙底部厚约 30英尺。城墙顶部铺有一层厚约 1英尺的胡杨和红柳枝做房间的地基。
在城墙顶部与墙外斜坡上的沙子和木块之间撒落着粗陶片、小块残金属片、玻璃片、碎毛毯片和粗糙的棉织物。这些不多的发现物中，值得一提的有两枚箭头、一枚青铜扣和一件玻璃容器的器口或器足残片。有一把保存完好的檀香小木梳，呈弯曲状，装饰图案与印度北部仍普遍使用的那种完全相同，可能是从那里传入的。在城墙附近发现了 5枚中国铜钱，其中 2枚是五铢钱，其余的则无铭文，全都有被长期使用过的痕迹。在废墟东面和南面的侵蚀地上还捡到 9枚钱币，其中一枚属于五铢钱，其余的要么无铭文，要么由于太过漫涣而无法识别。鉴于这些钱币所表明的年代范围，我在方院围墙上发现的不多的几张无字脆纸片，我们将看到也应具有某种古物学意义。
遗址唯一保存较好的部分就是 21英尺见方的大门道 K.ii，它位于城墙的东面，贯通城墙，通达方院之内。图 70所示是从东面所见清理后的情形。这里的积沙不高，保存完整的门道顶下有些地方甚至在发掘之前就根本没有沙子。门道顶高于城墙顶部近 1英尺，正是得益于两侧城墙的保护，墙壁的木料和支撑门顶的大柱子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除一条 10英尺宽的中央通道外，两侧还各有一条宽 5英尺的边道。中央通道入口处有两扇大木门，门板厚 3英尺，用粗大的横木加固。我注意到这多少与我访问过的现代衙门的大门布局有些相似。
通道的隔墙由木框架构成，框架用胡杨木搭建，粗糙但很宏伟。其中成排的立柱表明上面曾覆有灰泥层。无论如何，这层灰泥消失了，不管是在内侧还是在外墙。因此最困难的是如何阻止从各个方向流进来的沙子和散土。民工们辛勤挖掘了两天，才从顶梁处挖掘到中央通道 14英尺深的地面。尽管 3月 17日又从西南方刮过来一场沙暴，但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不停地坚持工作。在继续下挖之前，我从下面仔细检查了一遍门道的顶部，发现支撑门顶的大柱子并排着，上面先铺盖着一层薄薄的芦苇层，它们显然用作灰泥的衬背。芦苇层的上面置一层密实的胡杨枝，再上面覆盖一层厚约 1.5英尺的抹泥。抹泥层用作另一层的地面，不过这另一层只保存下几根残柱桩。
当民工们根据我的指导除去这层抹泥地面以减轻门道顶棚的重量，从而减小它给清理门道内部带来的危险时，在地面垃圾层中发现了保存得很好的谷物。其中有两磅塔里克（粟粒，俗称小米——译者），克里雅附近及其他地方仍在大量种植这种作物。另有少量稻子、大麦、兵豆和一帽子黑色大葡萄干。上述鉴定是我请皇家园林所的丘所长作出的。在这里还发现一些保持原状的植物根茎，尚未确定其品种，不过测量员的厨师贾斯旺?辛格和民工们认为它们是某种芜菁。大门外有一处废弃的小建筑物（图 70左侧），没有清理出任何遗物。
对方院废墟周围的调查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古物。就我所见以及民工们证实，方院废墟西面与北面是与遗址周围那些沙包一样高大的大沙丘。它们完全能够将任何遗迹掩埋掉，甚至是大型建筑。我要指出的是，有人向我报告说，北面发现有野骆驼的足迹。南面和东面有一片开阔地，延伸其间的沙丘有 5~15英尺高，但低洼处显现出来的古代民居遗迹却很少。不多的空地上的确有粗陶片显露出来，但如果要找到未被沙丘掩埋的建筑遗迹，如木柱和墙壁，则是徒劳无获。只在方院废墟东南约 0.5英里处，遗有古文物地区的南缘附近，才见到这类遗迹，向导说那里有一座“老房子”。
那里在一条高约 10英尺的沙丘西坡露出粗糙的木柱，显示那是一处房屋遗迹，遗址自北向南延伸约 63英尺。经发掘，除用来支撑屋顶的柱子外，屋墙看起来只用泥砌筑，几乎已被毁至地面。整个建筑显然久已失去沙子的保护。遗迹没有发现任何种类的遗物，除泥地上放置的三个粗糙的圆陶罐外。无论在硬度还是砂粒的匀度方面，其陶质都明显不如尼雅遗址发现的陶器。最大尺寸 18英寸 ×18英寸，口宽 7英寸。器肩饰以粗折线纹，并有三个小器耳。另一件陶器高 7英寸，腹大径 8英寸，双耳。口宽 3英寸，颈高 3英寸。第三件陶器底残，腹大径 14英寸，口宽 5英寸。遗迹总的特征表明这是一处较大但建造粗糙的住宅。事实表明，无论附近可能还曾存在过什么样的建筑物，它们都将更不结实。
就像方院废墟的所有建筑一样，此建筑木结构所使用的唯一材料也是胡杨。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看到，在所有消失于沙漠的河流旁，河岸丛林中大量生长着这种野杨树。甚至在现在地表水从未到达的沙漠地区，这种树仍能存活。但这种树的树干和树枝扭曲而多节，无法像白杨、沙枣和其他种植于耕种区的树种那样提供良好的建筑木料。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和安迪尔遗址，只有后面提到的这几种树被用作房屋木结构的木料，房屋的外观当然也比喀拉墩的美观得多。在那些古遗址，依靠系统灌溉存活的白杨树和其他树种的枯死树干形成一道特别的景观。但在喀拉墩周围，我没有找到它们。主遗址东面和南面不远处，沙丘之间直立着大量死树，但它们全都是古胡杨或红柳，就像在托勒达玛现代河床以西一处宽阔地带繁茂生长着的一样。我认为这一观察可以证明，在喀拉墩遗址建筑物所属时期，喀拉墩遗址附近不可能存在任何规模的耕作。
那么，这处废弃的大方院的用途是什么呢？方院明显位于沙漠与河流之间的林区，巨大的规模与其他遗迹朴拙的特性和有限的范围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考虑到此建筑的位置和奇怪的设计，我认为可以大胆推测，这是一处古兰干（即驿站）或路边的萨拉伊（即旅馆），最初是为了给大队人马提供膳宿而修建的，如果有必要，也能用于防卫。这一推测当然要以早期沿克里雅达里雅存在一条交通要道为前提，而且我相信能够举出足够多的历史学和地形学证据来证明这一交通要道的存在。
米尔瓒?海达尔在说到注入新疆沙漠中的大湖（即罗布泊）的河流时，清楚地提到克里雅达里雅，一并提到的还有叶尔羌（即莎车）河、阿克喀什（即玉龙喀什）、喀拉喀什，以及车尔臣河。鉴于这位莫卧儿历史学家的亲身经历，他对和田地区的完全了解，以及他的有关描述证明是多么准确，除非在他那个时代里人们仍相信克里雅河通达塔里木河，否则他不可能作出这一叙述。在旨在讲述公元 12世纪大事的突厥语传奇文学《买哈默德?喀拉姆?喀布力》中，也曾描述到有一队伊斯兰战士在征服阿克苏后，沿克里雅河道来到克里雅附近攻击异教徒。
不论这个传说的历史价值是什么，至少格热纳德在引述它时已充分证明它涉及一项计划。 1893年，克里雅一个精力充沛的按办曾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重新开通沿克里雅河直通塔里木河的路线。他认为穿过今克里雅河尾闾与塔里木河之间的沙漠可能并不十分困难。赫定博士 1896年的旅行证明了这一设想是完全可行的，这位瑞典探险家的旅行路线与克里雅河古代河床的延伸部大致相当。在这条路线上，时常见到成片的植物和浅层的地下水，这种景观一直延续到塔里木河最南面的支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使对现行政府而言，通过挖井、设立小驿站等办法来开通这条路线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沿克里雅河现在河道及其古代延伸部到塔里木河的路线，是和田地区到古代库车地区以及东北方其他更远的绿洲之间最直接的交通线。《唐书》中记载于阗（即和田）于公元 648年臣服于唐朝的直接原因是唐朝对龟兹的征服。这一事实证明，龟兹和于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在沙漠之中交界的两个王国，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公元 648或 649年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后，更显示出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因此也统管于阗。
我认为可以肯定这一地区早期沿克里雅达里雅河岸存在一条正式的交通线，就像现在沿和田达里雅河岸的那条路线一样。喀拉墩大约位于塔里木河与和田主绿洲之间的中点，在这里建立一个小驿站不仅可以给旅行队提供一个安全的休息处，也可以对这条道路进行监护。在这样一个驿站旁很可能存在一个拥有巴扎之类设施的小聚落，就像现在新疆的许多商路旁都发现有兰干（即驿站）一样，而找到的那些遗迹，就是这个小聚落之所在。当地人称此地为阔那协尔，这一称呼是新疆人对各种古遗迹的泛称，甚至包括最小的遗迹也是这么称呼。但要说这是一座古城，恐怕是想象多于严谨的推断。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方院的确切年代及其废弃的时间。不过从采集到的钱币中没有唐朝钱币这一事实看，该遗址的废弃可能要早于丹丹乌里克，因为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开元时期（公元 713—741年）的钱币和晚唐钱币都很常见。另一方面，喀拉墩遗址出土的无铭文或无五铢字样的钱币都显示有长期使用的痕迹，与安迪尔遗址发现的那些钱币相似。从发现的小量纸片看，其时代离安迪尔遗址废戍堡的年代也不会很久远。至于废弃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能肯定。我们想象不到的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该驿站迁往他处，或导致其完全废弃。
当然，我们很容易猜想遗址的废弃可能是河流改道而引起的断水所致。古代克里雅河的侧移和现在一样十分频繁而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喀拉墩与夏季洪水仍能到达的托勒达玛河床之间直线距离只有约 5英里，即明显少于与该河现在河床之间的距离。 3月 18日，我从喀拉墩回来时，在距主遗址不到 1英里处路过一片洼地，洼地中有大量的小胡杨树，都全部枯死了，但它们的样子表明，它们枯死的时间不可能很久远。这表明，胡杨树是在此方向上一条支流临时回归时生长起来的，不过这个地下水的回归期却不够长，还没等这些顽强的先驱植物长大成材就结束了。接着我在离遗址约 2.5英里的地方见到了第一处活胡杨林，它们茂盛地生长在三座达坂之间。考虑到各种情况，我倾向于认为喀拉墩遗址的这个位置证明，在最后这 1 200多年中，克里雅河道主方向上发生的变迁非常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