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维精华集》引言
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
在阅读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的三十多年间，我从未见过像《赛博格宣言》这样的现象级作品。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它时的情景（读的是一份卷角的复印件，这是当时的研究生的读书习惯）。多年来，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对《赛博格宣言》也有同样的感受——这不像是回忆“9·11”事件发生时你在哪里，更像是回忆你第一次听到一张让你印象深刻的唱片时的情景。在知识方面，我之所以被这本书吸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就对系统理论（或当时常说的“控制论”）生发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心灵生态学导论》（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一书中所做的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贝特森和哈拉维都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分校教过书，并在那里安过家，而它正是后来的意识史委员会和意识史系的所在地。）当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对《赛博格宣言》的跨学科知识维度及其对科学、技术文化、科幻小说、哲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和理论的融合已经有所准备。但让我始料未及的，也是让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是它在文体和修辞上的夸张风格，我甚至称其为“虚张声势”（正是本着《赛博格宣言》本身的精神，我在这里故意发表不逊之词）。还有谁会在文章开头写道“赛博格的‘性’恢复了蕨类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一些有趣的巴洛克式复制”，并以“虽然赛博格和女神都被束缚在螺旋舞蹈中，但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个女神”这样的宣告结束文章呢？
《赛博格宣言》从理论上阐明了一些我日后将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阐述的东西：重新思考“动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挑战的子集，这个挑战后来被称为“后人类主义”（哈拉维反对这个词，我们将在接下来几页中讨论其原因）。在文中，哈拉维仅用三页的篇幅就声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著名的“三个重要边界的崩塌”（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边界、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边界、物理与非物理之间的边界），这也是《赛博格宣言》发挥作用的切入点。但对我来说，而且我敢打赌，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正是文本中空前的、作家特有的、旋风般的行文风格使它如此难忘——其中的曲折与回旋，各种语调、声音与戏法的融合，无不向读者暗示性地眨眼，却又在下一页进行严肃的思想碰撞。在我们的谈话和哈拉维自己对文本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反讽”，但“反讽”并不能概括哈拉维在这些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语调、角色和声音的惊人广度。
修辞的表现力实在过于惊人，以至人们很容易忘记这篇文章蕴含的知识是多么渊博、多么丰富。要想读懂这样一篇文章，你首先要具备哪些知识？在这个学术明星辈出的时代，还有哪些文章的引用会比这里的更丰富（读到我们的对话的读者会发现，哈拉维非常重视这一点）？试着列出文中提到的专有名词吧。出于这些原因（当然还有更多原因），《赛博格宣言》对许多读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解放体验——这不是指“随心所欲的自由”意义上的解放，而是说它在严肃的学术写作上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表达和实验的领域。鉴于其急促的节奏、情感语域和话语质地的交织，我们有时会感觉自己更像是在读一部新颖的或具有实验性的小说，而不是在读学术论文。我想很多读者在第一次读到《赛博格宣言》时都会这样想：“哇，真的可以这样写作吗？”是的，也不是。如果你是唐娜·哈拉维，你就可以。
但《赛博格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的产物，这也顺理成章，因为赛博格（正如哈拉维在文中多次提醒我们的那样）与永恒或不朽无关。今天再读这本书，它就像是星球大战（既指好莱坞的系列影片，也指里根时代的导弹防御系统）时代的时间胶囊或文化意识切片，被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亵渎性地重新诠释。她准备为此做点什么，正在寻求你我的帮助，并将使用棚子里的一切工具来为这项工作开个好头。在将近二十年后，哈拉维认为，适合的和必要的工具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她与犬类的长期接触和对犬类训练的认真投入（很少有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理解并钦佩已故的维基·赫恩［Vicki Hearne］，部分原因正在于此），这使我们首先以朋友的身份走到了一起。正如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中所写的那样，“我开始将赛博格视为伴侣物种这个更奇特的大家庭中的晚辈”。
当然，在哈拉维早期和晚期的作品中，生物和技术一直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缠绕在《赛博格宣言》结尾的“螺旋舞蹈”中。但是，《伴侣物种宣言》触及甚至渴望生物/技术问题的另一极，即肉体（正如她在《伴侣物种宣言》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两个形象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中写道：“无论是赛博格还是伴侣物种，都无法取悦那些追求物种纯粹性的人，他们渴望物种边界得到更好的保护并清除异类。”对肉体和大地的需要让《伴侣物种宣言》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与电路、芯片或算法相比，这不仅显示出它们在本体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上的复杂性。而且，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技术科学的故事（尽管它确实是一个关于技术科学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关于“生命权力和生物社会性”的故事，一个关于“历史在自然文化中的重要性”的故事，包括哈拉维自己的历史（见《一位体育记者的女儿之笔记》），还包括“澳大利亚牧羊犬”这一复杂生物的历史，以及这二者如何在自己的“螺旋舞蹈”中结束——这种舞蹈与其说有关于赛博格和女神，不如说有关于母狗、伴侣和哈拉维所说的“狗窝的诞生”（暗指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要深入探讨美国养犬协会所认可的“纯种”犬的复杂性——历史、遗传和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就是要完全进入生物政治学的领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种族绝对是生物政治学工作的核心，而谈论种族就不可能不谈论物种。由于大多数生物政治学文献都聚焦于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纯种”这个词在第二份宣言中出现时就带来了些许不祥的投影。这篇文章提醒了我们一些本不需要提醒的事情：唐娜·哈拉维是现在被正式称为“生物政治学”的领域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这一谱系通常由欧陆的白人男性哲学家组成，似乎有点过于“纯种”了—尽管我很高兴看到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这位后人学作家给予哈拉维应有的评价）。是否还有任何别的生物政治学领域的主要思想家（我把米歇尔·福柯也算在内）能像哈拉维一样，在其著作中展现出广泛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跨文学、话语和政治社群的灵活性？我想没有。毫无疑问，《伴侣物种宣言》（以及哈拉维的著作《当物种相遇》［When Species Meet］），它在前者的基础上写成）为生物政治学思想做出了独特且非常适时的贡献。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们一些我在此想要强调的事情：早在《生物企业：从人类工程学到社会生物学的性别、心智和利益》（“The Biological Enterprise: Sex, Mind, and Prof it from Human Engineering to Sociobiology”，1979）等文章中，早在生物政治学被确立为一个独立领域前，哈拉维就已经在“研究生物政治学”了。
最后，回到这本文集的标题，读者会发现在我们谈话的后半部分，一个在哈拉维的写作中经常被忽视的要素得到了放大，我希望这将对在当代理论和哲学中经常被称作“宗教回归”的问题产生有益影响。毕竟，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显现”（manifest）一词的主要含义是“让某种东西显而易见或易于理解……尤其是超自然的存在”，正如《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中的例子：“我看到上帝以人的形象行走，并通过圣人和罪人显现自己。”正如我们在对话中详细讨论的那样，“道成肉身”这一强有力的转义在哈拉维的写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伦理上、政治上，甚至在生物政治学上），这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逻辑，以对抗现代美国历史上由世俗主义、新教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形式等组成的某种约束性的霸权环境。正如她所揭示的那样，这一转义对她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而她的超越则是由于她不仅是天主教徒，而且是在人造卫星和太空竞赛时代长大并接受教育的天主教女性。回到《赛博格宣言》的开篇，哈拉维对“道成肉身”的使用也许是一种“亵渎”，但因此而更加严肃、更加忠实。毕竟，正如她在作品中提醒我们的那样，“亵渎并不是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