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学译丛”总序
我们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环境，以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
——诺伯特·维纳
我们或许正处在一个新技术变革的前夜，我们看到了ChatGPT和Midjourney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惊叹于它们正在以神乎其技的能力，将人与非人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人类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似乎在一夜之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胚胎技术、克隆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生命变得具有多样性。机械和自动化技术，也试图弥补人类的不足，譬如，利用特定的色彩频谱分辨器，来帮助色盲人士辨别出普通人能分辨的颜色。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宣布的在猴子身上做的脑机互联实验，让人们看到原来在哲学和心理学上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我意识的神秘大门，也在一步步被打开，自我意识成为可以被人类技术掌控和改进的领域。还有数码化的智能增强、智能环境、无人驾驶等新一代技术，仿佛正在发出下一个时代的宣言。无论这些技术多么炫目，仍有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摆在我们每一个拥有有机身体的人面前：在巨大的技术革新面前，人类何去何从？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智能技术刚刚兴起时那么轻松。在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看来，今天的人类，似乎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当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即我们总是通过这具肉身去感知和理解世界。一旦这具肉身成为我们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最后障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本身也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就像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一样，那些被基因工程改造过的新人类才是那个时代的正常人，没有能力得到基因改造的自然人反而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残次品。
当然，除基因改造之外，通过人机技术融合生成的赛博格（cyborg）也成为人文学术界关心的重要议题，这不仅体现为美国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anna Haraway）在1985年发表了著名的《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而且体现为赛博格成了各种科幻作品的主题。例如日本著名导演押井守（Mamoru Oshii）在1995年将士郎正宗（Masamune Shirow）的同名漫画《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改编成动画电影，鲁伯特·山德斯（Rupert Sanders）于2017年将其改编成真人版电影，其故事情节就是随着通信网络技术和人体电子机械化技术的突飞猛进，赛博格人类变得越来越流行。无论是犯罪还是警方的追捕都需要建立在这种新的赛博格技术上。
随着这些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经过基因改造和电子机械化的人类还是人类吗？倘若如此，人类是否还具有存在的独特性，是否仍然占据着凌驾在其他物种之上的优势地位？我们如何与非人生命和种族共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仅成为艺术家和小说家日益关心的主题，也成为理论家和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人与非人的界限
在《敞开：人与动物》（The Open: Man and Animal）中，阿甘本（Agamben）就借用了末世怪兽的形象，说明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特别是当他运用德国生物学家冯·尤克斯考尔（von Uexküll）关于环世界（Umwelt）的研究时，他发现人的存在不仅在于自己的内在生命，而且在于通过某种外在的技能，将自己纳入一个环世界之中。环世界不同于外在世界，它是让人类得以栖居的设计，人类依靠自己的技能和技术，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不过，如果这种技术不仅仅由人类掌握，其他的非人生命，如人工智能也参与这个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这个世界仍然是人类的世界，是按照人类本来的身体条件筑造的世界？如果由非人类筑造的世界反过来要求人类的身体和基因与之相适应，使人类不得不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器官，那么人类是否还像法国哲学家梅洛–庞 蒂（Merleau-Ponty）描述的那样，通过身体来建立一个世界的意义？在奈飞（Netf lix）的系列动画片《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第二季的第一集中，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环境中。但人类能安逸地生活在其中的前提是，能够被后台的智能系统识别成有资格的生命体；一切没有被识别的生物，都会被瞬间消灭掉。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安逸实际上与我们的身体被迫适应后台的智能系统是对应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主体，还是被智能系统豢养的宠物？这些实际上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2.生命与后人类
在后人类的诸多问题中，最核心的当然就是生命问题。法国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在其名著《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中指出，生命从来不是在安逸舒适的情形下绵延的，相反，病态才是真正生命的开端，生命在环境变动下具有适应能力。简言之，通过康吉莱姆，我们理解了生命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在变动中演化的。比如新出现的病毒，当然会给人带来致命的威胁，但我们一旦不是以单个生命，而是以人类为对象来观察，就会发现，在病毒大流行过后，人类建立起了对这种特定病毒的免疫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相对于病毒出现之前，人类的生命机制发生了进化。这样，在今天的人类和所谓后人类之间也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了，因为人类会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进化，而且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进行特定的进化。
3.后人类的技术进化
后人类的技术进化是后人学（post-humanities）的核心问题，因为根据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将人类看成不断生成和进化的物种，那么，人类的身体改造和进化，本身就囊括在人类学之中。人类需要改造自己的身体，就跟人类要使用机器一样，这正是一种技术进步的要求。一个多世纪之前，人们认为铁路的修建会破坏风水龙脉，而今天高铁列车已经成为我们必备的交通工具。或许，某种机器外骨骼、经过机器改造的数字视网膜，甚至经过智能加强的大脑，也会成为未来人类的必备工具。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其《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第四卷中提出，未来技术性的体外进化，会逐步取代人类本身的生物性的体内进化，人类更会成为通过生物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改造和进化的新人。在今天的人类看来，这些新人就是后人类的赛博格。
我们可以将上述的这些问题统一归结为后人学问题。这不仅是对唐娜·哈拉维、布拉多蒂（Braidotti）、 海 尔 斯（Hayles）等人提出的后人学问题的回应，也是从当代中国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出发，思考这些技术带来的冲击。这些技术的冲击不仅仅体现在纯粹技术层面，也深刻地改造着我们的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编辑这样一套丛书，也是当今许多中国学者的兴趣所在。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引入一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后人学著作，结合中国当下的处境，给人们一种借镜，来创建中国自己的后人学知识体系。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理论任务，理论界、出版界，甚至大众传媒需要通力协作，来面对后人学带来的挑战。
蓝江
2023年3月于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