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2月，一支英国“惩罚性远征军”悍然入侵西非古城贝宁(今尼日利亚境内)。在马克沁重机枪的轰鸣与燃烧弹的火光中，这座拥有千年文明，璀璨艺术与严密制度的王国都城惨遭屠戮与洗劫。数以千计的王室圣物与艺术瑰宝举世闻名的贝宁青铜器被掠夺一空，流散全球。

本书远不止于讲述这段血腥往事。作者将贝宁之劫置于一场被长期忽视的“第零次世界大战”背景之下。在这三十年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在非洲大陆发动了数百次“小型战争”,进行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掠夺行为。欧美人类学博物馆并非无辜的“世界文化殿堂”，而是这场殖民战争的战利品陈列馆，它们是“野蛮的博物馆”，其建立与运作本身，就是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是殖民暴力在文化层面的延续与“白人投影”。

因此，这是一部关于主权和暴力的书，关于博物馆如何通过霸占非洲主权而成为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m)的帮凶，以及博物馆如何在今天抵抗这种种族主义后遗症。

（英）丹·希克斯（Dan Hicks），1972 年生于英国达勒姆，布里斯托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专业博士，现任牛津大学当代考古学教授、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馆长，出版图书近十部，包括《野蛮博物馆》《牛津物质文化研究手册》等。

译者袁野。

彩图

前言

平装版前言

第一章 “双响炮”

第二章 “取物”理论

第三章 死亡记录

第四章 白人投影

第五章 第零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公司–军国殖民主义

第七章 “反恐战争”

第八章 贝宁—尼日尔—苏丹远征

第九章 贝宁城之劫

第十章 斩尽杀绝

第十一章 捣毁圣像

第十二章 洗 劫

第十三章 死因学

第十四章 “武器及其他的博物馆”

第十五章 时间政治

第十六章 宣战书

第十七章 消极时刻

第十八章 百废待兴

后 记 物归原主的年代

附录一：1897年被掠夺的贝宁饰板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待更新）

附录二：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中，贝宁文物的来源（“第一批藏品”）

附录三：法纳姆的前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中，贝宁文物的来源（“第二批藏品”）?

附录四：先前藏于法纳姆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贝宁文物的当前位置（“第二批藏品”）

附录五：目前可能藏有1897年从贝宁城掠夺的文物的博物馆、画廊和收藏馆的暂时性清单

注 释

参考文献

在为“挖掘你所在之处”（Dig Where You Stand）运动撰写的宣言中，斯文·林德奎斯特（Sven Lindqvist）用全部大写的字体写道：

工厂的历史可以，而且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书写。

由调查其个人工作场所的工人来书写。

林德奎斯特解释说，在他们的工作场所，人们“有能力，而且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经验是一个平台，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什么正在做，什么没有在做”。林德奎斯特所举的例子是瑞典的混凝土工业，本书同样探讨基础的建造和锚固、复合与流动的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加固和硬化—当然也关于制度性建筑的退化和疲劳，其结构性缺陷和瓦解趋势，粗野主义的建筑如何被暴力拆除、分崩离析—如何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中，将倾颓的大厦材料重新用于建造某种桥梁。

我自己的工作场所，也是本书的主题，是牛津大学人类学与世界考古博物馆（University of Oxford’s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World Archaeology），我是那里“世界考古”分馆的策展人。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试图遵循林德奎斯特的呼吁：“对工作”进行研究，钻研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有时是深奥的技术知识，来挖掘新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寻求开辟更好的未来。就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Rivers Museum）而言，这些知识始于一种足以被称为“欧洲悲观主义”（Europessimism）的形式。笔者认为，欧洲人从人类学博物馆中的非洲展品上获得的认识，都无一例外地与欧洲殖民主义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其完全依赖于针对黑人的暴力与巧取豪夺，直到这些长期的丑行被大白于天下、被充分研究和理解，直到“物归原主”（restitution）的工作 —我指的是实地拆除所有人类学意义上的白人基础设施（white infrastructure）和“世界文化”博物馆（“world culture”museum）—最终开始。

因此，这是一本在牛津写就的书，一段自觉“以英国为中心” 的记述，秉持欧洲一方需要在文物归还过程中履行使命的基本立场，探究“英国的帝国史学是如何迎合英国利益的”，尤其在贝宁这个案例中：分享文化剥夺过程中的知识，正视从1884年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ii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30年间，大英帝国在非洲实施的极端暴力、种族灭绝和文化破坏，我在此将它们重构为《第零次世界大战》一章。讨论这段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英国的公司–军国殖民主义（corporate-militaristcolonialism）的规模和恐怖行径，这种对殖民历史的重新认识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人类学博物馆是开展这一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关键公共空间，而该进程是实现将这些藏品中的知识“去殖民化”的首要步骤。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仅仅重写藏品说明，或是在来回借调被盗文物的新展览中重新讲述一遍帝国历史，都是无济于事的，无论这些展览多么具有“批判性”或者自觉性。

鉴于他们仍在顽固不化、野蛮至极地展览暴力掠夺来的赃物，英国博物馆迫切需要超越博物馆主导思维模式中的“自反性”（reflexivity）和自我意识（这通常不过是种自我吹嘘），将焦点转回人类学家、策展人或博物馆，将其作为探究的对象和主体，与某些“原产地”（source communities）进行对话。我们需要开放和发掘我们的机构，深挖我们仍未远去的过去，用上手头一切可用的考古工具，有时是茶匙和牙刷，有时是十字镐或者千斤锤。当然，任何博物馆的藏品都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它之前是什么，在被纳入馆藏之后又是怎样的存在。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种族科学”（racescience）知识体系的笼罩下，人们显然只关注这些“藏品”（更应该被称为赃物）的后一种意义。这些藏品根本就没有正常的收集方式或者“出处”可言，也没有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研究它们在之前的主人手中能派上什么用场。它们的到来经历了血与火，经历了公司殖民主义之下的逞凶肆虐、烧杀抢掠—1897年2月18日，铺天 盖地的燃烧弹轰开了贝宁城，无数珍宝沦为“战利品”，散落到了西方世界的数百家博物馆中。这些博物馆开门迎客的每一天、战利品被展陈给公众的每一刻，破坏都在重新发生。在从任何欧美博物馆藏品的角度，对非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有意义的理解之前，必须先正视正在进行的英国/野蛮（British/brutish）“获得”史。因此，笔者在此建议，人类学博物馆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扭转人们关于“藏品生命史”（life-history of an object）的熟知模式，因为藏品在不同社会背景间的每一次流转，都会使其在新的身份下于拥有者手中获得新的意义与价值，或是遭受文化意义上的潜在破坏；我们应当为博物馆的“原始积累”书写行动导向的“死亡记录” （necrographies）—死亡史、损失史—以便通过欧洲和非洲之间新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来襄助正在进行的、归还非洲文物的紧迫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将以各种方式拆解、重新定位、分散、回归、重新想象和重建自身。弄清贝宁的流失文物身处何方，并敦促如今持有它们的成百上千的机构、家族和个人—大学、博物馆、慈善信托基金、地方政府、民族国家、实施掠夺的士兵的后代、私人收藏家—就文物归还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并认识到暴力并非过去的行为，可以用所谓的过去的标准来评判，而是一个仍在持续的事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本书的结尾，我们首次尝试列出了1897年被抢走的贝宁文物目前的所在地—请帮助我们校正、扩展这些信息，以便我们在本书的修订版中更新这份名单，并开始计算归还的数量。

“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本书。”——《经济学人》

“只要你还在乎博物馆、还在乎这个世界，就应该读这本书。”——《纽约时报》

“一枚重磅炸弹。”——《洛杉矶时报》

“一次惊人的良知之举。一本可能颠覆人们对英国史、帝国、文明、非洲与非洲艺术之感受的重要著作。正是这样的书，通过诚实地直面被压抑的残暴过去，拯救了文化。它向文化归还辩论射出了一发重弹。你再也不会用同样的眼光看那些欧洲博物馆了。这样的书让人看到新未来尚有可能。”——本·奥克瑞（布克奖诗人，《饥饿的路》作者）

“在他这场炽烈、个人化、且不讳言政治的叙述里，丹·希克斯重塑了我们对贝宁劫掠的理解。这本书告诉你，为什么反对暴力——此时甚于彼时——意味着归还那些被盗的王室与圣物，归还那些被盗走的记忆。”——尼古拉斯·米尔佐夫（纽约大学文化与传播系教授）

在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贝宁宫廷艺术”的展柜旁，一块解说板上写着：“1897年1月，一小队英国官员和商人在前往贝宁的途中遭到伏击。作为报复，一支英国军队袭击了贝宁城，奥巴被流放。远征军成员将数千件珍玩带回了英国。”

在许多西方博物馆的叙事中，英国对贝宁的“惩罚性远征”是正义之举，是对这座“未开化”的“血之城”的惩罚与报复。但丹·希克斯用这本书告诉我们：那不是发现，是抢劫。不是文明传播，是暴力征服。不是惩罚或报复，是有意的掠夺。

作为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策展人，丹·希克斯逐页梳理了当年的海军档案、军官日记、拍卖目录和报纸等资料，复原了那场极端暴力的来龙去脉，将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恶行具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枪口直接对准了自己供职的机构，对准了西方博物馆。

这本书之所以令许多人不安，不是因为它的愤怒——愤怒在这个话题上早已不新鲜。令人不安的是它的冷静。丹·希克斯把1890至1910年间欧洲列强在非洲发动的数百场小型殖民战争作为理解西方现代博物馆诞生的基本框架。在他看来，那些陈列“原始艺术”的人类学博物馆，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保存文明，而是为了宣告征服：把活生生的文化变成标本，把主权民族变成展品，把掠夺来的财物变成“人类共同遗产”。而西方博物馆对这些殖民战利品的每一次展出，都是对被掠夺民族的又一次伤害——那些曾爆炸在丛林、河流、村庄、花园与宫殿中的炮弹，在博物馆一座座被精心呵护的展柜中，依然带来穿越千年的火光与伤痛。

当然，这本书的意义不止于控诉。它发生在全球文物归还运动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刻——德国已宣布归还贝宁青铜器，尼日利亚的追索持续数十年，法国正式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英国博物馆的拒绝姿态越来越难以为继。丹·希克斯的写作既是这场运动的学术支撑，也是一份行动指南。他将目前拥有或可能拥有贝宁被掠夺文物的博物馆、画廊和收藏馆尽数列为清单附在书后，并告诉读者：“这是一本必须经由读者采取行动来书写结论的书。”

这本书让人反复感到一种沉重的清晰。它会让人在走进任何一座挂着“世界文化”招牌的博物馆展厅时，多一层审视的目光，而这层目光，正是归还之路真正的起点。

自1894年以来，艾伦·博勒根在尼日尔河（Niger Rivers）沿岸的丛林里见证了几十场“惩罚性远征”，这些军事行动动用了战舰、马克沁重机枪 、火箭发射器和马提尼–亨利步枪。在上面的段落中，他描述了线膛前装（rifled muzzle-looding，RML）车载野战炮，它因其所发射炮弹的重量（7磅，约合3.2公斤）而被称为“七磅炮”。这段话出自他对1897年2月那场战事的著名描述，当时尼日尔海岸保护国和海军部的军队一道，攻打了乌比尼（Ubini），即贝宁王国的首都贝宁城（Benin City） 。入侵持续了18天，博勒根没有记录城市轰炸中的伤亡人数、被围困的城镇与村落的数量以及连续不断被投入丛林地带的机枪与火箭弹的数目。他没有估算在以往的累次“远征”和袭击中伤亡的士兵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也没有费心思量在今后的年月中，诸多尚未计划，也尚未命名的远征—在奥波博（Opobo）、夸（Qua）、阿罗（Aro）、克罗斯河（Cross River）、尼日尔河、帕塔尼（Patani）、卡诺（Kano），那些所谓“开拓新疆域”“深入腹地”“维和”的行动，那些以文明之名施行的“惩戒”—又将造成何等程度的伤亡。

这段描述对非洲人死亡问题未着一墨。实际上，它来自一个自传式的冒险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艾伦·博勒根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一次袭击中逃脱，成为1897年1月对该城进行的所谓和平远征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之一，当时可能有七个（或者五个）英国人被杀。他还讲述了自己与同伴如何在丛林中艰难跋涉了五天—两人已经准备好要对“野蛮的”袭击者和他们“未开化的”权力中心进行残酷的报复—最后才回到安全和文明的地方，所谓的血之城（city of blood）。

《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率先报道了这个有关“大屠杀”和英雄主义的“少年历险记”，而2月的“惩罚性远征”则是对这一事件的必要回应。一年后，陆军部颁发勋章，表彰那些参与“惩戒屠杀了政府远征军的贝宁国王”的派遣队成员。

这是一本关于1897年2月英国军队暴力洗劫贝宁城的书。它反思了这场浩劫对当今英国的持久影响，评估了它在一系列旨在推动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中的地位，强调了它在尼日利亚沦为英国保护国和殖民地过程中的关键意义，揭露出许多“惩罚性远征”从来就不是报复性行为，并试图厘清公开展览那些王室艺术珍品和圣物的意义与持久影响—这些珍宝被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从贝宁王宫掠走，如今分散在全球150多个知名博物馆和画廊，以及超过前者一半数量却不为人知的公共与私人收藏之中—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到大英博物馆，从多伦多到格拉斯哥，从柏林到莫斯科、洛杉矶、阿布扎比、拉各斯、阿德莱德、布里斯托尔，以及更多的地方。其中一些珍宝在今天的公开市场上堪称价值连城，动辄拍出几百万美元的天价。

从贝宁城掠夺来的藏品，如今正在欧洲和北美的大约161家博物馆和画廊中展出。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在西方世界的众多博物馆中，那些专门向访客讲述对于贝宁的惩罚性远征故事的解说板，到底意味着什么？

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是收藏这些抢来的赃物，或者说这场殖民战争的“战利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笔者是那里的世界考古分馆策展人。像皮特–里弗斯这样的博物馆是否只是一个中立的容器、一个世界遗产的保管者，每年向数以百万计的全球观众展示一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颂扬非洲创造力的同时将非洲艺术和欧洲雕塑绘画并置，视二者为无差别的世界遗产？本书的出发点是，只要这些博物馆还在展出在殖民屠杀中被掠夺的圣物和王室至宝，它们就始终是这一切的反面：数以百计的纪念馆在“种族科学”的名义下建造，以充满西方优越感的暴力宣传凌驾于非洲文明之上，像战争纪念碑一样遍布欧洲和北美，以示胜利而非悼念；它们是制造“全球南方i 意味着落后”这一谬说的工具，是极端暴力和文化破坏得以延续的同谋，是大规模暴行、破坏传统，以及仍在继续的侮辱行为的索引，是利用博物馆来制造异化的白人至上主义文化进化观的遗产。这些手段仍然在运作，只是公众看不到而已。

因此，这是一部关于主权和暴力的书，关于博物馆如何通过霸占非洲主权而成为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m）的帮凶，以及博物馆如何在今天抵抗这种种族主义后遗症。本书同时也是对人类学博物馆重要性的一种辩护，因为它们是能够去除欧洲中心主义文化、世界观与偏见的地方—但若想做到这一点，这些博物馆必须在认识到帝国长期存在的前提下来实现自我转型，例如进行文物归还和赔偿，并将这些空间的主要目的转变为唤醒良知。因此，本书也是更广泛意义上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野蛮殖民历史的清算，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索引功能，成为让人们亲眼看到那些过去的重要场所。

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不是一家国立博物馆，但它同样是一座野蛮的博物馆。与其他人类学博物馆一样，它通过展列所谓的非洲“小型战争战利品”，让自己成为白人至上的军国主义想象的载体。本书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些野蛮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将其重新定义为公共空间、良知之地，由此正视英国在非洲殖民历史中的极端暴力及其持久性，并在这里采取实际行动，助力面向非洲的文物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