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是知名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数十年研究党史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立足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一手档案文献，以全球视野溯源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多维拆解建党脉络，还原真实历史现场。以下摘选的该书第一篇文章。该文率先聚焦十月革命后不久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波波夫，对其早年经历、在华活动做了严谨细密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论述了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十月革命后不久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波波夫
1918年初，北京政府接到旧俄驻华公使的通报：“据报载，俄国广义派现遣人至中国，多方鼓吹其革命主义，则决定以200万卢布，酌量协济各国革命举动。请急电地方，严加防范。本使亦饬各驻领严防。如果查获乱党，即由地方解交驻领审办。”北京政府将这一通报通告政府有关部门与边疆和内地的一些官员，命令他们“严加防范”。这些函电并非纯属虚声恫吓。
英国档案记载，1918年苏俄曾派人来中国。据英国驻哈尔滨领馆武官1918年2月16日发给英驻华公使的一份电报，谢苗诺夫将军告：“三名由列宁派往东京和北京的代表在满洲里火车站被抓获。”4月有报告称，一名叫维热斯特查克（Verestchak）的布尔什维克密使被哈尔滨俄当局逮捕。除了中俄陆路边境稽查严密外，海路口岸的防范亦很严。俄驻沪总领事格罗谢（В. Гроссе）因闻本国布尔什维克遣人来华，于1918年3月4日函告江海关税务司：“遇有东省来沪之商轮，请于抵埠时，派员上轮，详细搜检有无搭载该国行踪可疑之人，及身藏危险品之旅客。”他还分函英、美总巡捕房，请即加派探捕严防。同年8月，即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代理人的马尔金（J. Malkin）一抵达上海便被勒令乘原船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尽管障碍、困难和危险重重，在早期那批苏俄遣华人员中，还是有人到达了中国，并执行了自己的使命。根据现有资料，首位成功者是波波夫（М.?Г. Попов）。
一些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劳工运动的中外书籍记述了波波夫的来华，把他视为第一个来华的苏俄派遣人员。也有个别著作提及巴甫洛夫（Pavlov）是来中国的第一个重要的苏维埃使者。这个“巴甫洛夫”是否就指波波夫，抑或是比波波夫更早来华的人物，笔者暂付诸阙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波夫越来越少被提及，韦慕廷和郝莲英关于苏俄在华使者的专著仅把波波夫早年的来华在附注里提了一下，以后多年中外出版的关于中共历史的著作对波波夫干脆只字不写。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资料的缺乏。
一、波波夫的早年经历
其实，在一些保存在海内外的档案中，对于波波夫几次来华的情况有不少记载。2000年，波波夫的外甥、俄国历史学者刘克甫（М.?Κрюков）教授主要根据俄国档案撰写的《莫里哀路29号——波波夫上校的秘密使命》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波波夫的经历：
波波夫（1884—1930）出生于一个渔民之家，1901年入伍，1903年军校毕业，日俄战争中曾到大连作战并负伤被俘。1906年他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皇家东方学院学习日、中、英语言，于1912年毕业，其间曾来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他被提升为上校军官。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召开的一次士兵大会上，他被推选为西伯利亚第13团的指挥官。
1918初，旧俄军队解散，波波夫所在的团随之解散。不久，掌握多种外语的波波夫被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很快，该部东方司司长沃兹涅先斯基从数名候选人里选派波波夫去上海，准备一旦苏中建交，就让他就近接管旧俄驻上海的总领馆，并担任苏俄驻沪总领事。此一任命得到了负责东方外交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同意与支持。波波夫动身赴华之前，外交人民委员部指示他抵华前先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联系，以便就近接受指示，并协同工作。
据英国档案记载，在波波夫动身之际，有个据悉与维热斯特查克一起派往中国协同工作的叫马卡罗夫（Makaroff）的俄国人持沃兹涅先斯基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首脑苏西阿莫夫（Sukhiamov）的信，由俄国赴华。马卡罗夫很可能与原任驻上海副领事的沃兹涅先斯基相识，故被委托为信使。可是，马卡罗夫无意帮助新俄政权做事，似乎只是想恢复以前他在俄华道胜银行上海分行的工作。他并未把沃兹涅先斯基的信递交给苏汉诺夫，而是于5月5日到达上海后，把信交到了旧俄驻沪总领事手中。英国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不知从何途径得悉这封信的内容，在其报告中简要转述如下：“沃兹涅先斯基声称自己无法亲来东方，故派遣波波夫（Popoff）和波德沃依斯基（Podvoisky）先生在中国设立一个秘密情报局以便了解上海和北京发生的情况。”此信说明，波波夫到中国除了肩负接管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使命，还有同另一名苏俄遣华人员一起从事情报工作的任务。
二、波波夫的首次使华
1918年2月，波波夫携带1000卢布经费从彼得格勒出发，乘火车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抵达便立即会见该市的苏维埃首脑苏汉诺夫。从后者那里，波波夫除了得到一些具体指令，还拿到专为他准备的文件和制作的印章等。然后，他便乘船离开。
波波夫是否直接到达中国，目前尚不清楚，但他最迟于1918年5月上旬已经抵沪。据英国档案记载，波波夫于5月8日匿名向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Millard’s Review）投送稿件。5月18日，该刊发表了“俄国公民”的《来自一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据说文内抨击了日本和在沪俄侨群体的反动首领。大约与此同时，他也在《英文沪报》（Shanghai Gazette）上发表了类似文稿。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旧俄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仍然继续行使职权。在这种情况下，波波夫显然无法执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托付的接管原俄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任务。此外，他此次赴华还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与孙中山联络。但孙中山5月在广州愤然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后，此时正在从广州途经日本到上海的途中。当波波夫赶往日本时，孙中山已经离开那里回国。
5月底，英国情报当局认为波波夫已经前往哈尔滨。波波夫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久，便与当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被捷克军团于6月29日拘捕并关押，他的罪名是“进行反间谍式布尔什维克思想宣传”。直至1919年3月波波夫才获释，之后他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美国公司做事。
就在波波夫离开中国不久，苏俄新任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1918年7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中国南方政府发表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声明，并且说：“革命的中国的代表已将此项公开声明交给我们和世界民主派。”恰在刊登波波夫送去的“呼吁”的同一期《密勒氏评论》的“远东报界舆论”栏里，载有《南方领导人对中日谈判的抗议》。笔者推断，此“抗议”即契切林所说的“声明”，它可能是波波夫读到后带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并通过某种渠道转交莫斯科的。
至于与波波夫同时被派遣来华的波德沃依斯基是否到了中国，档案未见记载。按沃兹涅先斯基信的内容和波波夫到上海的事实来推断，波德沃依斯基应当是到北京执行任务。但他是否到了北京以及他和波波夫是否在华建立了情报局，尚无从得知。不过，1920年以后，英国和日本情报部门在上海发现有类似此名的俄国人Pudhorosky或Podgursky在为苏俄工作。另据藏于荷兰的“斯内夫利特档案”，1922年在上海有名叫I. S. 波多尔斯基的俄国人用罗斯塔通讯社的地址替马林收转信，并曾去天津活动。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至少波波夫个人1918年春是成功地来华了，并且做了一些工作。
三、第二次使华，面见孙中山
与波波夫有接触的美籍俄国犹太人索克思（G. E. Sokolsky）晚年回忆，1919年，波波夫在学生运动高潮时的5—6月份来华。然而，刘克甫教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认为波波夫1919年没有来过中国；笔者所见有关档案也没有波波夫1919年来华的记载，故索克思的上述回忆可能有误。
然而，1920年初春波波夫确实又来中国了。苏俄政府急切希望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因1918年波波夫未能见到孙中山，莫斯科又不便另外派人，便让在远东地区的波波夫就近再次充当密使来完成这一任务。
波波夫一到上海，就去拜访孙中山。据正在给孙中山当政治顾问的索克思1920年3月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秘密报告，波波夫持有阿穆尔地区布尔什维克部队司令发给的证件，与孙中山就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此时被南方军阀排挤到上海的孙中山希望借助苏俄红军和在俄华侨组建的军队帮助他打倒南方的军阀；而波波夫则希望孙中山的军队先打击日本人支持的徐树铮和段祺瑞。波波夫认为，孙中山的军事计划不可能实现，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
波波夫此行仍肩负查明局势和前景的任务，他着重调查了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情况，并结识了一些俄侨,其中与他关系较好的是时在上海受雇于一家美国公司的托滨森（J. E. Tobinson），此人与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波波夫在上海访问了在沪进行南北和谈的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并从他那里获得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中文本，还会见了一些中国学生、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等，并随身带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远东学生致中、日、朝学生的信，还设法在上海的中外报纸上发表。
完成这些任务后不久，波波夫便离开中国。
四、以后来华的踪迹
波波夫1920年春同孙中山会谈后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担任俄日善后委员会俄方首席代表，同年7月18日，他又来到上海。不少档案中的报告绘声绘色地记述了波波夫此次在华的行踪和活动。
波波夫第三次使华的消息事先由英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通报，还说波波夫可能以斯莫尔斯基（Smolsky）之名入住上海Range Road 85号，或以本名住在大东旅社（Great Eastern Hotel）。7月18日，波波夫一踏入上海便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等部门严密监视和跟踪的对象。有关情报这样描述波波夫：约摸35岁，中等身材，身体强壮、面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秃顶、眉毛深而细，行走时身板直挺，颇具军人风度。他出行时十分机警，总能成功地摆脱跟踪和盯梢。波波夫的确先在大东旅社居住数日，但他于7月22日离开该旅社后，密探和警员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找不到他的踪影，以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采取多种措施来寻找他，包括请法租界警方配合，让俄国和中国侦探帮助侦察，通告在沪的中国、英国、日本邮局及大东旅社及俄国人寄宿处注意检查邮寄给他的信件，并把波波夫的形象描述发给有关各处，要其发现此人后立即报告。
直到9月末，波波夫才又被警务部门发现。有关情报报告，他几乎每日去《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社收发信件，并一度参加该报编辑工作，曾为该报写稿并翻译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材料。他还参加了9月28日在报社举行的拥护苏俄的俄侨会议，并发言。1920年10月，波波夫与其他俄人同去汉口、北京，据说他们在汉口设置了“列宁主义宣传部”。11月有报告称他与其他三人离开了上海，但未说他去了哪里。
然而，不久后便有情报称，波波夫因在日本进行宣传而被日本政府驱逐，于1920年12月再次到上海。以后一些1921年上半年的英、日情报也不时提到他，甚至查明化名斯莫尔斯基的波波夫先后居住于上海法租界沧州路（Tsongchow Road）9号和葛罗路（Rue du Baron Growth）34号。
如果这些情报记录准确无误（不排除一些报告有迟滞性，记录的是以前发生的事），那么，波波夫至少来过中国四次。由于他较频繁地往返于俄、中、日之间，他来华次数或许更多亦未可知。
五、苏俄在华情报、联络工作的开拓者
一部关于苏俄（苏联）早年在华情报工作的俄文专著把波波夫列为苏俄情报人员。的确，波波夫来华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有很多的证据：他首次来华便受命在上海和北京建立情报局，以后几次来华仍以从事情报工作为主。他的情报合作者据说有哈罗维茨（Harowits）和福尔图纳托夫（Fortunatoff）医生，后者曾任契卡在上海的负责人。此外，同他接触的有惇信洋行（Dyce & Co.）经理、英籍俄人季林斯基（J. Zilinsky），曾在青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居住的德国人韦伯（Viber）和在青岛开设永泰和号汽车修理行的山东人郭占廷。郭原在青岛给德国人当家庭仆役，会讲德语和英语。据推断，郭可能是替在华的德、俄间谍进行联络和传递情报的一名中介。刘克甫教授认为，波波夫1920年夏“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日本在华和远东的计划”。
查普曼于1928年出版的《中国大革命》披露：1919年波波夫由苏俄派到中国了解情况，经几个月的调查后返回。1920年来自苏俄的一些代理人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出版的几部著作于是把中共的建立说成是波波夫这次使华的结果。如骆传华在《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中写道：“1919年俄人包朴甫到上海调查中国有无传布共产主义的可能性，1920年苏俄共产党遂派员至中国，协助组织中国共产党。”
虽然波波夫1919年可能并未来华，但把他调查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情报工作与中共的建党联系起来并非全无道理。而且据一份日本情报载，“1920年5月到7月间，伊尔库茨克政府特派员波波夫、巴塞斯基来上海之际，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见面”，交给其一笔宣传费，以后再来也几次送款。如果这个情报提供的信息可靠，那么波波夫就多少与推动中共建党有些关系。
情报与联络工作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数度来华的波波夫曾联络和结识了一些中国人。由于他懂汉语，同中国人交往十分便利，甚至曾被人视为“中国人的顾问”。
据英国档案记载，波波夫的一个中国朋友是张墨池（Chang Mo Chih）。英方的情报几次报告了这个人，还说他又名张民权和盛国成（alias Chang Min-Chuan alias Sheng Kuo-cheng）。笔者以前未加考证，遂误信张墨池与张民权为同一人。现知，张墨池系基督徒，懂英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曾去过苏俄。1920年春，张墨池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郑佩刚等相见，参加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张还与在华的朝鲜和印度的革命党人有来往，曾担任大韩《独立新闻》汉文版记者，为朝鲜独立和革命运动做宣传。另一名波波夫访问过的中国人是姓“Chin”的在上海China Times（《时事新报》）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Chin”是威氏音标译音，相当于汉语拼音的“Jin”。当时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姓“Jin”的金家凤。不过，笔者认为,波波夫认识的那位姓“Chin”者很可能是曾与张墨池合译多部泰戈尔和托尔斯泰著作的景梅九（英档里写为“Chin Mei-cheu”）。景梅九（1883—1961），原名景定成，留日期间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信仰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时任山西军政府政务部长，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他主编过《国风日报》《自由》等报刊。尽管景梅九对布尔什维克颇有微词，但推崇其“平民革命”和支持民族解放的政策，故一度与布尔什维克携手。他和张墨池一样，与朝鲜的独立运动人士和共产主义人士有交往，如朝鲜著名爱国志士朴白岩同他为好友，1921年共产国际执委、朝鲜人朴镇淳来沪曾住在他家。据报，景梅九和张墨池曾发起成立某“无政府党”，他也与社会主义者同盟有关系。
波波夫在华接触和联络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人以外，据他自己的报告所述，还有上海工商业界的领袖汤博士（Д-ръ Тонъ音译）、反日的学生联合会的首领潘（Панъ音译）某、中国记者协会的会长董（或邓，Данъ音译）某，并通过后者与中国新闻界建立了联系。这涵括了中国政界、工商界、学界、新闻界重要人士。此外，他还与在上海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了其外务部部长的亲笔信。
通过波波夫，苏俄与当时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某些联系，并试图支持和推进这类运动。
六、东亚宣传的要角
有英国情报说，波波夫是在中国负责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视察员”，也有情报认为他大概不过就是一名“口译者”。实际上，波波夫在宣传上的作用既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微不足道。他几次来华确实做了不少宣传方面的工作。譬如，他1918年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呼吁书”可算是苏俄在华最早的重要文字宣传；1920年春他又将随身带来的俄罗斯远东学生的公开信设法在上海《民国日报》和《上海俄文生活报》分别发表。信中呼吁中日学生“坚决要求你们的政府把在俄罗斯境内的军队撤回”，信末声言要和中日学生“一同呼喊‘全世界革命火焰万岁！’”这也是一种公开的文字宣传。1920年夏来华后，他曾在布尔什维克的喉舌《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并到汉口等地从事宣传工作。
1921年夏的日本情报说，一个从莫斯科来的、住在法租界的劳农政府官员伯格罗波夫“唆使波波夫指导主义宣传”。此人大概即于1920年来华，并曾与波波夫同住一处的负责上海“过激派宣传局”的博果留波夫（Bogoliuboff）或博果鲁波夫（Bogoluboff）。
波波夫似乎更偏重对日本的宣传工作。根据一份1920年10月7日的日本情报，结束于1920年9月10日的“俄国过激派中国支部各地干部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大致决定出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分工“负责日本方面工作的，是目前在上海的波波夫”。日本《外事警察报》第5号（1921年8月）更明确指出“对日宣传，由波波夫任宣传部长”，并说他常驻上海，今春赴北京，现在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逗留，还通报他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由敦贺回到上海的消息。也有英方的情报说波波夫“负责布尔什维克在日本的宣传”。有情报证实，波波夫曾在上海向日本人提供经费，并在日本军队和在东京的印度人中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据说，他还有个秘书安德烈耶夫斯基（Andreevsky）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
波波夫至迟于1921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他先在赤塔的远东共和国外交部主持中国司的工作，同年到莫斯科，受聘担任中央军事学院和东方学院教授。
这样一位苏俄早期派到中国的重要密使，虽非俄共党员，却尽心尽力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也一度受到重用。不幸的是，波波夫早年被善加利用的掌握多种外语的优势，到后来竟然成为加重他受怀疑和被迫害的砝码。1928—1930年期间，苏联发生了很多假案，波波夫也被凭空捏造了诸如为日本、德国和立陶宛等国从事间谍活动，阴谋对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等多种罪名，被指控为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头目，于1930年8月惨遭枪毙。
然而，波波夫早期在华进行的情报、联络、宣传工作却被永远载入史册。不难看出，波波夫每次来华都是在很关键的时刻：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之时；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孕育阶段。
波波夫几次来华，因派遣他的单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身份。1918年他首次来华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派遣的密使；第二次来华虽持阿穆尔地区布尔什维克部队司令发的证件，但执行的却是莫斯科的指令；第三次来华据说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政府派遣的负有“秘密使命”的“秘密代理人”；同年底波波夫再次来华，据他自称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上校。由于波波夫的遣华十分秘密，并且有时使用假名，故一些情报机构很难搞清他每次来华的真实身份和确切任务，这增加了波波夫来华身份和使命的神秘性，同时也说明了他可能同时担负多项任务。有一点可以肯定，波波夫后来在远东与身负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重托，指导远东的外交工作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特命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保持着联系。
无论情况怎样，波波夫来华时间之早、次数之多以及任务之繁，本身就有其重要价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使苏俄处于初创和内战的艰难时期，也从未忘却在中国开展工作。
此文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以《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为题发表，因原文被删改过多，经主编允许，笔者补充了若干内容后以《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使者——波波夫》的论文原题发表于《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后又根据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日本档案和波波夫1920年的报告做了进一步修改、补充。
——选自李丹阳、刘建一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为知名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数十年深耕中共创建史的成果合集。以下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篇文章。该文聚焦国际共运史上一位长期被遮蔽的特殊人物——斯托帕尼，打破了以往对早期在华革命者的单一叙事，还原了他“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特殊身份。文章跳出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评判，让读者看到早期革命进程中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及那个年代革命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一位“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斯托帕尼在上海
一
1920年2月29日晚，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这里正在召开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筹备成立大会。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斯托帕尼（Vadim A. Stopany）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次演讲的情况很快就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志和英国在沪情报部门的情报摘要，《上海俄文生活报》和《救国日报》也予以报道。留存至今的这些字迹模糊的案卷和报纸，记载了斯托帕尼的演讲内容和开会过程。人们由此得以洞悉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仿佛身临其境。
斯托帕尼侃侃而谈：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这里的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骇人听闻：大多数工人每日不得不辛苦劳作十四个小时，而得到的工钱还不及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之十分之一，所得不足温饱。资本家靠榨取工人的血汗来使自己致富，毫不吝惜地将所获不义之财挥霍在购买轿车、四轮马车和其他奢侈品上。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已经存续很长时间了，亟须改变。改造的重要方法是工界必须立即结成坚固的大团体，这样才能减轻资本家的剥削，并且可以提高工人的知识。
讲到这里，斯托帕尼切入正题说：只有输入、采用共产主义才是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随之他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含义，简要讲述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他告诉听众：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现在俄国工人已获得自由，脱离了资本家的束缚；而且他们以做工为乐事，各尽其能，以劳动为荣。他进而激励道：如果上海的工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准备作出牺牲，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改善自己的状况，与俄国工人并驾齐驱。
说到这里，斯托帕尼从衣袋里取出一面自制的左上角绣有一颗白底绿星的红旗郑重交付“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主要发起人张福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底色为红的旗帜与世界语组织的绿星旗不同。斯托帕尼的解释是，此旗表示希望世界大同之意，红色代表平民之血，绿星则为希望之义：希望工人劳心劳力生产的物品，能够自己享用，不被资本家掠夺；希望社会主义普及以后，再无种族、政治偏见和强权政治；人类可享完全的幸福，真正的平等、自由能普及于世界。
最后，他劝在座者着手学习世界语。告诉他们，世界语是联络世界人民感情，传播社会主义的利器。掌握了这种语言知识就可用以促进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斯托帕尼的演讲由他身旁的中国著名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又名陆耀荣、陆疾侵等）翻译为汉语，激发起听众的革命情绪和学习世界语的欲望。随后，陆式楷也发表了题为“劳工主义”的演说。
公然在中国人群中宣传共产主义和鼓动中国劳工仿效俄国革命起来造资本家的反，这在当时的上海前所未闻。这次演讲立即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恐慌。次日（3月1日），工部局代理警务专员警告斯托帕尼，如果他要再进行此类提倡共产主义和煽动中国人反对其雇主的演讲，就要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
实际上，租界警方和外国情报部门早就注意到了斯托帕尼这个人及其活动。现在我们可以透过警方记录在案的情报，以及当时的报刊和时人的回忆，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情况。
二
斯托帕尼是出生于俄国的意大利人，其父亲为苏俄某地苏维埃首脑。斯托帕尼虽然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冬，他由高加索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中国，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出版印刷公司当簿记员并兼任该报新闻记者。在中文报纸和中国当局的情报中，他的姓名被写为“施笃片呢”“史笃片尼”“司笃巴尼”。然而这些蹩脚的音译均非其汉名。他的汉名应当是与他相熟的郑佩刚回忆中提到的“史德孟”。斯托帕尼除了在作为布尔什维克在华重要喉舌和工作机构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工作，业余时间主要从事世界语教学和用世界语传播新思想。
世界语是波兰学者柴门霍夫（L. L. Zamenhof）博士糅合拉丁文、罗马文、英文和德文于1887创立的。这一比较简便易学的人造语言诞生后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一些从事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人尤其愿学。各国及国际的世界语组织多标榜其宗旨为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促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自由思想。在国际工人组织及其大会中，世界语成为方便的交流工具。十月革命后，世界语曾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世界上争取支持的手段。1921年，共产国际一个专门委员会议决采用世界语（Esperanto）和简化世界语（Ido）作为国际的语言，但未被批准。世界语诞生以来，大量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蒲鲁东、克鲁泡特金、考茨基、列宁等人的不少著作用世界语出版。
19世纪末，世界语经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传入中国，率先积极学习和运用这一语言的主要群体是鼓吹消除国家和种族界限的一批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创办了传播世界语的学社、学校、协会，出版了《民声》《进化》《社会运动》《绿光》等有世界语版面的刊物。
三
真诚怀有世界大同理想的斯托帕尼刚到中国不久，便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推广世界语。他先是在自己的居所义务讲授，可能也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内教过世界语，然后到社会上筹办世界语学校。
1920年2月11日，斯托帕尼与中国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在上海开办的世界语夜学正式开课。次日，上海《民国日报》和《救国日报》刊登了广告。《救国日报》上的《世界语夜学开学》写道，该夜学“逢一三五夜8时至9时，由欧洲同志施君担任教授。不分国籍男女，不收学费杂费，凡有志者均可来学……地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
位于上海北四川路1780号公益坊的新华学校，因开设了世界语课程，有时亦被称为“新华世界语学校”。新华世界语学校开始时大约有30名男学生，后来又在白天开办女学。到1920年夏，学员人数一度增至上百人，但后来又减少至十余人。为吸引人来学习世界语，1920年5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世界大同的媒介》，文中写道：世界语是联络人类感情、消灭阶级、研究学术的捷径，应当“成为人人应学的公语”，凡“主张大同自由平等互助的人没一个不欢迎他的”，号召大家到传播世界语的学校——新华学校去学习。
斯托帕尼在讲课时常向学生们介绍世界语产生的历史背景、世界语在推动革命中的作用，并借世界语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讲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介绍苏维埃俄国人民的革命、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有时他也为校外人士用世界语演讲。如1920年2月20日，上海志雄青年会借用新华学校教室开会，特请斯托帕尼演说。他借此机会宣传世界语的意义和功效。据报道，他说：“世界语为人类相爱之元素。欲达大同之境，需以斯语为前驱。吾辈同志正宜奋勇传播，以尽其天职。况上海为中国要区，交通最便。能联络怀抱新思想之同志协力进行，则收效自宏。”斯托帕尼有时也为工人演说。他为上海船栈联合会筹备会演讲后受到租界当局威胁，但一仍其旧，继续进行宣传和鼓动。
新华世界语学校有时还利用当时比较新奇的幻灯作为宣传的辅助工具来吸引听讲者。比如，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一位留日归国学生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必要，应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像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演讲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的住宅等。此次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这位演讲者可能是当时到上海各校放映幻灯并演讲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幻灯讲演会书记张民权。
随着世界语的传播，1920年3月斯托帕尼联合上海的世界语者陆式楷、胡愈之、苏爱南、王克绥等人发起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主管该学会事务的是斯托帕尼。学会于1921年1月13日创办了半为世界语、半为中文的《中华世界语报》。由陆式楷和斯托帕尼主编的这个月刊公开申明其宗旨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宣传，推动世界不同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首期刊有下列一些文章：《世界语及其在现代文明中的作用》《柴门霍夫传》《英语、世界语之比较》《学习世界语之方法》《过去十年间中国世界语教学的进展》《关于中国世界语者情况的报告》等。世界语学会关于消灭资本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制、无国界、消灭战争等的讨论和研究，有时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
1920年“双十节”傍晚，上海华界有人乘汽车沿途散发红色油印品，上有“私产万恶”“平民革命”等小标题，其中一份传单写道：“你知道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三年了吗？虽然俄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无政府阶段，但目前俄国人民已经享有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了……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也准备起来与政府和资本家作战……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要赶快起来，反抗和废除政府。”次日，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员胡嘉廷被捕。警方从他的住处搜出几封预订“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和书籍的信件。胡嘉廷承认传单是他和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个学生及其弟弟散发的，并交代了自己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郑佩刚有联系。他与斯托帕尼的关系也随之被揭露出来。
斯托帕尼和他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学校再一次成为上海警方注意的焦点。其实，警方早在1920年2月秘密讯问陆式楷时，陆便在压力下承认，自己和世界语学校的一些同事正在为布尔什维主义工作，一旦该校的学生们能够阅读世界语，解释和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要旨的书籍就会从广东郑佩刚那里运送过来供他们阅读。由于胡嘉廷所散发的和郑佩刚在广东印刷的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品，所以倾向于把一切鼓吹革命的印刷品都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警方记载不可全信，但也不排除这些印刷品中夹杂着为苏俄进行宣传的内容和真正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小册子，因为郑佩刚1920年夏曾用共产国际经费在上海开办的“又新印刷所”印刷了兼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书刊。
根据日本情报，谢麦施科、切波秋克斯等俄国人曾与以世界语学校和世界语学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为基础的所谓“无政府共产党”一派人合作，致力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情报内甚至把上海世界语学会列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之一。
四
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陆式楷、郑佩刚、胡嘉廷等这些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世界语者为何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与这样一些人携手共事的斯托帕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要解开这些谜，应当先了解斯托帕尼的思想信仰和政治立场。
1921年春，斯托帕尼在一封公开信中坦率承认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同时又申明自己“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对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立场，他解释说：“我相信无政府实现才能够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但欲实现目的，不能不从事于各方面之运动，必要经过无数之曲折，断不是一跳可以达到的……列宁也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很信仰他之能够实现。不过无政府主义只适宜于宣传和叫醒醉生梦死之人民，但不甚适宜于革命……最近的共产党宣言,他们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大约相同，他们之所以采取平民专制之一种手段，实因俄国人民多数还没有觉悟而竟能以少数人侥幸夺得政权的缘故，所以我们断不能批评俄国革命之不对。”他特别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级”，无政府主义者就应当先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运动。
斯托帕尼同十月革命中和内战期间投身于建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抱有先支持布尔什维克运动的观点加入俄共的一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一名所谓“安那其—布尔什维克”。列宁在1919年8月曾感动地说，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成为苏维埃政权最富于献身精神的支持者”。
布尔什维克一度与国外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合作。1919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通告，表示“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加入国际革命分子与苏维埃式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总潮流；并在1920年1月邀请美国的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加入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同你们是一样的，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社会，工人将管理生产资料，并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实行分配。”
这种合作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削弱第二国际势力、加速世界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干涉与封锁的权宜之计，但因双方有着一些共同的终极目标，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有着共同的阶段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政权等，确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可行性。在中国，布尔什维克初来时那里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众多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团体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因此布尔什维克即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合作。
作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斯托帕尼无论从哪种立场出发都乐于促成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他除了宣传苏俄，还致力于传播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引导和劝说一些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世界语者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大概因他从中联络，他所在的新华世界语学校和世界语学会与《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苏俄人员建立了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导下，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社团因乎时势，为求实现无政府主义目标的第一步——打倒资本家和推翻政府，而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们协同进行革命工作，并组成了统一战线式的革命团体——“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个同盟是中共形成过程中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斯托帕尼和陆式楷主编的《中华世界语报》即由该同盟成员郑佩刚主持的“又新印刷所”印刷。
1920年春，新华世界语学校因有斯托帕尼的缘故，成为时在漳州的倾向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国民党将领陈炯明和在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之间联系的一个中介，并成为罗致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建立被英国情报部门称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是年4月，漳州出版的《闽星日刊》一则告示劝勉拥护布尔什维克并欲加入组织的中国人函寄上海的中国邮政105号信箱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这个组织可能是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新华学校是其外围机构）的人员为基础产生的所谓“支那共产党”。
五
那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酝酿形成之地。1920年4月2日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等人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第一步是谋求改善工人待遇，第二步工人要取得管理统治权的演说，成为他指导工运的最早重要宣示。而作为陈独秀等在上海联系工界的最初基地之一的上海船栈联合会正是斯托帕尼协助张福堂组织的（张福堂因而也与陈独秀等人一并被日本情报官视为“在上海的中国人中引人注目的过激主义者”），并在该会筹备过程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俄国学者И. Н. 索特尼科娃指出，在较早时期，红色工会国际曾在东方国家成立许多码头工人联合会。不知斯托帕尼帮助成立的上海船栈联合会是否属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范围。
斯托帕尼还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设在上海的各种全国性群众团体，特别是工学界团体的重要负责人积极接触，力促各团体答复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并引导这些团体进一步同苏俄友好，与苏俄人士结成联合组织。据上海当局探报，1920年4月11日，由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华工同人会等团体代表陈家鼐、夏奇峰、明德、姚作宾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召开了讨论承认苏俄政府《致中国南北政府和人民宣言》的会议，斯托帕尼与波塔波夫、陆式楷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一致表决承认俄国通电，并议决：如果北京政府拒不接受俄国通电，则将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联合四国国民推倒军阀，以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无独有偶，1920年3月下旬《上海俄文生活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日本、朝鲜三国都正遭受外国的干涉，应以俄国为解放的榜样。这似与“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的酝酿不谋而合。
参加上述会议的陈家鼐是中华工会总会负责人，1919年底便闻他与其他一些人在布尔什维克的策动下试图成立一个以“社会共产主义”为宗旨的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次年夏，他印发两万份侨俄华工促中国承认苏俄电。代表华工同人会的夏奇峰从法国归国途中，曾以“华工代表”身份在俄国出席了“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于1920年3月同俄、韩共产主义者一同抵沪,并与波塔波夫联系。姚作宾时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会负责人，也是大同党党员。与会的波塔波夫将军，时在上海为苏俄做情报和联络工作。
1920年5月1日的“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发起这次纪念大会并联名发表拟在“五一”集会上宣读的《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工界七团体中，除了有同俄、朝共产主义者关系密切的黄介民主持的中华工业协会和陈家鼐负责的中华工会，与斯托帕尼有关系的张福堂领导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也列名其内。不久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大同党负责人黄介民在这次大会的筹备或五一当日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斯托帕尼负责的新华世界语学校有联系的世界语者，后来代表支那共产党赴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张民权甚至不顾一切危险在现场演讲，表现非常突出。
1920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它不仅是为培训留苏预备人员的学校，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部。据说，斯托帕尼不仅义务在该学社免费开设世界语课程，还热情鼓励学员们去苏俄考察、学习，告诉他们：“苏俄政府很欢迎学生”，他还给其中一些人写了亲笔介绍信。他介绍的赴苏俄学习的人当中，有到莫斯科后声称曾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廖划平等人。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施存统在谈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大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时还说，在法租界的世界语学校是另一所“宣传主义的学校”，他本人和谢晋青曾担任在新华世界语学校发行的《自由》杂志的驻日代理。来新华世界语学校进行宣讲的人并不限于世界语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正忙于建立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也曾被邀请来校讲演。这说明，斯托帕尼所在的新华世界语学校不仅与上海外国语学社有类似姐妹学校的关系，有人员的交流，同时也曾被中共发起者当作一块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
到了1921年，世界语运动在华有了新发展。年初，新华世界语学校拟在各大中小学放寒假期间扩大招生，登出告示称：司笃巴尼与陆式楷、王克绥等在新华学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为教授时间，星期日亦不停课。凡有志者，不论何人皆可来学，并不收费”。据2月的一份报告，新华世界语学校此时主要由斯托帕尼和一个名叫“Liang Sung”的广东人管理。斯托帕尼还于每周二、五下午到位于法租界霞飞路康宁里（Kong Nying）2号的韩侨俱乐部世界语部讲授世界语。后来成为朝鲜共产党领袖的朴宪永曾受教于斯托帕尼。那时在上海还有朝鲜人办的仁成学校开办世界语课程，朝鲜独立运动人士、与布尔什维克有关系的吕运亨、吕运弘等先后担任该校校长；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世界语的有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张志乐。大概因此之故，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新华学校与在沪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朝鲜人的共产党有联系。以后，新华世界语学校又有日本世界语者川上喜光担任教员，并请了一位俄文书店的经理切茨果夫（Michael Tsetsegov）教授俄文。据说，在新华世界语学校，中国、俄国、朝鲜、日本、奥地利的世界语同志时常集会座谈。
六
斯托帕尼终日不辞辛苦地忙碌着，其事业似乎也在蒸蒸日上。在其同志、同事和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天真活泼、笑口常开的年轻人，对事业怀抱火一般的热情；在警方看来，他是个海德公园演说者式的激进空想家，不大像苏俄政府的代理人。那时，谁都不会怀疑，这位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前面的路还很长。
然而，1921年3月27日清晨，上海东熙华德路（East Seward Road）2098号华屋内忽然传出几声枪响，汇山捕房的西探闻讯赶往现场，发现一位年轻的外国人倒卧在血泊中，脑部中弹四枪。这个身受致命枪伤，奄奄一息的年轻人立即被送往公济医院（General Hospital）；延至翌日，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经查，死者是斯托帕尼，据其卧房内他亲笔写给父母兄妹的遗书和身旁的一支六响手枪，可以判定是自杀。
斯托帕尼的突然自杀使他的同事和朋友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4月10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数十人在海宁路天宝里爱国女学校内为斯托帕尼举行了追悼会。陆式楷主持会议，王克绥、胡愈之、苏爱南、黎世良及韩人朴宪永等相继发表演说。他们怀着悲痛和钦敬的心情，对斯托帕尼的死表示惋惜，对他“朝斯夕斯，无时不规划世界语之进行，因教世界语而牺牲之时间、经济极巨”的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并将世界语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归功于史君”。斯托帕尼的朋友、同事和学生陆式楷、爱罗先珂、景梅九、胡愈之、川上喜光、苏爱南、汪千仞、王克绥、汪馥泉、金家凤、谢旦如、黄介民、罗豁、邵力子、朴宪永、王孝缜、吴觉农等为纪念他，解囊建造墓碑，刊行纪念册。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斯托帕尼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1921年4月15日《民声》周刊发表的《一个自杀的青年》透露出些微端倪：“闻其（斯托帕尼）自杀之最大原因，便是精神上之痛苦，受环境的压迫，乃于烦闷终极时，方下此决心。”那么，又是怎样的精神痛苦和环境压迫竟使他怀着必死的决心毅然亲手结束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呢？斯托帕尼天性乐观，从不畏惧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在中国的工作也颇有成绩，且无家室之累，何来压迫和痛苦？据笔者分析，可能是1921年3月俄国传来的消息使他产生了精神痛苦和压迫感。
斯托帕尼在致《民声》的一公开信中，除阐明自己为何要为布尔什维克事业奋斗，也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不同。他写道，无政府党所要求的是“地方的和职业的有自治之全权，使各地方和个人的精神得以自由发展，以建设一种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并认为，“以少数人握政权，且所有产业均握于操政权人之手，很容易复行产生新资本家之危险”。他的这种预言在1921年春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
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国部分工人、农民和士兵对工业停滞、农业歉收和内战基本结束后布尔什维克仍实行对工人的兵营式管理和向农民强征“余粮”的“战时共产主义”严重不满，纷纷举行罢工和起义；其中尤以1921年2月28日发生在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震动最大。波罗的海舰队的不少水兵早年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革命思想影响，十分激进。十月革命中轰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驶出的；以后，那里的水兵们又英勇地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成为布尔什维克倚重的武装力量，曾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这次水兵起义提出的工会自主选举、给农民耕作自由、允许自主经营小规模工商业、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苏维埃等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他们提出的“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则威胁了俄共的统治。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通过了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作出了反对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彻底取消一切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同时在会外，苏俄政府调集大军镇压了被视为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为显著特征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随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按列宁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允许国内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大退却中，俄共为消除反对声音，进一步加强了党内外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这个趋向，引起了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一贯反对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除了苏俄政府加强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外，共产国际也开始强调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同质性，着手清理以前吸收加入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转变给刚开始不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此会召开前后，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同盟陆续解散。
在俄国和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使斯托帕尼深受刺激。以他执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可能会认为推行“新经济政策”便是放弃“共产主义”实践、复辟资本主义了，因而对俄国的前景感到极度失望；布尔什维克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和无情清理也使他不免感到悲愤。眼见自己数年来协助促成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顷刻瓦解，他顿感严重失落。面对这种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易于冲动的年轻人毁灭自己的生命便成为一种选择。爱因斯坦1934年在纪念自杀身亡的荷兰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时曾说：“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却自己的天然生命……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斯托帕尼正是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又极为天真纯洁、道德高尚的人。
斯托帕尼曾为了理想的实现和心爱的事业在中国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不懈努力为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促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以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作为一位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他无法在内心和外部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分裂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下去，终不免悲剧性的结局。
本文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后根据新收集的史料进行了较多补充，并加了注释。
——选自李丹阳、刘建一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为知名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数十年深耕中共创建史的成果合集。以下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篇文章。该文聚焦国际共运史上一位长期被遮蔽的特殊人物——斯托帕尼，打破了以往对早期在华革命者的单一叙事，还原了他“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特殊身份。文章跳出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评判，让读者看到早期革命进程中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及那个年代革命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一位“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斯托帕尼在上海
一
1920年2月29日晚，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这里正在召开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筹备成立大会。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斯托帕尼（Vadim A. Stopany）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次演讲的情况很快就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志和英国在沪情报部门的情报摘要，《上海俄文生活报》和《救国日报》也予以报道。留存至今的这些字迹模糊的案卷和报纸，记载了斯托帕尼的演讲内容和开会过程。人们由此得以洞悉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仿佛身临其境。
斯托帕尼侃侃而谈：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这里的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骇人听闻：大多数工人每日不得不辛苦劳作十四个小时，而得到的工钱还不及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之十分之一，所得不足温饱。资本家靠榨取工人的血汗来使自己致富，毫不吝惜地将所获不义之财挥霍在购买轿车、四轮马车和其他奢侈品上。这种不公正的状况已经存续很长时间了，亟须改变。改造的重要方法是工界必须立即结成坚固的大团体，这样才能减轻资本家的剥削，并且可以提高工人的知识。
讲到这里，斯托帕尼切入正题说：只有输入、采用共产主义才是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随之他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含义，简要讲述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他告诉听众：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现在俄国工人已获得自由，脱离了资本家的束缚；而且他们以做工为乐事，各尽其能，以劳动为荣。他进而激励道：如果上海的工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准备作出牺牲，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改善自己的状况，与俄国工人并驾齐驱。
说到这里，斯托帕尼从衣袋里取出一面自制的左上角绣有一颗白底绿星的红旗郑重交付“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主要发起人张福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底色为红的旗帜与世界语组织的绿星旗不同。斯托帕尼的解释是，此旗表示希望世界大同之意，红色代表平民之血，绿星则为希望之义：希望工人劳心劳力生产的物品，能够自己享用，不被资本家掠夺；希望社会主义普及以后，再无种族、政治偏见和强权政治；人类可享完全的幸福，真正的平等、自由能普及于世界。
最后，他劝在座者着手学习世界语。告诉他们，世界语是联络世界人民感情，传播社会主义的利器。掌握了这种语言知识就可用以促进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斯托帕尼的演讲由他身旁的中国著名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又名陆耀荣、陆疾侵等）翻译为汉语，激发起听众的革命情绪和学习世界语的欲望。随后，陆式楷也发表了题为“劳工主义”的演说。
公然在中国人群中宣传共产主义和鼓动中国劳工仿效俄国革命起来造资本家的反，这在当时的上海前所未闻。这次演讲立即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恐慌。次日（3月1日），工部局代理警务专员警告斯托帕尼，如果他要再进行此类提倡共产主义和煽动中国人反对其雇主的演讲，就要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
实际上，租界警方和外国情报部门早就注意到了斯托帕尼这个人及其活动。现在我们可以透过警方记录在案的情报，以及当时的报刊和时人的回忆，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情况。
二
斯托帕尼是出生于俄国的意大利人，其父亲为苏俄某地苏维埃首脑。斯托帕尼虽然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冬，他由高加索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中国，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出版印刷公司当簿记员并兼任该报新闻记者。在中文报纸和中国当局的情报中，他的姓名被写为“施笃片呢”“史笃片尼”“司笃巴尼”。然而这些蹩脚的音译均非其汉名。他的汉名应当是与他相熟的郑佩刚回忆中提到的“史德孟”。斯托帕尼除了在作为布尔什维克在华重要喉舌和工作机构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工作，业余时间主要从事世界语教学和用世界语传播新思想。
世界语是波兰学者柴门霍夫（L. L. Zamenhof）博士糅合拉丁文、罗马文、英文和德文于1887创立的。这一比较简便易学的人造语言诞生后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一些从事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人尤其愿学。各国及国际的世界语组织多标榜其宗旨为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促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自由思想。在国际工人组织及其大会中，世界语成为方便的交流工具。十月革命后，世界语曾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世界上争取支持的手段。1921年，共产国际一个专门委员会议决采用世界语（Esperanto）和简化世界语（Ido）作为国际的语言，但未被批准。世界语诞生以来，大量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蒲鲁东、克鲁泡特金、考茨基、列宁等人的不少著作用世界语出版。
19世纪末，世界语经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传入中国，率先积极学习和运用这一语言的主要群体是鼓吹消除国家和种族界限的一批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们创办了传播世界语的学社、学校、协会，出版了《民声》《进化》《社会运动》《绿光》等有世界语版面的刊物。
三
真诚怀有世界大同理想的斯托帕尼刚到中国不久，便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推广世界语。他先是在自己的居所义务讲授，可能也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内教过世界语，然后到社会上筹办世界语学校。
1920年2月11日，斯托帕尼与中国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在上海开办的世界语夜学正式开课。次日，上海《民国日报》和《救国日报》刊登了广告。《救国日报》上的《世界语夜学开学》写道，该夜学“逢一三五夜8时至9时，由欧洲同志施君担任教授。不分国籍男女，不收学费杂费，凡有志者均可来学……地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
位于上海北四川路1780号公益坊的新华学校，因开设了世界语课程，有时亦被称为“新华世界语学校”。新华世界语学校开始时大约有30名男学生，后来又在白天开办女学。到1920年夏，学员人数一度增至上百人，但后来又减少至十余人。为吸引人来学习世界语，1920年5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世界大同的媒介》，文中写道：世界语是联络人类感情、消灭阶级、研究学术的捷径，应当“成为人人应学的公语”，凡“主张大同自由平等互助的人没一个不欢迎他的”，号召大家到传播世界语的学校——新华学校去学习。
斯托帕尼在讲课时常向学生们介绍世界语产生的历史背景、世界语在推动革命中的作用，并借世界语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讲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介绍苏维埃俄国人民的革命、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有时他也为校外人士用世界语演讲。如1920年2月20日，上海志雄青年会借用新华学校教室开会，特请斯托帕尼演说。他借此机会宣传世界语的意义和功效。据报道，他说：“世界语为人类相爱之元素。欲达大同之境，需以斯语为前驱。吾辈同志正宜奋勇传播，以尽其天职。况上海为中国要区，交通最便。能联络怀抱新思想之同志协力进行，则收效自宏。”斯托帕尼有时也为工人演说。他为上海船栈联合会筹备会演讲后受到租界当局威胁，但一仍其旧，继续进行宣传和鼓动。
新华世界语学校有时还利用当时比较新奇的幻灯作为宣传的辅助工具来吸引听讲者。比如，1920年6月的一天，约六十人在该校听一位留日归国学生讲演《自由的价值》，同时放映幻灯来加以说明。他讲道：中国工人目前不幸的状况实肇因于资本家的压迫和缺乏自由。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工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与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是经过顽强斗争才获得这种地位的。如果中国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推翻资本家。如必要，应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从事这样的斗争。平民如果不流血就永远不会得到像样的住房、教育和衣物。配合演讲内容的幻灯片有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的照片，德国和俄国工人的住宅等。此次讲演内容和放映的幻灯片画面使听众感到耳目一新。这位演讲者可能是当时到上海各校放映幻灯并演讲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幻灯讲演会书记张民权。
随着世界语的传播，1920年3月斯托帕尼联合上海的世界语者陆式楷、胡愈之、苏爱南、王克绥等人发起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主管该学会事务的是斯托帕尼。学会于1921年1月13日创办了半为世界语、半为中文的《中华世界语报》。由陆式楷和斯托帕尼主编的这个月刊公开申明其宗旨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宣传，推动世界不同国家人民的友好关系。首期刊有下列一些文章：《世界语及其在现代文明中的作用》《柴门霍夫传》《英语、世界语之比较》《学习世界语之方法》《过去十年间中国世界语教学的进展》《关于中国世界语者情况的报告》等。世界语学会关于消灭资本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制、无国界、消灭战争等的讨论和研究，有时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
1920年“双十节”傍晚，上海华界有人乘汽车沿途散发红色油印品，上有“私产万恶”“平民革命”等小标题，其中一份传单写道：“你知道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三年了吗？虽然俄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无政府阶段，但目前俄国人民已经享有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了……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也准备起来与政府和资本家作战……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要赶快起来，反抗和废除政府。”次日，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员胡嘉廷被捕。警方从他的住处搜出几封预订“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和书籍的信件。胡嘉廷承认传单是他和新华世界语学校的一个学生及其弟弟散发的，并交代了自己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郑佩刚有联系。他与斯托帕尼的关系也随之被揭露出来。
斯托帕尼和他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学校再一次成为上海警方注意的焦点。其实，警方早在1920年2月秘密讯问陆式楷时，陆便在压力下承认，自己和世界语学校的一些同事正在为布尔什维主义工作，一旦该校的学生们能够阅读世界语，解释和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要旨的书籍就会从广东郑佩刚那里运送过来供他们阅读。由于胡嘉廷所散发的和郑佩刚在广东印刷的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品，所以倾向于把一切鼓吹革命的印刷品都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警方记载不可全信，但也不排除这些印刷品中夹杂着为苏俄进行宣传的内容和真正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小册子，因为郑佩刚1920年夏曾用共产国际经费在上海开办的“又新印刷所”印刷了兼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书刊。
根据日本情报，谢麦施科、切波秋克斯等俄国人曾与以世界语学校和世界语学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为基础的所谓“无政府共产党”一派人合作，致力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情报内甚至把上海世界语学会列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之一。
四
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陆式楷、郑佩刚、胡嘉廷等这些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世界语者为何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与这样一些人携手共事的斯托帕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要解开这些谜，应当先了解斯托帕尼的思想信仰和政治立场。
1921年春，斯托帕尼在一封公开信中坦率承认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同时又申明自己“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对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立场，他解释说：“我相信无政府实现才能够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但欲实现目的，不能不从事于各方面之运动，必要经过无数之曲折，断不是一跳可以达到的……列宁也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很信仰他之能够实现。不过无政府主义只适宜于宣传和叫醒醉生梦死之人民，但不甚适宜于革命……最近的共产党宣言,他们的目的与无政府主义大约相同，他们之所以采取平民专制之一种手段，实因俄国人民多数还没有觉悟而竟能以少数人侥幸夺得政权的缘故，所以我们断不能批评俄国革命之不对。”他特别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级”，无政府主义者就应当先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运动。
斯托帕尼同十月革命中和内战期间投身于建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抱有先支持布尔什维克运动的观点加入俄共的一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一名所谓“安那其—布尔什维克”。列宁在1919年8月曾感动地说，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成为苏维埃政权最富于献身精神的支持者”。
布尔什维克一度与国外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合作。1919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通告，表示“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加入国际革命分子与苏维埃式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总潮流；并在1920年1月邀请美国的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加入共产国际的信中说：“我们的目标同你们是一样的，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社会，工人将管理生产资料，并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实行分配。”
这种合作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削弱第二国际势力、加速世界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干涉与封锁的权宜之计，但因双方有着一些共同的终极目标，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有着共同的阶段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政权等，确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可行性。在中国，布尔什维克初来时那里并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众多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团体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因此布尔什维克即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合作。
作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斯托帕尼无论从哪种立场出发都乐于促成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他除了宣传苏俄，还致力于传播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引导和劝说一些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世界语者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大概因他从中联络，他所在的新华世界语学校和世界语学会与《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苏俄人员建立了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导下，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社团因乎时势，为求实现无政府主义目标的第一步——打倒资本家和推翻政府，而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们协同进行革命工作，并组成了统一战线式的革命团体——“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个同盟是中共形成过程中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斯托帕尼和陆式楷主编的《中华世界语报》即由该同盟成员郑佩刚主持的“又新印刷所”印刷。
1920年春，新华世界语学校因有斯托帕尼的缘故，成为时在漳州的倾向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国民党将领陈炯明和在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之间联系的一个中介，并成为罗致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建立被英国情报部门称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中心。是年4月，漳州出版的《闽星日刊》一则告示劝勉拥护布尔什维克并欲加入组织的中国人函寄上海的中国邮政105号信箱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这个组织可能是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新华学校是其外围机构）的人员为基础产生的所谓“支那共产党”。
五
那时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酝酿形成之地。1920年4月2日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等人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发表的关于工人运动第一步是谋求改善工人待遇，第二步工人要取得管理统治权的演说，成为他指导工运的最早重要宣示。而作为陈独秀等在上海联系工界的最初基地之一的上海船栈联合会正是斯托帕尼协助张福堂组织的（张福堂因而也与陈独秀等人一并被日本情报官视为“在上海的中国人中引人注目的过激主义者”），并在该会筹备过程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宣传鼓动。俄国学者И. Н. 索特尼科娃指出，在较早时期，红色工会国际曾在东方国家成立许多码头工人联合会。不知斯托帕尼帮助成立的上海船栈联合会是否属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范围。
斯托帕尼还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设在上海的各种全国性群众团体，特别是工学界团体的重要负责人积极接触，力促各团体答复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并引导这些团体进一步同苏俄友好，与苏俄人士结成联合组织。据上海当局探报，1920年4月11日，由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华工同人会等团体代表陈家鼐、夏奇峰、明德、姚作宾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召开了讨论承认苏俄政府《致中国南北政府和人民宣言》的会议，斯托帕尼与波塔波夫、陆式楷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一致表决承认俄国通电，并议决：如果北京政府拒不接受俄国通电，则将在沪组织“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联合四国国民推倒军阀，以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无独有偶，1920年3月下旬《上海俄文生活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日本、朝鲜三国都正遭受外国的干涉，应以俄国为解放的榜样。这似与“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的酝酿不谋而合。
参加上述会议的陈家鼐是中华工会总会负责人，1919年底便闻他与其他一些人在布尔什维克的策动下试图成立一个以“社会共产主义”为宗旨的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次年夏，他印发两万份侨俄华工促中国承认苏俄电。代表华工同人会的夏奇峰从法国归国途中，曾以“华工代表”身份在俄国出席了“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于1920年3月同俄、韩共产主义者一同抵沪,并与波塔波夫联系。姚作宾时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会负责人，也是大同党党员。与会的波塔波夫将军，时在上海为苏俄做情报和联络工作。
1920年5月1日的“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发起这次纪念大会并联名发表拟在“五一”集会上宣读的《答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工界七团体中，除了有同俄、朝共产主义者关系密切的黄介民主持的中华工业协会和陈家鼐负责的中华工会，与斯托帕尼有关系的张福堂领导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也列名其内。不久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大同党负责人黄介民在这次大会的筹备或五一当日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斯托帕尼负责的新华世界语学校有联系的世界语者，后来代表支那共产党赴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张民权甚至不顾一切危险在现场演讲，表现非常突出。
1920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社设立。它不仅是为培训留苏预备人员的学校，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部。据说，斯托帕尼不仅义务在该学社免费开设世界语课程，还热情鼓励学员们去苏俄考察、学习，告诉他们：“苏俄政府很欢迎学生”，他还给其中一些人写了亲笔介绍信。他介绍的赴苏俄学习的人当中，有到莫斯科后声称曾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的廖划平等人。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施存统在谈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大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时还说，在法租界的世界语学校是另一所“宣传主义的学校”，他本人和谢晋青曾担任在新华世界语学校发行的《自由》杂志的驻日代理。来新华世界语学校进行宣讲的人并不限于世界语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正忙于建立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也曾被邀请来校讲演。这说明，斯托帕尼所在的新华世界语学校不仅与上海外国语学社有类似姐妹学校的关系，有人员的交流，同时也曾被中共发起者当作一块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
到了1921年，世界语运动在华有了新发展。年初，新华世界语学校拟在各大中小学放寒假期间扩大招生，登出告示称：司笃巴尼与陆式楷、王克绥等在新华学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为教授时间，星期日亦不停课。凡有志者，不论何人皆可来学，并不收费”。据2月的一份报告，新华世界语学校此时主要由斯托帕尼和一个名叫“Liang Sung”的广东人管理。斯托帕尼还于每周二、五下午到位于法租界霞飞路康宁里（Kong Nying）2号的韩侨俱乐部世界语部讲授世界语。后来成为朝鲜共产党领袖的朴宪永曾受教于斯托帕尼。那时在上海还有朝鲜人办的仁成学校开办世界语课程，朝鲜独立运动人士、与布尔什维克有关系的吕运亨、吕运弘等先后担任该校校长；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世界语的有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张志乐。大概因此之故，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新华学校与在沪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朝鲜人的共产党有联系。以后，新华世界语学校又有日本世界语者川上喜光担任教员，并请了一位俄文书店的经理切茨果夫（Michael Tsetsegov）教授俄文。据说，在新华世界语学校，中国、俄国、朝鲜、日本、奥地利的世界语同志时常集会座谈。
六
斯托帕尼终日不辞辛苦地忙碌着，其事业似乎也在蒸蒸日上。在其同志、同事和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天真活泼、笑口常开的年轻人，对事业怀抱火一般的热情；在警方看来，他是个海德公园演说者式的激进空想家，不大像苏俄政府的代理人。那时，谁都不会怀疑，这位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前面的路还很长。
然而，1921年3月27日清晨，上海东熙华德路（East Seward Road）2098号华屋内忽然传出几声枪响，汇山捕房的西探闻讯赶往现场，发现一位年轻的外国人倒卧在血泊中，脑部中弹四枪。这个身受致命枪伤，奄奄一息的年轻人立即被送往公济医院（General Hospital）；延至翌日，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经查，死者是斯托帕尼，据其卧房内他亲笔写给父母兄妹的遗书和身旁的一支六响手枪，可以判定是自杀。
斯托帕尼的突然自杀使他的同事和朋友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4月10日，上海世界语学会数十人在海宁路天宝里爱国女学校内为斯托帕尼举行了追悼会。陆式楷主持会议，王克绥、胡愈之、苏爱南、黎世良及韩人朴宪永等相继发表演说。他们怀着悲痛和钦敬的心情，对斯托帕尼的死表示惋惜，对他“朝斯夕斯，无时不规划世界语之进行，因教世界语而牺牲之时间、经济极巨”的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并将世界语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归功于史君”。斯托帕尼的朋友、同事和学生陆式楷、爱罗先珂、景梅九、胡愈之、川上喜光、苏爱南、汪千仞、王克绥、汪馥泉、金家凤、谢旦如、黄介民、罗豁、邵力子、朴宪永、王孝缜、吴觉农等为纪念他，解囊建造墓碑，刊行纪念册。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斯托帕尼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1921年4月15日《民声》周刊发表的《一个自杀的青年》透露出些微端倪：“闻其（斯托帕尼）自杀之最大原因，便是精神上之痛苦，受环境的压迫，乃于烦闷终极时，方下此决心。”那么，又是怎样的精神痛苦和环境压迫竟使他怀着必死的决心毅然亲手结束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呢？斯托帕尼天性乐观，从不畏惧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在中国的工作也颇有成绩，且无家室之累，何来压迫和痛苦？据笔者分析，可能是1921年3月俄国传来的消息使他产生了精神痛苦和压迫感。
斯托帕尼在致《民声》的一公开信中，除阐明自己为何要为布尔什维克事业奋斗，也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不同。他写道，无政府党所要求的是“地方的和职业的有自治之全权，使各地方和个人的精神得以自由发展，以建设一种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并认为，“以少数人握政权，且所有产业均握于操政权人之手，很容易复行产生新资本家之危险”。他的这种预言在1921年春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
1920年底至1921年初，俄国部分工人、农民和士兵对工业停滞、农业歉收和内战基本结束后布尔什维克仍实行对工人的兵营式管理和向农民强征“余粮”的“战时共产主义”严重不满，纷纷举行罢工和起义；其中尤以1921年2月28日发生在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震动最大。波罗的海舰队的不少水兵早年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革命思想影响，十分激进。十月革命中轰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驶出的；以后，那里的水兵们又英勇地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成为布尔什维克倚重的武装力量，曾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这次水兵起义提出的工会自主选举、给农民耕作自由、允许自主经营小规模工商业、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苏维埃等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他们提出的“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则威胁了俄共的统治。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通过了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作出了反对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彻底取消一切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同时在会外，苏俄政府调集大军镇压了被视为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动摇为显著特征的“喀琅施塔得叛乱”。
随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按列宁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允许国内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大退却中，俄共为消除反对声音，进一步加强了党内外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这个趋向，引起了关怀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一贯反对政治、经济权力集中于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有鉴于此，除了苏俄政府加强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外，共产国际也开始强调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同质性，着手清理以前吸收加入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转变给刚开始不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此会召开前后，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同盟陆续解散。
在俄国和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使斯托帕尼深受刺激。以他执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可能会认为推行“新经济政策”便是放弃“共产主义”实践、复辟资本主义了，因而对俄国的前景感到极度失望；布尔什维克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和无情清理也使他不免感到悲愤。眼见自己数年来协助促成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顷刻瓦解，他顿感严重失落。面对这种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易于冲动的年轻人毁灭自己的生命便成为一种选择。爱因斯坦1934年在纪念自杀身亡的荷兰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时曾说：“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却自己的天然生命……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斯托帕尼正是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又极为天真纯洁、道德高尚的人。
斯托帕尼曾为了理想的实现和心爱的事业在中国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不懈努力为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促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以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作为一位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他无法在内心和外部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分裂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下去，终不免悲剧性的结局。
本文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后根据新收集的史料进行了较多补充，并加了注释。
——选自李丹阳、刘建一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是知名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数十年研究党史的成果结集。以下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篇文章，文章对“革命局”这个学界讨论莫衷一是的话题做了深入研究。作者梳理了此前学者们将“革命局”等同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社会主义者同盟领导机构等多种观点，结合苏俄与共产国际原始档案，厘清了该组织的真实属性，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一段长期模糊的史实空白。
“革命局”辨析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俄文版与中文版相继问世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纷纷进行详尽研究，对蕴含在里面的大量信息做出各种解读。其中，若干文件中出现的上海等地的“革命局”（另译“革命委员会”）的记载引发了颇为热烈的讨论。就笔者所知，目前关于此问题至少有五位学者公开发表了意见，简要归纳如下：杨奎松认为，“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派生出来的”，并进而断言：“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的上海‘革命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金立人则指出，“革命委员会”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而只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针对上述两种看法，田子渝提出，“革命局”既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而是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任武雄也持“上海革命局并非是中共发起组”的意见，并认为“它们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谢荫明除了断定“革命局”不是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共产主义小组，还明确指出它（们）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并在其文章的题目和行文中直接称之为“俄共（布）在华革命局”。
这五种说法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杨奎松、金立人、田子渝三人的意见虽然各异，但却有着某种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一致认为“革命局”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产生的中国的革命组织或机构。谢荫明的看法则明显不同，认为革命局“隶属于俄共（布）的组织系统”。任武雄肯定上海“革命局”“是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的组织”，又说他是俄共（布）代表，似乎比较靠近后一种意见；但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出“革命局”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因此其意见难以准确归类。
笔者1997年在阅读刚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中译本时便认定，设立在上海的“革命局”最初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下属机构。然而，面对先后出现的几种不同看法，觉得要讲清楚为什么“革命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级组织，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中国人的革命组织及其领导机构，或是俄共（布）的在华组织，就必须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因此，本文拟从“革命局”的机构名称、组织系统结构、功能作用、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结束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对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辨析。
一、机构名称的考察
“革命局”（Ревбюро）是个合成名词，由“革命”的缩写“Рев”和“局”（бюро）两部分构成。“Рев”在这里用于指明该机构具有革命的性质，应当没有什么异议。对于我们的讨论有比较重要意义的，是要弄清“бюро”这个词，以便了解在华“革命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бюро”源于拉丁文“burra”，意为“粗布”；古法语的“burel”将其含义发展为“用来铺桌面的布”；以后的“bureau”又逐渐有了桌子、柜子，特别是写字台、办公桌的意思。近、现代人使用法、英、俄、德语中的“bureau”“бюро”“büro”等词语时，多半指涉从办公桌引申、演变出来的词义，如：办公室、事务所、局、署、处、所等办公机构。通过对“бюро”（bureau）词源和语义的考察，可以清楚知道，这个词用于表示组织系统中的单位时，主要指各类办事、管理、公共机构。从其衍生的“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官僚政治、官僚主义）等词的词义就可以看出，“bureau”多是指由上级指派、主要对上负责的一级科层机关。这是中文的“局”所基本能涵盖的意思。一般来说，“局”不用于自发产生的组织的名称。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名称问题，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一些，看看那一时期同共产主义革命有关的“局”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形。俄共（布）党和政府的一些机构称为局，但那主要设立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布）发起建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有力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为了便于就近领导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革命工作，1919—1921年间在基辅设立了南方局，在柏林成立了西欧书记处，并在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等欧洲大城市设立分局（sub-bureau）。负责亚洲工作的有中亚局、远东书记处等。以后，共产国际改建或新设了西欧局、东欧局、斯堪的纳维亚局、南美局、南非局、东方部、远东局等。可见，“局”是共产国际惯常使用的地域性领导机关的名称。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因此它在国外的一些指导机构除了通常由俄共党员负责之外，也有当地共产主义者的加入，这是共产国际驻外机构的一个特色。此外，由于俄共（布）实际上控制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权，同时它本身又算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而有时俄共的地区组织下设负责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其派遣人员亦有权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海外设立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这样，大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共（布）远东局下属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的俄共党员魏金斯基等一行得以在中国设立共产国际的机关了。
因此，谢荫明认为“革命局”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并没有什么错。但他说“革命局的设立，使这些俄共（布）在华党员得以组织起来”，等于是把革命局当成了俄共党员在中国各地自己组成的组织。如果是那样，一般应当称之为俄共某地“支部”，而不是某某“局”。的确，革命局是由俄共党员建立与领导的。但由于它主要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而设立，又有若干以前从未到过俄国，并非俄共党员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所以，“革命局”与俄共（布）的在华一般党组织不同。
此外，如果“革命局”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中国革命组织或其领导机构的名称，那么，至少应该有参加或知道“革命局”的中国人提及。然而，所有早年参加过中共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人在回忆中从未提到过这个名称；被吸收为“革命局”成员的少数中国人，或可能未必自知参与其中，或可能出于保密缘故而不提“革命局”。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革命局”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否则参加者便不必讳言或全然不知。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Ревбюро”是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立的类似在其他海外国家存在的局或分局的东亚书记处的次级机构。为更符合其机构性质和统一名称，本文下面不再用“革命委员会”，而一律使用“革命局”的译名。这里要说明：本文题目和行文中的“革命局”，一般是指上海的革命局，有时也包括中国其他地方的次一级的革命局。为简化起见，除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革命局”这个词一般不再加引号。
二、组织系统和结构的考察
笔者认定上海革命局是属于共产国际的一级机构的最直接根据，其实就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里。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В. Д. 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以下简称维连斯基）在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在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直接进行实际活动，（在上海）成立组织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三个分部，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每个分部由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3—5人组成）。书记处全会应选三人组成执行局，并由在东亚工作的俄共党员代表会议推举的两名俄国人参加该局工作。”同日，维连斯基以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的身份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份正式报告，详述了中国分部的工作纲要和具体工作成绩。将维连斯基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与魏金斯基1920年8月17日信中所述上海革命局的工作，如宣传、出版和工运、学运、兵运等一一进行对照便不难发现，所谓的“上海革命局”就是维连斯基报告中提到的东亚书记处“中国分部”。
魏金斯基于1920年5月在上海组建了作为“临时的集体领导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后，遂着手筹建其下属的各国分部。在8月17日的信中，他在报告于上海成立了由他本人和中国革命者组成的上海革命局的同时，还写到“同中国上海革命局并行工作的还有朝鲜革命局”。所谓“朝鲜革命局”，实际上就是维连斯基报告中提到的东亚书记处的“朝鲜分部”。这清楚不过地表明，上海革命局实际上应当准确地被视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设立的、与“朝鲜革命局”平行的“中国革命局”。上海革命局成立之后，魏金斯基又指挥和调遣若干俄共党员先后在北京、广州、汉口、天津等地组建革命局。这些地方的革命局直接受上海革命局领导。因此，上海革命局实为介于东亚书记处和中国其他各地革命局之间的负责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央局”（即俄国档案文件中的“ЦБ”）。相信只要仔细研读俄国档案相关文件的文本，并仔细加以分析、比较，应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关于东亚书记处，根据俄国学者И. Н.索特尼科娃的介绍，它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之前存在的、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本部的一个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后来，俄共和共产国际决定整顿并集中远东工作，于1920年7—8月设立了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东方民族部。该部除了下设各国别科和宣传出版、联络、情报等职能科外，还在远东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如在中国设立了4—5人组成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局。同年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设立远东书记处，该书记处经筹组于1921年3月正式成立。在这机构变更的过程中，东亚书记处撤销，上海革命局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后来也逐渐归于消失。
苏俄、共产国际选定上海设立东亚书记处有许多因素：1.上海当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华洋杂处的租界，因此，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居住和活动；2.上海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故比较容易与海外和中国各地联络；3.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被视为最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发动革命的城市；4.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已加入共产国际的韩人社会党的领导和许多重要成员亦来到上海；5.上海有可作为东亚书记处工作基地和掩护机关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综上种种优越条件，上海便成为苏俄和共产国际“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
由于东亚书记处存在的时间不长，所以在俄国档案文件公布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机构。日本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情报中曾提到第三国际的“东洋秘书部”，当时个别日本革命者也听说过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个负责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可能就是指东亚书记处或其后身。东亚书记处三人执行局除维连斯基和魏金斯基外，另外一人是谁尚不能确定。据有关记载，东亚书记处及其后身的工作人员除了俄国人，还有其他国籍的革命者。
按照有关档案显示的俄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方面工作机构的组织脉络和变迁，推测上海革命局隶属关系的变更大致如下：1920年8月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正式成立后不久，东亚书记处领导成员之一和上海（中国）革命局主要负责人魏金斯基就开始向位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部汇报工作，该部似成为其上级领导机构。自9月1日维连斯基以东亚书记处名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过一份报告，以后的文件再未提到东亚书记处。大概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决成立远东书记处以后，后来成为远东书记处主要筹备机关的东方民族部就逐渐取代了东亚书记处。同年12月东方民族部的报告里仅谈到在上海有个“上海分部”。笔者认为，这个“上海分部”虽然似与东亚书记处有承继关系，但已经成为隶属于东方民族部的国外分部之一，即索特尼科娃所说的东方民族部设在上海的“局”。
事情发展变化的复杂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东方民族部自收到魏金斯基8月17日的报告以后，同上海方面的联系一度被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长优林截断，魏金斯基甚至被通知由优林领导工作。连东方民族部本身也差点被划归远东共和国。然而，东方民族部自认为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故始终没有放弃对上海分部的控制。这样，就一度形成双重上级的局面。优林使团除了在行政上属于远东共和国政府以外，实际上同时也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指导，而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亦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其海外工作。布尔什维克利用政府派驻国外的外交使团从事共产国际工作，是早期惯常的做法。所以，共产国际同俄共（布）党和政府在海外的工作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呈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
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兹将前后不同时期革命局的隶属关系以图表的方式列出，并用文字稍做解释：
如图1所示，上海的中国革命局是与朝鲜革命局和筹建中的日本革命局并行的一级机构，如果把在中国各地的革命局当成由俄共在华党员组成、在中国直接建立，并隶属于俄共（布）系统的组织，那么依此类推，朝鲜革命局就应当是由在朝鲜的俄共（布）党员组成、并在朝鲜建立的组织。如此，便无法解释，何以朝鲜革命局会建立在中国的国土上，并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况且，当时在中国有俄共党员的地方，并不都有革命局的组织；在个别地方，比如在哈尔滨、上海、天津，俄共党员人数均多于革命局的规定组成人数——3至5人，并非所有俄共在华党员都参加了革命局，比如1920年在上海的В. Е.鲍良克、在天津的俄共中央远东局成员В. И.霍齐姆斯基、在北京的优林及Е.奥扎宁等一些重要俄共党员就没有参加革命局。
根据新发掘的俄文档案，后来上海革命局（在华的中央局）成为东方民族部中国处的下属机构，并由伊尔库茨克和上海派出的全权代表在天津、北京、汉口、广州、香港、澳门、哈尔滨、济南八个城市建立并领导分局；各分局由一个全权代表（主要是俄国人）和三个指导员（中国人）组成。资金由东方民族部提供。
无论上级机关和本身名称如何变化，上海革命局或“上海局”职能部门基本如下：
由于篇幅的限制，图3无法纳入上海（革命）局的所有隶属部门和组织。并且由于资料的缺乏，没有列出其他城市革命局的下属机构（仅知广州革命局有情报鼓动处和组织处）。然而，仅从图示的上海（革命）局基本结构便可以看出，它下属的一些部门，特别是负责情报和通讯的机构，更像是共产国际的各级机关通常设有的部门，而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或社会主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所应当具有的。
一些学者之所以没有认识到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为专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可能是由于他们没有把革命局同东亚书记处的关系弄清楚。有的学者在讨论革命局时，根本没有提到东亚书记处；杨奎松则把上海的东亚书记处错写成了“远东书记处”；谢荫明虽然很可贵地指出“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工作是互相联系的”，但却误认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维连斯基于1920年5月在上海所成立，而上海革命局是俄共系统的魏金斯基建立的。这种史实认定上的误差，大概是导致结论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三、功能的考察
接下来要考察上海革命局及一些下属机构的功能。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举几例来进行详尽分析。
上海革命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中国的建党和建团工作。俞秀松1930年1月1日在苏联撰写的《自传》中讲道：“陈独秀他被委派负责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的陈独秀，能够被谁委派呢？显然有在他之上的领导机构。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就是东亚书记处或其下属的专门负责中国革命工作的上海革命局。
东亚书记处及其下属的革命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努力并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共。随同魏金斯基一道来沪的金万谦曾用共产国际的资金资助过大同党，并希望以此为基础成立共产党，后来即有大同党骨干代表“东方共产党”赴俄，试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各地革命局还同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有关系，后来这类团体中有人曾利用共产国际资金资助“支那共产党”。然而，这两个“共产党”组织并不为陈独秀、张太雷、俞秀松等自视正统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所承认。此外，上海革命局的主要成员还力图劝说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陈炯明、戴季陶、吴山等发起或加入共产党。而在1921年7月，大多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对国民党采取排拒的态度。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上海革命局同中共上海发起组并非为一回事。
上海革命局的组织处曾召集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成立了工会中央局。这十个工会组织多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批评的由政客、学生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招牌工会”，而不是经中共发起组成员的努力于1920年10月以后陆续创立的机器、印刷等工会。金立人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点。其实，当年不少所谓招牌工会得到了一些苏俄、共产国际人员的直接指导。革命局在上海从事的学生工作也主要由魏金斯基等直接同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狄侃、程天放、何世祯等直接联络，并间接地通过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里的大同党成员来进行。上海革命局“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则主要通过与俄共党人有接触与合作的真理社（撰印了《兵士须知》等小册子）和兵丁贫民共产团（向兵营投放传单）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团来施行。很明显，上海革命局从事的某些工作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不相干。
上海革命局情报鼓动处设立的俄华情报（报道）局（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информ бюро），并不完全等同于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信社，而与1920—1922年间罗斯塔-达尔塔（РОСТА-ДАЛЬТА）电讯社在华分社（又称华俄通信社）有关。罗斯塔和达尔塔分别为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政府的电讯社，实际上也都承担着共产国际的工作。也许在与共产国际有关的工作方面，它们归上海革命局的情报鼓动处领导。广州革命局负责人斯托扬诺维奇（К. А. Стоянович）兼任罗斯塔-达尔塔广州分社负责人是一显例。无论如何，若把上海革命局当作中共发起组或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核心，便等于是说中国的一个革命组织领导了属于外国政府的海外通讯社，这显然是荒谬的。
情报鼓动处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从中国收集有关情报，然后汇报到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有关部门。从石克强整理、李玉贞翻译的有关中共建党的一组俄国文件（可视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的重要补充），我们可以看到，前六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与魏金斯基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有关于情报传递和汇报中国各种情况等方面的内容。一般共产国际机构设有情报机构，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及其前身东方民族部均有情报部门。上海革命局设有情报鼓动处及俄华情报（报道）局，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的机构，而收集情报显然不是中共发起组或社会主义者同盟承担的任务及其组织本身应当具备的功能。
上海革命局出版处属下的印刷厂不仅出版、印刷了中文的《共产党宣言》《劳动界》《共产党》《新青年》《自由》等书刊，而且根据魏金斯基报告，印刷厂还由朝鲜革命局共同拥有和使用。1920年5月开始在上海形成的高丽共产主义小组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编辑的《共产》等朝鲜文书刊以及《大韩独立报》也由共产国际提供资金的印刷厂印刷。另外，日本警方还发现上海有“用于赤化宣传的日本印刷品”，推测是“日本的主义者通过与过激派有联系的人，由日本人或者中国人经营的印刷所印刷的”。出版、印刷多国文字宣传品的功能，不会是某国共产主义组织所具有，而更像共产国际的机构所为，这类印刷厂很可能归上海革命局出版处领导。
四、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考察
在上述几位学者探讨革命局的文章中，都对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其他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关系进行了定位，兹简要述之：杨奎松视上海革命局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核心”“指导协调机关”和“主要工作机关”，即中共上海发起组；金立人则认为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而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田子渝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是两件事”，但又有密切联系，上海发起组是“上海革命局的重要成员”；任武雄把上海革命局和中共发起组看作“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谢荫明文中的一个子题即为“革命局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如果不考虑对革命局性质的判定，各位学者的看法都有某些合理之处。为厘清这个问题，笔者需要在有关学者（主要是上述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分几个方面做进一步辨析。
A.组成人员的不同
根据维连斯基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东亚书记处下辖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分部，每个分部由选举产生的3—5人组成。作为中国分部的上海革命局成员有魏金斯基、陈独秀和李汉俊。根据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工会中央局的代表（估计是李启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概是俞秀松）也可能加入了上海革命局。其他地方的革命局一般大约只有三名成员。北京局除了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另一个成员很可能是李大钊；广州局是斯托扬诺维奇（米诺尔）到广州设立的，成员应当有佩尔林和某个中国人（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透过上述远非完全和准确的名单，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各革命局的主要负责人是俄共党员，在一些地方局成员中，俄国人占了相当的比例。而上海以及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同盟分部则主要由中国人所组成。
Б. З.舒米亚茨基1921年2月26日致М. В.科别茨基的信在谈到中国的工作时指出：“事实上我们在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局才是领导机关。”此函透露了上海的革命局那时只有三名成员，这说明不是上海革命局后来减少了两位成员（可能因陈独秀离沪赴粤，魏金斯基先赴粤，随即又返俄），就是工会中央局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未按原计划吸收进革命局。而在1921年2月，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绝不仅有三个人。几乎所有学者，包括杨奎松都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此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发展到约有十名成员，远多于上海革命局组成人数。其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均多于各地革命局成员。所以，中共小组和革命局成员人数的不同显示它们不会是同一个组织。
杨奎松在《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一文根据档案也写明：“上海‘革命局’最初由五人组成。”但他在所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中认为：“由于这些‘革命局’最初所具有的统一战线性质，因此，它的成员开始时相当复杂。戴季陶、张东荪以及大批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筹备酝酿，甚至加入其中……”他进而把革命局写作“统一战线组织”。显然，这里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把革命局当作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本身，那么其成员就更不会仅只区区三至五人了。
B.关于成立时间
有关学者认为，上海革命局是在东亚书记处于1920年5月成立之后和同年8月中旬魏金斯基报告中提到它之前成立的。笔者赞同对这个时间范围的判断，但倾向于认为其成立时间稍微靠前。因为作为东亚书记处最重要分部的中国革命局，不可能在东亚书记处成立后2—3个月后才成立；但其筹备确需花费一些时间，所以估计大约在6月9日魏金斯基汇报之后没有多久即形成。
杨奎松曾对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海革命局和中共发起组三个组织的成立给出了如下时间表：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其后派生出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领导核心”的上海革命局，到1920年11月上海革命局开始向中共发起组转变，到1921年3月转变最终完成。又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立时间，应以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为准，大约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之间。杨明显的失误是，无视有关记载，大大推后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立时间。根据有关资料，社会主义者同盟至迟在1920年初陈独秀赴上海之前就已经在北京组成，在上海也于1920年5月就成立了。维连斯基在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在5月组建东亚书记处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所谓已经展开的工作中实际上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对于杨提出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即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其他几位学者多表示了不同意见，金立人、田子渝和任武雄在有关文章中举出大量证据说明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大约于1920年5—6月间创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先于上海革命局的存在。最近笔者看到的一则日本档案记载“信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上海共产党是公历1920年5月，由中国人陈独秀一派创建的”。
笔者认为，中共组织的筹建确同上海革命局有关，也与社会主义者同盟有联系，但其最初酝酿早于魏金斯基的来华。根据1927年张作霖的部队从苏联大使馆中查抄出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1920年初中共的“胚胎”就在上海存在了。魏金斯基1920年4月刚到上海就同陈独秀以及《星期评论》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进行过接触，并开始指导这批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活动。中共最初的“胚胎”实际上蕴含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里，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形式从事活动。5—7月间，先后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及上海革命局不断召集讨论筹建共产党的各种座谈会，并可能在某些会上讨论过党的纲领，宣布过党的成立。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共产党（此按当时的称呼，即后来的研究者所称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至迟于1920年8月成立。
尽管中共上海发起组和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接近，说明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成立时间的稍许差异却又显示出它们并不是同一个组织。
C.工作重合的原因
之所以会产生将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混同的看法，是因为它们三者活动的高度重合性。以往人们所熟知的中共初期组织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一些工作，比如出版《劳动界》《共产党宣言》、设立印刷所等，现在几乎都可以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有关文件所述的革命局的计划和成绩中找到对应部分。一些学者正是注意到了革命局与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工作有重叠现象，所以才在不同程度上把革命局认作后两个组织本身或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核心。
其实，如果弄清它们之间真正的关系，这种现象便不难得到解释。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话，共产国际“应当是在不同国家拥有支部的一个单一的共产党”。那么，在它指导下成立的某国共产党，不管其是否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或是否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实际上都被视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成员都要为共产国际工作。而且共产国际在某一国家的派出机构，一般多依赖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成员来从事工作，在中国亦不例外。东亚书记处下属的上海（中国）革命局的一系列计划当然要依靠中国的共产党组织（哪怕是刚刚成立）或像社会主义者同盟那样的具统一战线性质的外围革命组织来实行；反过来，这些组织所从事的活动和取得的成绩算到革命局的账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些组织的行为发生高度重合的现象便不足为奇了。
D.不同层面的关系
杨奎松和金立人分别提到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协调机关”或“领导机构”，如果仅此为止，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全面。其实，革命局除了指导或领导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其最重要的工作是指导创建并领导中共和青年团各地小组的工作。据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的信，在上海的革命局“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所谓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就是指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六个共产主义小组。所以应当说，上海革命局主要是中国当时所有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上海发起组）及社会主义者同盟等外围组织的领导机构。
田子渝把革命局当作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实际上是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者同盟那样的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统战组织，而不是功能超乎统战任务的综合性领导机关。其实，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同盟中暂时携手从事革命活动的，正是立于指导地位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革命局及在其成立之前的一些俄共党员。杨奎松认为魏金斯基曾“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其实，把同盟和党的关系颠倒的想法，魏金斯基本人并没有表露过。至于杨奎松提到的其他一些号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组织，特别是由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演变的“支那共产党”和从大同党衍生的“东方共产党”，都一度被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视为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一脉组织并列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后两个党曾从朝鲜共产主义者那里得到过共产国际的资助。这几个党主要领导人相互认识，并在反日、反北洋政府的国民运动及学生和工会运动中一度携手合作。
上述各种关系大体可由下图显示：
其他：如四川共产主义组织（可能是支那共产党或东方共产党的支部）
它们无论是分别发展为“共产党”，还是合作行动，都有居于它们之上的革命局及其前后在华活动的苏俄、共产国际人员和机构的指导与资助。
五、革命局消失的原因
金立人、田子渝把革命局的消失与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衰亡联系在一起，并为了解释建党过程中一度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两条线”说，即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有两种不同的建党思路和实践。金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独立自主地建立的，并力求组织的“相对纯洁”；而以魏金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则力求“规模效应”，企图通过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这种统战性质组织的方式过渡到建立共产党。由于这种建党方式失败了，所以革命局“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而消失”。田认同这种看法，说“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也不复存在”，并且认为，“革命局”可以视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的开始”，“上海革命局从成立到消失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代表在建党实践和思路上相容与冲突的结果”。
杨奎松也在某种程度上把革命局的结束与清除无政府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直到1921年3月召开“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革命局才最终转变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不过，杨把两种不同建党倾向和路径看作是主要由魏金斯基和维连斯基两个俄国人代表的。按照他的说法，“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那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共产党上，而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大同盟”；维连斯基等则“更倾向于在中国直接建立纯粹的共产党”。其实，从这两人的经历来看，维连斯基比魏金斯基更具包容性和善做统战工作。在华的许多先期统战工作正是在1919年9月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派到远东指导东亚革命工作的维连斯基的领导下进行的，东亚书记处所做的一些工作也是在该书记处的最高领导维连斯基赞同、支持下进行的。1920年7月，维连斯基在北京主持召开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准备举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其中“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用的是复数，即包括了即将成立的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共之外的其他一些组织。1920年底他在《共产国际》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特别赞许了真理社和大同党这两个主要成员多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社会主义者的新党派。到1921年1月12日，他还在《消息报》上撰文就上一年底在上海召开的远东社会主义者联合会议（有大同党的代表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发表评论，说东亚的劳动者“已经加速在他们的力量中组织联盟……会议标志着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成长以及（远东国家）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形成”。可见，维连斯基与魏金斯基在努力集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革命力量上不分伯仲。这样做并非他们个人的偏好，也不是什么“失误”，而是贯彻执行了苏俄、共产国际那一时期（特别是协约国干涉时期）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团体的方略。
实际上，在中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是并行不悖的工作。对于俄共、共产国际人员来说，这两个组织并非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因为可以用同盟来开展和掩护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并从中吸纳党员，发展党的组织。那一时期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一度遵从俄共党员和苏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指示，认真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者同盟内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泾渭分明的两条线上“分别进行”，并同共产国际人员就此问题产生“冲突”。尽管笔者一直强调中国建党活动的多样性和发展脉络的多线性，却无法苟同上述“两条线”的说法。
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在华人员根据俄共、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而进行的。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申明要同“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表现”“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俄共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并对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又一波镇压的同时，共产国际也随之改变了原来的策略，季诺维也夫在报告关于共产国际三大的工作时，强调共产国际组织的“同质性”，谈到以前吸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不能继续留在组织内。由于这些措施，曾经表示同情俄国革命或加入共产国际的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和个人，纷纷公开表示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并且同他们本国的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这一系列变化也影响到中国。大概根据上级的精神，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决定于1921年3月下旬在中国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其主要目的就是“把无政府主义者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既然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是由俄共（布）、共产国际那时的策略变化造成的，并且这种变化成为世界性现象，那么，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便并不必然带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机构——革命局的消失。
笔者认为，革命局的成立与消失主要是同俄共、共产国际对远东革命领导机关的部署和调整有关。维连斯基在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设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是“临时的集体领导中心”。既然东亚书记处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东亚书记处里的中国分部，即上海革命局也应当是临时的附属机构。后来组织发展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临时性。先是东亚书记处随着其他替代机构的产生而取消，1920年12月东方民族部的报告便只字未提东亚书记处。革命局在东亚书记处消失后，又附属于东方民族部，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信中还提到上海的革命局，但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1921年3月）后，关于上海革命局的记载便减少乃至最终绝迹了。
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撤销也可能是当时俄共各方争夺在华指导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斗争的一个结果。佩尔西茨在介绍根据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等机构的档案编辑而成的档案集——《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时写道：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党的省级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外交人民委员部等党、政、共产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它们的人数众多的代表争夺在中国、朝鲜和蒙古革命工作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每一个组织都想争当为全球革命（那时似乎即将来临）创造一个东方战线的参与者”。在那时从事东方工作人员的函电中，充满了相互间的指责。比如舒米亚茨基就曾抱怨“所有的人都想伸手，情况混乱，互相掣肘”。其中，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之间的争夺尤为激烈。比如，远东局成员霍齐姆斯基曾通知魏金斯基，他们应当服从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长优林的领导。因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远东全权代表而在争夺中占了上风的舒米亚茨基，在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过程中想方设法除去俄共远东局支持的一些东方革命力量和政党，而代之以自己扶植的势力。所以，最初由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人员建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及其下属机构被以整合的名义撤销和归并，也就在所难免了。
革命局这类组织的演化和消失还应当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关。因为革命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据新发掘的俄文档案，1921年春“共产党上海革命局”（Шанх рев бюро Ком парт）曾给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一些学生开出一批去苏俄留学的俄文路条（证明），签署者是其书记“H. Li”。笔者认为，这里的“上海革命局”即为舒米亚茨基1921年2月26日信中提到的“我们在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局”。因魏金斯基返俄，陈独秀赴粤，原来的五人革命局只剩下了李汉俊与另外二人。而路条中的“共产党”则应指被视为国际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也可理解为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机构。随着中共的正式成立，“上海革命局”不再被提及。
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马林，在其报告和回忆中从未提到有“革命局”，1921年10月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接替尼柯尔斯基担任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透露，共产国际那时只在上海设立了工作任务被大大简化了的联络站，同朝鲜和中国的联系是由高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的，而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和广州有与“上海中央局”（应指中共一大成立的中央局）有联系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从事的“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俄共和共产国际似乎已经不再需要类似革命局那样的催化剂性质的在华中介机构了。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共一大没有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可以通过并依靠它的中央来在中国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了。
六、结语
通过对“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作用等做详尽的考察，以及把它同当时国际上的同类机构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上海革命局最初是共产国际研究东方问题、指导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临时机构——东亚书记处下属的、具体负责中国革命运动的机构，即中国革命局；后来其隶属关系虽然有些变化，但它作为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性质未变。上海革命局的主要任务是促使中国各种进步力量联合开展革命活动，在华进行宣传、出版工作，并推动和指导在华建立共产党。革命局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催化剂和推进器，随着机构的变动和其使命的基本完成而撤销。
方德万在《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1927）》一书中强调以前参加各进步学会的朋友间个人的关系和各学会间的联系在形成各地乃至全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上的作用，不承认在上海有中共的发起组，也否认上海在中共早期组织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一些自发的共产主义组织形成的……一些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与共产国际的努力无关”。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未出版以前，方德万持这样的观点情有可原，其他有类似看法的学者也不少。然而，我们现在可以从已经公布的苏俄、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中更为清楚地看到，在建立中共的过程中，上海的确存在一个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党的发起中心。而这个中心，过去学者往往认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共上海发起组；现在很清楚，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有直接担负指导中共建党之责的共产国际机构——上海革命局。因此，搞清革命局的性质和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更是几乎扩展到全球。所以，研究当时存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组织与运动，不能不从国际共运的角度来审视，并特别应当注意把握那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的某些具体方针、策略、设置。对于革命局这样的组织，也只有放在这种背景下去观照、考察，才容易发现其在共产国际组织系统中的位置及其作用。
鉴于有关革命局的记载十分稀少，所以历史学者不得不依据残断、零星的史料来推断其结构、性质、地位等，由此产生各种不同的叙述和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帕斯莫尔认为，应当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历史著作，“更大的选择性总是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朝客观性迈进了、而非远离了一步”。此外，属于经验知识的历史，会因为资料增加或观念的改变，需要不断地加以研究，去修订或增添原有的叙述，并做进一步的阐释。保持叙述和解释的多元性，有助于给今后的深入探索提供一个启发性的、较为开放的构架。我们这里所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叙述和解释。文中对革命局及其上级机构发展变化的描摹和图示肯定不够精准。这除了因史料不全之外，还由于一些事物发展阶段的界限，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那么截然清晰。因而，笔者面对复杂、多样的史实也暂且只能用类似拓扑学的方法进行模糊的描述，以力求大致逼近历史的真实情况。相信通过各学者间不同看法、观点的交流、商榷、辩论，可以取长补短，促进对史实更加深刻、全面的认知。
本文原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发表后稍有改动；2020年夏又根据俄国档案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
——选自李丹阳、刘建一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是知名历史学者李丹阳、刘建一数十年研究党史的成果结集。以下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以扎实的中外档案文献为支撑，对李汉俊何时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他在中共的创建上起到什么作用，他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有何见解等问题做了探讨，让我们看到了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一大会议安全保障等关键事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汉俊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
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他较早投入这一运动，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起草第一个党纲，一度主持党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并亲力筹备“一大”。可以说，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
本文力图进一步弄清：李汉俊何时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他在中共的创建上起到什么作用？他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有何见解？
一、一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湖北潜江人。1919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究竟是什么主张和行为使他在英国情报人员眼中成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呢？
这年8月17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发表了《怎么样进化？》，指出：由于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使工人变成同机器一样的“器具”，使弱小国家人民陷于贫困，更造成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他认为，人类要改变这种“跛子社会”，朝幸福、安定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该文显示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9月，他和詹大悲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著《世界思潮之方向》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文章写道：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革命是根本推翻旧的思想、道德、制度、组织，“在新基础上，改建社会的运动”。译后语表明：“中国决（绝）不在世界外”，要进行“扩大的群众运动”，应明确其“意识”“目的”和“结合力”；希望“民党”“革命党”（指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对领导这一运动有“切实的打算”。然而，译者看到，该党虽然“好像也曾有点打算”，但因与武人、官僚等势力妥协，令人失望，故声言：“我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我要个什么……管他给不给呢？”似乎表达出不去祈求他人，不依靠已有政党，希望平民、无产阶级靠自身结合力组织起来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思。学者田子渝对此的解读是：李汉俊打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上述文字表达的主张与那一时期李汉俊同董必武等湖北朋友们私下所谈的是一致的，即当时社会发生毛病了，要根本改变；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的路子不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方法，进行“全部改造”的社会革命，“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便有意同孙中山及其政党取得联系。1919年夏秋之间，先有来自俄国的中、朝、日革命者拜访孙中山，讨论组织共产党和在东亚三国联合革命行动等事宜；后有苏俄使者带信给孙，敦促其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作为1912年加入同盟会，留日归国后同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人，李汉俊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甚至1920年初他可能直接参与了苏俄人员与国民党人关于在华推进共产主义的会谈。
怀有这样的革命思想和意向及有着特殊的经历，大概使李汉俊萌生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想法，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
二、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参加者
1919年春共产国际成立后努力在全球推动、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并建立共产党。8月，俄共中央下达在东亚展开共产主义工作的指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随即携此指示赴远东，准备同日、中、朝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东亚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不久，“在东方国家逐步建立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明确任务。共产主义运动遂在东亚拉开帷幕。
李汉俊因与日本、朝鲜社会主义者有联系，成为较早投入这一运动的中国人。1919年年假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曾带她“去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并“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留学日本多年，结识一些在日本提倡解放运动的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据悉，他曾与后来发起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著名社会主义者有联系。有关记载显示，1920年初，在上海大约有40—50名日本社会主义者。虽然尚不知这些人有谁，但1919—1921年间，李至少同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平贞藏、山崎作三郎、芥川龙之介、村田孜郎和泽村幸夫有接触，前两位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新人社成员。
在东亚，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始自日本，共产主义的组织却由朝鲜人发端。早在1918年6月，一批旅居俄国的朝鲜人就成立了韩人社会党；1919年，该党注册于共产国际，成为东亚人民组织的第一个隶属共产国际的政党（实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组织）。朝鲜“三一”运动失败后，很多独立运动人士逃亡中国，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一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叫罗扎多维奇（J. Rozardovtch）或鲁扎芮奇（J. Ruzaruichi）的俄共党员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吕运亨、李光洙等取得联系，此人建议韩人社会党将总部移至上海。于是该党委员长李东辉于8月就任政府总理时，党部也随同迁沪，多名骨干担任政府要职。该党宣传共产主义，并率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此时的上海，已成为东亚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1904年曾入日本“特为教授邻邦子弟游学”而设的经纬学堂的李汉俊，留日时便结识一些朝鲜青年。归国后，他多次撰文对国土遭侵占的朝鲜人民表示同情，支持其独立运动，并对个别朝鲜人迷信宗教、尊崇皇室却不自己起来奋斗提出善意批评。他接触到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朝鲜人，并可能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若干在华为苏俄工作的俄国人，从而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1920年2月英国的一份情报显示，在上海永安饭店举行的一次餐会上，李人杰与其他“对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朝鲜人李光洙和俄国人李泽洛维奇，在某些“对中国怀有真正良好意愿的人”建议下商讨组成一个团体并创办杂志。与会者决定出版《劳动者》（The Worker）月刊，每人月缴纳10元用作出版费。同年3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武官佐藤也报告：“当地俄国人阿伽廖夫，与中国人李仁杰和朝鲜人吕运亨等，原计划发刊以俄汉两种文字出版的《劳动》杂志。但因阿伽廖夫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在，因此计划暂时延期，等他回来后再共同发刊。”可见，成立团体和出版杂志的动议应出自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的俄国人。
是年3月1日，李汉俊出席有七百多位朝鲜人和上百中西来宾参加的韩人独立节纪念会。在李东辉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演说之后，他代表中国人致祝辞，除表示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还期望中朝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选李汉俊来致辞，说明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对他十分看重，同时显示李东辉等韩人社会党领导人可能事前已与他有联系。
李汉俊当时“与各方都有友好的关系”。除朝日俄社会主义者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外，被视为“当地学生执牛耳者”的李汉俊，还同一些中国学生运动领袖相识。譬如，1919年9月，他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负责人程天放、刘振群及指导学运的孙镜亚到家里与宫崎龙介一起谈中国社会改革的道路和运动方策等。这几名学运领袖是新亚同盟党成员。
新亚同盟党1916年夏由中朝留日学生发起，1920年1月更名大同党。该党领袖人物黄介民、温晋城、姚作宾等多为《救国日报》编辑。1920年1月16日《救国日报》扩版后的首发号发表了李人杰《对于救国日报扩张的希望》，他在此文表示：深晓世界情形的留学生“负有指导普通一般的同胞以造中国，使中国为适今世界潮流的国家的责任”。其另一篇文章《排日问题》与“界民”（黄介民）披露其“大同计划”的指导性文章《新亚细亚》刊在该号增刊同一版。以后《救国日报》转载了李汉俊介绍苏俄情况的若干译文。李汉俊与《救国日报》之缘显示他可能与“大同党”有关系。李汉俊除与该党一些华人成员、韩人成员（如李东辉、吕运亨等）有关系外，还与加入该党、自称苏俄代表的波塔波夫有联系，后者曾将《苏维埃宪法》等英译小册子交李汉俊。大同党一度被苏俄视为渗入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政党，并当作在华建立共产党的一个基础。1920年春以来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东亚社会主义者会议常有大同党领袖参加。
韩国学者金秀英认为，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中朝日俄社会主义者间有互动，而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人中，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这说明李汉俊在早期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三、《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中国党史界多把1920年2月李大钊陪陈独秀到天津，送他赴沪视为酝酿建立中共的起点。问题是，陈、李为何不先在北京而要在上海建党呢？笔者以为，除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之地，租界对政治活动的控制较北京稍宽松而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上海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中心——《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有韩人社会党和大同党，特别是那里已有一批聚集在《星期评论》社周围的中国社会主义者。
据1927年问世的中共党史著述，陈独秀去上海是因为那里有戴季陶办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这个刊物就是指《星期评论》。《星期评论》早在1919年9月就被中国的反动官僚攻击为与《每周评论》一样，言论“含有过激派臭味”。1920年新年伊始，《星期评论》显现的红色更非同寻常。新年号赫然出现：“希望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诗歌《红色的新年》欢呼从北极卷到远东的“新潮”，“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星期评论》在友报上发表的新年贺词为“敬祝世界红灼灼的新年，希望大家热烘烘的奋斗”。
这年春起，《星期评论》开始刊登俄国人李泽洛维奇提供的英、美社会主义刊物上的文章，如4月18日载李汉俊译《强盗阶级——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同月，《星期评论》社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拟在该刊发表。5月1日，《星期评论》社出了十大张“劳动纪念号”，友报也代为免费附送。“劳动纪念号”发表李大钊等多位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出自李汉俊的就有他撰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以及他翻译的J. Lizerovitch著《五一》和E. Maharan著《人力车夫》。《星期评论》以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引起苏俄、共产国际重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沃兹涅先斯基来电要李汉俊将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报”各期寄莫斯科。1920年7月，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发言中指出：“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主义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办有一名称朴素的杂志《周刊》”。这个“《周刊》”正是《星期评论》。
的确，《星期评论》社1920年上半年的发展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成关系极大。自1月间《星期评论》编辑所和总发行所迁至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李书城、李汉俊寓所）后，该社逐渐聚集起更多立志革命的人士。3月末俞秀松、施存统到来，不久陈望道、丁宝林等相继加盟。这些人为《星期评论》工作，并多住在社里。《星期评论》不仅刊登多文讨论劳工问题，李汉俊等还在工人中筹办工人夜校、工人合作社。该社成员与工人往来，支持工运，曾散发数千份传单声援上海染织厂工人罢工。4月2日，《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等与陈独秀一同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
4月4日，刚到《星期评论》社工作的俞秀松在致友人信中说：“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英方得到的情报似乎可以印证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代理人在那里（上海）的活动集中于《星期评论》社，据说该报社聚藏着十四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确信他们都在为‘事业’而工作。”
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的俄共党员魏金斯基、季托夫、金万谦抵沪。当月，魏金斯基即与杨明斋来《星期评论》社座谈。以后他们召集数次会酝酿建党，参加者除个别人，如《新青年》编辑陈独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邵力子、《解放与改造》编辑张东荪，大多为《星期评论》社成员，如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施存统、俞秀松，丁宝林等。可以说，《星期评论》社以群体参加了初期的组党活动。因此瞿秋白认为《星期评论》社是建立中共的“细胞”之一。
美籍学者德里克（A. Dirlik）观察到，对魏金斯基来说，围绕着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社的一小群人是形成中国共产党的重心。但除了陈独秀这个“新来者”，其他人都属于《星期评论》社。因此德里克指出：“如果上海有什么中心的话，那就是与国民党有关的《星期评论》社。”而这一时期，李汉俊被视为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停刊，其《刊行中止的宣言》称：同人决意在本刊中止后，努力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并准备“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等，要以自己的脑力、体力“为改革社会尽力”。后来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筹建，这说明围绕《星期评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全力投入宣传和组织工作。
此时，李汉俊不仅与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阿伽廖夫、李泽洛维奇及《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谢麦施科一派有密切关系，认识了新来的魏金斯基，据悉还接触到约1919年底从英国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上海的“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与《上海俄文生活报》有关系的拉宾诺维奇（Rabinovitch）。约在1920年初夏，李汉俊乐观地对密友说：“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惊人的发展。”哪方面会有“惊人的发展”，情报里未写；据笔者推测，应当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四、参与发起中共早期组织
中共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酝酿阶段约自1920年4月始。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在反复讨论中觉得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便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1931年的《自传》写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国1920年5月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反映出建党有一定步骤，初期组织用过不同名称，且并非一帆风顺。韩国学者徐相文从1920年5月前张东荪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党时机未到”，研判出这是张“不参加的实际行动”。5月底李汉俊发表的一文在谈到与张东荪的争论时写道：“起了争执，是不是主义前途的障碍？……与其由混杂分子组成一个庞大不纯的团体，不若由纯粹分子组成一个虽小而纯的团体。”这里，李关于组成有“主义”的“团体”宁缺毋滥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似透露出那时已有建党的意图和尝试。
共产主义组织初建时参加者并不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除了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核心的党的“胚胎”，还产生了与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结盟的统一战线式外围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因组织内信仰混杂而一度以“社会共产党”为名。倾向无政府主义，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大同党的黄璧魂1922年出席远东人民大会时填其所属党派为“社会主义共产党”，亦可能是“社会共产党”的党员。
此外，那时中国还有社会共产社、兵丁贫民共产团、东方共产党、支那共产党等以“共产”为名的组织。1920年7月初，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北京召开俄共党员会议，会上议决以“若干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基础成立共产党。在魏金斯基返沪后召开的“中国积极同志”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赞成。
同年夏在上海成立的附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中国科，即“上海革命局”成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中心。李汉俊被吸收参加以魏金斯基为首，有陈独秀等四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成员的上海革命局。这个实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央局”的上海革命局（即后世学者所称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正式的建党工作随之启动。9月，陈独秀告诉刚到上海的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上海建立起共产党的中心组织后，随即着手在外地组党。李汉俊主要负责联系湖北，他致函董必武，要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又亲自去武汉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李汉俊加紧理论宣传。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9月出版后，又着手译《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著作。他校对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并帮助李达从德文补译部分郭泰（H. Gorter）著《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刊物后，李汉俊参与编辑，以后又为党刊《共产党》撰稿。他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一度“执其牛耳”。他还在团的机关——外国语学社辅导俞秀松、李启汉、刘少奇、彭述之等人学习马克思理论，并为武汉的党团组织讲解唯物史观。
据李达回忆，1920年夏，李汉俊受中共上海发起组之托，草拟了最初的党纲，其重要条款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因陈独秀、李达不赞同“生产合作”，此条后来从党纲中取消。但“合作生产”是马克思提倡的，认为它能“动摇”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李汉俊曾介绍第一国际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纲领，包括根据马克思“合作生产”等指示作的第一国际大会决议。故他参考这些文献草拟的党纲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劳动界》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他重视对工人的启蒙，在发刊词中说：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他写的《金钱与劳动》深入浅出地阐述劳动价值论，让工农明白什么是剥削。李汉俊不仅利用报刊启发工人、店员等的觉悟，还主持工运工作，派李中、李启汉分别去组织机器工会和纺织工会，并于1920年10月同陈独秀等参加机器工会发起会。
在中共建立初期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工作中，李汉俊均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在中共早期组织参加者眼中，他与陈独秀同为组织的“核心”和“主要工作”的“负责”者。
五、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中共成立之初，在某些早期党员看来，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日本情报甚至认为他是“上海共产党副首领”。因此，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应陈炯明邀请赴粤任职之前，将其中共临时中央书记的职务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的临时中央（即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先是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分别负责推动工运发展和培训并选派青年赴苏留学。在李汉俊代理书记期间，主要工作是编辑刊物、指导工运、培养青年革命者及筹备中共一大。
1921年初魏金斯基返俄，党的上海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随即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境。2月，法租界巡捕房先是搜查《新青年》总经销处，后又查封编辑部，没收刊物并罚款，《新青年》等刊无法在上海出版，经费短缺状况雪上加霜。为解决党的经费问题，李汉俊函请陈独秀让《新青年》社垫支经费，未果；于是他便与陈望道、李达等卖稿筹款。为维持党的生存，他常常熬夜写稿、翻译，甚至当掉亡妻首饰以补党的经费之不足。
李汉俊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过文章和译文。其长文《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劝告中国同胞不要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可以伸张“正义人道”，而应“速行社会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与世界的平民共同改造世界”。李汉俊等人还接手了原来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沈雁冰回忆，此时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和自己“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李汉俊“时常为了不至耽误预定的排印日期而通夜赶写”。仅在1921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9卷1号上，李汉俊就一连发表了四篇短文，主要是批评张东荪反对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的言论。
在困境中，李汉俊主持的党组织仍努力推动职工运动。1921年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罢工，他派党团员前去工作，并连撰数文指导和支持，指出罢工要求合理而非“要挟”，称赞工人“齐心的团结力”。日方情报认为李汉俊是“法租界的工人运动主谋......理应被逮捕”。据包惠僧回忆，这期间党在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中的组织活动也在进行。
同年4月，上海临时中央由李启汉出面，在党的机关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并连续在此召开筹备会议。在工部局警方探到在有李汉俊参加的一次会上，筹委会组成各分会，并发出召开纪念五一节大会通函。日方档案记载：“李人杰被选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联合会的会长，他计划将各种工人团体统一起来，形成一大团结的形式。”29日，设于新渔阳里6号的筹委会总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并被禁止开会。然而五月一日那天，一些党团员同一些工界人士冲破禁令和封锁举行了小规模游行和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在一些报纸上写了宣传文章，并散发了传单。
初夏，李人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声援永安公司非股东店员的分红要求，反对公司开除店员，提出劳动者应享有劳动产权和剩余索取权，鼓励他们运用“团结的武器”进行抗争。
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方的调查，1921年上海发生了40起同盟罢工，日警方认为李人杰“已成为上海各种工人运动的煽动者，在这炽烈发展的工人运动中，被视为核心人物”。《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和1921年6月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赞扬了这一时期上海劳动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的好现象。这反映了中共刚问世便努力指导工运并取得若干成果的事实，同时也是对此时期中共工运领导人李汉俊工作的肯定。
李汉俊除了参加工人夜校和工人业余学校的工作，还在外国语学社教授法语，并辅导在那里学习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少人甚至认为他也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吴保萼回忆，当刘少奇、任弼时和他等人赴苏学习前，是李汉俊和陈望道代表青年团组织给他们写的介绍信。
一批新近发现的“共产党上海革命局”（Шанх рев бюро Ком парт）开具的介绍一些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赴苏俄留学的俄文介绍信（证明），签发者是Секрет Ш. р. б. к. п.（“共产党上海革命局书记”）H. Li，印章刻着“人傑”，即李汉俊。笔者在《“革命局”辨析》论文里一个注释中曾写道：“若把后人创造的‘中共上海发起组’这个名称理解为在上海设立的、以魏金斯基为最高领导的、负责在各地发起中共的、由三至五人组成的领导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组织，那么，‘中共上海发起组’同‘上海革命局’就没有什么区别。”1921年春，因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已离沪，上海革命局由李汉俊担任书记顺理成章，这与时人回忆的李汉俊代理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应是一回事。这说明，李汉俊一度担任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核心组织——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
1921年春，由于俞秀松、杨明斋先后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大会，4月又有大批外国语学社学员陆续赴俄，留沪党团员人数剧减。又因法捕房“五一”前后连续监视渔阳里6号，使设在那里的党、团机关无法活动。于是，“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的李汉俊“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请示工作，提议请陈回沪，或将中央迁粤。包惠僧转达意见后，陈独秀表示，自己暂无法回沪，党中央也不能迁粤，并说：“目前请李汉俊暂呆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初夏由沪到粤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袁同畴告陈独秀：“李汉俊苦撑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心）非常吃力。”这说明，直到1921年初夏，李汉俊仍是党在上海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然而，据李达回忆，1921年2—3月李汉俊因陈独秀寄沪的党章草案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认为这是“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另草党章“主张地方分权”；陈阅后大发雷霆，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李汉俊非常气愤，遂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暂且不论陈、李就“党章草案”的争执，笔者以为，李汉俊有可能一气之下说出让李达暂代书记的话，而实际上却未卸掉书记的责任。所以，日本情报在把李汉俊称为“上海共产党副首领”的同时，仅称李达为“著作家、上海共产党干部”。
在筹备党的一大工作中，李汉俊常就一些问题与李大钊、陈独秀通信讨论。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抵沪后，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支持。对此，李汉俊以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的身份对马林表示了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及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资助的态度。不久，他同先期到沪的张国焘商讨“通信中说不清楚”的问题，告张“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并与他就召开“一大”具体事项进行筹划，还建议张同马林晤谈。这一时期，上海的党组织经常“在李汉俊家开会”。据说李汉俊“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还主持了选举中共一大代表的上海党组织的会议。大会日期、地点确定后，李汉俊与李达分头或联名通知外地和日本的党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沪出席会议，最重要的信是由李汉俊写给广州的陈独秀的。
由上述事实可知，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的工作，有些工作是与李达一起做的。
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汉俊和李达作为上海代表与会。会上，李汉俊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笔者通过梳理、分析各种记载和回忆发现，他的异见主要是在讨论党纲、工作计划时发表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提议。
“一大”讨论的文件由张国焘主持起草，参考了魏金斯基写的“临时党纲”（即《中国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托人捎来的党纲草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纲领等，还掺杂了张国焘的个人主张。
针对党纲草案的任务和目标部分，如“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李汉俊鉴于中国并非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的情况，主张党的当前任务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而应当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实现“民主政治”。他不赞同刘仁静“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张国焘“不管各国情形怎样，是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的说法，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以后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研究。
其次，党纲中有中共“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切联系”的条款，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其入党”；“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李汉俊则主张，“对知识分子要放宽些”，吸收党员的条件应“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应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组织和教育，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做骨干去组织和教育工人。
针对“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条款，和有的代表关于“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主张；李汉俊表示：“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是必要的。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他建议可“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因为“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同时又指出，不应对议会斗争抱过高幻想。他还提出修正案：“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
在讨论劳工运动方案时，代表们就组织何种工会发生了争论。张国焘和刘仁静提出“要向产业工人进军”，“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重要”，而毛泽东等做实际工作的代表说：“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人数不多，因此，产业工人、职业工人都要组织。”完全了解产业工会要好于职业工会的李汉俊的意见是“容许职业工会”。可最后的决议仍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排除了组织职业工会。
据说是陈独秀得自魏金斯基的“临时党纲”，即所谓《中国共产党宣言》申言：“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地扰乱资本家的国家……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1921年春陈独秀据此拟的党章草案也“主张组织产业工会”。这些内容被张国焘纳入党的工作计划。或许李汉俊觉得这种大的“产业组合”及“总同盟罢工”的革命方式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才在“一大”表示，如果不相信总罢工可以马上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平时应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状况，开阔他们的眼界”。他这种循序渐进，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提议，在试图“使阶级仇恨激化”，“用暴动精神”教育工人，并唯俄是从的张国焘看来，自然是不可接受的右倾观点。
在讨论与其他政党关系问题时，李汉俊表示在目前的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张国焘等则声言“不与任何政党联合”，甚至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是“一丘之貉”。结果决议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有些不讲策略、关门主义、自我设限的条款连共产国际代表也不认可，以致有时张国焘不得不遵马林命取消会上刚刚通过的决议并加以修正。董必武后来评论说，“一大”决议助长了“关门”政策。李汉俊出于国情和策略的考虑有的放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否定，最后表决多数支持维持原有草案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他深感一些代表“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
马克思、恩格斯曾教导：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应与“民主主义政党”结盟，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列宁也曾指出，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要“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等战略和策略的指示。
李汉俊在“一大”的发言反映出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水平，对此，马林很快意识到了。1923年他在给李汉俊的信里写道：“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在“二大”前后对党的任务、策略作了适合国情的调整，申明要与国民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建立“民主政治”；要到议会“告发”军阀的罪恶，为工农经济利益“辩护”；党员不可以任“政务官”；工会应当从事劳工的“经济改良运动”和“劳动立法运动”等。不难看出，这些策略与李汉俊在“一大”的提议和意见十分接近。
然而，“一大”前后李汉俊的确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苏俄、共产国际不一致：
其一，他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怀疑，认为那是共产党的“专制”，而他倾向建立“民主制度”。其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弊病：“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主张“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其三，他“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主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中共以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反对中共党员领共产国际的“薪水”。
李汉俊的这些意见似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没有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中制原则和吸收党员的条件，直到“二大”才强调组织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通过的党章有“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基层组织并参加活动和“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的条款。另据《中国共产党简史》，因李汉俊等持有“机会主义思想”，中共一大上“无法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结果仅议决“联合第三国际”和向其“报告工作”；也是在排除了李汉俊的党的二大上，中共才议决“加入第三国际”。
李汉俊虽较早接触苏俄人员，却质疑布尔什维克的若干原则和做法，反对一切依靠和服从共产国际。这样，他在“一大”便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的障碍。于是张国焘利用大会主席职权打击、诬陷他，说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会下散布他“是有问题的……是黄色的”，并故意违反原议“设法每日皆定汉俊住宅为会场”。
7月30日晚的会议被法租界暗探注意到了。在参会的大多数人撤离会场后，李汉俊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应付随之而来的巡捕房警探的搜查和盘问。对法警询问家里为何藏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他镇静地用法语回答：自己“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并告那两个外国人是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利用暑假来沪一起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法警在审问中未发现破绽，又没搜到证据，只好悻然离去。李汉俊以自己的沉着机智掩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也保护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然而，对党的组建尽过心力的李汉俊却先是未能进入中央领导层，后又因与党中央某些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发生分歧，并于1924年脱离了党。但李汉俊依然坚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党外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做事，致力于工农和民族的解放，直至1927年献出生命。
李汉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始时期的贡献不应被否认。
本文缩写稿于2011年6月15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后刊于《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发表后有补充、修改。
——选自李丹阳、刘建一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探源——建立在中外档案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