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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的奴隶:奴役、解放,以及改变历史的作物
一部以花生为线索,重写奴隶制、殖民与现代世界诞生的全球史。
ISBN: 9787559897862

出版时间:2026-05-01

定  价:88.00

作  者:(美)约里·刘易斯 著;何云燕,徐细燕 译

责  编:梁文春,陈家琪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世界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世界史/非洲史
装帧: 精装

开本: 16

字数: 288 (千字)

页数: 400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大众历史类著作,讲述了17至19世纪,作为西非重要经济作物的花生与奴隶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深入考察西非和欧洲的相关历史档案,作者再现了西非地区,特别是塞内加尔17至19世纪花生种植业与奴隶制度相互交织的历史,从而揭露出欧洲对于花生和花生制品的强烈需求如何巩固了当时的奴隶制度,而当欧洲势力逐渐离开其所控制的非洲土地时,支撑奴隶制度的力量又如何宣告瓦解,为理解奴隶制度的历史沿革提供了全新视角。

本书从多视角揭示了一段横跨非洲与欧洲、奴役与自由、经济与人性的复杂叙事。本书上到非洲传统皇室在奴隶问题上和殖民者的博弈,下到非洲传教士试图为逃亡和重获自由的奴隶创造全新的生活,小到一个传教士个人人生的浮沉,大到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经济、文化实施的多种政策,全方位地描绘了一幅17-19世纪奴隶制变革中的非洲众生相。在叙述中,作者作为被解放奴隶后代的视角时隐时现,为读者呈现了当代的、更为客观的视角,结尾余韵悠长,引人深思。这不仅是一部经济植物的历史,更是关于人的,有温度的历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约里·刘易斯(Jori Lewis),美国青年记者、杂志编辑。刘易斯常驻塞内加尔,对西非地区的农业和生态环境有着深入报道,其文章多见于《发现》《太平洋标准》《弗吉尼亚季刊》等杂志。2018年,刘易斯获得了享有盛誉的“惠廷创意非虚构写作奖助金”。

译者简介:何云燕,广西天等人,文学博士,生态美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2012—2013年美国波士顿大学“联合培养博士”访问研究员,2016年以色列Yad Vashem纪念馆访学学者,2018—2019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2021—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生态文学与民族文化。出版专著《超验主义与梭罗的文学创作》。

徐细燕,广东深圳人,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英美科幻文学、欧美生态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等。在国际英文期刊和国内高等学校学报(AMI入库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篇,在2023年度国际韩礼德论文优秀成果奖评比中获优胜奖。

图书目录

目 录

前言 i

第一部分

一 逃亡奴隶的收容所 003

二 十字路口 013

三 火花、解决方案、工业革命 017

四 由此至彼,彼而复返 023

五 一场花生骗局 033

六 恩达卡鲁的传奇 038

七 商队 040

八 沙地 044

九 中间商 047

第二部分

十 来自海洋的人 059

十一 非洲商业 067

十二 非神圣之战 073

十三 关于奴隶制 077

十四 这个来自戈雷岛的黑人 081

十五 拉特·迪奥尔想要回其奴隶 085

第三部分

十六 无名之疾 091

十七 本地传教士 097

十八 西布吉安 104

十九 陆上蒸汽船 110

二十 起伏不定的勇气 115

第四部分

二十一 萨克萨亚依 125

二十二 巴黎之春 127

二十三 来自河流地区的报告 134

二十四 新诉求 140

二十五 恩迪亚克·恩迪亚耶的十五名俘虏 145

二十六 法国的未来 154

二十七 自由之言 163

二十八 文明化的使命 167

二十九 务必洗刷的污点 176

第五部分

三十 微妙的事务 183

三十一 你只能找到豺狼和鬣狗 190

三十二 同事与伙伴 194

三十三 自花生引入以来 201

三十四 特殊的病原 204

三十五 间歇期 209

三十六 传播法国文化? 214

第六部分

三十七 达梅尔 223

三十八 毕士大 226

三十九 可怜的拉特·迪奥尔 231

四十 向东而行! 235

四十一 新纪元的曙光 244

四十二 我们已证明:黑人有能力 253

第七部分

四十三 失物招领(清单) 259

四十四 花生为何会变质? 261

四十五 卡尔巴拉 265

四十六 奔跑 270

四十七 汝之文明并未让其眩目 276

四十八 吾先祖之地 279

第八部分

四十九 花生的寓言 287

五十 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290

五十一 一个来自黑暗大陆的孩子 296

五十二 贫瘠的土地 302

五十三 干完杯中之酒 306

五十四 花生的压倒性优势 311

五十五 余音 316

 

后记 320

致谢 326

资料来源说明 328

注释 330

序言/前言/后记

前言

在去塞内加尔(Senegal)之前,我从未亲眼见过花生的种植过程。有人告诉我,我的曾祖父刘易斯老爹(Papa Lewis)在他位于阿肯色州(Arkansas)的农场里种植了花生、秋葵、玉米、大豆和棉花。但是早在我出生之前他便去世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的哥哥,想必很早就预见了美国农业的未来,于是他退出农业混种制,专注于种植大豆和养牛。

然而我依然将花生与阿肯色州的那个家庭联系在一起,因为我记得每次从那里度假回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袋袋刚烤好的、有着棕褐色外壳的花生。不过,我猜这些花生是在别人农场的店铺里买的。从农场开车回到伊利诺伊州(Illinois)需七八个小时,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们总喜欢把花生当零食。我们在返程中一贯的消遣就是剥开花生壳,把花生仁塞得满嘴。有时我会一边吮吸花生壳上的盐分,一边望向车窗外,看着地貌变换:从沿河低矮的稻田,到奥扎克(Ozarks)那一半是密林、一半是岩石的尖耸的群山,最后回到我最熟悉的平原风光,瞥一眼地平线,便能看到孤单地矗立于玉米田间的农舍,而周围的玉米秆已经长得比人还要高上一倍。

穿越塞内加尔的核心农业带时,我脑海中总是闪过童年时代的那些日常景象。那里一排排的小米和花生占据了田地,只有不经意间的一棵树或一群游荡的奶牛,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正是在这样一片田地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小小的花生花,映着阳光的色彩。如忽略其形状,就不难发现,它的颜色和大小与我孩童时期经常在院子里采摘的毛茛花竟如此相似。不过,对于其他的事情我并不熟悉:童年时代的日常景象中没有马拉的犁,没有人们弯腰收割花生的场景,没有那些从遥远的几内亚比绍来摘花生的人所作的劳动之歌,也没有花生油厂外堆得老高以至于可以挡住太阳光的花生堆。

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像花生这般不起眼的东西,长期以来为何能够成为塞内加尔的经济支柱—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小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用豆类生产国之一。我那位后来成为农学家的前男友的随口一语,却把我推到了一条略为不同的道路上去。有一天,他告诉我,在他工作的村庄里,村民们正筹划成立一个集体组织,他们决定把一名聪明能干的人排挤在领导岗位之外。在前往该地区的途中,我恰巧见过这个人。客观而言,他本应该是最有资格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却被排挤在外,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曾被奴役者的后代。听到这些,我畏缩了。同为曾被奴役者的后代,听到这种歧视性话语,我感到既痛苦又无法理解。

在试图理解其缘由的过程中,我开始在那些花生地和更远的地区寻找其他被奴役者的后代:在村庄的泥房里、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在达喀尔的高层公寓里。最终,在我的探寻和试图收集更多信息的行动中,我找到了一系列的历史记载。

我原本很想说,我能够复原那些被奴役者的声音。但是,建构一种关于被奴役者的历史性叙事是复杂的,因为其中有着太多的沉默。在殖民地的档案资料中,土著居民们的声音从根本上被压制,欧洲官员获得了特权。而在大多数现有的史诗或代代相传的口述史中,讲述的往往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故事—国王、贵族、武士和重要的宗教领袖。女性几乎没有占一席之地,被奴役者几乎没有受到关注—她(他)们是被迫噤声的,一个世纪的距离也只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忽隐忽现的幽灵般的轮廓。我们应如何讲述那些被历史遗忘、被当下回避的人的故事?

在此,我试图发掘一些故事和一些人。我希望能尽己所能做得更多。

名家推荐

《花生的奴隶》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凭借优雅的文笔和引人入胜的细节,刘易斯发掘出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它有望彻底改变我们对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理解。”

——伊玛尼·佩里,畅销书作者

“在这场围绕着花生、横跨大西洋世界的旋风式旅程中,记者约里·刘易斯揭开了植物、人类、奴隶制与殖民主义彼此交织的发展轨迹。《花生的奴隶》是一部宏大、复杂且出人意料的环境史著作,叙述生动。”

——蒂娅·迈尔斯,著名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坎迪尔历史奖得主

“约里·刘易斯这本极具可读性的作品,不仅让一种我们常常忽视的事物重新焕发生命力——那就是非洲奴隶制的历史。她还发掘出一种堪称‘非洲版地下铁路’的网络。而这一切,都与一种我们日常食用、却鲜少思考其历史的食物紧密相连。”

——亚当·霍克希尔德,畅销书作者

“这是一部非凡而充满温情的研究著作。作者以严谨细致的考证,跨越时间与大陆,展现了非洲大陆在漫长历史中如何不断为全球北方世界的富足与舒适付出代价。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安娜·巴德肯,畅销书作者

“翻开这本书,你将遇见瘟疫与宫廷阴谋、冒险与挫折、造王者与毁王者、得而复失的财富——而这一切,都围绕着花生展开!”

——桑德拉·杰克逊-奥波库,畅销书作者

编辑推荐

在电影《马戏之王》中,上流社会的人总爱用“身上有花生味”来讥讽靠马戏团发家的巴纳姆,而那句经典唱词——“我不捡花生壳”,更直接意味着“我绝不与底层人为伍”。一粒小小的花生,为什么会成为阶级身份的象征?它又是如何在殖民扩张、奴隶贸易与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成为改变世界历史的纽带?

作为重获自由的奴隶后裔,作者约里·刘易斯带着童年关于花生的记忆,踏上了寻找答案的旅程。她深入塞内加尔腹地,结合丰富的历史档案与田野调查,追溯这种看似寻常的作物如何跨越大西洋,如何与奴役、逃亡、解放和资本扩张纠缠在一起。

在我们的惯常认知中,一种经济作物的命运似乎只取决于土壤与气候,但本书却揭示,花生从被选种、栽培到成为全球贸易商品,每一步都深受殖民主义、奴隶制度和工业发展的塑造。在这种作物席卷世界之前,它早已与那些挣脱锁链、在旧奴隶制度崩解中寻找新生的人们建立了深刻的联系。

透过一颗花生,作者重新打开了一段被忽视的历史:这里不仅有帝国、贸易和资本的扩张,更有无数普通人的漂泊、抗争与命运,让我们得以看见一段横跨非洲、欧洲与美洲的历史,看见资本如何塑造世界,也看见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

精彩预览

十三 关于奴隶制

在此对奴隶制下定义是必要的,但也是充满争议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倾向于把新世界(the New World)的奴隶制经历作为参照,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奴隶制是一种边缘化的剥削统治制度,这一制度几乎曾经存在于每一块大陆和大多数社会中。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罗马帝国庞大的隧道和道路系统,奴隶劳动可能建造了世界上的许多奇迹。

但奴隶制的形式与自由的形式一样多。被奴役的定义取决于社会。在一些社会中,被奴役者可以增强其群体的人口或军事力量。另一些社会则将被奴役者用于祭祀活动。还有一些社会秉持被奴役者及其劳动力的经济用途,如可动产奴隶制。

自由的定义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一些群体建立了奴隶阶级或种姓制度,他们获得自由的门槛很高。另一些社会则是融合性的,提供可实现的解除奴隶身份的方法,这意味着在一代人或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原来被奴役者的后代可以获得自由,甚至渴望自己也拥有奴隶。

早在非洲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之前,沙漠商队就已经将被掳掠的人口以及黄金、象牙和香料运过撒哈拉沙漠,所有这些东西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或红海和印度洋对岸的城市都能卖出高价。在此之前,许多拥有强大军队的非洲团体会时不时地袭击其他国家,以俘获拥有特殊技能的工匠、无须嫁妆的妻子,或单纯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力。

一般来说,被奴役者通常是陌生人,即来自邻国甚至邻村的外来者,他们在某些方面被剥夺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身体和劳动不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奴隶制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劳动剥削和劳动依附,如徭役、契约、债役或典当,因为奴隶制是无限期的。

在西非,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奴隶制,其中一些跟新世界类似,都将被奴役者视为可动产,而另一些则允许被奴役者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融入他们的社会,并被视为某种近亲。有时,这些制度甚至是并存的:新近被奴役的人可能受到粗暴对待或被随意卖掉,而第二代或第三代被奴役者则被视为氏族或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某些区别始终存在。

几个世纪以来,西非的许多奴隶是战争的俘虏或突袭的受害者。有些人因为是巫师或术士抑或是激怒了领导者的组织成员,而被判定为罪犯。这些人全都被剥夺了家庭、历史、对自我的认知,并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许多人被拖到市场上出售,像孢子一样随风飘散。

19世纪70年代,一位被派往塞内加尔的法国医生兼业余人种学家写道:“在集市上,奴隶和马匹、小米等产品一样可以被出售。”“想在下一季结束时出售花生的沃洛夫人正在寻找能为其耕种土地的农夫。”他写道,其他商人正在寻找搬运工、工人和妾侍,“你可以看到,这些不幸的人注定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被随意地支配去做这做那”。

贝利夫人可能在里奥庞戈河上建造了一座奴隶禁闭营,用来囚禁那些在花生地里劳作的男男女女,以等待下一艘奴隶船到来,据说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方法使新的俘虏顺从。这些社区的长者讲述的故事强调了在奴役者和被奴役者身上使用的神秘方法。有一个故事说,俘虏们被安排坐在一块奇特的黑石头上,被迫喝下一种特殊的煎药,通过洗澡来洗掉他们过去难以驯服的灵魂,根据这段历史保存者的说法,这种手段的目的并非打到他们屈服为止,而是“让奴隶接受他永远无法改变,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的命运”。新的被奴役者要接受他们的“maaragiri”,该词的意思类似于“不可改变的命运”。

一旦从自由人变成奴隶,留在大陆上的人就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状况。他们可能在田间劳作,也可能在照料牲畜,在寺庙里帮忙,或者当步兵、搬运工、用人或妾侍,有时她们甚至成为妻子。其他人则学习主人的手艺,成为织工、铁匠或鞋匠。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精英管理者、收税员和王室顾问,当他们拥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时,就能拥有自己的奴隶。

有些人是流动的货物,随时可以在市场和私人交易中被出售和转卖。另一些人则会在几年的时间里攒下足够的钱来赎回自己和家人的自由。随着第一代奴隶让位给下一代,将在奴役他们的家族、氏族或种姓的等级制度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并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归属。他们将成为家族成员,当然,只是较低等的成员,不得与奴役者的子女结婚,而且仍然要做饭、打扫卫生和照料牲畜。即使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他们也应该永远牢记这一点。

极少数的精英奴隶,即使他们在大多数方面都不能被称为奴隶,也不能免于地位的双重利剑。18世纪的法国奴隶贩子多米尼克·哈考特·拉米拉(Dominique Harcourt Lamiral)在塞内加尔生活多年,他写道,达梅尔的一位高级官员是一名奴隶:“他的床头总是悬挂着镣铐和锁链,这样当他躺下时,眼前总是晃动着镣铐,不断提醒他自己的奴仆身份。”拉米拉推测,在一个少数自由人统治着众多被奴役者的社会中,这种做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遏制他们的骄傲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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