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类稿》作者汤炳正先生以治学严谨著称，尤?善于“小中见大”，经常能从细微的语言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学术规律。以下分享的，是汤先生由屈原为何被后世称为“三闾大夫”切入的学术思考。经过汤先生的疏解，《离骚》中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等文句意思变得更加显豁。——编者按
“三闾”余义
屈原任三闾大夫，《史记》与王逸《离骚叙》皆言及之。三闾大夫殆其初职，左徒乃后来升任之职。既放之后，渔父犹称其为三闾大夫者，乃人民对屈原的习称。
据王逸《离骚叙》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学术界多认为楚国的三闾大夫，颇似春秋时期各国的“公族大夫”，其说极是，楚官多异名，此其一例耳。
“三闾”之义，乃因公族三姓各分闾相聚而居，故得名。考公族相聚而居，乃战国时期各国之通制，不专为楚国所特有。盖当时贵族与其他官吏平民，界限极严，不能同闾。如《战国策·齐策六》云：
齐负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
是齐之贵族聚居“东闾”之证。至于一般官吏，则居“檀衢”，不得与贵族同居。楚国当时的“三闾”，即此种制度的表现。后来屈原被放，在《哀郢》中说“发郢都而去闾”，“去终古之所居”，皆与楚国的制度及屈任“三闾大夫”的事实相吻合。
公族大夫的职责，在贵族看来，是教育与管理贵族子弟的要职，故对人选极其慎重。如《国语·晋语七》有下列一段记叙：
栾伯谓公族大夫。(韦注：“公族大夫，掌公族与卿之子弟。”)公(晋悼公)曰：“荀家惇惠，荀禬文敏，黡也果敢，无忌镇静，使兹四人者为之。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导之，使果敢者谂之，使镇静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则遍而不倦；文敏者导之，则婉而入；果敢者谂之，则过不隐；镇静者修之，则壹。使兹四人者为公族大夫。”
楚国也是这样，三闾大夫对楚国三大贵族昭、屈、景的子弟，是全权担负教育培养之责。由于屈原道德情操为众望所归，故得任此职。王逸所谓“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者，盖屈原当时欲通过贵族子弟为表率，以激励全国士气，为革新政治培养骨干。这跟《离骚》所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所抒写的内容完全相符。
但是，作为公族大夫，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往往要引咎自责。如《国语·晋语八》云：晋平公时，祁奚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内事之邪，大夫之贪，是吾罪也。’”盖公族大夫对公族子弟教育的结果如何，直接影响政治风气之好坏。而且，“膏梁之性难正也”，即是说：物质生活享受极其优越的贵族子弟，是很不容易教育的。因此，屈原当时虽然对培育工作煞费苦心，但当他被黜后，包括子兰在内的贵族子弟，皆纷纷背离屈原，甚至投入谗人集团。这是最使屈原伤心的惨痛教训。“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即为此而发。所谓“芜秽”，系指在政治压力下变节改行而言。
屈原作为有志于改革的贵族，对培育昭、屈、景三大族子弟的一段生活，乃至对三大姓聚族而居的“三闾”，是寄以无限感慨的。
——选自汤炳正著《楚辞类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楚辞类稿》是汤炳正先生几十年研究楚辞的学术短文合集。书中对许多没有解决或学者看法有分歧甚至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做了认真研究，每篇都言之有据，其所举例证和思考的角度往往是此前的学者没有想到、没有关注到的。汤先生博学，又治学严谨，就治学方法而言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给人以启发的地方。以下分享的，是汤炳正先生对“楚辞”因何称“辞”的解释。在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汤先生的治学特色。——编者按
关于“楚辞”的“辞”
作为文体来讲，在屈原的作品里，只提到“诗”“歌”“颂”“赋”，而没有提到“辞”。如《九歌·东君》“展诗兮会舞”，《招魂》“造新歌些”，《九章·抽思》“道思作颂”，《九章·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招魂》“同心赋些”。这其中的“赋”字虽用作动词，但《周礼·大师》已列“赋”为“六诗”之一，而且稍后的荀子书已以《赋》名篇，可见其时“赋”已成为文体之名无疑。
至于作为文体之名的“楚辞”的“辞”字，郭沫若同志曾认为系从屈赋中的“亂(乱)曰”之“乱”而来。因为“亂”“词”的古金文形近，故“乱曰”即“词曰”之误。但是大量典籍说明，古代乐章之尾，确有“乱”的名称，不能以“词”或“辞”代之。故郭氏之说不为学术界所承认。
考屈赋用“辞”之处颇多。如《九章·惜往日》中的“听谗人之虚辞”，《思美人》中的“因归鸟而致辞”等。但这些“辞”的含义，无疑皆当为“言辞”或“辞令”，而不是诗歌一类的文体。在屈原本人确实并没有把“辞”作为文体来使用。但是，在《离骚》里，从“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考异》：“一作陈辞”)”起，到“跪敷衽以陈辞(《考异》：“辞一作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止，其中所陈之“辞”凡三十六句之多，历述古代史事，抒发个人情感。这一大节诗，无疑即为陈“辞”的内容。以此推之，《九章·抽思》云：“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则屈子大量的赋以讽君之作，皆可视之为屈子所陈之辞矣。屈赋之被称为“辞”，可能与此有关。
把屈原的“赋”跟“辞”联系起来，起于西汉前期。如《史记·屈原列传》云“乃作《怀沙》之赋”。是屈子作品，当时即称为“赋”。但《史记·太史公自序》又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辞”之“辞”，即指《离骚》，则是屈赋又可称“辞”。而且《屈原列传》先说屈原“娴于辞令”，最后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史迁是把屈原的“娴于辞令”跟擅于作“赋”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这应当就是“辞”“赋”互称或“辞赋”连称的原因。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即有“景帝不好辞赋”之语。而“辞赋”之称，此后渐盛。
考“赋”与“辞令”之联系，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其历史渊源。《论语》中孔子曾谓“不学诗，无以言”。又云：“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诗赋与辞令的关系，由来已久。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风大盛，特别讲究修辞艺术。屈原既“娴于辞令”，善于“应对诸侯”，而又工于“辞赋”，就是这个原因，故《文心雕龙·时序》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这就不仅说明了汉人把有高度修辞艺术的屈赋取名为“辞”的内在原因，而且也说明了屈赋发展壮大的时代背景。因而后世名屈赋为“楚辞”，就成为极其自然的趋势。
秦汉之际，起兵者多楚人，而刘邦尤为代表人物。故汉初楚文化曾风靡一时。以音乐言，有所谓“楚声”(见《汉书·礼乐志》)；以舞蹈言，有所谓“楚舞”(见《史记·留侯世家》)；以歌谣言，有所谓“楚歌”(见《汉书·韩延寿传》)。因而在文学方面出现“楚辞”之称，那是容易理解的。
而问题在于《楚辞》作为书名，学术界或认为是从西汉末期刘向编纂《楚辞》一书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不过是指文体而言。但此说并不确切。因为裒辑屈宋作品而为总集者，始于西汉前期的刘安。对此，我在《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已有详论，故不赘述。这里要说明的是，那时《楚辞》的定本，或不只刘氏一种。正因为如此，故西汉前期凡称《楚辞》，已多为专书之名，而非泛指文体。如《汉书·朱买臣传》云：武帝召见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这里以《春秋》与《楚辞》对举，以“说”与“言”连称，则《楚辞》亦当为专书之称无疑。又《汉书·王褒传》云：“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这《楚辞》也为专书之称。因为这里既以《楚辞》属于“群书”，又以“讲论”与“诵读”连文，则所谓“为楚辞”绝不是指创作楚辞体裁的作品而言。可见西汉前期屈宋作品不仅已辑有专书，而且已成了学术界“讲论”“诵读”的专业。《文心雕龙·辨骚》云“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殆即指此而言。
昭明《文选》强分“骚”与“辞”为两类，而“辞”类又只收《秋风辞》与《归去来辞》等，失其本义远矣。
——选自汤炳正著《楚辞类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楚辞类稿》为汤炳正先生的楚辞学代表作。汤先生善于融合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考古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以跨学科方法来解决楚辞学问题。以下分享的内容，是汤先生对白族“本主”崇拜与《九歌》相似之处的分析。——编者按
《九歌》与爱情色彩
在神话传说流行、宗教意识统治的时代，有不少社会现象，是科学时代的人们所不容易理解的。如作为祭神歌曲的《九歌》，而其中竟充满着神与神的爱情色彩的描写，即其一例。但是，如果对现代的某些古老民族做些社会调查，则上述现象不难解释。
据当前社会调查结果表明：今天云南大理的白族中，对“本主”神的供奉祭祀，仪式隆重，颇有些与《九歌》相似之处。
白族“本主”分三类：一类是把龙、虎、熊、鸡、红沙石、石将军等奉为“本主”，这是一种图腾或自然崇拜；二类是把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或烈女义妇奉为“本主”，这是对英雄的崇拜；三类是统治者的官僚将领，死后被封为“本主”，或名之为“奉诏本主”。从《九歌》看，“东君”“云中君”等，有似于第一类的自然崇拜；“国殇”则有似于第二类的英雄崇拜(足见斥《国殇》于《九歌》之外者，毫无根据)；而“湘君”“湘夫人”似兼有上述二者的属性，至于“东皇太一”，则虽非统治者的官僚将领，但却展示出最高统治者的身影，颇与“奉诏本主”相近。白族的“本主”，都是一个或几个村寨的“保护神”，主宰着人们的祸福，都有定期的祈愿与隆重的祭礼。说者多谓《九歌》是从古代楚民族的祭歌演化而来，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楚国地域广阔，民族杂层，白族风尚，自然可作为研究楚民族风俗习惯的参考。
据调查，白族有些“本主”之间还有亲属关系，甚至有的男女“本主”之间还有谈情、说爱、幽会的传说或故事。因此，老百姓便给这类“本主”的庙宇只砌矮墙，以便他(她)们夜间逾墙相从。《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无论解释怎样不同，都是亲属关系，而且带有浓厚的爱情色彩。“大司命”与“少司命”，无论是否如说者所谓的一对男女神，但其中的爱情色彩更为鲜明。这是人们在宗教信仰中，不仅把神灵予以人格化了，而且把幻想中的神界也予以社会化、人情化了。《九歌》是高级的神话艺术，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折光镜。
——选自汤炳正著《楚辞类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