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揭示秦汉经济底层逻辑的学术专著。作者以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为核心线索，从人物性格、政治博弈、地理环境等维度，聚焦秦汉时期商鞅、司马迁等人的经济思想，深入剖析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等政策，揭示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永恒博弈。同时，通过对“自然经济论”的辨析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之谜，追问其为何长期循环而难有质的飞跃。本书既是一部深入经济肌理的思想史，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社会史。

谢天佑，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江南地区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等。

引言 商鞅、韩非的战时经济思想与秦王朝的急政│

第一章 秦朝骤灭与汉初“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第一节 秦因剥削无度而骤灭│

第二节 汉人对亡秦评议的哲理性│

第三节 剥削有度思想的实践│

第四节 “无为而治”政策的本质及其具体内容│

第五节 所谓“轻徭薄赋”的实质及其效益│

第二章 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调整经济政策│

第一节 对匈奴长期作战引起的财政困难│

第二节 解决财政困难的经济政策│

第三节 政策的理论依据│

第三章 商品经济思想的演变与歧异│

第一节 对商品经济的种种议论│

第二节 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剖析│

第四章 经济思想的大辩论│

第一节 盐铁会议的召开│

第二节 辩论的主题│

第三节 本末之辩│

第四节 生产与消费之辩│

第五节 盐铁会议之后│

第五章 传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回潮│

第一节 面临的新问题│

第二节 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

第三节 补“天”无术│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杂拌│

第一节 新莽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关于“王田”与“私属”│

第三节 关于“五均赊贷”“六筦”和币制改革│

第七章 传统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再次回归并渐趋稳定│

第一节 东汉王朝的过渡性│

第二节 解放奴婢，赈济流民，经营盐铁，管理山泽等经济政策│

第三节 适应回归的经济思想│

结束语 对自然经济论的认识│

《谢天佑著作集》编纂后记│

自序 寻找突破口和结合点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典型的历史时期。

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历史也戏弄了秦始皇。短短14年间，铜浇铁铸般的秦王朝倒塌了。拥有一切权势的统治者败亡于忍饥号寒的“甿隶”之手。

为什么如此庞大、强悍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这样迅速地覆灭了？为什么企望传之万世的家天下二世而亡？这两个大“问号”永远挂在后来的统治者心上。

不断探索，不断寻找答案……

首先是西汉王朝统治者以及为其服务的思想家、理论家的思考。

他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本书着重论述的是：在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的思考。

经历了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之争后，刘邦重建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轰轰烈烈地建立，如惊雷，震耳欲聋；哗哗啦啦地倒塌，似闪电，过眼即逝。可以耳闻目睹的汉代人，能不为之惊心动魄吗？能不为之诧异吗？惊诧之余不得不认真思考：怎样避免重蹈亡秦的覆辙？怎样巩固新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用什么样的经济思想作指导？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西汉王朝初期统治者以黄老经济思想为指导，制定了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繁荣,从而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惜消耗巨大的人力财力,对匈奴进行长期争战，耗尽了数十年的积蓄，造成了亟待解决的财政危机。武帝起用了桑弘羊等人，并以桑弘羊的主张所代表的经济思想为指导，制定了与西汉王朝初期有所区别的经济政策，缓解了财政危机。

西汉末期，社会矛盾激化，王莽趁机改朝易姓，建立新朝，推行“改制”。王莽具有解决社会危机的真诚愿望，却失之狂躁妄动；他抓住了社会主要问题，却给社会问题的解决开了一帖背时的古老药方。新朝终于还是毁于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

刘秀仿效西汉政权形式，建立东汉王朝。东汉时期，这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埋伏着削弱、瓦解的因素。其中主要因素就是豪强地主经济的崛起。因此，刘秀及其后继者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无法重现西汉时期那样的盛世。东汉王朝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阶级基础却是倾向分权的豪强地主。这种政治体制与阶级基础的矛盾，在东汉王朝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以及指导这种政策制定的经济思想上都有所反映。

秦王朝—西汉王朝—新莽王朝—东汉王朝，一个接着一个更替，好似一个圆圈接着一个圆圈轮番地出现，不停翻滚，时间在延续，空间在扩大。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走了一个高低不平的斜坡。

对这一段典型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做微观的研究，然后上升到宏观，盱衡全局，在回答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量变那么持久，质变那么迟缓的问题上，或有裨益。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经济思想是不发达的。它夹杂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学术思想之中，如躲在门背后向外偷看的姑娘，不易为人们所觉察，从而造成了研究上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已在兴起，并结出了像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硕果，但是仍有待深入。我不揣浅陋，也涉足了这个行列。

经济思想是社会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它必然要作用于社会经济。经济思想要有效地作用于社会经济，少不了经济政策这一杠杆。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策，往往忽略了政策背后的思想，或者注意到了思想，却又不及探索思想与政策之间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此，我撰写这本书，不是单纯评述经济思想，而是将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这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在武帝死去不久后，西汉王朝的当权者曾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这是一次经济思想大辩论的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商业资本派用本末并重的思想冲击着自然经济论，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重农抑商派用自然经济论反驳本末并重的思想。我细读桓宽《盐铁论》，被该书载录的丰富经济思想和两派激烈而精彩的辩论吸引住了。这对我个人来说，算是发现了丰富矿藏。我要从这里挖下去，这里就是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突破口。先是就经济思想研究经济思想，后来觉得这样做有单一之弊。经过一番摸索，我才选择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这个结合点，并试图通过这一结合点，将政治、经济、思想、人物、事件、史实、理论融为一体，不敢说“多线”“立体”，只希望旧貌多少有所改观。

研究经济思想史，我是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框框，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具体到抽象，有什么写什么，是要害就重点写，没有，不硬凑。按照这个想法，以盐铁会议为中心，上追溯至秦，下延伸至东汉，于是形成了这样一本书。

时代的潮声在我耳边回荡，腾飞的脚步在大地上敲打，催人奋进、超越、突破。我不向人间问毁誉，只向读者坦露一颗自强不息的心。

本书写就誊抄后，请陈生民同志校阅了一遍。当人们正在欢度兔年春节时，他却躲在书房啃我这本不甜、不咸的书稿，给我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我十分感激他的真诚帮助。实际上他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读者的声音是令人难忘的。

最后，还应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完稿后，找个出版的处所，并非易事，特别是读者面窄的所谓学术专著。本书质量如何姑且不论，但也被视为学术专著之类，因此，哪家出版社为我出书，我总怀有令人赔钱的歉意。本书问世后，赔不赔，很难说。主要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不是向钱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主动、热情地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在这里，尤其要感激本书的责任编辑陈丽菲同志，劳她多次登门约稿。我曾听到一位老编辑说：“当我负责编辑的书出版了，我的喜悦之情不亚于作者本人，因为我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一样看待。”与陈丽菲同志多次交谈，我感到她有这种令人钦赞的素质和品德。

一九八七年二月，上海

节选自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

盐铁会议是中国古代社会唯一的一次关于经济思想的朝野大辩论。谢先生对这次辩论的详尽分析，有着重要意义。汉武帝后的执政者，支持贤良文学派的观点，敌视商品经济的理论，在盐铁会议后不久，桑弘羊被害致死。重农抑商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桑弘羊等人的商品经济思想从此陷入冷宫，被埋没了。谢先生的研究，将被长期忽视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产生的丰富的商品经济理论挖掘出来，不仅让它再见天日，而且帮助我们在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嬗变时期重新感受其生命力。

——邵勤 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然经济培育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自然经济结构的凝固又使得自我超越农业文明几无可能。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自然经济论依旧拖累着我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自然经济论的认识有所突破，有所超越，而《史稿》探索的价值就在这里。

——节选自《探索·突破·超越——〈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

孙竞昊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秦汉时期的经济思想与政策，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底色。尤其是汉初对于商品经济的种种议论，它们呈现出缤纷多姿的景观：司马迁敢于正视现实，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商品经济；同是主张重农抑商，陆贾、晁错、贾谊却存在具体思想上的差异；董仲舒以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重农抑商派片面地、对立地、静止地看待农业和工商各业的关系。汉初以来重农抑商的总体思想背景与国家经营工商业的冲突，终于招致了武帝死后经济思想的公开辩论——盐铁会议。

要爬梳这些思想流派的主张、还原各种论战的博弈并不简单，更难得的是，作者并不只局限在对某项政策或某种思想的单独解读，而是致力于将它们放回秦汉时期鲜活的社会现场。通过纵横交错的分析——从人物性格到政治博弈，从阶级关系到地理环境、历史脉络——层层剥茧，直指表象之下的历史真相。这既是一部深入经济肌理的思想史，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社会史。

武帝时期执行了不同于西汉王朝初期的两大政策，即军事上对匈奴大举反击，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此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对武帝推行的这两大政策，早有持不同意见者，当武帝在世时，这些反对派不可能获得争辩的权利，只能被压抑着。武帝去世后，辩论的条件具备了，辩论的内容亦很丰富。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派首先向盐铁官营政策进攻，御史大夫从具体问题出发，回答贤良文学的责难，申述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反击匈奴的需要。贤良文学认为对匈奴问题的解决根本不必采用打仗的方式，御史大夫认为贤良文学鼓吹用仁义道德可以解决匈奴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迂腐之言。

——编者按

盐铁会议：从对匈奴作战谈起

根据《盐铁论?取下》记载来看，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盐铁、均输、酒榷等经济政策的废立为讨论的中心。第二阶段，以是否要继续抗击匈奴为讨论的中心。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则是将评论盐铁官营的经济政策作为主题，由此引出种种经济思想的分歧和论争。

武帝时期执行了不同于西汉王朝初期的两大政策，即军事上对匈奴大举反击，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此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对武帝推行的这两大政策，早有持不同意见者，诸如韩安国、狄山、董仲舒、司马迁、卜式、徐偃等。当武帝在世时，这些反对派不可能获得争辩的权利，只能被压抑着。

武帝去世后，辩论的条件具备了，辩论的内容亦很丰富。因为是围绕着盐铁官营政策展开的，所以这次会议被称为“盐铁会议”。

会议一开始，贤良文学派首先向盐铁官营政策进攻，提出了“罢盐铁、酒榷、均输”的要求，以示“抑末利而开仁义”,崇“敦厚之朴”，不“与民争利”，“广利农业”。

御史大夫从具体问题出发，回答贤良文学的责难，申述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反击匈奴的需要。他说：“先帝(武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而贤良文学认为对匈奴问题的解决根本不必采用打仗的方式。他们说：“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非长策”。若“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既然用不着跟匈奴作战，“恶用费哉？”

御史大夫辩驳说匈奴“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宜诛讨之日久矣”。他追述历史说：“齐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残令支。赵武灵王逾句注，过代谷，略灭林胡、楼烦。燕袭走东胡，辟地千里，度辽东而攻朝鲜。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

御史大夫认为贤良文学鼓吹用仁义道德可以解决匈奴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迂腐之言。他不客气地说：“诸生妄言！议者令可详用，无徒守椎车之语，滑稽而不可循。夫汉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则浸以深。故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诸生言以德怀之，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诸生上无以似三王，下无以似近秦，令有司可举而行当世，安蒸庶而宁边境者乎?”事实上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贤良文学认为与匈奴作战得不偿失，“亡十获一”，他们说：“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繇赋省而民富足……其后，师旅数发……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

御史大夫回答说：“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捍也。……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中国安。”不是为了“务广地以劳众”，不是“私其利”，“徒奋怒”，而是“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

武帝去世以后，盐铁官营的政策要不要罢，涉及对匈奴要不要继续作战。在这两个问题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度功业而无断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辍几沮成，为主计若斯，亦末可谓尽忠也。”既然要继先帝遗志继续对匈奴作战，当然也就不应罢盐铁官营，若罢之，那就是“无忧边之心”了。

节选自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