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新鲜人
樊善标
西西早年的报纸专栏相继结集为《试写室》《牛眼和我》出版，翻阅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短文，很自然地想到《我城》。西西在《试写室》的后记说：“《我之试写室》之前，我其实在《快报》写过《牛眼和我》，写了一段日子，写法也大概相同吧。”印象似乎有点模糊了。《牛眼和我》发表于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我之试写室》发表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城》才开始连载，都是在刘以鬯主编的《快报》副刊上。
西西曾经这样回顾：“对我来说，《我城》是一个分水岭，以往我写的是存在主义式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都相当灰色，结局或者主人公发疯了，或者死亡。一句话，生命好像没有意义。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无论《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这些存在主义式的小说，我都觉得不是我应该走下去的路，我想写一个比较快乐的，同样‘存在’，但用另一种态度。那时受一些其他东西的冲击，比方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约瑟夫?罗西的《女金刚智破钻石案》、路易?马勒的《扎齐在地铁》，等等，这些电影都比较创新、有趣，运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我想，小说为什么不能够这样？一般小说都写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面孔，写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写写青年人的生活，活泼些，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呢？像披头士，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看事物、看感情的一套。而这一套，显然和上一辈的不同。那时，香港也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上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挂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他们不肯认同、不肯依循上一辈的法则。—上一辈当然觉得奇怪，但他们其实很善良。”（西西、何福仁《胡说怎么说—谈〈我城〉》）
写《我城》的时候，西西三十八岁，当了十多年的小学老师，和小说人物阿果他们的年纪、阅历有一大段距离，可是前面提到青年人的喜好和生活态度，不就是西西本人的写照？毋宁说“青年”是一种她选择的价值，不必局限于某个年龄层。
《牛眼和我》里说，“世界转变了许多，满街的风景新鲜了许多”（《两个月见一见》），“大家都在想，这个世界还可以变一些什么新艺术出来呢”（《电影剧场》）。西西兴高采烈地介绍那些新事物。这一年夏天，美国嬉皮士（西西译成音义俱到的“喜彼士”）的“花的力量”（Flower Power）运动、披头士新唱片《帕伯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发行，西西当然没有错过。Paul Rotha（保罗?罗萨）的The Film Till Now: A Survey of World Cinema刚出了新版，西西大力为它推销：“如果你是教徒，你买不买一本《圣经》？如果你是爱电影的，那么，《电影到现在》是你不可少的一本书。”（《电影到现在》）
现在的读者都知道，西西喜爱电影、音乐、欧美前卫文化艺术，专栏里提到这些并不出奇，何况《试写室》在二〇一六年已经结集出版了，大家都读得到。不过《牛眼和我》仍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西西受《香港影画》委托，到邵氏影城采访，一组十篇的《影城行》是采访的副产品。她与几位当时得令的女明星如方盈、李菁、胡燕妮等本就相识，文章把她们写得活泼亲切，别开生面。不过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三位教授编的《香港散文选1948—1969》已收进了西西一九六六年的《秦萍圆又圆》，今天的读者对西西的影星素描并不完全陌生，所以还不算真的惊奇。
《牛眼和我》提得最多的是披头士乐队，第二名却不是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或戈达尔，而是绰号崔姬的年轻英国模特儿。她十七岁的时候，得到了“The Face of 1966”的称誉，接着的几年红遍欧洲、美国和日本。是的，《牛眼和我》谈了很多时装。西西告诉读者，今年冬天“不做一件天鹅绒的裙子的话，那你大概是有点落伍了”，衣料不要有图案，现在最流行的是黑色，深咖啡、紫罗兰的紫色也可以，记得镶花边，领口、袖口都需要，花边要阔，还可以在花边的洞洞中穿一条丝带。这是英国风格。今年法国的风头比不上英国的，但也有特色，她们穿长的彩色袜、低膝的长靴、无领皮草大衣，里面配高领的毛线衣。美国则不用多提了，去年穿什么，今年还是流行那些，没有时装（《镜子镜子挂在墙》）。西西又建议女孩子要买一本十月份的Honey，为了那个教人怎样搭配内衣和外衣的专题（《致鸟儿们》）。她甚至出了一堆测验题，考考读者的时装眼（《时装测验》）。
西西欣赏崔姬的穿衣风格，但提醒读者不要模仿，“如果不是瘦得像崔姬，还是把腰带忘得一干二净的好”（《衣着规则》），倒是崔姬特意烫直的头发不必羡慕，“上帝对我们特别喜欢，给了我们直头发”，洗头后用冷风吹干就可以了，千万别用喷发胶（《中国头发》）。护肤也有法门，“实在并非卖货员在兜生意，要你买一大堆瓶子，而是为了保护皮肤，得用好些化妆品”（《吾人之颜》）。不只这些，西西还谈了星座运势、数字占卜、代表月份的花和宝石等。今天的读者能够相信这是西西吗？
前卫文化和消费潮流在《牛眼和我》里形影不离，它们都代表了“青年”所向往的自我解放。嬉皮士固然不在话下，“他们追寻的五大目标是爱、和平、自由、美和手足之情，他们喜欢的是柔驯、灵性、音乐、美术和诗”（《耶稣式的长发》）。西西在消费潮流中看到了相通的精神，例如现代室内设计务求“叫你舒舒服服”，凌乱不再是缺点（《室内》）；牙齿不整齐非但不难看，还会有人喜欢（《没有这回事》）。新的美感把个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强求人屈从于既定的范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破常规，“你要我写篇明星访问记，我偏要跑去见见那个明星，但结果写的呢，和见不见明星完全无关”，西西说她就是这种傻瓜，世界上就有这种人（《释“牛眼和我”》）。那么，雅和俗、艺术和商业，也不见得必然壁垒分明，“好莱坞被公认是一家大商场，但仍有出色的电影在那里诞生”（《银幕的背面》）。
西西并非一面倒地追逐潮流、支持青年人，《牛眼和我》其实也谈了不少道理，例如劝导青年人不要涂污电梯（《花面猫电梯》）、不要抽烟（《我们不抽烟》）、要珍惜学习阶段（《学校以后》）、投入任何一种有益的兴趣（《当铺多箩箩》），等等，不过她说得多么有趣，完全没有板着脸，令我们一时不察西西就是张爱伦老师。可以说，西西在专栏里没有忘记她的教师身份，她仍旧指陈是非，但对于新事物，她总是宽容看待，“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一点都无所谓的，就是别否认人家的存在”（《披头士如此说》）。《我城》里有这么一个片段：“人口膨胀了的城市，突然变成年轻人的城市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多的孩童，城市忽然是他们的。是明天么？是十年后么？不。城市不是二十年后才是他们的，城市如今已经是他们的了。我现在站在这里的这一间课室，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的场所么？瑜陷入了沉思之中。”这段话从教师的立场思考青年的教育问题，在小说中并非孤例，这是《我城》里的另一种声音，在七八年前的《牛眼和我》中也听得见。
可是专栏不是作者的私人花园，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一九六〇年代的《快报》，香港各个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完整收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之中有三天登载了《牛眼和我》，可以让我们一窥西西当年发表作品的园地。那时候的《快报》每天有两个副刊，各占大半版。《快活林》刊登武侠、历史、言情等类型的连载小说，是主力的副刊；《牛眼和我》所在的《快趣》内容较庞杂，除了一篇连载小说，还有怪论、命理奇谈、实用医药知识、时事短评、杂文、漫画等。就这三年的《快趣》所见，包括《牛眼和我》在内的杂文专栏共有四个，南蛮（任毕明）的《扯东拉西集》、尖沙咀的《天声人语》谈政局和人生道理，圆慧（陈锡桢）的《情去灵空篇》谈生活见闻。《牛眼和我》谈什么呢？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法国女星碧姬?芭铎的衣服、特吕弗的电影《华氏451度》。光看题材就能发现外来的新事物在副刊里多么稀罕，西西和其他作者的距离有多远，相信她和编者都在小心翼翼地测试园地的底线。
从《牛眼和我》到《试写室》，当然有些转变，除了源自西西文化视野和价值选择的调整，也当包括在不同时候因应底线宽严而突破限制的巧心。一九六〇年代西西在其他地方也写了不少谈电影、绘画的文章，特别是《中国学生周报》，目前已有人在整理，出版后应该有助于分辨两种因素所起的作用。翻开几年后某天的《快趣》（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赫然发现西西的《剪贴册》、董桥的《英国通讯》、也斯接手的《我之试写室》，几个专栏群星簇聚，还有蒋芸、孙宝玲，都是新一代的作者，新人新事毕竟涓滴成河了。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的编排。正如何福仁先生的《后记》所说，剪报原来属于已故的张景熊先生。全部一百四十六篇整齐贴于记事簿上，本书各篇即按照剪报册的顺序编排。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三篇专栏都是一九六七年的：《问他们去》（八月十八日）、《破衣服的芭铎》（九月七日）、《特吕弗的烈火》（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篇和剪报册重复，前两篇为新发现，故全书合共一百四十八篇。
《牛眼和我》的版头由西西设计，剪报册中共有十一个不同的版头，每个版头篇数不同，但总是一个版头结束后另一个版头才开始。因此《问他们去》以类相从，排在同一版头的最后（这个版头只有两篇，顺序即使有错也差不了多少）。《破衣服的芭铎》的版头为剪报册所无，姑且排在《问他们去》之后。此外，《中国学生周报》第九九七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转载了《独行旅行客》，并注明“原载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快报》副刊”。从这四篇有明确刊登日期的专栏可以肯定，《牛眼和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之间见报，但确切的起讫时间无法考证。再从各篇内容推断，剪报册似乎并非完全按顺序剪存，中间有多少没有剪存更无法估计。不过能够读到西西年轻时的散文，得以重寻她从灰色时期转向快乐时期的足迹，已经非常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