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轉型説”理念下的復原探索《儀禮》“兩次轉型説”理念下的復原探索
彭林
《儀禮》本名《禮》，與《詩》《書》《易》《春秋》同爲孔子手定“五經”之一，爲中華禮樂文明之淵藪。《儀禮》迥異於其他元典處在於，其所記載的“禮”，是變動不居、循序漸進的各式流程。綜觀兩千年來的《儀禮》學史，其大勢在兩次轉型：第一次是由活態傳承轉化爲文本傳承，第二次是由文本傳承回歸活態傳承。在此“兩次轉型説”的理念之下，將静態的《儀禮》文本，復原爲動態的周代典禮儀式，是我們探索研究新徑的重要嘗試。
一《儀禮》研究史上的兩次轉型
《荀子·大略》云：“禮者，人之所履也。”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九，《諸子集成》第2册，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27頁。禮，是以特定之人物爲主導，依事先設定之步驟，在規定的宫室場合中，藉由服飾、器皿、牲牢、幣帛等物質形式，配以容颜等心理要素，動態演進的程式。由《尚書》《毛詩》《逸周書》《左傳》《國語》等文獻可知，各種典禮儀式在春秋以前已經普遍出現，然則，禮是先有文本，抑或先有儀式？學者多習焉不察，鮮有論及者。
沈文倬先生《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一文，從殷周禮制變革的角度考察周代典禮的形成及其文本化的過程。他認爲周代典禮源於生活，“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從簡單向複雜，逐漸擴充和完善起來的”，“禮典的實踐先於文字記録而存在”；沈文倬：《略倫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7頁。“孔子時禮的書本還没有撰作。”沈文倬：《略倫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菿闇文存》，第22頁。《儀禮》成書始於孔子，《禮記·雜記下》的如下記載可爲强證：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五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4頁。
鄭注：“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春秋季世，禮崩樂壞，恤由初喪，因“士之喪禮已廢”，有“周禮盡在魯”（《左傳·昭公二年》）之譽的魯國，居然已無人知曉當如何爲之舉喪，孺悲前往請教孔子後，“《士喪禮》於是乎書”沈文倬先生認爲，《儀禮》之《喪服》《士喪禮》《士虞禮》《既夕禮》是一整體，故《雜記下》所云《士喪禮》實際包括此四篇。，即著之竹帛。今本《儀禮》中的《士喪禮》等篇即成於此。據沈文倬先生研究，現存《儀禮》十七篇，“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到四世紀中期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後學陸續撰作的”沈文倬：《略倫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菿闇文存》，第58頁。。孔子及弟子將活態的典禮儀式轉换爲凝固態的文本，是中國禮學史上的重大事件，旨在存亡繼絶，希冀藉由文本形式將周禮傳之後世。轉换後的文本儘管枯燥，然猶如經脱水處理後的蔬菜，鮮活的視覺效應雖已盡失，但其核心養分由此得以保存。
治《儀禮》者若洞悉此成書原委，當知將文本形式還原成活態典禮，實現《儀禮》的第二次轉型，令“脱水”的周代大典以鮮活的形態再現於世，乃是題中應有之義。唯有如此，方不負孔門師弟子存禮之初衷。
經秦火之後，周代禮樂散佚。漢初，叔孫通摭拾秦儀，創制新禮，然絶非兩周典禮之舊。由漢及唐，時移世易，周代盡人皆知的彝、簠、簋、觥、觶、斝、盉、匜等禮器，“行於今者蓋寡”；諸多儀式於後世已“無所用”，雖如韓文公之好古，亦歎“《儀禮》難讀”，傳習者寥若晨星，禮儀再生與否，似已無人關注。然則，此書爲何猶不能廢棄？乃因“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韓愈：《讀儀禮》，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頁。兩周禮樂文明之根荄在其内。
《儀禮》研究的主軸，當在厘清人物關係、宫室位置、器物陳設等基礎之上，揭示儀式流動的過程，有學者爲清眉目，多有手繪禮圖者。據文獻記載，至遲自漢代鄭玄以來，即有學者撰作禮圖專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等多載書目，惜均亡佚。北宋聶崇義整理前代六家《三禮圖》（鄭玄、阮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開皇所撰），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76頁。作《新定三禮圖》，但其内容主要圍繞禮器展開，並不涉及《儀禮》之儀節。目前學界已知最早以繪圖方式展現《儀禮》儀節的禮學著作，乃南宋楊復《儀禮圖》。其書主賓位置、肴饌陳設等，均隨文而出，讀者稱便。楊復乃朱熹門人，據其序言，彼時有人曰趙彦肅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求教於朱子，朱子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並考之，乃爲佳爾！”考慮到《儀禮》原書無圖，故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楊復：《儀禮圖序》，《通志堂經解》第12册，揚州：廣陵書社，1996年，第241頁。可見，楊復撰作《儀禮圖》，實質是欲繼承其師朱熹的學術理想。入清，張惠言《儀禮圖》一改楊圖大小無比例之弊，庭院堂室大小，全書一律，學者奉爲圭臬，聲名鵲起。張惠言之《儀禮圖》由是取代楊復《儀禮圖》，成爲研讀《儀禮》的重要參考書目。朱熹、楊復、張惠言等先儒的禮圖著作，皆有復原研究之意，唯受限於技術，唯一能採用的方式，即是繪製禮圖。儘管如此，兩千年來《儀禮》研究的主流是在名物考據，前輩在此領域的成果，尤其是乾嘉諸賢的精闢考證，爲《儀禮》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需要今人再接再厲，賡續著力。但若畫地爲牢，止步於文本，不思進取，則永遠無法實現此書的第二次轉型。
此道中最早的覺迷者，乃是沈文倬先生。沈先生認爲，研究周代社會生活情況，“是歷史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目前歷史學家研究古代史，都著重在社會性質、經濟、政治制度的探索，而罕有較詳論及當時的生活狀況”。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菿闇文存》，第1008頁。他不滿意前儒所撰禮圖，因其“畫得太草率”，“比如宫室，只畫幾條或粗或細的綫條，標明這是堂、這是房”；即使是現代照相技術，亦無法復原古人生活情況，“光靠‘實物’的照相或圖片來表達，也是呆板而没有聯繫的”。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菿闇文存》，第1009頁。沈先生認爲，《儀禮》研究“必須另闢蹊徑”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菿闇文存》，第1015頁。，他倡言，“只要把研究的結果，用連續性的圖畫來表達，那麽房屋器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人的活動——入門升堂，坐立飲食，都歷歷如在目前了”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菿闇文存》，第1009頁。。1951年春，沈先生擬定《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菿闇文存》，第1008—1031頁。“我覺得《三禮》裏有許多資料，是對研究周代城市生活情況有很大用處的。……如果能與古物學家合作，以集體力量來從事，我想，這工作一定能做得快些好些正確些。”沈文倬：《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畫》，《菿闇文存》，第1008頁。“禮文所述行禮時的進退周旋，文字非數百言不能明其義，按圖以求，就能一目了然。”沈文倬：《懿齋學述之一》，《菿闇文存》，第974頁。他將《儀禮》内容分爲宫室、衣服、飲食、交通、冠昏、喪葬等十二門，計畫每門繪圖四十多幀，總共五百幀，希冀用連環畫的形式，將《儀禮》還原爲活態的典禮儀式。所遺憾者，沈先生一介書生，手頭毫無資源，加之始終未遇能與之合作的繪圖者，最終抱憾作罷。
無獨有偶，臺灣大學李濟、孔德成、台静農等教授亦已意識到《儀禮》研究應該跳出文本研究的陳套，决定以《儀禮·士昏禮》爲對象，做“實驗性復原”的嘗試。作爲學術準備，孔先生成立“儀禮復原實驗小組”，親自講解《士昏禮》，並安排中國文學研究所及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的學生按儀節、服飾、器物、宫室、車馬、民俗六大專題，在搜集文獻、考古、名物、甲金文、民族學資料的基礎上撰寫研究報告，其後形成50余萬字的《儀禮復原叢書》，成果豐碩，由臺灣中華書局印行。1969年，在孔德成教授指導下，由六位同學分别飾演新郎與新婦等人物，拍攝成實景演示的十六厘米黑白影片。兩千多年來，周代“士昏禮”第一次走出學者書齋，進入大衆視野，在海内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由此邁出《儀禮》從文本回歸典禮實況的“二次轉型”的關鍵一步，成績遠超沈文倬先生創作繪圖本《儀禮》的設想，堪稱鑿破鴻蒙！可惜，影片殺青之後再無續作，雖已騏驥一躍，但終未成千里之行。
1989年，筆者以題爲《〈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的博士論文畢業，兩年後將重心轉入《儀禮》研究。研讀期間，發現諸禮儀節多有省文，須統貫各篇方能得見全豹，益知禮圖之不可或缺。某日，筆者在校内第一次獲見電腦繪圖功能的演示，大爲驚奇。1993年10月，中國中文資訊學會、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在北京舉辦“海峽兩岸中國古籍整理研究現代化技術研討會”，筆者提交題爲《用電腦畫面顯示〈儀禮〉儀節的有關問題》的論文，認爲可利用電腦繪製人物相對位置圖、器物相對位置圖、行禮路綫圖；並提出設想：“可以利用圖示産生一個圖形系統，自動顯示行禮的過程。”文末附有筆者所繪“《燕禮》所記公與卿大夫相見時位置圖”“《聘禮》所記祭品陳設圖”“《鄉射禮》州學：豫則鈎楹内”等六幅禮圖。彭林：《用電腦畫面顯示〈儀禮〉儀節的有關問題》，《海峽兩岸中國古籍整理研究現代化技術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1993年，第146頁。此乃一位近乎電腦盲的膚淺之論，但却從此念兹在兹，矢志不移。
又是二十餘年過去，《儀禮》文本研究與考古發掘成果日新月異，亟待總結；多媒體技術異軍突起，表現手法遠超連環畫、黑白電影，效果更爲精細與鮮明；隨着國家開放，經濟全面提升，科研經費大幅增加，在孔德成先生等開拓的基礎上，學界全面推進《儀禮》研究第二次轉换的條件日益成熟。2014年，我們以“《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爲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核心部分是對《儀禮》的《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射禮》等四篇作復原研究；此外，從周代禮儀中提取精華，重建當代中華日常禮儀，亦是我們關注的重點。經專家評審，課題獲准立項。經過六年努力，已於2020年結項。限於篇幅，本文僅就復原的部分作論述。日常禮儀重建的成果，擬另文總結。
二復原的基本步驟
《儀禮》復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統籌規劃，穩步推進。依照時間程式，我們大致分爲文本會讀、專題分工、器物製作、儀節推演、撰寫臺本、實景拍攝等六大環節。
文本會讀會讀，是多人共讀一本經典的學習與研討方式，是對傳統的文本研究的繼承與發展，其優長是便於精讀細論、相互啓發，效果遠勝於閉門獨學。《儀禮》文古義奥，能否讀懂，乃是本課題成敗的關鍵，故我們著力尤多。會讀頻率：每周兩次，每次三小時；或每周一次，全天八小時。先從最難讀的《喪服》篇入手，次及《士喪禮》等篇，再從《士冠禮》起，依序推進。會讀不限進度，務求將文本每字“嚼爛”。
具體做法是，先複印指導教師選定的《儀禮注疏》版本，每次會讀前，各自閲讀擬討論的章節，爲經注疏加句讀，生僻字要查檢《説文解字注》等工具書，做好眉批或筆記。會讀時，先由一人讀一節經文與鄭注、賈疏，串講文意，其他人討論其句讀與解讀是否得當，最後指導教師做點評，並重新串講。若學生未發現經注中暗藏的難點，指導教師則“叫停”，重新討論，如《士喪禮》設“握手”一節，文字看似平淡無奇，其實大有玄機，筆者乃講論陳公柔先生《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陳公柔：《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沈文倬先生《對〈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的幾點意見》沈文倬：《對〈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的幾點意見》，《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中有關“握手”論辯的精微之處，由此領悟經典的正確研讀之法。
會讀亦是推求禮義的過程。如《士昏禮》主旨之一，是營造含蓄蕴藉而又温情脉脉的夫婦一體的氣氛，完成雙方由素昧平生向琴瑟相和的過渡。故昏禮前五禮皆由夫家使媒介往來溝通，旨在“養廉恥”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9頁。，爲彼此磨合提供空間和時間。至親迎節，婦至夫家，夫婦正式接觸，各自的隨從分别爲對方鋪席，且其席東西異位，即逐漸深入地表現。接着女之隨從“媵”與男之隨從“御”交互爲新郎、新婦盥手；“同牢而食，合卺而飲”，旨在宣喻夫婦一體。夫脱服、妻媵受與婦脱服、夫御受，皆是“交道其志”之意。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五，第92頁。直至夫親自脱去婦頭上所著之纓，彼此進一步親密。次日婦見舅姑後，贊者醴婦，彰顯“婦道新成，親厚之”之意。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五，第100頁。曹元弼認爲，婚禮令夫婦“敬而不離，親而不狎，生民之本、萬福之原蓋在是矣”曹元弼：《禮經學》卷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8頁。，可謂深得禮義者。高瑞傑：《從〈士昏禮〉看婚禮交接諸義》，《文史知識》2017年第4期。
專題分工《儀禮》繁難，我們僅會讀《喪服》一篇，前後凡十四個月。爲在規定時間内完成課題，避免重複勞動，我們依課題需要，兼顧個人興趣，安排課題組成員分頭負責宫室、服飾、器皿、射具、拜揖、禮圖、儀節等專題，同時請他們各自負責搜集與整理既有的文獻研究成果與考古資料，以便在會讀中涉及某領域的問題時，都有人做過功課，能站出來做重點介紹。
會讀與分工結合，可以逐步消化經注中的難點。如拜揖，作爲最基本的儀節，《三禮》所載比比皆是，卜辭、金文亦時有所見，然多語焉不詳，或者彼此抵牾。如《儀禮》之拜禮凡六類：拜、再拜、再拜稽首、拜稽顙，以及婦人之拜（肅拜）與拜扱地；揖禮則有揖、厭兩類。唐人義疏以《周禮·大祝》之“九拜”一一對應《儀禮》之拜，然二《禮》名目多不相同，有張冠李戴之嫌。我們安排專人對《儀禮》六拜二揖作深入研究，發現無所取資於《周禮》“九拜”。鍾誠：《〈儀禮〉拜揖的禮法與禮義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由此廓清了前儒的種種誤説，更據文獻資料考訂出較爲可信的行禮方式。
會讀與分工結合，也使學生接觸某一成體系的學術領域，並拓展相關的知識面，逐步形成自己的學術優勢。如負責宫室建築方向的同學，爲避免從書本到書本，説外行話，而到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修古建方面的課程；負責研究周代服飾的同學，爲避免紙上談兵，自費購買手提縫紉機，對《儀禮》涉及的各種織物通過實體製作來加强理解、判斷是非，並與北京服裝學院服飾史學科的教授建立密切聯繫，隨時請益溝通。凡此，都促進了他們的成長。
器物製作器物復原的原則，是盡可能求真。因課題名“《儀禮》復原”，故必須以《儀禮》文本記載爲第一依據。如朝服的布料、染色、裁剪、縫製等，不能離開文本記載操作。儀式中常見的籩、豆、鼎、簋、爵、匜、盤、尊、禁等禮器出土甚多，研究成果也較多，複製難度不大；席與鼏出土較少，但文本猶可依憑。但亦有不太好處理的名物，我們通過動手實操，從而找到了復原的思路。
器物製作也是消化學術難點的過程。如《鄉射禮》所記之侯（箭靶），形制複雜而記述簡略，後儒解讀大相徑庭，鄭衆、鄭玄、賈公彦、戴震、黄以周、徐養原、胡夤等各執一説。此外，經師鮮有實際操作者，對尺寸的精確度重視不足，故久訟不决：或以由上個、上躬、侯中、下躬、下個等五部分組成，或以由上個、侯中、下個等三部分組成；上個之尺寸，或説長四丈，或説長五丈；躬之位置，或説躬夾中，或説躬含中，或者乾脆去躬。我們結合文獻對侯進行復原實驗，而知《鄉射禮》之侯當由上部、侯中及下部組成：上部含兩舌及上個，總長六丈；躬含中，長兩丈；下部含兩舌及下個，長四丈。陳士銀：《鄉射侯考》，《中國經學》第22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65—76頁。
《鄉射禮》堂上的五架屋，體量龐大，我們先按比例製作了大小不等的幾個木構小樣，仔細觀察後意識到，屋之三面是牆，僅南面無牆，屋下光綫很差，而主要人物的活動都在堂的偏北處，光綫問題如何解决？經過討論，方才悟出先秦屋頂西北角之所以要拆除幾塊木板，乃是一種採光的設計，旨在讓陽光從此處漏入，故稱“屋漏”。可爲佐證者，一是仰韶時期的半穴居房屋，如西安半坡F24、鄭州大河村F1—F4等，根據建築史家楊鴻勳先生的復原圖，在其山牆與屋頂交界處應有通風口。楊鴻勳：《仰韶文化居住建築發展問題的探討》，《建築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18頁。楊先生認爲這種通風口原本用作排煙口，後來承擔採光的功能，並指出後世作爲窗户的“牖”即由此排煙口“囪”演化而來。楊鴻勳：《仰韶文化居住建築發展問題的探討》，《建築考古學論文集》，第32—33頁。二是今存南寧的宋代孔廟，東西兩側山牆上部三角形區，皆有多塊木板被拆除。
凡《儀禮》未提及者，則以年代與之較爲接近的文獻爲依據，如《鄉射禮》所用之弓的形制以及製作材料等，經注不及一字，我們乃依戰國時成書的《考工記·弓人》所記角弓爲依據，用牛角、魚膠、鹿筋等材料按當時工藝製作。
儀節推演《儀禮》儀節有兩類：一類爲通禮，適用於所有禮儀，如揖之法，有特揖、旅揖、天揖、時揖、土揖、迎面揖、並面揖、堂上揖、婦人揖等；立有經立、恭立、肅立、卑立之别，坐法除亦有此四等之外，又有實坐、虚坐、並坐之法。凡此均要演習，以便明確經注所言細節。另一種爲人數與動作較多的儀節，角色紛繁，揖讓周旋、站位變换亦頗爲頻繁，爲熟悉儀節，會通文意，需要走位與演習，以熟悉人物上下場的路綫。我們多次在露天空場中，用石灰劃出門、塗、階、堂、序、楹、房、室的位置，按照會讀後對文本的解讀，對局部性的儀節進行走位。其中連續推演時間最長的一次，前後凡十天。而人數最多的一次，有七十餘人參加，場面宏大，所有角色都由此熟知自己的位置以及場地轉换的節點與路綫，我們則藉此檢查先前的認知有無錯訛或遺漏，以及瞭解場景調度可能出現的問題。
撰寫臺本在厘清典禮儀式全過程以及宫室、服飾、器物等具體細節的基礎上編寫臺本。所謂臺本，是指用簡明文字撰寫的拍攝流程，供拍攝時負責全場調度者之用，猶如樂隊指揮的樂隊總譜，提綱挈領。每節文字之下，分别注明儀節的場所及出場的角色、人數、道具、技術要求等。
實景拍攝《儀禮》復原，最終要落實到多媒體影片拍攝上。我們租用河北大廠影視基地的影棚做了《鄉射禮》的拍攝，歷時28天。爲了盡可能真實地再現周代《鄉射禮》的場面，我們按照一比一的尺寸搭建堂的實景，圍牆做出夯土的效果。東西兩條堂塗，按照岐山雲塘西周遺址所見，用卵石鋪成圖案花紋樣式。場景搭好後，場面之宏大，令所有人震撼。
《鄉射禮》出演的人數最多，幾近八十人，爲了保證復原水準，其中十位主要演員特别從國家京劇院的武行演員中聘請。由於演員們對《儀禮》與周代文化大多缺乏基本瞭解，故在拍攝前進行了培訓，介紹拍攝内容，講解射、行走、折返、迎授受、並授受等動作的要領並分組訓練。
之後，又在北京東郊影視城拍攝《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由於儀節多在室内，場地狹小，若將場景全部鋪實，則拍攝勢必在四面圍牆中進行，頗爲困難。爲清晰展示人物與儀節的流動，我們對場景做了簡化處理，即原則上不出現牆壁，僅出現門框、牆框等。
三多學科結合
中國傳統學術講究整體性，講究事物之間的關聯性。近代大學學科源自西方，講究專業分工，學科分割過細。《儀禮》所記，牽涉古代社會諸多領域，我們痛感學養不足，知識缺環太多，應對乏力。爲此，我們除了在教學中加入古文字、青銅器研究等課程，還積極開展與相關學科的交流。
考古學現代考古學是20世紀初從西方引入中國的學科，考古出土的資料是古代社會生活的真實遺存，具有正經補史、解紛斷疑的重要作用。研究古代史而不關注考古學，則永遠站不到學術的最前沿。以考古資料與文本記載互證，是準確再現周代文化的基本要求。如周代宫室建築的面積與布局，文獻記載往往以某一核心建築爲基準，按比例推求其他部位之丈尺，諸家驗算彼此抵牾，莫衷一是。陝西扶風召陳等西周建築基址的發現如陝西周原考古隊，尹盛平執筆《扶風召陳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3期），以及下文引用的幾種考古資料。，無疑爲我們搭建《儀禮》冠婚之禮與射禮的宫室布局、面積提供了重要依據。如《鄉射禮》堂上諸多木柱的柱洞，直徑大約幾何，文獻闕如。我們依據鳳雛西周甲組建築基址的資料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0期。，確定最小的木柱在30厘米左右，最大的在50厘米左右。堂後檐柱高約2.4米，亦是根據著名古建專家傅熹年先生的研究而得出的。傅熹年：《陝西岐山鳳雛西周建築遺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築遺址研究之一》，《文物》1981年第1期；又收入《傅熹年建築史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3—45頁。
扶風雲塘發現的西周建築基址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縣雲塘、齊鎮西周建築基址1990—2000年度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9期。，與《儀禮》所載士之寢廟的格局基本符合，證明古人誠不我欺，尤其難能。院落中的東西堂塗，居然是用細小的卵石鋪成精美的紋樣，令人歎爲觀止，我們在搭景時直接予以採用。《儀禮》所記之庭，中間靠北之處皆立石碑一塊，長條形，兩面磨光，下部植入地中，頂端作圭形，上部有穿孔，這在考古發掘中已得實物證明，並有專題研究成果陳欽龍：《鄭韓故城考古發現與初步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我們在復原時也予以採用。
音樂儒家文化是禮樂文明。古代典禮，每每禮樂相須。《鄉射禮》中的第三番射，射手須按樂隊演奏《騶虞》的節奏發射，否則即使射中亦不計成績。然《樂經》早已亡於秦火，南宋時朱熹等人曾宣導復原周樂，且有成果見在。我們邀請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項陽、中國音樂學院研究員王子初等專家來校研討。他們認爲，朱熹等所作是否爲周樂，無法確認。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與中國音樂學院楊春薇教授合作，按照周代的大致風格復製《騶虞》的曲譜，社會反響尚好。在《鄉射禮》中樂隊演奏的笙、磬、瑟等樂器，則是中國音樂學院博物館依據曾侯乙墓出土的樂器複製並慷慨借予我們使用。
建築學迄今爲止，考古出土的建築基址，均只見建築的地面與地下部分，屋頂部分一無所見。我們在考證周代屋頂的樣式時，多次向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古建專家郭黛姮等教授請教。其後，我們發現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偶方彝蓋已是仿正脊形屋頂，故周代屋頂準此建造。
有些禮圖，將堂上最南一排木柱的位置放在與夯土臺基南端齊平之處，如此，木柱將勢必暴露在風雨之中，容易朽爛，不符合中國土木建築的特點。我們在考察古建築時發現，南排木柱之南，都有一定寬度的空間，如此可以保護木柱免受雨水侵蝕。而且，這一地帶亦是樂工坐下演奏的地方，當有足够的寬度。我們在請教清華大學古建專家後，將這一地帶加寬至70厘米，俾便樂工與相者並行通過，與文意切合。
宫室的建築空間，爲前堂後室，後室又有兩房一室或東房西室之别。房的北側没有牆，形成與“堂”類似的“北堂”空間，夯土台邊緣有“北階”可下堂。房的北側爲何是“北堂”？又爲何有“北階”？學者從無討論。張惠言、黄以周所繪禮圖中，大夫、士寢、廟的院落内僅有一座主體建築，“北階”之北正對院牆，如此布局，讓人費解。我們通過反復研究發現，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是一座“前堂後寢”的二進院落，與張、黄二家禮圖迥然不同。而楊復《儀禮旁通圖》所繪“寢廟辨名圖”，同樣爲“前堂後寢”的二進院落，可與鳳雛村遺址互證，猶存古意。如此，“北階”就成爲溝通前後兩組建築的“穿廊”，由前堂而入房，過北堂，下北階，可至後寢，從而解决了堂上行禮時房中所設禮器從何而來的問題，只因後方的空間與《儀禮》儀節無關，所以經文没有涉及。馬延輝：《論楊復“寢廟辨名圖”所見前廟後寢之制》，第七届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華中師範大學，2017年9月。而僅憑經文所繪製的禮圖，在缺乏建築考古材料印證的情況下憑空想象，就容易犯呆板之弊。
射箭運動界周代射禮知識，從弓箭的材料選擇到製作工藝，再到决、拾等各種配件的使用，我們原本一無所知。爲此，我們與國家射箭隊前總教練徐開才先生、十七次打破射箭世界紀録的國家隊運動員李淑蘭女士等建立密切聯繫，隨時請教。如射手爲何左臂均要戴“拾”，其作用何在？徐先生説是防止弓弦彈出時擦傷皮膚。其後，筆者組織清華學生到北京國際射箭俱樂部射箭，果然有同學因未戴拾而小臂擦傷。有些問題，學者聚訟不决是因爲在文本裏討論生活，脱離實際。如《鄉射禮》有“不鼓不釋”一語，意指射手射箭與鼓點的關係，以往學者有兩種説法，一説射手聽到鼓點再射，一説箭中靶的時間與鼓點重迭，何説爲是，無從判斷。我們就此問題請教徐開才先生，他的回答不假思索：當以前説爲是，後説絶無可能，除非是巧合，此爲任何一位專業射箭運動員都有的常識。這讓我們有了取捨的重要依據。
弓箭製作弓箭是《鄉射禮》的重要器具，而弓的結構與製作工藝，《儀禮》無説，如今中國弓箭商店所售均爲西方人發明的反曲弓，中國傳統弓箭均不見售。好在民間尚有熱衷於古代角弓復原者，他們雖非科班出身，但一腔熱情，鍥而不捨，達到很高的製作水準，在與他們取得聯繫後，要求按《考工記·弓人》所載工藝流程製作。他們不僅如期完成，而且爲我們詳盡介紹傳統弓的材料、性能、力學原理，以及對雕翎箭的箭杆、羽毛的取材要求等，這類知識，書本上很少記載，使我們對弓箭製作工藝的認識迅速提升。張國權先生本職是醫藥科技工作者，業餘喜好收藏與製作歷代弓箭、箭囊等。與許多傳統弓箭愛好者一樣，張先生原本未聞與扳指配合使用的還有“韘”，在聽過筆者介紹後，隨即按要求用鹿皮製作了一枚。這種交流，雙方都很有收穫。
多媒體技術在《儀禮》會讀過程中，我們繪製了《鄉射禮》的六百幀禮圖，以此爲基礎，利用Flash軟件技術製作動圖，使用SketchUp軟件製作三維宫室模型，將場景、人物、器物、行走路綫等全部輸入電腦，使之成爲可以連續行進的動態儀式，然後反復推敲、修改，建立全方位的資料庫，再做“兵棋推演”，逐段與文獻對比，在宏觀與細節的統籌之中進行辨析、折中、裁斷，由此發現並糾正了不少問題，創獲甚多。如主賓在堂上就位後，有司上堂爲賓主致送物品當經由怎樣的路綫？文本隻字未提，我們依據古禮的原則，將路綫規定爲走堂側面、走邊沿，不得斜穿過堂，不得在堂中間徑直往返。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我們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邵志飛教授與嘉禮堂文化公司張頌仁教授的鼎力支援下，利用最新多媒體技術拍攝成360°虚擬實景（Virtual Reality）全景視頻、沉浸式三屏裝置等，藝術表現力與感染力大爲提升，觀衆涵詠其中，對周禮的體認隨之加深。
四躬行求真
《儀禮》在成書過程中，爲避免行文繁縟、重複，對不少器物的記述做了省簡、忽略甚至捨棄的處理，對許多較爲煩冗的儀節做了分散解析，即所謂“互文見義”。至於日常生活中諸如步趨、拜揖之法等盡人皆知的常識，不及一字者，亦不在少數。
《儀禮》的純文字研究與復原研究的最大區别在於，前者有較大的自由選擇的空間，對經注中不感興趣或不懂的部分可刻意回避，或含糊表述。復原研究是全方位、立體式、動態化地展開，大量“雪藏”的難題、缺環，以及在書齋中或許永遠意識不到的問題蜂擁而至，迫使我們實實在在地回應，任何細節都必須明確，並給出學術説明，無一處可逃遁，令人真正體會到“紙上得來終覺淺，絶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以下略舉數例。
翔行古時坐立行走，皆有規矩，不可苟且，由於當時盡人皆知，故文獻往往省略，由此成爲我們復原的難題。如《鄉射禮》賓主從門内分東西兩列向堂上行走時的手勢，是拱手，抑或在胸前、背後？經注一字未及。古今學者皆不以爲意，從未有人提及。由於這段路徑較長，鏡頭無法回避，我們必須予以回答。我們從《禮記·曲禮上》如下三條記載得到啓發：
“室中不翔”，鄭注：“爲其迫也。”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第52頁。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鄭注：“憂不爲容也。”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四，第87頁。
“入臨不翔”，鄭注：“哀傷之，無容樂。”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四，第101頁。
“室中不翔”之理由，鄭注説是“爲其迫”。室中地方狹小，無法翔，故鄭注在“爲其迫也”下又云“堂下則趨”。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第52頁。言外之意是，室外可以翔，堂下可以趨，無他，皆是因爲空間足够大。
“父母有疾”時，“行不翔”，鄭注：“憂不爲容也。”父母有疾病，孝子憂心，故其行不翔。言外之意，父母健康時，子女行走時可以翔。
“入臨不翔”，鄭注説是“哀傷之，無容樂”。來到喪家吊唁，若作翔行，則顯得心情愉悦，有悖常理。换言之，非臨喪、吊唁場合皆可以翔。
綜上可知，除父母有疾、吊喪，以及狹窄的室内等非常態場合，在常態狀態下行走時當“翔”。《士冠禮》賓者執冠“行翔而前”，正是在堂上翔走的明證。《禮記》提及“翔”者尚多，並涉及具體場所：
《玉藻》“凡行容愓愓，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鄭注：“莊敬貌也。”孔疏：“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四〇，第1245—1246頁。
《少儀》“朝廷之美，濟濟翔翔”，孔疏：“濟濟翔翔者，謂威儀厚重寬舒之貌。”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四五，第1393頁。
足見，於道路、廟中、朝廷行走均當濟濟翔翔，以彰顯“莊敬之貌”。析言之：濟濟，是威儀厚重、矜莊；翔翔，則是寬舒之貌，故要“行而張拱”；“翔”必須“張拱”。鄭注《曲禮》“室中不翔”云：“行而張拱曰翔。”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第52頁。可知“翔”爲周代禮儀場合的規範動作。
翔亦見於其他文獻。《易·豐卦·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俞樾按：“翔者，鳥高飛而張其兩翼也。”俞樾：《群經平議》卷二《周易二》，《俞樾劄記五種》，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第4頁。《淮南子·俶真訓》：“雖欲翱翔，其勢焉得”高注：“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劉安：《淮南子》卷二《俶真訓》，《諸子集成》第7册，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3頁。是翔爲鳥展開兩翼滑行之狀，此狀若形之於人，則爲兩臂左右平舉。《論語·鄉黨》：“趨進，翼如也。”朱子《集注》：“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朱熹：《四書集注》，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170頁。張拱如鳥之舒展雙翼，是爲翔。
據以上資料，我們推定主賓在由院中走向兩階之前，都採用翔行的手勢。
門塾《儀禮》寢廟大門左右内外各有一塾，習稱“一門四塾”。塾的形制，經注無説，後世疏家附會出塾的形制如堂之説：塾内均有前堂、後室之分隔，張惠言《儀禮圖》據此作圖，而且將面積畫得很大，學界視之爲定式。更有甚者，是將四塾外側添加木板牆、門、臺階。然《儀禮》中並無在門塾行禮的記載，故塾有堂室之説大可懷疑。我們遍檢資料，發現張惠言的畫法並無依據。再翻檢考古資料，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組建築遺址、陝西扶風雲塘的西周遺址，都有門和塾的遺迹，鳳雛村的東、西門房。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0期。雲塘遺址中的F8，每塾寬約4米、深約3米而已。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縣雲塘、齊鎮西周建築基址1999—2000年度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9期。在如此窄小的範圍内分隔前堂、後室，猶如“螺螄殼内設道場”，如何可能？鄭玄之所以稱塾爲堂，是因爲其正面無牆，“堂者，明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四上《釋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3頁。。綜觀《儀禮》之塾，不過是供行禮時放置器物之處，故我們决定不採納張惠言之説。在拍攝現場搭建門塾之後，直觀效果立即顯現，觀者無不感慨：真是實踐出真知！
冠弁周代成年男子行冠禮，有緇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種，其形制，經、注、疏皆語焉不詳，宋人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從後世帽子的禦寒功用出發，繪作大圓筒形，顯然未從生活實用角度細加追究。我們最初亦採用此説，但在實操中發現，聶氏大圓筒式之冠謬不可通，除非簪子從腦門中間穿過去，否則無法戴在頭上。於是，我們回過來研究先秦之冠的作用，《説文》：“冠，絭也，所以絭髪。”段玉裁注説冠的功用是“約束髮”，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3頁。並未提及禦寒功用。再細讀《士冠禮》，知古人將髮髻挽好後，先用髪笄固定，然後用冠罩住髮髻，再用簪子横貫，將冠與髮髻固定住。故冠之大小，以罩住髮髻爲限，形制不至太大。故我們决定重新拍攝《士冠禮》，將原先使用的皮弁、爵弁换成新款。
《士冠禮》始加之緇布冠，其形制爲“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鄭注：“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亦由固頍爲之耳。”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二，第27—28頁。讀之，簡直不知所云。賈疏云，鄭注“著頍，圍髮際”云云，均無正文可據，“此舉漢法以況義耳”。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二，第28頁。而漢時卷幘是否與周代相同，無法證明。此一節經注疏，我們閲讀無數次，依然只能得其仿佛，無法得其確解。
此外，朝服之玄冠，由武（冠圈）與梁（綜貫頭頂前後的織物）兩者構成，但兩者是固定連接爲一體，抑或兩者分開，行禮時方才合體？此外，若是臨時合體，則梁之兩端與武的結合方式，是内卷還是外翻？至今未能求證。
魚俎《士昏禮》新婚夫婦同牢而食的魚俎上，“魚十有四”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四，第78頁。。《特牲饋食禮》魚俎爲十五條，此爲正數，昏禮爲取偶數而去其一；鄭注：“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五日而盈。”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四六，第1031頁。魚種及重量，經注疏皆未之及，奇怪的是，此前無人問及於此。拍攝前我們去市場購買，方知一魚之重，若超過2兩，一俎之内即難以容納！
馬與車《士昏禮》親迎需要馬車，我們按照周代車馬坑資料，延請民間匠作師傅複製。在録影棚欲將兩匹馬套進車時方知，車身太低，無法套入，令人大惑不解！其後，我們查閲周代車馬坑遺址馬骨資料，發現當時馬匹之形體均較小。再作調研之後，而知兩漢與匈奴遊牧民族交往頻繁，其馬匹軀幹較中原所産高大，深受漢人歡迎，矮小的中原馬匹由此被取代。今日之馬較西周之馬高大，故無法套入周車。此事令人感慨，若不作復原，恐怕永遠想不到。
朱極三涉及射禮的問題亦不在少數。世界各國射箭鈎弦之法，分中國式與地中海式兩大類，一般認爲，前者以大拇指鈎弦，故有扳指；後者以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並排鈎弦。今讀《儀禮》發現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大射禮》云小射正“取决，興，贊設决，朱極三”，鄭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一八，第386頁。是朱極以“朱韋”爲之，故名；用於韜住食指、將指、無名指。又，《士喪禮》有“纊極二”，鄭注：“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三五，第775—776頁。纊極僅用於喪禮，以“纊”（絲綿絮）爲之，因是冥器，故死者用其二，且以纊爲之。此爲“朱極三”確實存在之佐證。
如此，則《大射禮》射箭以扳指與三枚朱極並用！黄以周云：“决之韘以擐右手巨擘，極以韜食指、將指、無名指。韘以鈎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黄以周：《禮書通故》卷二五，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105頁。是周人用扳指，亦用三指鈎弦之法，黄氏云“韘以鈎弦，極以放弦”，則放弦與鈎弦如何使用不同手指？前儒或閃爍其辭，或語焉不詳，讀之茫然。2016年，筆者與日本弓道界專家交流，獲贈全套日式射具，其中有一副勾弦時分别用於大拇指、食指與中指的指套，但與用於食指、中指、無名指的“朱極三”明顯不同。中國之“朱極三”與地中海式射法究竟區别何在？三指鈎弦足以放弦，扳指作用何在？筆者曾爲此請教專業射箭選手，他們聽説《儀禮》有“朱極三”之記載，無不驚詫莫名，均不知當作何解釋。此一難題，牽涉到周人射箭的基本方式，不可等閒視之，當代研禮者不可繼續閉門造車，當與體育史學界深入合作，尋求正解。
侯與旌射禮中的靶子“侯”，靶心部分依靠左右兩根木柱、往中間斜插，呈上寬下窄之形，經我們實驗，明顯違反力學原理，無法固定。此係文獻記載有誤，抑或我們誤讀文獻？此外，報靶用的“旌”，我們依文獻記載復原，高達4.58米，報靶時由有司左右摇動，令射手能目見。實踐證明，旌的重心過高，摇動時稍不留神即致傾覆，非常危險。後請國家京劇院一位練功二十年之久的武生執持，方勉强勝任，不知周人如何做到？
門闑《儀禮》涉及名物甚夥，且多有異説。如《儀禮》之門闑，原本不過是用之於門的木橛，但在禮儀場合又有區分身份的功用，學者對其是一還是二，就有争議，不易遽斷。彭林：《孔穎達、賈公彦門闑制度異説辨正》，《中國經學》第22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7—64頁。
如此等等，不能煩述。《儀禮》難點、盲點之多，超乎想象，由於復原而隨處涌現，我們無力解决的，遠遠多於我們能解决的，令人驚愕，亦令人欣喜。由此，我們對《儀禮》的認識更爲深入，今後著力的方向也更爲明確。
如上所述，復原工作既面臨嚴峻挑戰，亦有破解迷茫之喜悦，更有以實證檢驗異説之是非的收穫，當然，亦不乏無力解讀疑難的無奈。總體而言，對《儀禮》的認識大爲深入。
五幾點收穫
《儀禮》之學久衰，筆者素有存亡繼絶之心，自2001年起即組織碩士、博士研究生會讀《儀禮注疏》，希冀藉此培養若干位能讀懂《儀禮》的青年後進。由於現行學制的缺陷，學生多昧於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在《三禮》領域更是零基礎，故如讀天書，極爲痛苦。會讀之艱難以最初三個月爲最，個别學生因畏懼而退出，大多數人秉持曾國藩“結硬寨，打死仗”的精神，頑强堅守，經過多年苦學，終入坦途。學生多將讀書心得寫成《日知録》《十駕齋養新録》式的劄記，學術基礎逐步加厚，獨立研究《儀禮》的能力日益提升，令人有喜獲豐收之感，以下略作檢視。
明辨異説禮學研究之難，在諸家各執一端，歧説迭出，故自古有“議禮如聚訟”之説。明别不同見解之是非曲直，始得深入經注蕴奥，我們於此多有收穫。
關於“堂深”的研究。《儀禮》之《士冠禮》《鄉飲酒禮》《特牲饋食禮》等均有盥手、盥爵的儀節，盥器匜與盤設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與堂的距離取準於堂之深淺。禮家對“堂深”的具體範圍界定不一：鄭玄説“中以南謂之堂”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三五，第781頁。，指屋頂正脊下以南的部分；賈公彦説“堂廉北至房室之壁”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八，第151頁。爲堂深，指臺基的南邊往北至東房西室的牆壁；黄以周認爲是指中以南至庋。黄以周：《禮書通故》卷二，第39頁。三説莫衷一是。我們發現，《儀禮》許多儀節中，有司上堂呈物，每每走到最高一級臺階後立定，“盡階不升堂”，不再往前，等待進一步指令。最高一級臺階已在夯土臺基之上，“盡階不升堂”一語表明，堂廉與庋下之間的地帶不得稱堂，可知黄以周之説至確，精審過人。彭林：《〈儀禮〉堂廉、堂深考》，《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再如，《士虞禮》與《少牢饋食禮》有“墮祭”，或作“挼祭”“綏祭”。在正祭當日，祝與主人、主婦及佐食在室中陳設陰厭之饌，準備迎神。祝告請神饗，並釋孝子祭辭完畢後，迎接尸進入室中。尸安坐陰厭之位後，祝命令佐食“墮祭”。尸進食並與主人獻酢後，主人接受尸嘏，又有佐食授予“墮祭”。其後主婦亞獻尸，尸酢主婦，又出現佐食“墮祭”的儀節。
學者於“墮祭”之義，有以下四説：鄭玄的“下祭”説，乃是減下祭品；敖繼公《儀禮集説》認爲“綏”或“授”字之誤，乃授予祭品；淩廷堪認爲“墮祭”即《周禮》九祭中的“命祭”，是尸未飯前之祭；黄以周認爲“墮祭”是指不嚌、不嘗的祭食。各家聚訟之由，乃源於《特牲饋食禮》“祝命挼食”一語的行文位置錯易，使人誤認爲祝所命行墮祭的對象是尸、主人、主婦。然王引之《經義述聞》指出“命墮祭”的對象實爲佐食，故墮祭主要由佐食進行。綜合《三禮》相關記載，“墮祭”“挼祭”“綏祭”可分爲三種用法：一爲下祭，用作動詞，謂減下當祭之物；二爲名詞，指已被佐食減取下來的祭品（黍、稷、祭肺）；三爲總括由佐食減下黍、稷、祭肺至尸、主人、主婦接受祭品而行祭的一連串儀節。“墮祭”爲祭禮大節。鄭玄云“事尸之禮，始於綏祭”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四三，第947頁。，則墮減祭品乃整個事尸禮的大節。祭禮特置佐食爲尸、主人、主婦“墮祭”，與平常食生人之法不同，旨在突顯尸的尊崇地位。而佐食分别爲尸、主人、主婦減取祭品，其實亦象徵了佐食從飫神之餘分取福祉以授尸，繼而又從尸食之餘分取福祉授予主人及主婦，佐食墮祭在整個福祉授受的過程起了重要作用，是祭禮中標誌性的儀節。以上諸説，以鄭注最貼合經文。李洛旻：《論〈儀禮〉“墮祭”及其禮意》，《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6年總第62期。
以例求禮經學研究貴在有“例”，自杜預《春秋左傳序》中提出“三體五例”之説，尋找經籍中的“義例”，探求貫穿經書的原則與體例，成爲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儀禮》所記儀節多有重複，若巨細無遺，瑣碎必録，則勢必成繁文縟節，不堪卒讀。故某一儀節若見於多處，則各有省簡，須綜合諸文，方可得見全豹。清儒淩廷堪作《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變例、射禮、祭例、器服之例、雜例等八類，歸納《儀禮》各篇同異詳略之文，歸納出246例，極便於讀者。但淩廷堪並未窮盡《儀禮》之例，後學尚有探求之空間。我們在深入讀書之後，不再滿足依文解句、隨文釋義的層次，開始走向尋求新例的途徑，並取得一些成果，以下是其中兩例。
其一，升席降席例。《儀禮》屢見爲賓主設席的儀節，賓主升席、降席之方向自有一定之規。《鄉飲酒禮·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此爲記者對堂上東西向二席升降規律的局部歸納，鄭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一〇，第196頁。席之上下統屬，繫乎禮儀空間的整體秩序，鄭注易記文之“南/北”爲“上/下”，以上下論升降，將局部儀節納入整體禮儀空間秩序之中予以觀照，深層通義由此得以彰顯。統觀《儀禮》全經升席、降席之文，聯繫散見於諸篇的鄭注，可厘定升席、降席正例爲：“凡席，升、降皆由下。”這一禮例所蕴含的義理，乃在表達行禮者相敬之意，就人倫關係言之，可分爲兩種類型：
賓主互敬型。如《鄉射》《鄉飲》堂上之席的升降，乃在一種賓主抗禮的格局下展開：賓席東上，蓋以禮盛時主人位在東，升降由西方，意在敬主人；主人席南上，蓋以禮盛時賓位在南，升降由北方，意在敬賓；介席南上，蓋以禮盛時主人位在南，升由北方，意在敬主人；大夫席西上，蓋以禮盛時主人位在西，升降由東方，意在敬主人。
尊卑統攝型。如《士昏禮》室中的舅姑席，《燕禮》《大射》堂上的公席，因其位尊，無所統屬，因此舅姑席與公席之南上，皆可依《曲禮》鄭注“因於陰陽”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第54頁。的角度來理解。此時，位卑者之席統於尊者：《士昏禮》婦席室中北墉下，西上，是統於舅姑；《大射》卿、賓、小卿、大夫席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皆統於公。位卑者升降由下，皆出於對尊者的敬意。李旭：《〈儀禮〉升席降席例辨證》，《中國經學》第17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3—146頁。
其二，拜揖例。拜揖，是周代典禮儀式中最基本的禮節，經文屢見不鮮，但無成體系的説明。至《周禮》出，而有“九拜”之説。唐人義疏以《儀禮》《禮記》所見拜禮牽合《周禮》“九拜”一一對應，而多有張冠李戴之舉，清人多有批評。今歸納《儀禮》所見，而知拜有拜、再拜、再拜稽首、拜稽顙，以及婦人之拜（肅拜）與拜扱地等六類；揖則有揖、厭兩類。繼而對《儀禮》中的拜禮、揖禮的使用條例、動作細則、朝向與位置三個問題，按輕重排列，並比對禮例，尋繹禮義，發現《儀禮》經文六拜二揖，無所取資於《周禮》“九拜”。進一步歸納案例，於禮例多有發現，且爲諸家所未能明辨者。如婦人“俠拜”之禮，歷來皆以“凡婦人于男子皆俠拜”爲解，然經中婦人與男子相拜之例甚多，行二來一往者實爲少數，絶非通例。經搜集比對“俠拜”諸例，方知婦人之俠拜當如男子之再拜，爲加敬之拜，而非通常拜禮。此外，揖禮則有“以手通指”“相人偶”“告將行”等三類用例，因場合不同，禮義亦各有不同。
《荀子·大略》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九《大略》，《諸子集成》第2册，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326頁。自拜至於稽顙，上身每況愈下，其勢昭然。而拜時雙手至地與否，經無明文，乾嘉學者頗有争論。今據《燕禮》經文，拜洗之後，主人復盥手乃持爵，鄭注：“主人復盥，爲拜手坋塵也。”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一四，第297頁。此爲拜手至地之確證。又如“再拜”之禮，當一跪而再拜，抑或兩次跪拜？前儒亦意見不一。《禮記·王制》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二〇，第572頁。以八十者氣衰骨弱，不宜勞頓；由此反推，常人皆當再坐而再至，故“再拜”爲兩次跪拜。鍾誠：《〈儀禮〉拜揖的禮法與禮義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挑戰難點就《儀禮》研究的諸多難題，名家聚訟紛紜，學者多視爲畏途。經多年刻苦攻讀，我們團隊中已有能挑戰名家的年輕人，對“衽”的考辨便是一例。
衣服之衽，見於《儀禮·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但衽的形狀以及位於衣服哪個位置，禮家聚訟不已，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鄭玄注，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卷三四，第753頁。是衽爲上衣的一部分。依《玉藻》鄭注“衽屬衣，則垂而放之”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九，第1202頁。，知衽連屬於衣，衽垂放後與有司之紳齊平，同爲二尺五寸。衽上方與衣連接的位置應與腰帶齊平。
鄭注“掩裳際”，是説衽的功用，以下是説衽的剪裁法，其中“燕尾一尺五寸”句學者理解各異，賈疏認爲左右衽外露部分呈直角梯形，雙衽處於衣身後側，形如燕尾，朱熹、黄以周等皆沿襲其説。
江永則以“布有正反”，賈疏剪裁法“兩衽皆左不可用”爲由破賈疏，將“燕尾一尺五寸”理解爲單衽形如燕尾。江永：《鄉黨圖考補證》，《續修四庫全書》第1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頁。但《儀禮》服飾用平紋布，無正反之分，且裳分前後，前裳掩後裳，交接處位於身後，非正當身側，賈疏剪裁法衽垂下較長處正當裳際，更符合衽的功能作用，故可採信。
周代禮服中的深衣，衣裳相連，亦有衽，其製作法中“續衽勾邊”（《禮記·深衣》）一語，學者聚訟至今。深衣之衽的功用同樣是“掩裳際”，鄭注：“（衽）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九，第1202頁。衽在裳側旁，與裳直接縫合連屬，使深衣之裳無前裳、後裳之别。
深衣剪裁法，孔疏認爲與裳幅相同，上寬六寸（加縫份共八寸），下寬一尺二寸（加縫份共一尺四寸），斜裁一幅布而得兩個裳幅或兩片衽。因爲衽幅、裳幅的大小、形狀相同，連接後，衽與裳爲一體，只能從位置上區别。八片裳幅，四片衽幅，渾然一體，正是《禮記·深衣》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孔疏將深衣之衽釋爲“裳”，正是“衽”的引申義之一。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九，第1202頁。
《朱子家禮》將衽理解爲前後裳相連處的縫綫。朱熹：《家禮》，《朱子全書》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83頁。此説與鄭注相悖，且無法解釋經文“續衽”之意。江永認爲深衣之衽斜裁，而裳幅當裁。江永：《深衣考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册，臺北：台湾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91—392頁。然裳前後各四幅爲長方形，衽左右各兩幅爲直角三角形，直角邊與裳幅相連，則穿著時斜邊無法與下裳下緣保持水準，與《深衣》云“下齊如權衡，以應平”相悖。黄以周認爲深衣之衽剪裁法與賈疏所理解的喪服之衽剪裁法相同，連屬於衣。黄以周：《禮書通故》卷三，第157頁。但是，深衣之名，源於衣裳相連，覆體深邃，黄氏所説之衽已無“掩裳際”之功能，亦不可從。綜上，仍以孔疏爲上。
學者另一争議頻起的是衽爲“小要”。《玉藻》：“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鄭注：“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九，第1201—1202頁。學者多從形狀來解讀“小要”，但均不能與經文互洽。
孔疏破鄭注，認爲深衣兩襟處，以衣、裳縫綫爲界，上下都是衽，縫綫以下爲掩裳際之衽，屬幅而下；縫綫以上爲衣襟之衽，屬幅而上，縫綫處即是鄭注所謂“小要”。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三九，第1202頁。意在彌縫禮經中衽的幾種釋義。而鄭注謂殺而下爲深衣之衽，殺而上爲喪服、祭服之衽，孔疏明顯曲解鄭注。
黄宗羲《深衣考》維護鄭注：“蓋衣裳相合則上下大而中間小，斯成爲衽。”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8頁。此説將衣裳相連與前後裳相連混爲一談，認爲衣裳相連，腰部最小，形似棺上小要，故名“衽”，其混淆“要”“小要”，對“衽”的理解也與鄭注大相徑庭。
黄以周以深衣兩衽與喪服、祭服兩衽，“合四衽成小要形”。黄以周：《禮書通故》卷四九，第2318頁。此説與經注及黄氏對深衣之衽的理解相悖，深衣之衽剪裁法與喪服、祭服不同，故黄氏四衽拼合説無據。
沈從文認爲江陵馬山楚墓出土的一件衣服中腋下的矩形嵌片，“無論正面還是側面看去，衣衽的輪廓恰和木榫‘小要’相互類似”，故定名爲衽。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100頁。然此嵌片不足一尺之大，與《喪服》衽“二尺有五寸”相差懸殊，且與《儀禮》衽“掩裳際”的功用不相干，其説亦不可從。
“小要”的正確解釋如下：《説文》：“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105頁。要的本義是指人身體中部兩側。周人以上衣遮蓋此處的部件名爲“要”，作用是掩蓋住下裳的上部邊緣。“衽”位於要兩側，作用是掩蓋下裳側邊邊緣，其位置與功能都與“要”相似，爲有所區别，而名之爲“小要”。羅婷婷：《〈儀禮〉諸侯之士朝服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走向學術前沿反復精讀禮學經典，使我們獲得介入出土文獻與文物之討論的能力與資格。清華簡是近年發現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古代文獻之一，我們非常關注。《耆夜》篇發表後，論者蜂起，主流意見認爲，此文所記是武王與周公等多人相互酬酒，屬於當時戰勝歸來的禮儀。我們以《詩》《左傳》《禮記》等文獻爲依據，指出周人飲酒以獻、酢、酬爲關聯的儀節，不可能無獻、酢而僅有酬，更不可能多人互酬。彭林:《清華簡〈耆夜〉飲至禮辨析》，《中正漢學研究》2014年總第23期。
再如，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近年出土數量較大的裝在弓韜之内的弓弩，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韜内弓背與弓弦之間，兩側各有一根木條。對此木條的定名與功用，考古界討論熱烈，定名不一。2015年3月《光明日報》的專題報導中公布了相關資料，以及發掘者關於木條應定名爲“檠”的論述。我們專程去發掘工地做了考察，認爲《考工記·弓人》所記“檠”，乃是制弓過程中用於固定角弓弧度的“弓匣”，與此木條的形狀與功用全然有别。《詩》《儀禮》等文獻中另有“”字，作用在於輔弓，即控制弓背的張弛之度，保護弓的良好彈性，與此木條之功用相類。此字《毛詩·小戎》作“閉”：“竹閉緄滕”，而《弓人》鄭注引此作“竹緄滕”鄭玄注，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卷五〇，第1709頁。；《儀禮·既夕禮·記》則作“柲”。可見，古人已有將閉、、柲與“檠”混淆者。故我們將此木條定名爲“”。彭林：《弓檠與弓考辨》，《考古》2019年第1期。
以上諸例，是我們回應學術挑戰的幾份答卷，學力有限，不敢以爲必然如此，結論可能很膚淺，但絶非率爾操觚之作，每一份都浸透真誠付出的心血。
六《儀禮》復原與對外文化交流
當下中國學者的根本任務，不是爲了給西方文化的權威再增加一個例證，而是尋找出中華文明的獨特之處，然後用它與西方文化做平等的對話。《儀禮》是軸心時代的中國元典之一，所記冠婚喪祭、射饗聘覲之禮，内容與體例，舉世無有其匹。由於此書古奥難讀，不便於向世界傳播。我們攝製的《鄉射禮》等篇，用多媒體技術，多視角、全方位復原了周代州一級學校的射箭比賽，字字有出處，處處有考證，準確、生動、形象地再現周代禮樂文明的精神風貌與文化特質，使今人能輕鬆瞭解三千年前活潑潑的周代社會生活，爲中國文化走出國門提供了古老而又清新的題材，近年以來，其文化影響已初步呈現。
國際射箭總會（WA）的章程稱，世界最早的射箭比賽乃是公元16世紀由英國貴族所發明。章程參見國際射箭總會官方網站：https://worldarchery.sport/sport/history（讀取時間：2021年9月17日）。而《鄉射禮》證明，至遲在公元前8世紀，中國人便已發明嚴格意義上的射箭比賽，有裁判、工作人員，有嚴格的比賽規程，有完備的計分方式，其人文内涵亦遠較今天的國際比賽深厚。2017年5月20日，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决賽現場，我們製作的《鄉射禮》英文注釋版第一次登上國際箭聯比賽大熒幕。2018年4月17日，國際箭聯網站播放了作爲中國弓箭文化宣傳片的《鄉射禮》。2018年4月22日，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决賽現場大螢幕再次播放《鄉射禮》短片。我們將逐步向世界宣告：中國才是射箭比賽的誕生地。
作爲儒家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射禮，在唐宋時代傳入朝鮮、日本後，廣受歡迎，因比賽背後充滿哲理與文化内涵，而被稱之爲“弓道”。爲加强與日韓的文化交流，我們組織人員到韓國、日本考察弓道歷史沿革與現狀。2017年4月15日，我們在徐州主辦第一届禮射國際學術研討會，築波大學教授、日本武道協會副會長、國際弓道聯盟理事入江康平，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韓國國弓教授會會長羅永一等傳統弓箭研究的專家與會。我們在會上介紹了《考工記》記載的弓箭製作技藝，並表演了鄉射禮的主要儀節。日韓學者大爲驚訝與嘆服，入江康平教授感慨道：“中日兩國距離如此之近，而我們居然如此不瞭解對方！”
徐州會上，韓國代表展示了他們傳統的“抛射”法，射道長約100米，貫穿整個足球場的縱向距離，射手按照抛物綫的原理，朝天發射，箭矢利用弧度滑向遠處的靶子。這令我們恍然大悟，這分明是中國古制。周代射禮的射道分爲三個等級，以弓的長度爲丈量單位，分爲50弓、70弓、90弓等三個級别。100米，約當於70弓的長度！這種射法，中國已經失傳，豈料依然在韓國保持。
《鄉射禮》在歐洲的影響亦已出現。2018年7月，我們應邀赴瑞士洛桑參加一個主題爲非遺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大會上播放了《鄉射禮》復原的多媒體視頻，與會代表反響熱烈。一位美國的大學教授希望我們趕緊向社會發行，以便她能在教學中使用。印度國家博物館一位研究員贊揚道：“這是富有啓迪意義的重要成果。”洛桑聯邦理工大學的莎拉·肯德丁教授盛贊這是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絶好形式，並在同年8月的達沃斯論壇上專題介紹了我們的研究課題，並希望今後與我們合作。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大學博物館（EPFL Pavilions）將於2021年9月17日至2022年2月6日舉辦“Deep Fakes: Art and its Double”（深度仿造：藝術及其再現）展覽，特地從我方借用鄉射禮復原製作的一套禮器，用於該展覽。
另外，尚有一事令我們意外。清末民初貴族端方收藏的一套周代青銅禮器，在銅禁之上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斝一，與《儀禮·特牲饋食禮》用器相若，彌足珍貴，因而轟動一時，王國維曾有文章論及。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三《説斝》，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5頁。其後，這套銅器流入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因其珍稀，辟有專室陳列。這套歷經滄桑的青銅器，鏽迹斑斑，大多數觀衆既不知其功用，更不知其價值，稍看兩眼即轉身離開。近年，館方獲知我們拍攝《鄉射禮》的消息，乃從中節選六分鍾音視頻，在展廳的環幕内循環播放，觀衆終於看懂這套青銅器的用途，恍然大悟：原來是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禮器！這對於深入解讀與傳播中國古代文明，提供了新方法與新思路。
《儀禮》的兩次轉型，第一次成於孔門之手，旨在讓周代禮樂文明“脱水”“保鮮”，存活於後世；第二次轉型則是後世禮家的終極使命，使周公之禮再度“復活”，流動演進的典禮儀式，揖讓周旋的各色人物，精美絶倫的各類器物，色彩粲然的衣冠服飾，重新進入中國乃至世界的視野，供人賞析、藉鑒與研究。如此，《儀禮》之當代價值得以重光。
數年的踐行，我們邁出了復原研究的一小步，但得到的啓迪却是重要的，即不如此則無法達到將《儀禮》推向徹底“拆洗一番”的境界，亦永遠無法超越前賢。同時我們亦清醒地看到，團隊年輕，讀書少，學力淺薄，一切還在起步階段，不如人意甚至訛誤之處一定不少，但道路已開啓，唯有矢志不渝，堅忍弘毅，方能不負前賢往聖。
作者簡介：
彭林，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創院院長，《中國經學》主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兼任教授，日本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中正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法國人文之家、臺灣“中研院”文哲研究所、韓國成均館大學等訪問學者。長年從事中國古代史與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的教學與研究，曾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外典禮制度比較研究”（特别委託項目）首席專家。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周禮〉史話》《中華傳統禮儀概要》《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禮樂文明與中國文化精神》等專書，點校《周禮注疏》《儀禮注疏》《禮經釋例》等古籍，在國内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