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训录》导论
一、文献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庭训录》，系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敷伦泰作序并抄录之满汉双语合璧写本，全书共两卷。其版式为每半叶十二行，满、汉文各占六行，是研究清代满汉双语合璧文献的珍贵样本。作为一部训诫文献，该书内容以儒家伦理为纲，共分三部分：《呈祖父书四十三条》《寄吾母书十三条》《寄子书九十九条》，总计一百五十五条格言。该书所辑录家训源自敷伦泰之父呈告敷伦泰祖父之书信、敷伦泰之父寄给敷伦泰母亲之家书和敷伦泰之父训谕敷伦泰三兄弟之家训。书中训导涵盖修身立德、齐家治业、为官之道、忠君爱国等方面，其核心既强调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价值观，亦主张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须保持满洲清语、骑射传统，体现了“文武兼修”的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其一，该书作为清代家庭教育的典型文本，生动反映了儒家伦理观念在满洲八旗仕宦家族内部的传播与本土化实践过程；其二，其满汉双语合璧的文本形式，加上内容呈现出的文化融合特征，为研究清代满汉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持；其三，书中对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价值观通俗凝练的训诫式语言阐述，至今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成书缘由
敷伦泰在本书序言中明确提及编纂本书之缘由：
te ama nadanju nadan se oho. oori hūsun ergembume ujire de akdahabi. ulhibume jasirengge seibeni-i gese fulu ome muterakū. ede seibeni-i ulhibuhengge be ele ujeleme gingguleme daharakū oci ojorakū kai. uttu ofi, siden-i baitai ?olo de aniya aniyai jasiha bithe be tucibufi emke emken-i narhū?ame tuwame yaya beye mujilen be tuwakiyame yabure membe tacibume tacihiyaha gisun be gemu ilhi aname gingguleme sarkiyame tacibufi uheri tuttu debtelin obufi ereci julesi yaya jasihangge be sirame arame dosimbume sarkiyaha booi tacihiyan seme gebulehe.
今父亲七旬有七，精神赖以休养，寄谕岂能似昔之多？而昔之所谕者，愈不能不郑重而敬承之矣。是以公事之暇，取历年所寄之书，逐一细阅，凡所以操持身心、教诲吾辈之言，皆次第敬录，共成若干册，自今后凡有所寄者，续为附入，名曰《庭训录》。[ 本文献系满汉双语合璧写本。作者先以满文撰写，继而以汉文自译。原书汉文部分均以仿宋体辑录，以示区分，后不赘述。]
敷伦泰编纂该书，系因父亲年迈，急需整理其父家训，故而辑录其父历年所寄家书中有关操持身心、教诲晚辈之训谕，编订成册，命名为《庭训录》。《庭训录》满文名为“sarkiyaha booi tacihiyan”，直译为“抄录之家训”，亦可窥知该书性质。
家训是儒家教育的重要组成环节，为历代所重视，清朝诸统治者亦重视家训传统，如清雍正帝曾下令编纂《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engdzu gosin hūwangdi-i booi tacihiyan-i ten-i gisun）并亲自作序。[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满文本于清雍正八年（1730）刊刻。此外，该文献尚有多种满汉双语合璧写本与抄本传世，仅北京地区即有六种版本存世，详见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66—268页。]这样的风气，深刻影响了仕宦家族对家教家训的传承，据不完全统计，清中后期官僚士大夫撰写的家训文献多达上百部。[ 刘亚东：《〈庭训格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2021年，第61—68页。]
清雍正帝在《上谕八旗》中亦强调八旗子弟应恪守家风，为国效力：“为人上者，无不存笃念忠勋之心，于本身厚加赠恤，尤切望其子孙克绍前徽，永受优待功臣之泽；为之子孙者，自当谨守家风，努力奋志，砥砺廉隅，世世为国家有用之材，以继述先烈。”[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七，清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初八，《四库全书》第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35页。
]
敷伦泰编纂该书，既有留存其父家教、垂训后辈之目的，亦符合当时仕宦家族的文化传统，并且响应了朝廷规训八旗子弟、传承旗人家风的号召。
（二）篇章结构
该该书除了序言，分为两卷，卷一为《呈祖父书四十三条》（mafa de alibuha bithe dehi ilan meyen）、《寄吾母书十三条》（mini eniye de jasiha bithe juwan ilan meyen），卷二为《寄子书九十九条》（juse de jasiha bithe uyunju uyun meyen），分别为敷伦泰之父与敷伦泰祖父和敷伦泰之母之间的通信，敷伦泰之父与敷伦泰三兄弟之间的家书。该书目录见表一。
表一 敷伦泰撰《庭训录》目录
满文 汉文
sarkiyaha booi tacihiyan-i hacin ton 庭训录条目
mafa de alibuha bithe dehi ilan meyen 呈祖父书四十三条
mini eniye de jasiha bithe juwan ilan meyen 寄吾母书十三条
juse de jasiha bithe uyunju uyun meyen 寄子书九十九条
uheri emu tanggū susai sunja meyen 共一百五十五条
（三）满汉文形成顺序
该书为满汉双语合璧文献，据敷伦泰序言所述，其辑录之家书原文皆为满文，由其于闲暇时翻译为汉文。敷伦泰序言称：
jai da jasigan gemu manju hergen, nergin de fi jafame uthai ?anggahangge. manju gisun getuken tomorhon bime geli manju-i fe mudan labdu. aikabade urebume hūlaci manju gisun inu ureci ombi. damu juse omosi manju gisun urere unde de,gūnin jorin be uthai ulhime muterakū ojorakū seme geli ?olo de nikan hergen-i ubaliyabufi sasa sarkiyame tucibuhe.
再原书皆系清字，随时提笔而成者。清文语句显明入法，而犹多满洲旧音。苟能熟读，兼可习于清语。惟恐子孙辈，清语未熟，不能遽明意趣，又于暇时，译以汉字，并为录存。
据此，敷伦泰父辈及敷伦泰兄弟均精通满汉双语，其家书行文皆惯用满文书写。然至敷伦泰的下一代，其满文能力较之父祖已不及，此当为敷伦泰辑录家书时采取满汉双语合璧形式的重要动因。敷伦泰指出，其父满文家书行文流畅，且保留了颇多满洲旧音，收入书中时又保留满文原文，旨在提升后辈之满文水平。敷伦泰所作本书目录中，满文条目写作“mafa de alibuha bithe dehi ilan meyen”，对应汉文条目为“呈祖父书四十三条”，其中“呈”字以小字写于“祖父”二字旁侧，而满文部分意为“呈告祖父之书”，语意明确。同样现象亦见于卷一起首处，汉文标题以小字补写“呈”字。上述现象足可证明，敷伦泰抄录之时，当是先辑录满文，再译为汉文。
二、敷伦泰之家世
敷伦泰（furentai），完颜氏，出身满洲镶蓝旗，其家族世居西安，为西安驻防满洲旗人，曾官至西宁办事大臣、宁夏将军，为封疆大吏。敷伦泰另有兄弟二人，分别是敷文泰（fuwentai）和敷明泰（fumingtai）。敷伦泰在《满汉大臣列传》《清国史》中皆有传，因其曾两度入值军机处，故《枢垣记略》中亦有记载。从《庭训录》相关内容可知，敷伦泰之父曾官至京口、杭州副都统，然或因其父曾因事去职，故敷伦泰传记中未见其父相关记载，《庭训录》的相关内容亦可补充敷伦泰家族的相关情况，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一）敷伦泰父亲之仕宦
敷伦泰父亲之名讳不详，敷伦泰序言中曾经提及其父之仕宦经历。结合《庭训录》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其父时年七十七岁，其父应生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庭训录》序言记载：
弱冠，父亲自西安协领升任太原城守尉[ 汉文部分残缺，据满文部分tai yuwan-i hoton-i da补充。
]。祖父因年老家居，仍时刻提撕。父亲自太原历升京口、杭州副都统，兼署将军篆务。彼时有以兵米私行易色之事，论其应覆旧制之理，因而见恶于有司，妄以违旨移取轿夫诬劾，遂去任，前赴新疆效力，时吾已出征新疆二载矣。吾离父亲之侧，已经八载。瞻依膝下，然差务居处，各有攸责，身得定省者，不过数次。又二年，吾差满撤回，而父亲受侍卫之职，仍留军中。……吾归三年后，父亲始得撤回，而因差赴都，次年方能回陕守制。后仍赴都中，归侍卫之班。将期年，手足获疾，遂而告休，以祖茔在西，归家散居，亲奉祭扫。
敷伦泰之父自西安协领升任太原城守尉，继而任职于京口、杭州，官至副都统。副都统为二品武职，亦属大吏。其父甚至曾署理将军印务，足见其曾深荷重用。其父后因反驳上司提议遭弹劾而去职，尽管敷伦泰称述其父系遭诬陷，然其去职之确切缘由，尚待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其父去职后，又赴新疆军中效力，后以侍卫之职留于军中，直至因手足获疾而告休居家。
《寄吾母书》中敷伦泰之父自称“吾居英吉沙尔，终日亦自看书著言，省察己过，勉力为学，并不闲居”。据此，敷伦泰之父在新疆效力的地点是英吉沙尔。“效力赎罪”乃清代处置获罪官员的常见举措。废员经遣戍边疆军中效力，仍可依规重入国家官僚系统流转。[ 尹世奇、张永江：《军台效力与清代边疆经营》，《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第100—111页。]敷伦泰之父虽因故去职，遣戍新疆效力，然终获擢任侍卫之机，其经历正是清代官员“效力赎罪”制度之典型例证。或因其父仕途遭遇挫折，效力新疆数载，其家书中屡见援引《周易》，阐发祸福之理，教育后辈祸福无常。
（二）敷伦泰本人之仕宦
敷伦泰，《满汉大臣列传》《清国史》皆有传，二传内容基本相同，但略有区别，兹以《满汉大臣列传》为底本，不同之处以页下注注明。
《满汉大臣列传·敷伦泰传》[ 东方学会印：《满汉大臣列传》卷十七《敷伦泰传》，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95—598页。]记载：
敷伦泰，满洲镶蓝旗人，完颜氏。[ 据《清国史·敷伦泰传》，敷伦泰为西安驻防，此说与《庭训录》序言所记吻合。
]乾隆十五年由西安驻防披甲考中将军衙门候补笔帖式，二十五年题补笔帖式。三十二年俸满，愿改武职，以该处骁骑用。三十三年坐补西安镶红旗满洲骁骑校，三十五年迁防御。三十六年随大学士舒赫德赴伊犁办土尔扈特投诚事。三十七年因舒赫德保举，改给员外郎职衔。三十八年九月回京，得旨准在户部行走，挑入军机处，十二月补户部员外郎。三十九年九月，左都御史阿思哈奏查办山东逆匪王伦一应案件需人缮写，请带同敷伦泰前往。十月谕曰：据舒赫德奏，山东道府内人多中材，请将随办此案之户部员外郎敷伦泰发东差委，着照所请交山东巡抚杨景素，遇有道府缺出，酌量补用。是月授兖州府知府。四十三年擢山东督粮道。四十四年缘知府任内失察金乡其减损城垣工料，部议革任，出具考语引见，以户部主事用，其革任之案带于新任。四十五年五月仍挑入军机处，六月补户部主事。四十六年四月，甘省撒拉尔逆回苏四十三等滋事，占据河州，上命大学士公阿桂、尚书和珅驰驿前往，并谕曰：现在甘省事务纷繁，派司员敷伦泰等六人前往甘省，交阿桂、和珅差遣委用。八月阿桂等奏：甘省添建仓廒，惟永昌、抚彞、张掖三处粮石较多，军机司员敷伦泰勘验所添廒座，均经盖造，预备开征之用。十月回京。四十七年七月擢户部员外郎，四十八年擢户部郎中。四十九年四月擢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派往喀什噶尔办事，赏戴花翎。五月谕曰：敷伦泰不必前往喀什噶尔，伊父母在西安，俱有年纪，着加恩补授西安副都统。嗣命军机大臣传谕曰：闻逆回在马营，其明善所带后队之兵着交敷伦泰带领，驰赴副都统永安驻扎之处，与五岱等并力剿贼。是月奏言：原拟速赴甘省，但提臣来札，贼匪有东窜之信，则拨兵前至陇州等处，刻不可缓，又无大员带兵，再四酌商，现有存营兵五百名，即星夜带赴陇州，相机堵截。六月奏：查陇州东界汧阳、麟游一带险隘既多，小路亦复不少，业将所带兵分设卡伦，其续派满兵到來，并派设严防，仍晓谕居民，毋得惶恐，各安本业。时图萨布奏：汧陇各处敷伦泰分别屯守，复于诸隘口扎安大营，以资策应，布置周密。七月阿桂奏：贼匪已平，飞咨敷伦泰撤回本任。九月丁母忧，谕曰：敷伦泰因伊母故，丁忧，例应即行出缺，但伊父尚在西安，着加恩不必开缺，即照在京副都统例，在任丁忧，俟百日期满，仍办理副都统事务。十一月署西宁办事大臣。[ 据《清国史·敷伦泰传》所载，清乾隆五十年（1785），敷伦泰奉旨驰驿赴西安署将军印。但《满汉大臣列传·敷伦泰传》则记此事发生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两书记载存三年之差，其确切时间尚待考辨。]五十年三月谕曰：福禄至西宁，敷伦泰将事件交代，驰驿赴西安署将军印。五十六年奉恩旨开复金乡失察之案。六十年调凉州副都统。嘉庆三年六月擢宁夏将军，旋病卒。孙善成，现系六品荫生。[ 据《清国史·敷伦泰传》，敷伦泰之孙善成，二品荫生，直隶守备。]
《枢垣记略》记载：“敷伦泰，字丹崖，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四十五年五月以户部主事再入直，官至宁夏将军。”[ 〔清〕梁章钜撰，〔清〕朱智续撰：《枢垣记略》卷十六《题名二》，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
从敷伦泰仕宦经历看，其以笔帖式出仕，后改武职，因赴新疆办事有功，获准入户部行走，并以户部员外郎衔入值军机处。旋外放山东，历官兖州知府、山东督粮道。其撰写《庭训录》之时，当在兖州知府任内。后因任知府期间失察降调，复以户部主事任衔再入值军机处。嗣因镇压苏四十三起义时督办后勤有功，累迁任户部郎中、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西安副都统等职，复奉派赴甘肃参与镇压起义。清乾隆末年至清嘉庆初年，敷伦泰相继出任西宁办事大臣、凉州副都统、宁夏将军，最终卒于任上。
敷伦泰曾两度入值军机处。根据《枢垣记略》记载，其两次入值军机处，均系满洲军机章京身份。清嘉庆十一年（1806）前，军机章京之遴选，通常自四品京堂以下及各部院才敏笔捷者，或选自内阁中书。[ 赵蕙蓉：《清廷军机处与军机章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第26—36页。
]身为满洲军机章京，自需精通满文。敷伦泰两度膺此重任，足证其才思敏捷，且具备卓越的满汉双语素养。《庭训录》汉译文的翻译水准，亦可证明敷伦泰精通满汉双语，于儒家经典颇为谙熟。
三、敷伦泰家族家训传承
敷伦泰隶属满洲镶蓝旗，其家族长期居住于西安，生长于当地驻防旗人群体之中。敷伦泰祖孙三代均具深厚学养，且重视家训传统，家书多含训诫之辞。《庭训录》序言中，敷伦泰追述其自幼所受庭训，兹移录如下：
吾生甫三四岁，每在祖父、父亲之侧，尝令读《三字经》《小学》，又以古诗中酌其易晓者，时令诵记。至七八岁，即教习清书、骑射，日常仍以《小学》中择古人事亲敬长之事、持身正家之语，切近日用者，不拘清、汉，时令诵读，未尝令任意嬉戏、闲游市廛。自十岁后，奉侍左右，凡闲谈之际，或论古人之善行，或告满洲之故事，或讲清语之音韵，或谈骑射之准则，或指示田猎之规矩、行阵之法度，或辨别经书之义理、翻清之意趣，与夫应对进退之节、处事接物之道，穷理修身、尽性知命之学，无不反复辨论。
观其教育经历，敷伦泰自幼即兼习满汉双语；既重视儒家思想之研习，亦不偏废满族历史与语言之传承；既重道德与礼仪之修养，又精习骑射狩猎之技巧与规矩。敷伦泰所习内容，既包括《三字经》《小学》及古诗等启蒙读物，亦包括祖父、父亲口传心授的满族历史文化知识。季永海指出，清代满洲贵族教育有两个中心思想，一是“国语骑射”，二是重视儒家思想。[ 参见季永海《论清代“国语骑射”教育》，《满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4—81页。
]敷伦泰家族的家庭教育，堪称清代旗人仕宦家庭教育的典范。
敷伦泰家族除重视满汉双语学习，还重视培养子弟满汉双语互译的能力。敷伦泰于序言中自述“自十岁后，奉侍左右，凡闲谈之际，……或辨别经书之义理、翻清之意趣”之语。“辨别经书之义理、翻清之意趣”满文为“nomun bithei jurgan giyan manju gisun ubaliyambure gūnin jorin be ilgame faksalame”，直译为“辨别经书之义理与满语翻译之意趣”。此处“经书”当指儒家经典，而“翻清之意趣”则指将儒家经典翻译为满文时所涉及的思想内涵与翻译主旨。此训诫表明，敷伦泰家族要求子弟不仅要满汉兼通，更需深入理解儒家典籍精髓，并掌握其翻译过程中的核心要领与文化转译机制。
《寄子书》记载：“今以教谕汝等之言，皆以汉字书之，另为寄去。汝兄弟熟阅详思，敷文泰有不晓者，问之汝兄，而勉为。敷伦泰有不晓者，请之祖父，知之，则善为勉勖。”其中满文作“fuwentai ulhirakū ba bici sini ahūn de getukeleme fonjici hūsutuleme yabu”分句，意为“敷文泰有不懂之处，则向汝兄问明，努力而行”。从上述表述来看，敷伦泰为其兄弟中汉文水平最高者，仕途亦最为显达，且曾两度以满洲军机章京入军机处。相较于汉文，敷伦泰三兄弟显然更为精通满文，故其父特意以汉字书写家书，以锻炼其汉文阅读及满汉翻译能力。及至敷伦泰子孙辈，汉文水平反超满文，故敷伦泰不得不以满汉双语撰写《庭训录》，便于子孙对照理解，避免有难解之处。这一现象恰折射出清乾隆末年满洲旗人满语能力的逐渐退化现象。敷伦泰家族除重视文化教育，亦恪守骑射、狩猎等满族核心传统。如敷伦泰在序言中所述“至七八岁，即教习清书、骑射”，满文作“nadan jakūn se de uthai manju bithe morilara gabtara be tacibume urebume”，其中“morilara gabtara”意为“骑马、射箭”。又据《寄子书》中载，其父训谕敷伦泰兄弟时强调：“闲时骑射、清语、翻译、诵读正书皆不可废，均有相助也。”此处“骑射”对应的满文为“gabtara niyamniyara”，分别指“射箭”和“射马箭、马上射兽”之意。因此，前者所谓“骑射”是指骑马与射箭两种技能，后者则是“射箭”与“马上射箭”之意。综上可知，敷伦泰所受训练应涵盖骑术、射箭与骑马射箭等技能，此亦为满族先民赖以生存的必备技能。
四、敷伦泰家族之儒学
清代儒学承继宋元明儒学之统绪，然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加之统治者力倡程朱理学并将之视为官方统治思想，强调伦理纲常与躬身实践，[ 龚书铎：《清代理学的特点》，《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90—96页。]在此背景下，敷伦泰家族之儒学研习亦偏重程朱理学，尤以推荐子弟精读朱熹及其弟子著作为要。兹试以《庭训录》中所提及的儒家经典著作为切入点，管窥敷伦泰家族其儒学之一斑。
（一）《三字经》
《三字经》满文作“san dzi ging-ni bithe”，书名直取汉语音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著作，作者为宋朝大儒王应麟。王应麟学宗朱熹，其著作亦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敷伦泰于《庭训录》序言中自述，其三四岁时，即随祖父、父亲习读《三字经》。据考，仅北京地区即收藏有多种满、蒙古、汉文合璧文本之《三字经》与《三字经注解》，其中刊行最早者为清雍正十三年（1735）满蒙双语合璧文本《三字经注解》。[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第252—254页。]揆诸敷伦泰兄弟的教育经历，其启蒙读物盖为满文本《三字经》。
（二）《小学》
《小学》满文作“ajigan tacin”。《小学》相传为朱熹所撰，主要部分由朱熹弟子刘子澄编定，亦系儒家传统启蒙读物。清雍正时期，官方组织刊刻《小学合解》之际，曾将《小学》正文析出并译为满文。[ 王硕：《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年，第33—34页。]具体而言，《小学》系由古巴岱奉敕译为满文，于清雍正五年（1727）刊刻。[ 王硕：《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第33—34页。]揆度敷伦泰所处的清乾隆时期，其当可接触此满文译本《小学》。
（三）《中庸》
《中庸》满文作“an dulimba”。《中庸》相传为战国子思所著，原系《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部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道德哲学专著，亦为四书之一。四书作为儒家思想之核心著作，其满文翻译工作已于清顺治时期组织完成并刊刻。[ 王硕：《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第31—32页。
]然需指出，《庭训录》所引之《中庸》文句并非其原文，实则转引自朱熹所著《近思录》中对《中庸》的注解。
（四）《近思录》
《近思录》满文作“tengkicuke babe gūnire sarkiyan bithe”，意为“思考切实处之书”。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自浙入闽，与朱熹会晤于寒泉精舍。二人共读周敦颐、张载、二程等诸子著作，感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恐初学者难窥门径，把握其要义，遂撷取精华六百二十二条，辑成《近思录》。《庭训录》之《呈祖父书四十三条》《寄子书九十九条》中屡次提及命敷伦泰兄弟研习《近思录》的相关条目。另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中未见收录任何满文版《近思录》，相关研究论著中亦未言及该满文译本《近思录》的收藏情况。然据《庭训录》所载《近思录》之满文书名推断，清代旗人社会中当有满文《近思录》版本流传。
（五）《周易折中》
《周易折中》满文作“jeo i je jung”，此系对汉文书名的直接音译。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康熙帝敕令李光地主持编纂此易学集大成著作，历时两年，经校勘分修乃成。编纂团队汇聚二十余位学者，以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为理论框架，系统梳理了汉至明代的易学研究成果。该书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式刊刻，成为清代科举考试之标准易学注本。敷伦泰之父任职京口期间，曾自一位希姓老者处得到《周易折中》，其家书中对此事特予记载。《周易》一书有特定的满文名称，满文作“jiyungge”，而《周易折中》之满文译名则采用直接音译形式，或可说明该书并无满文本流传。故敷伦泰之父所得，极可能亦为汉文版《周易折中》。
综上，敷伦泰家族之儒学研习理路，实以程朱理学著作为纲，此显然契合有清一代儒学发展趋势。敷伦泰之父虽然饱读诗书，然对子嗣之教导仍以相关儒家经典之权威注解著作为根基，而未命敷伦泰三兄弟径直阅读原典。且从《庭训录》中所载相关书名可发现，清代儒家经典及注解著作被大量译为满文，成为旗人子弟的必备读物。此现象体现出清代施行“同文之治”政策背景下，满洲旗人群体中儒学研习之兴盛状况。
五、敷伦泰的满汉翻译水平
《庭训录》所辑录者，实为敷伦泰之父寄予三子之家书，原文皆系满文，后由长子敷伦泰译为汉文。因此，此满汉双语合璧本《庭训录》，实为考察敷伦泰满汉互译水准的重要文本。下面以《庭训录》中辑录的儒家经典、谚语以及训诫之语的满汉对译为例，析论敷伦泰之翻译技艺。
《庭训录》序言部分曾讲述敷伦泰之父历年致书三子、训示教诲之情况：
tuttu seme ama doro giyan-i tacin be dursuleme yabuhangge goidaha. jui be gosire gūnin geli isinarakū ba akū ofi yaya tulergi tu?an de tehe coohai kūwaran de bihe gemun hecen de dosika boo de mariha ucuri bithe jasire dari eici mafa mama-i elhe be baire eici mini eme-i nimeku be fonjire ildun eici meni ahūn deo ilan niyalma de cohome jasire de urunakū nomun bithe be getukeleme tucibume baita jaka de duibuleme leoleme eture jetere banjire were ilire tere dasara ujire doro ci mujilen be ginggun-i tebure baita be doigom?ome icihiyara tacin abkai hesebun-i aname yabure banjibure wemburengge ini cisui banjinara giyan banin-i dorgi de daci bisire teisu ubu de akūmbuci acara hacin de isitala yooni galai arafi dahin dabtan-i faksalame leoleme te iktambuhai ududu tumen gisun de isinaha. yala beye be dasara kicen jui be tacibure gūnin umesi ten de isinaha seci ombi.
然，父亲于理道之学，体行有素，而爱子之心，更无所不至。凡居外任，在军中，赴都城，归故家，每至寄信，或请祖父母之安，或问吾母疾病之便，或专示吾兄弟三人时，必申明经书，比论事物，自衣食生计、起居修养之道，以至于敬以存心、豫以处事之学，天命流行、造化自然之理，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尽者，无不手书，谆切辨论，今积至数万言之多。可见修己之力、教子之心，至矣极矣。
“ama doro giyan-i tacin be dursuleme yabuhangge goidaha”分句，汉语直译为“父亲将道理之学，身体力行许久”。但敷伦泰汉译作“父亲于理道之学，体行有素”，“有素”指“由来已久”，恰与满文“goidaha”对译，而汉译更为文雅。“yaya tulergi tu?an de tehe coohai kūwaran de bihe gemun hecen de dosika boo de mariha ucuri”分句，所有过去时形动词均修饰“ucuri”（时间）一词。敷伦泰汉译则省略满文中的“ucuri”，使用“居外任，在军中，赴都城，归故家”排列短语表达其父历年的仕宦经历。“umesi ten de isinaha seci ombi”分句，直译是“可谓已至极点”，敷伦泰则汉译作文言叹词结构“至矣极矣”，既实现雅言升格，亦通过双音节感叹句式完成汉语韵律的强化。
《庭训录》中敷伦泰之父训谕三兄弟称：
mafa mama be urgunjebume uileme niyaman hūncihin de gocishūn kundu-i acabume yabuci abka gosirakū doro bio. si ereci ulhifi wesihun sain ici ofi amaga inenggi sini hūturi be gisurehe seme wajimbio.
和悦以事祖父母，谦恭以待各亲属，则天岂不眷佑乎？汝从此明晓，向上为善，日后汝之福岂可胜言哉？
该段满文语句部分皆以动词疑问式“-o”结尾，表示反问语气，而汉译文本则分用文言虚词“乎”与“哉”实现功能对应，避免了用词重复，增强了目标语的修辞层次。
jiyungge nomun de boode cira ejen bi sehengge ama eniye be henduhengge kai sehebi.
《易》曰：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也。
该句引用《周易》之语，满文本以句尾肯定语气助词“kai”作结，敷伦泰汉译对应选用文言句末助词“也”，而“sembi”（说）的肯定过去时“sehebi”，恰与汉语“曰”对译。此类词语匹配表明清代满译儒家经典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体系化的术语转化模式，以适配汉语典籍中特定的文本形式。
mini ere gisun be geli ulhime muterakū oci, an dulimba bithe be neifi kimcime tuwa. kungdzi-i u wang jeo gung be tukiyeme maktaha hafu hiyoo?un sehe fiyelen be narhū?ame gūni. hafu hiyoo?un sehengge gūnin be sirame bahanara, baita be fisembumbi bahanara de wajihabi.
如吾此言又不能晓，则检取《中庸》，将孔子称武王、周公为达孝之篇，细观详思。所谓达孝者，在善继志、善述事而已。
该段满文较为烦琐，直译为“若无法领会我的这句话，则详细查阅《中庸》。详细思考孔子将武王、周公称赞为达孝之篇章。所谓达孝，即是善于继承心志，善于叙述事情而已”。敷伦泰汉译时则将该段进行文本简化压缩，使行文更加流畅。
敷伦泰在进行满文汉译时，采用了较为灵活的翻译方法，既兼顾汉文的表述习惯和阅读韵律，又擅长运用汉语虚词，彰显汉文表达凝练之美。在汉译过程中，敷伦泰注意避免重复，力求词藻丰富且充满古韵。上述列举的仅是《庭训录》满汉翻译中的几则案例，全书汉译过程中无不体现出这些特点，足以证明敷伦泰满、汉文翻译方面素养俱佳，且能够灵活驾驭满文与汉文。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满汉双语合璧本《庭训录》是一部珍贵的多语种文献。该书生动地展示出清中叶满洲旗人仕宦家族的家庭教育和精神世界风貌，同时也反映出满文翻译儒家经典著作在旗人社会中的传播情况。作为一部满汉双语合璧文献，《庭训录》是清代旗人私家著述中满汉互译的珍贵资料，其满汉翻译方法亦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外，《庭训录》这部满汉双语合璧文献亦可作为满语初学者的入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