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大历史的视界看“唐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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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本书的主旨是想展示一场发生在中国唐宋之际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 ，学界称之为“唐宋变革”。不过我们的眼光不会只停留在唐宋 ，我们还将拉宽视界，以大历史的视野观察“唐宋之变”的来龙与去脉、前生与后世，从而勾画出传统中国3000 年时段的历史演进脉络。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历史叙事却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不同的叙事者受限于自己的视角、立场、见识以及所掌握的史料，看到的历史镜像也是不同的，有如盲人摸象—“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中国历史是时间悠久且影响深远的存在，因而前来“摸象”的，不仅有中国人自己，还有很多东洋人、西洋人。
在一众讲述长时段中国历史的西方“摸象人 ” 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 19 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所谓“ 中国历史停滞论”者，名单上不乏我们熟知的大名家，包括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和哲学家黑格尔、美国文学家爱默生，但没 有一个是在汉学研究上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们凭恃着建立在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扩张优势上的优越感，通过第三四手资料 俯视遥远的东方世界，断言 ：中国文明“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 ，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 ，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 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 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 年……甚至悲惨的非洲都可以说我曾经伐木、引水，推动了其 他国土的文化。但是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 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
这些运用哲学家的空想、文学家的词藻组成的论调 ，在学术上没有任何价值，却在思想界影响颇深 ，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都不缺追随者。晚清之时，中国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都面临西洋文明的碾压式的挑战，文人知识分子群体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卑中，“中国历史停滞论 ”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共鸣 ，心有戚戚焉。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此话虽是有感而发，是胸中一腔热血所化的愤激之词，但就史观而言，显然是与“ 中国历史停滞论 ”共享逻辑的。直至今天，仍有历史作家以“秦制两千年”的五字真言概括一部中国历史，而无视两千年中起伏跌宕、迂回曲折的历史变动。
如果说，“秦制两千年 ”与“ 中国历史停滞论 ”只是寥寥数语的粗线条勾勒，1980 年代初中国学者金观涛与刘青峰共同提出的“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史观，则以一套煌煌数十万言的理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何以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简单地说 ，两位论者认为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以地主经济为经济结构，以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政治结构，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子系统相互耦合而形成“超稳定结构”。毫无疑问 ，两位论者是认同“ 中国历史停滞论 ”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特点”，而“超稳定结构 ”则旨在找到一把解释“停滞性”的钥匙。
“超稳定结构论 ”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魅力，在 1980 年代那样的历史情景下，论文发表后很快就风靡一时。但试图用几个简单因素的耦合来解释长达数千年的大尺度历史走势，显然是冒险的，“超稳定结构论 ”看似论证繁密，却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两位论者在阐释统一王朝的建立与持续时，将宗族势力解释为“宗法同构体”，视之为大统一的组织基础；但在阐释割据的形成时 ，又将宗族势力解释为“无组织力量”，当成地方割据的组织基础。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更何况，一套理论如果建立的前提假说便很可疑 ，那么论证过程再繁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超稳定结构论 ”的前提假说是“ 中国历史停滞论”，问题是 ，这个假说是历史事实吗？抑或只是“摸象人” 自己的想象？
相对来说，那些看到了历史变动的学者描绘出来的“历史大象”更加接近史实。这里我们要说的历史变动 ，当然不是指改朝换代，而是指政治、社会与经济形态的改变。这些改变通常也不是表现为具有明确时间拐点的突变，而是表现为具有长期过程的渐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 ，有两次历史大变迁（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历史长河的大拐弯）是众所周知的，学界对此也没什么争议。一次就是发生在战国之时的“周秦之变”，从西周的分封制、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变为秦朝以降的郡县制、中央集权下的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另一次就是出现在清末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政制、司法、市政、经济、文化等领域莫不发生巨变。按唐德刚先生的讲法，两次大转型都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
而从秦汉至晚清这两千年间 ，是不是发生过政治、社会与经济形态的变迁，则是一个时有争讼的话题，似乎以“秦制两千年”论调最为多见，但也并非没有挑战成见的理论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以下四种：
一是何兹全教授提出的“魏晋封建说”。何先生认为，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混乱并不是改朝换代的通常现象，而是中国历史进入中世纪的表现。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但自东汉后期开始，商品经济出现衰退， 自然经济占了优势， 自由平民与奴隶向依附民转化 ，消极的宗教世界观兴盛，这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
二是“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由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首倡，其弟子宫崎市定做进一步阐发 ，在海内外史学界影响极广，众多学者或参与对“唐宋变革论”的争论，或运用“唐宋变革论 ”的框架分析中国历史。概括地说，“唐宋变革论 ”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层面的转型。它体现在经济上，是城市工商业的兴起，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现在财政上，是国家财税体系与城市商品经济紧密结合，从徭役、直接税、实物税、农业税、人头税转向间接税、货币税、工商税、财产税；体现在社会上，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懈，从身份社会转向契约社会，从固态社会转向流动社会；体现在政治上，是门阀政体的解体，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 ，从私人化的效忠关系转向公共性的君臣关系；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市民文艺的兴起，从孤芳自赏的贵族文化转向市民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唐宋变革 ”的概念虽然由日本汉学家率先提出来，但“变革”的部分内涵早已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观察到，如宋人郑樵说：“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这说的其实就是唐宋之际门阀政治、门阀社会解体的过程。明代陈邦瞻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 ，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陈邦瞻认为， 自鸿荒时代至明代，中国历史有过三次大变 ：第一次大变大约就是指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发生在唐虞—西周之时；第二次大变相当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周秦之变”；第三次大变即“唐宋之变”（ 只不过古人不会用“唐宋变革”这样的学术概念概括出来）。
三是“宋明断裂说”。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在研究江南社 会经济发展史时发现，“元代有关江南富民生计、商业和士人活动等记载相当丰富 ，与南宋相比毫不逊色。但明前期的江南，类似记载却几乎销声匿迹 ，后世追述议论也寥若晨星”，如此鲜明的对比，“容易给人以明前期江南曾发生‘文化断裂 ’的感觉。”当然，李治安没有明确提出“宋明断裂说”，只是认为明前期的江南社会容易让人产生“断裂”之感。
其实宋代与明前期的反差，不仅反映在民间的商业叙事上，更体现在财政结构、政府职能与人身支配程度上，而这些方面的“断裂”可追溯到元代。元史大家周良宵先生曾指出元制带来的落后影响：“它们（ 元制 ）对宋代而言 ，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 ……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 ，到南宋灭亡 ，即陷于中断。”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制度 ，唯元制中尚存的宋制 ，比如重商主义政策 ，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宋明断裂”即由此而来。
四是吴承明等学者提出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这是大陆历史学界非常熟悉的主流学说了，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论者主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建立“萌芽 ”论：“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晚明开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普遍出现了自由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雇工拥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又受雇于资本，其劳动被用于商品生产，而不是提供满足雇主个人享受的服务；雇主雇佣雇工劳动，是为了生产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因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如果中国历史是停滞的、超稳定的，那么“变革”与“萌芽”又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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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变”、“魏晋封建说”、“唐宋变革论”、“宋明断裂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六个勾画中国历史大尺度演变的理论假说，由不同的历史学者提出，各不相关，但至少都具有能够自圆其说的学术自洽。我们甚至可以将它们串联起来，从而构成一条连贯的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线索—
陈邦瞻说“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西周以前的史料有限，我们姑且存而不论。西周则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制：周天子、诸侯、大夫都是贵族领主，各有自己的领地、属民与管治权，各层次的封建政府也由贵族组成；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之间，均构成人身依附的君臣关系，君给予臣封爵、领地、属民（ 士为最低层级的贵族，没有领地与属民 ），臣则发誓效忠于君 ，为君主提供贡物与兵力；不用说，属民与领主之间，也有着人身依附关系，农民在井田劳作，以劳役地租的形式向领主缴纳租税，井田并非耕农所有，因而不可以交易；其他的商品交换也极不发达。
战国之时，城市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各封国长年累月相互征伐 ，战争压力下，封国君主不得不采取更高效的政府组织机制、兵力动员机制与资源汲取机制，于是，一批有才干的没落贵族乃至平民被任命为政府要员，大夫的封邑被改为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僚治理的郡县，平民乃至奴隶被动员上战场，君主允许他们以军功获得封爵 ，井田也准许私有和交易，履亩而税取代了劳役地租。这些变革在战国各大封国都出现过，其中以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秦国也因此强大起来，最终吞并六国，建立秦王朝，无数贵族领主被消灭，最大的贵族领主变成了皇帝。这便是“周秦之变”。
秦王朝虽二世而亡，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地主经济的制度遗产却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西汉初人们对周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仍广封王国，郡国并行，但这一细节无关历史大势。总的来说，西汉时期，作为周制特色的身份制色彩已被淡化，庶民不再是人身依附于领主的属民，而成了编户齐民；政府的职位也不再由贵族世袭 ，而是向平民开放，任何平民出身的读书人都有机会通过察举被选拔进政府。
但是，东汉末之后，随着世家大族的崛起、商品经济的衰 退，出现了“ 四世三公”“徒附万计”“膏田满野 ”的门阀士 族。“四世三公 ”意味着门阀士族变相垄断了政府要职；“徒附万计 ”意味着门阀士族拥有事实上的依附民；“膏田满野 ”则是门阀士族的大庄园，在大庄园里劳作的便是依附民身份的佃客。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再封建化 ”的趋势。此即“魏晋封建说”可以成立的史实基础。不过，这 里的“再封建化”并不是说魏晋恢复了西周的分封制，门阀士 族也不是领主贵族，但从门阀变相垄断权位、合法拥有大庄园 与佃客、士庶隔离、贵贱分化、 自然经济回潮、人身依附关系强化、实物税与徭役占统治地位等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的政 治、社会、经济形态更接近西周，而非秦汉。
魏晋南北朝的中世纪特征（贵族化的门阀 + 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 人身依附关系 ）一直延续到唐代，但逐渐减弱。从晚唐开始，门阀士族式微，庶族得以跟士族一争短长，平民的人身束缚趋于松弛，国家放弃了对臣民的身份与人身控制，转而重视市场与商业创造的利益， 自然经济让位于商品经济 ，人头税让位于财产税。所以陈寅恪先生将唐代分成两个时代，“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所谓开启赵宋新局面，是“唐宋变革论”的另一种表达。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唐宋变革 ”正好沿着与魏晋“再封建化 ”完全相反的方向展开 ：魏晋的政治由门阀贵族变相垄断，两宋的政府则向全体平民开放；魏晋的财政建立在实物税与徭役之 上，两宋的财政则建立在货币性的工商税与专卖收入之上；魏 晋的社会贵贱分明、良贱相隔，两宋的社会则是编户齐民、一 视同仁；魏晋的经济以乡村自然经济为主导 ，两宋则是城市商 品经济高度发达 ……
但是，我们要注意，“唐宋变革 ”只是发生在 8—13 世纪的中国历史演变主脉络之一。姚大力教授在给日本汉学家杉山正明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 ：辽西夏金元》 中译本作推荐序时提出 ：杉山正明“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 ’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讲述出了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这便是辽—西夏—金—元等草原王朝的历史脉络。两段脉络并行，共同构成了 8—13 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轨迹。草原王朝对“唐宋变革”几乎没有参与，如果说晚唐—五代—两宋的制度已经跟唐前期分道扬镳，辽—西夏—金—元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前期的制度 ，并将其与草原旧俗旧制相揉合。所以当元朝取代南宋之后，除宋朝的重商主义被继续保持外，其他方面的“唐宋变革 ”便宣告停止了，贵族政治、徭役型财政、身份制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全都卷土重来。到明王朝建立，连重商主义政策也被弃如敝屣了。这就是“宋明断裂”发生的历史背景。
中晚明以后 ，城市商品经济重新活跃起来 ，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为商品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充沛的流动性，勃兴的商业 力量开始冲击老旧的社会结构；同时，北方沿边抵抗草原部族 政权与东南沿海防御倭寇的兵力和物资动员，给朝廷带来了巨 大的财政压力，以实物税+ 徭役支撑的“洪武型财政 ” 已经难以为继，明政府最终不得不突破朱元璋定下的祖制 ，因应时势 推行“一条鞭法”，将徭役折成税，将税折算成白银征收。“资本主义萌芽”在明后期“洪武型财政”走向解体、“一条鞭法”施展开来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破土而出。
但“一条鞭法”不过是针对农业人口赋役的改革而已 ，宋代那种建立在发达商品市场与交引金融市场基础上的国家财政体系、建立在扩张型国家财政基础上的“大政府 ”职能，以及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体 ，从元初到晚清以前 ，整整五六百年间，始终都未能重新建构起来。直至晚清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军、捻军叛乱，外有西方列强挟先进的军事与经济优势破门而入 ，亦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这才被迫展开洋务运动（ 自强运动 ），被动开启近代化。
以上便是我们统合诸家之说勾画出来的中国历史变迁大脉络。这些历史变迁是超越人们常说的改朝换代的。一方面，有些王朝尽管由不同的人所开创，但其政治、社会、经济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没有发生历史变迁 ，因而可以归入同一个历史时段，比如秦朝与西汉，北朝与南朝，隋与唐、辽金元。
另一方面 ，有一些王朝却可以一分为二 ，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段，亦即历史变迁发生在一个王朝的中段，从而将这个王朝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代。比如西周与东周战国时期同属周王朝，但从政治、社会、经济形态来看 ，却俨然是两个时代 ，西周是典型的领主贵族制的时代 ，战国则是贵族制崩溃、王权制确立的时代；又如西汉与东汉都是刘汉王朝 ，西汉是政府向平民开放、社会结构比较扁平、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东汉后期却是世家大族崛起、贵贱分层、商品经济衰退的时代；又如唐王朝，前期承魏晋南北朝余绪，是门阀政治犹存、 自然经济尚占上风的时代，后期却是商品经济勃兴、门阀士族退场的时代；再如明前期与晚明，清前期与晚清，同样恍若隔世，“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产生于晚明而不可能产生于明前期，洋务运动也只能出现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现在清前期。
如果以重大的历史变迁为分水岭，我们可以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分为若干个历史时段，战国以前是一个时段；从战国至东汉前期是一个时段 ，大约有600 年的时间；东汉后期至唐前期是一个时段 ，大约也是600 年的时间；唐后期至南宋末是一个时段，大约500 年；辽金元至晚清以前是一个时段 ，如果从元朝算起，时间也是大约500 年。当然，我们这个时间划分是粗略的，并不精准，但或有助于打破“秦制两千年 ”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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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那些“河道拐弯”—历史变迁的性质与意义呢？我们一定都同意，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启幕，100 多年前的近代化先驱希望通过发展军事、工业、商业、金融业 ，摆脱内忧外患 ，建设富强的近代化国家。
近代化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原指西欧各封建制王国走出中世纪的历程，具体点说，即通过王权的扩张削弱封建领主与教会的特权，建立强大的官僚制政府；通过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发展经济，同时建立与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紧密结合的国家财政体系；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神权对人的精神禁锢；通过普及市民权解放农奴制的人身束缚。
如果以这样的近代化内涵理解传统社会的转型，我们马上会发现2000 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便是一场极度早熟的近代化运动 ，秦王朝建立的便是最早的现代官僚制政府。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我个人的穿凿附会，让我引用著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看法吧：“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官僚机构自周朝中国的混乱中崛起，全没计划，只为征收战争所需的税金”，“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扩张了王权，削弱了贵族特权，建立了官僚体系（意味着平民也有机会获得官职 ），废除了井田制（ 意味着井田农脱离了农奴身份），弱化了封建性的人身依附，“马克斯 · 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
但是，不管是按传统儒家的准则 ，还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秦国这场由法家主导的变法都可谓是坏的近代化试验，因为它虽然使平民挣脱了封建制的人身依附 ，却又将他们驱入更严密的秦制牢笼；它虽破坏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团体，却不能重建近代性的社会组织，使社会完全丧失了自我维持的活力；它虽然打破了农奴式的井田生产关系，但出于耕战的国家目标又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它虽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 ，却无法采用市场化的动员方式 ，只能依靠暴力机器超限度役使民力、压榨民脂。也正因为如此，秦国虽然通过变法迅速变得空前强盛，却无法持久，统一六国后又迅速覆灭。
针对法家方案的内在缺陷，西汉以后的多数王朝都在秦制框架内引入了儒家主张，包括揽纳士人进入政府，推行轻徭薄赋之政，宣扬儒家义理，扶植儒家士大夫重建宗族共同体，等等。先秦儒家的许多治国主张都是与法家相反的 ，法家为王权的扩张极力辩护，儒家却希望回到多中心的贵族治理模式 ，今人多以为儒家是“皇权专制”的鼓吹者，这是天大的冤枉，但若说儒家支持贵族政治、贵族特权，则不算污蔑。只是秦制建立后，郡县制、官僚制的构架已不可撼动，在郡县制、官僚制构架内嵌入儒家推崇的贵族制，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形成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士庶隔离局面。从本质上讲，这种“再封建化”是逆近代化的，而“唐宋变革”则是回归近代化转型的历史变迁。
将“唐宋变革 ”视为近代化转型，是许多汉学家的观点。首倡“唐宋变革 ”论的内藤湖南即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福山则援引内藤的见解，提出： “ 中国建立（或重建）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 ，不是 17 世纪和 18世纪与西方接触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间的过渡期。” 福山使用了“重建 ”一词，显然是因为他相信，在此之前，秦王朝已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从某个角度来看，宋朝与秦朝的政制确实要比其他的任何王朝都更接近，比如政府组织的官僚化程度最高，而贵族政治色彩最淡薄，以至被明末的王夫之讥为“孤秦陋宋”。不同的是，秦朝的官僚集团由“工具人”一般的技术官僚组成，宋朝的官僚集团由接受过儒家价值观熏陶与行政 – 司法专业训练的士大夫组成。而与宋代的“纯粹的官僚政治 ”相比，辽金元明清等王朝都保留了浓厚的贵族政治遗风，在以周制与秦制为两端的横标上，显然更靠近周制这一端。
宋代的现代色彩当然不是仅仅体现在官僚政治上，都市发展、货币经济、金融市场、科技发明诸层面的现代性都十分引人注目、令人炫目。以王安石、沈括等北宋变法派士大夫，南宋叶适、陈亮等事功学派士大夫为代表的宋代儒家，也要比汉晋经学家、宋明清道学家更具拥抱市场经济的自觉 ，他们的思想气质极富现代气息。
为避免自说自话 ，我还是引述汉学家的评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说：“在20 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 ，我们只更感到惊异 ：在我们之前900 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 ，而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黄仁宇又说：“公元960 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 11 、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 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 ，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发表过一篇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的长文，文中论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 ’的序幕 ” 的标题，文章说：“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 ’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 ’的标准，例如 ：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国内不少学者习惯于认为，近代化是西方历史演进的产物，即使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具有某种modern looking（ 近世化面貌）”, 也一定要强调那只是“看上去像现代的东西 ，是似是而非的”。这样的意见就好比，有一种动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但我们的学者坚定地说，那也不是鸭子。原因也许是这些学者坚信“ 鸭子 ”只会出现在西欧，绝不可能提前出现在宋代中国。
我想提出：“唐宋变革 ”是继“周秦之变 ”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近代化，而晚清的洋务运动则是第三次近代化。之所以又有第三次，是因为随着宋王朝的灭亡，“唐宋变革 ”代表的第二次近代化遭遇了严重挫折，元明王朝建立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层面的贵族制、家臣制，财政层面的实物税与劳役制，还是社会层面的奴婢贱口制，经济层面的贱商抑商（ 明王朝），都是逆近代化的。至于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不过是“萌芽 ”而已，谈不上“变革”。况且，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也不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我们在宋代、唐代甚至汉代的手工业生产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萌芽”。
如果说，法家主导的“周秦之变 ”是一种被许多人当成负面遗产的坏的近代化 ，那么“唐宋变革”所展现的近代性图景大约可以说是近代化的范式，至少有一部分学者在尝试用“宋朝化”的视角描述近代化的历史展开。比如，对于晚明的“一条鞭法”，刘光临教授说，“一条鞭法承认市场作用和移民自由，彻底否定了洪武型实物财政和里甲摊派体制 ，对于有明一代经济社会之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仅是回到 8 世纪唐宋变革以来经济市场化和财政货币化的轨道上”1；对于晚清洋务运动，刘光临也说，“晚清之后局势变迁与唐宋变革有相似性”，“就军事—财政关联而言，晚清改革是重回宋朝立国模式”。
我们再将视野拉到世界史。对于西欧文艺复兴以后的资本主义兴起，刘光临教授同样认为这正是“宋朝化 ”的呈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荷兰 ，还有十八世纪的英国，都在南宋之后走过相似的道路”，这里的“南宋道路”，指宋代产生的“资本主义的雏形”，即“市场化的战争、货币化的财政和中央集权的政府共生共济”。另一位学者罗冬阳教授也称：“放眼 17 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 ，则会发现英格兰等地发生的金融革命有着相当程度的‘宋朝化’特征。”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 ，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曾提出 ，明治日本的思想、社会、王权等，“在相当程度上与宋朝以后相似”。另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與那霸润进而将明治维新定义为“ 日本的宋朝化”：“把迄今为止看作‘西洋化 ’的明治时期的改革成果仔细研究发现，实际上那些改革同时也可看作‘ 中国化’，甚至相比‘西洋化’，‘ 中国化 ’的特征更为显著。” 與那霸润又将“ 中国化”称为“宋朝化”，主要表现为：“大政奉还”，确立了天皇的一元化王权；废藩置县 ，建立中央集权，以高等文官任用考试组织官僚制政府；废止身份制度，实现职业选择自由化；正式认可土地交易，改年贡为地租、改实物缴纳为货币缴纳，等等。
引述这些历史学者的观点，当然不是为了争近代化的发明权，而是想强调 ：近代化的动力一直内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即使遭遇到“魏晋再封建 ”与“宋明断裂 ”的暂时逆转，内在于历史的动力也总会驱使着历史回到近代化的演进轨道，从“唐宋变革”到晚明“一条鞭法”再到晚清“ 自强运动”，莫不体现了内在于历史的近代化驱动力。
这即是本书要展示的中国传统社会演进史观。
一直以来，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海外学者都以“冲击—回应论 ”解释晚清的近代化转型，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费正清看来，晚清的近代化历史进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社会（ 指西方列强 ）的入侵所推动的”，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不得不做出回应 ，这才开始了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 ”的背后逻辑就是“ 中国历史停滞论”、“超稳定结构论”。不用说，所有持“停滞论”的人在解释晚清转型时 ，唯有运用“冲击—回应论 ”才能保持逻辑自洽，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 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 ，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如此一来，中国社会被当成自外于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近代化被当成从外植入的异质文明 ，何其荒谬。
我们认为，“冲击 ”在晚清是客观存在，“回应 ”亦是；但同时，“走向近代 ”也是传统中国的历史惯性，这一历史惯性构成了推动晚清自强运动的内在动力。晚清地方行政系统中出现众多以“局 ”命名的临时机构，如军需局、善后局、矿务局、洋务局、机器局、船政局、厘金局、电报局等等，这些局弥补了原有官僚体制僵化、政府职能退化的缺陷 ，在晚清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创立发端于太平军兴时期，其渊源却可追溯到宋代的“务”，如造船务、坑冶务、商税务、楼店务、市舶务、榷货务、便钱务、市易务等等。晚清政府始征厘金，与其说是因为西方“冲击”，倒不如说是迫于与太平军长年作战而加重的财政压力，厘金分“活厘”与“呆厘”，“呆厘 ”征自坐贾，“活厘 ”征自行商，实际上就是对宋代住税、过税的复刻，厘金局亦相当于宋代的商税务。
有学者提出，“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清廷被迫进行自我调整，总算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财政道路”，“藉此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意义重大的变化”。而晚清财政的这场近代化转型，“基本是内生性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道光以来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 ，更多的是由于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西方的影响反而在其次”。此说尽管有点高估清王朝的“ 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显然要比所谓的“冲击—回应论”更为公允，注意到了晚清近代化转型的多维度推动。
不过，这样的历史叙事要求我们必须讲清楚一个问题 ：为什么明清中国未能完成近代化 ，以致晚清之时，社会转型还显得那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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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老套的问题了 ，大约 100 年前，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便提出了一个疑问 ：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此即著名的“ 李约瑟之问”。之后，“李约瑟之问”被讨论者扩展为探讨近代中国为何衰落的宏大议题：“直到 16 、17 世纪，甚至 18 世纪， 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 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GDP 和生活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运作状况， 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也决不逊色于西欧，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技术等各方面一度领先，直到前工业革命时期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起来，不但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沦落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呢？”
海内外无数学者参与了对“ 李约瑟之问”的讨论，提出各种各样的解答。 比较有代表性的回答有“ 中央集权说”与“产权制度说”。前者认为传统中央集权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后者认为王朝政府对财产权没有给予尊重和保护，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然而，如果说中央集权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阻却的作用，那为什么直到 17 世纪， 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指标能够领先于西方？ 至于说中国传统王朝对财产权缺乏保护 ，一方面维也纳大学教授皮尔 弗里斯却指出， 中世纪—近代初期的欧洲国家经常没收教会与贵族的财产，并且多次以债务违约的方式攫取臣民的钱财；另一方面，福山则认为，“正常时期的中华帝国很可能在地方层次享有‘足够好 ’的产权”，以为王朝政府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那不过是今人自以为是的想象罢了。
最近二十年，汉学界对“大分流”的争论兴趣盖过了“李约瑟之问”。“大分流 ”由美国加州学派代表性学者彭慕兰提出，关注的问题与“李约瑟之问”类似 ：直到 1750 年之前，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与西欧最发达的英格兰有着无数惊人的相似之处 ，为什么却在 18 世纪发生了“大分流”：英格兰出现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 ，江南却没有。不过彭慕兰的关注重心不是“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而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但对我们来说，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二十年来，也有众多学者参与了“大分流”的讨论，并提出各种解释“大分流 ”何以产生的见解，其中，包括皮尔 · 弗里斯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都提到了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能力。概括地说，近代英国的成功得益于强大的国家能力 ，英国政府“不仅是大规模的采购者和重要的雇主，而且在积极引导经济向某一特定方向发展方面 ，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英国很多重要的‘产业’和‘贸易’都曾得到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在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很难想象它们可以崛起”。
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在比较了古代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欧洲国家的不同发展路径之后，也特别指出强大的国家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同时福山也强调了法治与责任制的重要性 ）：“你‘叫政府让开 ’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 ，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福山著作的主旨虽然不是响应“大分流 ”的讨论，但他的论述可以为“大分流 ”的国家能力因素提供注脚。
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清王朝的国家能力显得过于羸弱（ 美其名曰“无为而治 ”），除维持社会治安与司法仲裁外，其他方面的政府职能严重退化，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事务中可谓处于“让开”的状态（ 明王朝同样如此）：
1 ）社会事业方面 ，清政府“崇尚简易 ，辟交通、开水利、恤鳏寡、办学校等诸事业，全仗人民自谋自行。至于社教建设及公营事业，也基本不见政府财政支持的踪迹”；“在清代大部时间里，城市的重要建设，与社会福利一样，并非国家直接积极主动介入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因于国家机器特别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日益衰弱与困乏。其结果就是公共建设工程一般严重不足，其建设与维修只能留给地方精英零零散散地去做”。
2 ）产业发展方面，清政府也“太羸弱了，以至于无力支持‘工业化 ’的进程，即使私人经济可以‘ 自发’地产生工业化”。晚清之时，清政府被迫走上兴办洋务之路，其财政制度仍然是“十九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清政府没有主动利用其税收作为资本来募集长期借贷，无论是现代海军建立和铁路修建，只能依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拨款，进展缓慢”。“洋务运动始终不能形成规模工业无疑和政府的财力有关。这种局限在中日比较维度上尤其鲜明 ：如不少学者所言， 日本之所以能在 1870 年后逐步在经济层面领先于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政府之间相当惊人的财力差距”。
3 ）国内商贸方面，清王朝并不像明初那样贱商，但也谈不上重商，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不能说是“ 自由放任主义”，但也绝不是“重商主义”。近代初期的西欧重商主义者坚信， “ 国家必须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力求促进繁荣”，但清政府显然并没有兴趣扮演这样的角色。虽然官府重视粮食与纺织品的生产，并对少数商品比如食盐、人参实行专卖，但总的来说，清政府更加倾向于让市场自力更生 ，很少积极地去干预民间商业，更缺乏一个“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和‘升级 ’经济的总体战略”。
4 ）对外贸易方面，清初有过十分严厉的“海禁”，即使在实行“ 四口通商”以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也并不热心，他们“制订了许多针对所有外贸交易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几乎涉及我所知道的国家的所有对外贸易。这也阻碍了外来移民以及向外移民”。当那些在海外经商的大清商人被荷兰殖民者残忍杀害后，乾隆皇帝的反应竟然是“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而同时期的英国，是以国家的坚船利炮为商人开辟航路、保护本国外贸利益的；在此之前的宋代，朝廷虽然没有组建远洋舰队，但也在近海设立了海上护卫队，打击海盗，为进出中国海的商船保驾护航。
5 ）货币制度方面，清政府没有“货币主权 ”的观念，尽管铜钱为官铸，白银却一直以称量货币的原始形态存在，“货币当局对此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这是一个糟糕的制度 ，缺乏根据市场对流通媒介的需求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灵活性”，当白银大量流出海外时 ，清政府完全无能为力。实际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朝统治者总体而言似乎并不关心中国的货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没有铸造任何银币，也没有印刷任何纸币，虽然有人建议这么做”。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 ，支付过程非常烦琐，需要重复称量、换算、检验成色 ，而且银铜笨重 ，携带与运输都十分不便 ，非常不利于长途贸易与大宗交易的开展。然而，清政府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别说铸造标准化的银币、发行银票，连统一的白银成色与砝码标准都未能建立起来。 “直到乾隆年间，民间票据市场方才出现。 ……与长期以来政府垄断票据相反 ，19 世纪主要是旧式私人银行和公司发行的纸质票据供流通使用”，清政府对票据市场的产生既不感兴趣，也没起到多少作用。
6 ）司法仲裁方面，清王朝同样存在着国家能力不足的瓶颈，民商事立法过于粗疏，司法系统过于简陋，“《大清律例》的2354 条律例中，只有 120 条涉及民事、31 条涉及商事，两类加总只占6.4% ， ……更何况到 19 世纪还不存在专门法院和专职法官”，根本不足以处理近代社会日益错综复杂的民商事纠纷。这对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当晚清的企业“试图通过新型公司体制去完成部分资本积累时”，却发现孱弱的司法“无法为私营企业提供足够可靠的跨地域、跨社会执法能力，尤其无法在熟人交际圈之外强迫执行公司章程这种相对比较复杂、具有一定财产权性质的私人合同。其结果就是，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始终无法摆脱对于熟人网络的制度依赖，也因此难以完成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
而在这几个方面，宋代政府的表现即使可能不及 19 世纪的近代欧洲，至少也要比明清政府更出色。想想宋政府对矿产开发、桥梁与码头建造、水利工程修建的热情，对商人远距离贸易的积极诱导和调动，对市舶贸易的鼓励与支持 ，对纸币的发行与回购，对票据市场的调控与利用 ，对商业/ 产业资本的官营借贷，对民商事活动的繁密立法 ，以及行政系统中大量经济部门（ 司 、监 、务 、场 ）与专职经济官员（监当官 ）的设置，我们便可以确信这一点。
明清两朝国家能力的孱弱，症结在于财政汲取能力的低下。从明初直至晚清征收厘金之前 ，这两个王朝的财政都高度依赖农业税，即便城市商品经济相当繁荣，明清政府也从未想到将国家财税与商品市场结合起来 ，更别说发行公债券了。朝廷标榜轻徭薄赋、政简刑清，实质是无法征收到更多的税赋、支持更大的政府规模。不妨将清王朝与近代英国放在一起比较一下：“18 世纪60 年代英国有2 万名文职人员为中央政府工作， ……税务官是所有这些官员中的主要部分，大约占到了80%”，这么庞大的征税队伍是清王朝难以望其背项的；1802年至 1851 年，“英国的年总税收从未低于3900 万英镑”，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 ，清政府的财税收入“从未超过6000 万~8000 万两白银，折合2000 万~2700 万英镑”，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人口数目是英国的 10 倍以上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低可想而知。直至清末，财政岁入才因为有厘金、洋关税与官营收入的贡献而实现大幅增长，但仍然入不敷出，且用于支持洋务实业的财政支出仅占晚清财政收入的2.9%2 ，可见不管就财政能力还是就财政对实业的扶持力度而言，清政府都落后于西方列强与明治日本。
晚清以前，情况无疑更加糟糕。由于财政汲取能力的极其低下，明清王朝只能维持低廉成本的极小政府 ，不要说投资公共基建、兴办实业、提供商业/ 产业资本贷款，就连必不可少的政府基本职能 ，比如建立一支专业的司法官与税务官队伍，明清政府都未能做到，以致地方政府的长官只能自掏腰包聘请刑名师爷、钱谷师爷。福山说 ，明王朝缺乏利益最大化精神，“郑和远航印度洋时 ，发现了全新的贸易通道和文明社会 ，但没有激起好奇心，也没有后续的远航”。其实明王朝的远航活动之所以草草而终，并不是因为郑和团队没有好奇心，也不是因为明朝人缺乏利益最大化精神，而是明代的小政府根本无法维持大航海的成本。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 吴按 ：指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 ），第五个皇帝采取收缩退后政策（ 吴按：指明宣宗在进行最后一次远航之后 ，下令严禁出海航行），使之不致全面崩溃。”
我们很难想象 ，以明清王朝如此低下的国家能力 ，遇上近代这样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还能够从容应对。相比之下，宋代政府不管是财政汲取能力（ 这取决于政府能否将国家财政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还是财政支付能力（ 这关系到政府能否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及扶持产业与贸易发展），都远胜于明清政府。假如在 19 世纪与近代潮流迎面碰上的不是清政府 ，而是宋政府，近代化的转型会不会顺利得多呢？
有作为的政府是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强大推动力，是近代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我们要补充说明，它并不是充分条件。近代化的展开，离不开国家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与市场配置能力的密切配合与良性互动。纵览历史，在法家建立的秦制下，国家能力十分强大，但社会组织能力与市场配置能力都受到严重抑制，因而秦朝无法完成近代化；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组织能力，但这种组织能力依靠人身依附关系维系，而且国家能力衰弱、市场配置能力高度退化，也就离近代社会更加遥远了；明清时期，士绅集团已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权威 ），商品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 ，但国家能力萎缩，以致无法应对近代潮汐拍岸而来、卷起千堆雪的复杂局面。
相对而言，宋代的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关系达到了比较均衡的状态。一方面，宋政府基于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与财政支付能力，可以发挥更大的国家职能；另一方面，门阀士族已经解体，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解放，但社会并未因此变成秦制下的原子化状态，市民的结社、工商业者的行会，以及乡绅对乡村社会的再组织（ 如建立宗族、义庄、乡约、社仓），显示宋代的社会组织能力并没有随着门阀士族的解体而涣散；再者，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市场不管在商品交换还是在政府动员方面都起到支配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宋代的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相互配合、利用的程度很高。比如政府可以利用商人的行会完成政府购买，利用发达的票据市场发行有价证券，通过调动商人的长距离贸易完成军需物资的调配，通过动员寺院募集资金修建桥梁；商人也可以从政府的财政能力中获益 ，比如获得采矿本钱、经商本钱的贷款，通过承包政府的采购赚取利润；一些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如书院、社仓也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
当然，如果细究的话，宋代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中不会缺少龌龊的东西，但哪个王朝没有呢？总的来说，以宋代的国家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与市场配置能力 ，它应该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王朝都更能够胜任近代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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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想赘言几句本书的大致内容。
本书正文由 12 篇文章组成，内容似乎有些庞杂，不成体系，不过主题是一以贯之的，即围绕“唐宋之变”的主线展开历史叙事。“唐宋之变”的“唐”，不仅指具体的一个王朝，也代指一个古典式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时间跨度约有600 年，从东汉末至唐前期；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城市作为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存在，广大的乡村分布着大量自给自足的大庄园 ，城乡居民很少有商品交换 ，即使是商品交换，也多表现为以物易物的形式，货币经济极不发达；社会中阶级壁垒森严，等级分明，贵贱有别， 良贱相隔，阶级和等级取决于先天的血统身份，而非后天的经济条件 ，庶民与贱民受到严重的人身束缚，不管是纵向的阶层流动还是横向的地域流动都受到限制；文学、艺术以华丽的贵族审美为主导；政府的重要职位由门阀贵族变相世袭 ，国家财政高度依赖农业税、人头税、实物税与徭役。
“唐宋之变”的“宋”，也不仅指具体一个王朝，还代指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时间跨度约有500 年，从中晚唐至南宋末。这个时代的许多特点都与“唐 ”恰恰相反：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 ，许多城市都变成了经济中心，由来已久的宵禁制度被突破，出现了繁华的夜市，市场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城乡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不能离开商品交易，人们的日常交易、雇佣工值、租赁、借贷都用货币结算，大庄园的劳役制也为自由结合的租佃制所代替；建立在血统身份之上的社会等级已经瓦解 ，阶级壁垒被打破，贱民趋于消亡，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社会流动变得更容易；城市中诞生了取悦市民的市井通俗文艺 ，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学家，也热衷于创作供艺人歌唱的流行歌曲，其歌词就成了宋词；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视工商业 ，也极善于利用市场，适时地将财政的重心建立在城市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因而也获得了更强的财政汲取能力与财政支付能力。
要问哪一个时代更接近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毫无疑问，是后者。因此，在我的定义中，“唐宋之变 ”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就是“古今之变”。当然，上述所有的变迁 ，绝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 ，也不是同步发生的大转变 ，而是基于长期积累的渐变 ，是参差不齐地发生的演变 ，就如冲积平原的形成。所以，我们要讲述的“唐宋之变”也可以概括为文明的“冲积平原论”。
本书完稿后，为了显得更系统化一些，我将 12 篇文章分成了上中下三辑 ：上辑4 篇文章，从社会史的层面考察了女性婚姻、平民税负、游民群体、贱民阶层的变迁，关注的重心是唐宋变革背景下人身束缚、人身支配、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如前所述，这正是近代化的典型特征；中辑3 篇文章，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贵族政治、君臣定位及其演变轨迹，从中揭示出近代化的另一条线索—私人性的效忠关系消退，政治的公共性显现；下辑5 篇文章，侧重于讲述宋代的城市商品经济与建立其上的国家财政，重点关注唐宋变革背景下财政与市场的积极互动，而这也是近代化的重要表现。
我希望通过这组文章勾画出“唐宋之变 ”的轮廓 ，并以“唐宋之变 ”为支点，向唐之前、宋之后的历史伸展，拼接出中国历史的大尺度演进轨迹。基于此，我们相信中国历史并不“停滞”，也并非“超稳定”，更不是自外于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恰恰相反，“走向近代 ”是内在于我们历史之中的演进动力。
我们试图打开的视界很大 ，想要一览千年 ，想提出一个可以涵盖不同学人提出的西周封建论、周秦变革论、秦朝现代论、魏晋封建论、唐宋变革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晚清近代化论的历史解释框架，但面对长达数千年的历史 ，也许每一个观察者都是“摸象 ”的“盲人”，我们也绝不能例外。限于作者的眼界、见识、立场、思维定势，甚至可能还有眼高手低、一叶障目的情况 ，因此本书难免存在一些史实方面的错漏，或史识方面的偏颇。期待诸位朋友赐教指正。
